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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论《大学》

作者:马永康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10-09 阅读量:0

【摘要】虽然康有为没有留下关于《大学》的专门著述,但其不同时期的部分著述都有涉及《大学》。梳理这些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康有为一直对朱子提升《大学》持肯定态度;宗今文经学前虽否定《大学》是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但对朱子的肯定较多,宗今文经学后以“公羊学”来解释《大学》,流亡海外后更将重点放在阐发“三世”说,以强化儒学的经世,虽然均与朱子有别,但基本依照朱子的逻辑从本末关系来理解“明德”“新民”,将“至善”看作是理想状态。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独好陆王”,至少从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来看并不可靠。

【关键词】康有为;《大学》;公羊学;“三世”说;朱熹

作者简介:马永康,广东广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118-06

康有为思想成熟时宗今文经学,本与程朱理学不同,而自梁启超称其“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后,更强化了程朱理学对康有为影响不大的印象。但从康有为的教育背景、后期注解“四书”多沿用朱注等来看,似乎和梁启超所言不合。由此,康有为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就显得耐人寻味。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由于这涉及到康有为后期儒学重建中理学的定位问题,本文以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为例再作申述。虽然康有为没有留下关于《大学》的专门著述,但不少著述直接或间接涉及《大学》,覆盖了其在宗今文经学前、戊戌变法前及流亡海外等几个重要时期。而《大学》是宋明儒学核心经典之一,朱子视之为学纲,王阳明也以之指示初学者,两人的分歧也在《大学》的解释中显现出来。因此,通过梳理康有为对《大学》的论述,能更好地了解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涉。

一、宗今文经学前:

对“学制”“格物”的驳正

康有为早年接受的理学教育主要来自家庭熏陶和从师学习。前者以其祖父康赞修的影响最大。康有为“自八岁依于大父”,而康赞修笃守程朱,对他“日援贤哲诲谆谆,理学传家忠孝身”④。后者中最重要的是朱九江。虽然其师从朱九江不足三年,但由此“得闻圣贤大道之绪”⑤。朱九江“主济人经世”,以“四行五学”教人(“四行”为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为经学、文学、掌故、性理、词章)⑥,扫去汉、宋门户之见,以孔子为宗,但颇尊朱子:“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师也。”⑦朱九江的经世意识、推尊朱子及教学理念等对康有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贯穿康有为理学学习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获取功名。从康有为幼龄开始,长辈即对其寄予厚望,而他也颇想藉此光宗耀祖。他14岁开始一直参加科考,虽自言30岁时“绝意试事,诸父皆强之,母意属望迫切”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2页。 ,但后来还两次参加会试。1910年康有为大病,写下“吾欲除姓用氏”辞别留言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22页。 ,其功名心不难想见。不过,这是当时读书人相当普遍的心态,未可诟病。

学习《大学》是理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康有为自言六岁开始读《大学》。在转向今文经学前,康有为对《大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1886年撰著的《教学通义》《我史》“光绪十二年”条载“又著《教学通议》成”。《康有为全集》将此稿系于1885年,不知何据。但此稿具体成文时间目前有争议:朱维铮、黄开国等认为康有为在受廖平影响后曾大幅改作,而刘巍、唐文明等则认为修改较少。本文持后一立场,因为现存康有为的一些早期文本与《教学通义》在思想上一致。参见朱维铮:《教学通议》“编者按”,《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第343—344页;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唐文明:《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 。此稿探讨了古代的教学制度,其中涉及《大学》是否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及文义训诂等问题。

(一)《大学》“非先王学规之明制”

朱子《大学章句序》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视《大学》为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

康有为依据经籍记载对此进行了驳正,断定:古代学制全民在冠岁(20岁)前接受“公学”教育,学习“六艺”等;冠岁后分流,普通人从官师学习“私学”,即学技能等“世事之实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1—26页。 ,而“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乡学之俊秀”则进入“惟乐是教”的大学。大学何以“惟乐是教”?这由于大学的目标是成德,而人在气质上都有偏失,优秀人才更是如此。大学学子是将来掌管国家命运的优秀人才,先王深忧气质偏失会带来弊病,故在大学中特别强调用乐来使学子变化气质、涵养性情,以达致中和。不教其他内容,是由于进入大学的学子此前已接受“公学”教育,身通“六艺”等,而国子因其父是执掌某一技能的官师,深受家庭熏陶,也没必要重复教导。而且,大学由司乐执掌,按照官师各有专学、各不相通的原则,司乐专门负责与乐相关的内容,也无法教导其他内容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9—30页 。

基于古代大学“惟乐是教”的断定,康有为说:

考后夔教胄,司乐教国子,皆曰乐德、乐言、乐舞,未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条目之精详,而八条皆为虚义。家、国、天下,既未有之物,身、心、知、意,非日课之功。而于后夔、司乐相传之教诵诗习乐,似以为粗器,而非关大道,无一言及之。则《大学》一篇,殆后儒论学之精言,而非先王学规之明制,微妙精深,尤非十五岁之童子所能肄业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页。

《大学》的纲目过于微妙精深不具可操作性,且不涉及乐,故而康有为从教学内容上断定它“非先王学规之明制”。

同期的《民功篇》也以相同的理由批评宋明儒学误将《大学》视作先圣之学,未能把握先圣创制乐教的精义:

近世学术,大端有朱、王之二派,一在格物理,一在致良知,二者皆托于《大学》,而自以为先圣之学,传其绪者,相攻若寇敌,余以为皆非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82页。

康有为否定了《大学》是古代大学的教学内容,是否意味着要否定《大学》呢?这涉及其对《大学》的定位:

然则《大学》何书也?程子以为孔氏之遗书,近是也。先王创法立制,公卿世官,士庶世业,皆以粗迹实器相传。德义之精微,经纬之宏大,则惟卿士之贤者讲求辨析之,不遽以责天下之学子也。儒者不用于世,无官师可藉,故舍器而言道。又从学之士多英才,讲学日精,亦不能以寻常官学之科条为限。于是儒学规模阔大,条目精详,专为任道之学,此真王、公、卿、士、师、儒之大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32页。

康有为认为,先王注重“粗迹实器”,关注现实操作,这是官学的特色;而且,“古之敷教在宽。自宋儒后,敷教在严……故以宽为教,人皆欢愉而乐于为善;以严为教,中人惮而不勉,适以便小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82页。 。作为国家制度,官学需要营造宽松乐学的环境。如果要求过严,不仅在学制内无法做到,而且会产生负面效应。与官学不同,《大学》是儒者之书。儒者因不得位,故而可“舍器言道”,“规模阔大,条目精详”。《大学》陈义过高,要求过严,是“任道之学”,不能作为普遍标准要求天下学子。正是从任道的角度,康有为表彰朱子提升《大学》之功:“然《大学》之义包涵宏大,条序精详,宜朱子搜求遗书而独尊之,令学者人人有圣贤之阶梯,诚有功于学者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页。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方面将《大学》与古代学制脱钩,另一方面从求道上确认《大学》指示着成圣成贤之道。这限制了《大学》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但没有否定其意义。基于此,康有为接续着讨论《大学》的文义训诂问题。

(二)“朱子格物之说非也”

如何解释“格物”向来是《大学》的争论点。朱子重视“格物”,训“格”为“至”、“物”为“犹事”,“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以穷尽事物之理,借助于“一旦豁然贯通”来实现[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6—7页。 。

对此,康有为认为有三个“不可解”:第一,解释跳跃,“夫至与穷异,事与理隔,始以至事代格物,继以穷理代至事,愈引愈远,渐忘本旨”。第二,用“格物”来穷尽物理不可行:“以圣人神力所不能,而于始入大学之十五岁童子,责其尽格物理,即使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安有至极之时哉?”第三,“又穷理之义与致知合,古无致本心良知之说,则致为多见多闻,自是穷理。若是,则条目有七而无八,格物为赘辞矣”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页。 。康有为此处不仅批评朱子,而且连带批评王阳明。

由此,康有为得出“朱子格物之说非也”,认定司马光的“扞格物欲”为确解,并引用《乐记》《学记》《孟子》等为据,并用朱子的“主一无适”“常惺惺”来印证这一解释也符合朱子的义理。对王阳明,康有为说:“王阳明:格,正也,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巧说破碎,只增笑柄。”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33页。 从中不难看出康有为的义理偏向。

批评朱子“格物”解,通常会涉及“格物补传”。康有为认为朱子的“补传”:“于义未协,殊为可删。必欲补传,则《乐记》‘人生而静’一节,可以移来为确诂。且同是《戴记》之文,纯粹古雅,又于乐不切当,即《大学》之错简也。以此补传,不犹俞乎?”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3页。

康有为的文义训诂不一定优于朱注,但其目的是修正朱注。在各种不同的《大学》版本中,康有为更倾向于朱子:“王栢、季本、高攀龙、崔铣、毛奇龄皆改本,黎立武、董槐、叶梦鼎、车清臣、方正学、王阳明、李安溪皆主古本,则徒为纷纷,不若朱子之条理矣。”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3页。 康有为大体上接受了朱子的版本,只是修正了“格物”的解释。亦即在义理上,康有为坚持了三纲八目的次序,这和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相去甚远。

二、戊戌变法前:以“公羊学”入《大学》

康有为在1890年因与廖平相晤而受到启发,找到了更适于表达政见的经学形式,由此宗今文经学。此时期康有为对《大学》的看法与早期有很大差别:独尊孔子,用“公羊学”发挥《大学》的微言大义,不再提周公学制。这转变有一过程。

1891年,康有为因讲学需要撰写了《长兴学记》,亦将“格物”释为“扞格外物”,所持理据不出《教学通义》范围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2—343页。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将今文经学视作经世(政事)之学,理学为义理(德行)之学,统一于“孔子之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7—348页。 。

稍晚几年的万木草堂讲学则明显不同。从已刊的讲学记录来看,康有为延续了早年的看法,表彰宋儒提升《大学》,坚持将“格物”解作“扞格外物”,但与《教学通义》不同的是,认为“阳明又作‘正’解,与扞格颇近”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3页。 。“颇近”显示出对阳明的一定认可,但仍带有一定的间隔。同时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如“《学》、《庸》无分经传,朱子误矣”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254页。 ,不同于前此赞扬朱子改本有条理。这源于康有为认定“经为孔子所作”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2页。 ,《大学》因非孔子所作而不得称为经,经传之分被否定。同时,明确提出“朱子谓曾子所作者,谬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0页。 ,显题化地排斥曾子,这不同于《教学通义》含糊地说“孔氏之遗书”。这体现了其对曾子的不满:“曾子专讲守,发挥孔子少。”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2页。

此时最大的变化是以“公羊学”入《大学》,以经世为核心发挥被朱子忽略的“非常异义”,主要体现在“新民”“至善”的解释上。对于“新民”,康有为说“新者,养魂之道也。治人之道新,新可足”,“外国之强亦由讲求新理,中国几千年来皆守旧民”,“高丽、安南百姓无事端坐大树下,不作‘新民’也,故亡国”。康有为接受了朱子“新民”的改动,但与朱子重在道德教化不同,赋予了“新民”较强的政制指向,包含了治人之道、强国等内容。对于“至善”,康有为说:“太平之世无讼,然后谓至善。”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0—301页。 太平世是理想的社会世态,与之联接的“至善”因而也带有强烈的政制意味。朱子也将“至善”视为极致的理想状态,但着重点在心性修养,康有为则注入了强烈的制度色彩。这显然与康有为倡导变法有关。

而伴随着以“公羊学”入《大学》,康有为认为《大学》“错简极可信”,调整了文本结构。与前此重在“格物补传”不同,此时的重心在“至善”,将“子曰听讼”放在“止于至善”后:“‘无讼’节,宜归入‘至善’。”“‘子曰听讼’至‘此谓知本’,当置在‘知止’(疑缺“前”字——引者注)。‘止于至善’,‘至善’发到‘无讼’。然止于至善之极,即太平之世也。”至于原接的“知止而后有定”,“宜在‘止于信’之下为更接”或者“置在‘邦畿千里’亦得”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1页。标点有改动。 。康有为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备的调整方案,但明确要将“至善”与“无讼”节连在一起,目的是通过“无讼”导入太平世,与“至善”相联结,赋予“至善”以明确的世态指向。

康有为在讲学中以“公羊学”阐述《大学》,但并非废弃理学,而是在朱子等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增加经世维度,即实现《长兴学记》所言义理加经世的模式。故而其说“‘明德’、‘新民’二字,宋儒发之熟矣”,赞赏“朱子‘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说得甚好”,并维护朱熹:“凌次仲攻朱子解‘虚灵不昧,谬为佛学’,谬也。虚字不甚好,灵字甚好。”分见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4、300、300页。 对朱子不无赞赏之处。

与私下讲学不同,康有为此时期的公开著述对《大学》的引用与解释主要集中在“新”。如:

《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3页。

用“新”来倡导变法,目标显然在反对守旧。不使用有争议的“新民”说及阐发太平世的“至善”,很可能出于策略需要。从逻辑来看,倡导变法要先营造求变的氛围,再讨论变的方向。在前者没有达成共识前,引入不必要的争论显会节外生枝。而强调“新”的目的正是着力于前者。

此时期康有为对《大学》的解释既不同于朱子,又不同于阳明。他虽然对阳明的格物有一定的认同,但远不及对朱子的认可,如维护朱子的“明德”解,接受“新民”。而从三纲的解释逻辑来看,朱子以本末关系来解释“明德”“新民”,“至善”是将两者推到极致的理想状态;阳明的“明德”与“亲民”是体用关系,“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明]王阳明:《大学问》,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7页。 。在朱子和阳明之间,康有为的逻辑更近于朱子而远于阳明。

三、流亡后:以“三世”说为重心

1900年勤王事件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转向注解儒家经典,希望通过注解重建儒学,使儒学回复到无所不包的状态参见马永康:《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这一时期康有为的理论重心转向阐发“三世”说。

在这时期中,康有为注解了《大学》,但正文已佚,现仅存序。序现存两个版本,一为手稿,一为刊于1913年的《不忍》,两序文字有差别两个版本的序都收录于姜义华、张荣华编的《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55页。手稿本见于该页正文,《不忍》本见于校注。除了特别说明外,本节所引序文均为手稿本。本节来自序文的引文,不再标注。 。序中自言《大学注》是“戊戌之难,旧注尽失,逋亡多暇,补写旧义”。序言涉及《大学》的两个层面:

第一,关于文本。康有为说:

是篇存于《戴记》,朱子以为曾子所作,误分经传。夫《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圣作,乃名为经,余虽《论语》只名为传,《礼记》则为记为义,况一篇中岂能自为经传乎?篇中仅一指曾子,亦无曾子所作之据。

康有为明确否定曾子作《大学》,并反对正文中分经传。这和讲学记录一致。至于要否定曾子作《大学》的意图,《论语注》说曾子重在守身,将曾子列入道统,导致了“中国之言孔学者,仅在守身,而孔子重仁之大道,一切皆割弃,甚至朱子见《礼运》之大同且疑之矣。此则后儒轻说妄尊之罪,而于曾子无与也。以关学术之大,不得不明正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37页。 。为了突显“三世”“大同”等学说,康有为将曾子剔出道统,另立从子游到子思、孟子的传承。

同时,序中也提出了“其旧文错简,亦窃正焉”。调整是否和讲学记录一致,因正文佚失无法考究。

第二,关于文义。序言开首即引《庄子·天下篇》对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评价为准的,以此来肯定《大学》:“若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该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大学》的价值在于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康有为随后用一句话概括了《大学》的内容,手稿本为:“明德为始,则先不欺以修身;新民为终,则絜矩以平天下。”《不忍》本为:“明德为始,则灵魂不昧,先不欺以修身;而至善为止,推挈矩以平天下。”两者都以“明德”为基础,《不忍》本增加了“灵魂不昧”,这回应了讲学时期对朱子“虚”字用得不好的问题。差别最大的是后半句,手稿本强调“新民为终”,《不忍》强调“至善为止”,两者都是讲学时期阐发的重点,而且都可从朱子的逻辑来理解:前者基于本末关系,后者指向达致的终极状态。康有为重视序言,按照“书必有序,以发明其意”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10页。 的原则作序。序言的变化应体现了康有为意图的变化。

手稿本以“新民为终”,明显遗漏了“至善”。而且有趣的是,康有为此时理论重心已转向阐发“三世”说。在同期的《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等著述中,序言都特别强调“三世”。《大学注序》也表明,康有为的重心放在“三世”:

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义,则于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僻在绝国,文献无征,聊复发明,庶几孔子内圣外王之道,太平之理,复得光于天下云尔。

与《教学通义》批评朱子不明“孔子改制之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6页。 及讲学时期批评朱子“不治《春秋》”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07页。 相比,此时康有为批评的重心落在“三世”,更具体、落实。“新民”是个相对的概念,基于不断地进化,不能直接反映终极目标,需要另加解释。“至善”是理想状态,在讲学时期就已经接入“三世”说,应该更符合有利于康有为阐述“三世”。

手稿本何以突出“新民”而不是“至善”?有必要结合其此前著述来理解其用意。稍早于《大学注》的《孟子微》说:

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大学》第一义在新民,皆孔子之要义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5页。

“新民”被视为“《大学》第一义”“孔子之要义”,其意图非常清楚,就是反对守旧,倡导维新。如果再往前溯,康有为在1899年《我史》中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守旧派的阻挠。如此看来,强调“新民”应是延续了这一意图。但略早于序文的写作,康有为公开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显见其也把捉到革命风潮的蔓延。康有为此时仍强调“新民”,很可能当时觉得反对守旧比反对革命更重要。

到了1913年,社会风气激变,共和已成事实。而此时,康有为却创办《不忍》杂志倡导“虚君共和”及推动孔教运动。依据康有为的思想,民主共和高于“虚君共和”,倡导“虚君共和”显然是旧而非“新”。显然,此时强调“新民”已经没有意义,反而不利于倡导“虚君共和”,必需予以弱化。而推动孔教运动,最重要的是解决孔子思想与君主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对康有为而言并非难题,其自得的“三世”说一经注入孔教后,就能让孔教笼罩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孔子思想自然不再囿于君主制度,而是具有了伴随人类政制发展的弹性。所以,康有为1912年致信陈焕章:“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37页。标点有改动。 而“至善为止”所含有的理想向度,尽可涵括太平世。至少在同期的著作中,康有为抓住《大学》中的“平天下”来阐发太平世的价值追求:

《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世,盖以平为第一义耳。平政者,行人人平等之政,如井田,其一端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72页。

孔子之言治,取诸平均,平者无一不平之义。故《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言太平、升平,不言大治、升治。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290页。

通过解释,“平”被赋予了平等、平均的价值色彩。如此,“至善为止”正好也呼应了序文对朱子“不明三世之义”的批评,可以接入“三世”说。故而,康有为在《不忍》本中弱化了手稿本对“新民”的强调,转而突出“至善”。

由此可见,无论强调“新民”还是“至善”,其背后体现着康有为对现实的考量。虽然强调重点前后有变,但康有为对三纲的解释逻辑仍与朱子相近:“新民”以“明德”为基础,“盖自天分气,人己同体,自当成己而后成物,若明德之后而不新民,则于仁道有阙,此圣人合内外之道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09页。 ,最后的目标是达至“至善”的理想状态,即“大同”社会。

通过梳理康有为不同时期的文献,可以看到其在宗今文经学前对朱子的认可度较高,宗今文经学后便以“公羊学”入《大学》,以“明德”为基础强化经世,意图使儒学回复到“内圣外王”的状态,故而对朱子不讲改制的批评甚多。但是,康有为一直表彰朱子提升《大学》的功绩,而且对三纲的解释逻辑近于朱子而远于王阳明。即使在“明德”层面,康有为对朱子亦时有表彰,但很少涉及王阳明。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独好陆王”,至少从其对《大学》的论述来看并非如此。对于梁启超的描述,康有为曾说:“惟以汝为我写真,人必信之,然大不肖,则吾亦不敢谓汝写我之像认为我像也。”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278页。 此语应可提醒我们审慎对待梁启超的说法。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