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该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1937年1月停发。5年多的存续期间，共发行324期。其发行量初期为1万份，最多时达4万余份，是苏区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
内容：让尽可能多的群众“写群众”。该报拥有比较健全的通讯网，特别是1933年1月后，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都配有一名实际的通讯员。他们搜集各种实际工作材料与消息，将其写成通讯稿并寄到报社，而且组织与教育在他们领导下的工农通讯员，发展通讯网到群众中去。1933年7月13日，红中编委向所有的读者呼吁：每个读者都做我们的通讯员！
扩红运动、群众支前及军民对敌斗争是武装斗争宣传的基本内容。1934年9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极为艰难之际，报纸发布“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通告，并在其后报道了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动员以及四个模范女同志踊跃承担草鞋任务的事迹。这“唤起了工农千百万”，不到1个月，20万双草鞋募集完成。关于土地革命，报纸特别注重向干部群众宣传解释根据地土地政策。《奇怪的河田乡分田》在批评河田乡政府工作人员分田不得要领后指出了分田的7项方法原则，《反对侵犯中农》则鲜明指出了瑞金各区分田中存在的“反中农以及过早地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此外，报纸注重反映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情况。针对苏区多数工农群众对政治生活中一些概念的无知或误解，报纸结合实例对选举权、被选举权、代表大会、联席会议等概念、程序进行解释，有效促进了苏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怎样消灭禾虫？》《学习公略县植棉经验》等紧贴群众生产需要，有效指导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天花预防法》等积极宣传防疫知识，守护群众的健康。
形式：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读得懂、听得懂。文风朴实且鲜活生动。该报的行文用语直白朴实、自然通俗，而且文稿常采用比喻、反语等修辞手法和祈使句、感叹句等句式，既易懂又不失力量。《上前线去！》写道：“亲爱的新同志都背着毯子干粮袋，英勇地、满脸笑嘻嘻地从讲台右旁的大道上……有的在忙着把‘中山式’的旧军衣一掷，一面穿上了红校刚发下来的新的列宁装，有的在看‘告新战士书’，有的在疯狂了一样的跳，笑。”质朴的语言生动反映了新战士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感召力跃然纸上。
栏目设置丰富且严谨。从第4期起，该报开始设置栏目，除“专电”“社论”“要闻”“消息”“文告”“苏维埃建设”“来件”“通讯”等逐步完善的常规栏目外，还有揭露、批评苏区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等专栏，有报道先进集体和个人的“红板”“红匾”专栏，有解答群众疑问的“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等栏目。这些设置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宣传形式多样且接地气。该报通过漫画、歌谣、图表等多种形式来承载内容，使群众更易理解接受。漫画《在无产阶级铁锤下的骷髅》描绘了一名红军战士拿着一个铁锤砸向一堆骷髅，骷髅上分别写有“官僚主义”“腐化”“反动派”等字样，这和文章《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搭配，实现了图文并茂，生动直观。
发行：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能见到报。该报创刊之初就建有发行科，专门办理报纸的发行业务。几个月后，发行科扩大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负责苏区书籍和报刊的定价、发行以及推销代派。其间，总发行部依据实际制定了多种推销优惠方式，促进了报纸的发行。1933年四五月间，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被划归到中共中央局发行部管理领导，这就从组织形式上强化了党对发行工作的领导。此外，邮政发行渠道的开通和邮政网络的健全也大大促进了报纸的发行。
该报的通讯员不仅是稿件提供者，读者也不仅是报纸的阅读人，他们还是报纸发行的重要群体和渠道。报纸创刊100期之际，邓颖超对改进发行工作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充分发挥每个通讯员和每个读者的作用，使之成为扩大与发展报纸的前哨尖兵。数据统计，1934年，该报的通讯员队伍达400多名，在苏区基本达到全覆盖，从而成为重要的发行力量。创刊300期之际，该报提出各通讯员要帮助各发行分所建立报纸发行网，同时进一步号召全苏区的人民为本报进行通讯、发行的工作。
公共阅读：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能够有效“读”报。在中央苏区，一方面受报刊印数及群众经济条件所限，一些群众买不到或买不起报；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实现自主阅读。由此，建构公共阅读成了该报的积极探索。
设置公共阅读的场域。该报的公共阅读场所比较多样，其中，俱乐部、列宁室是最重要的场域。政府机关、红军连队、大的工厂企业、地方工会、列宁团校、苏区农村等单位都设有俱乐部和列宁室。在红军连队的列宁室里，墙报栏中摆放有《红色中华》等报刊，战士们或是自己阅读或是听别人念；在列宁团校的列宁室里，学员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到这里读书看报；在赣东北苏区的农村，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地聚集在俱乐部和列宁室里唱歌、演戏、读报、识字。
创设集体读报的方式。集体读报的组织是多样的，包括读报（小）组、读者会、读报团、读报班等。才溪乡读报团，逢圩日读，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红军中的读报组则利用行军时的休息时间、驻扎时的午饭后以及作战间隙读报；列宁小学的读报组白天到集市读报，晚上到夜校读报；等等。实践中，读报人往往不是死板地念读，而是抓住核心要点，通过“讲”的方式传达给听报人，有的还设有问答环节。这种方式对听报人很有吸引力，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听报员高兴地表示：“回去定要传达，后日不要喊，吃了午饭一定要来。”公共阅读促进了该报的大众化阅读，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了群众同党和政府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