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汤一介（1927—2014年），著名思想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国学泰斗，历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汤一介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迄今为止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他的主要论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等，主持的《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解释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研究课题，都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复兴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艰苦努力及所具有的担当精神。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听取了有关专家的发言，其中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介绍了《儒藏》的编纂情况。《儒藏》旨在将儒家典籍集大成地汇编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是一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工程，也是我国人文学界大规模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体现了“盛世修典”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在我国当代学人中，有一个名字与《儒藏》编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汤一介。汤一介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整理与研究，自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了《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他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的治学方法、“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
汤一介治学深受其父汤用彤的影响，将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汤门乃文化世家，汤用彤希望他传承汤家视读书做学问为本分的家风，遂取“一介书生”之义而命名“一介”。父子两人一生均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1956年，汤一介从北京市委党校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汤用彤的学术助手，他的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道家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汤一介一方面承继并深化了汤用彤开拓的学术领域，如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学、三教关系等；另一方面立足国学，探索中国文化相比西方独特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如提出普遍和谐观念、创建中国解释学等。同时，他还从对中外文化史的反观中进行当代的文明交流互鉴，倡导“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
汤一介特别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以使自己的治学有扎实根基。他认为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基础若有问题，则循此而做的研究必不可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汤一介就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但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而未能实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他于21世纪初重新设计编纂《儒藏》的方案，得到季羡林、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2002年，汤一介主持召开“《儒藏》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充分讨论了编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等问题，季羡林、张岱年也亲自出席了论证会。这些努力最终促成2003年《儒藏》工程批准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
编纂《儒藏》这部浩瀚丛书，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儒藏》拟汇集古今中外所有儒家的汉文著作，仅精华本就2亿字，全本更达到5000多部、10余亿字，预计规模超过《四库全书》。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献结集工程，整个项目要数十年才能完成。汤一介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所以我必须爱我国家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有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才会有自己的希望。”典籍是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儒藏》的编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汤一介认为，《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诠释和现代转化的必要依据和前提。编纂《儒藏》有两大意义：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分天下，但只有道教的《道藏》、佛教的《大藏经》，而没有儒家的《儒藏》，这未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二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编纂《儒藏》可以提供一种有现代标点和校勘的最佳版本，以便现代人使用，并借此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为后学展开研究奠定基础。
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
汤一介是最早系统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他以敏锐的哲思洞察，开新时期文化研究风气之先河。
在1983年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以《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从真善美角度探讨了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和现代性转化。会议高潮是汤一介用中文进行的发言，探讨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在发言中，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有参会学者评价道：“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
大会讨论时，一位台湾学者问汤一介：“为什么你发言中一句也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呢？”汤一介回答：“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只是你没听懂。”由此他也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之处：一、都重实践。二、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三、都重视矛盾的对立统一。此后30多年，汤一介一直持续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从理论上对二者相结合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汤一介指出，国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影响最深广的两大传统，他在汤用彤“文化冲突与调和说”基础上，从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这两个传统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有相同的契合点，也有相异而互补处，这种契合和互补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他不仅指出了二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存在相互结合的必要性，还论证了二者相互结合而产生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他的相关研究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两个结合”深具启迪意义。
汤一介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求索、对古今文化问题的思考、对大型学术项目的设计，都体现着其究天人之际、探寻真善美的文化自信自觉和济世情怀，并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在病逝前夕完成了《儒藏精华编（一百册）》《汤一介集》《汤用彤全集新编》等经典文献的汇编，并阐发了中华文明中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和普遍性、永久性价值，实现了他要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多作贡献的人生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