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掌控不了的“文革”时间表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3-24 阅读量:0

 

文/许翠琼

文化大革命竟然绵延十年之久,确非毛泽东始料所及。运动之初,他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革”;后来,又提出3年结束“文革”。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愈演愈烈,“天下大乱”终究没能达到“天下大治”。这场历史性的浩劫,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划上完整的句号,以致成为他辉煌一生的“扼腕之叹”。

“这个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安排的,考虑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召开,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有许多工作要准备,所以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告一段落,以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心中早已有了谱。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他发动群众的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他兴高采烈地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可是,他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的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此,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运动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冲进党政机关,揪斗各地党政负责人。一些党政负责人被迫回避,甚至隐藏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面对群众,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场。8月28日,他亲口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为此,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偌大的中国就象一锅烧滚了的粥,沸反盈天,至矣尽矣。

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怎么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非得要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崇拜的惯性思维,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能采取较为婉转、隐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越是这样,他越是认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已经是一个路线的问题。于是,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他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他认为,尽管中央发了通知,报刊发了文章,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可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1967年1月起,全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经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他为稳定局势,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他也开始着急了,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正是他不得不采用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逆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

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了5月,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来越乱。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时,不无担忧地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同时,他又说:“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好象都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按照这样的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眉目。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他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3年的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他自己也正着手做着“扫尾工作”。9月,在南方视察的途中,他一再强调要正确地对待干部,彻底地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显然,他已经把“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列入“扫尾”工作的议事日程。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也就是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同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尾工作”。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换句话说,那种大轰大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不合时宜,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了,他所迫切期待的是,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要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有做好“扫尾工作”,搞好“斗批改”。为此,他亲自给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作“编者按”,以期将这些经验向全国推广。

直至晚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都持肯定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他的一份政治遗产。不过,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问题和错误时,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同时,他又强调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解释说:“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按照他的计算,用3年时间,或者略微长些的时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毛泽东没想到驾驭不了了

在筹备中共九大时,毛泽东已经有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他在看完报告后,毫不犹豫地否定了中央文革的意见,并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也正在此时,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口号中,有一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知道,凡是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而这次筹备“九大”,所有下发的文件,毛泽东一反常规,不让再署“中央文革”。他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他还果断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然,这个胜利也有他所构想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他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正式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他都是深思熟虑而作出的重大决定。1971年,林彪事件出现后,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这些都应该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从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坦然相告:“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汉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当有人说,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他听后很不高兴,批评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由于周恩来日见沉重的病情,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作者注)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挑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泽东生前终于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