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场为本的语境下美国大学的产业化、公司化、市场化。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工人”，大学成为一个逐利的商业教育机构。
尽管美国的高等教育仍然稳坐“世界第一交椅”，全球最具有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数量依然是美国独居鳌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美国大学的崇拜之声依旧不绝如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彻底失败”，今日的美国大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地位在全方位衰退。换句话说，在历经数百年的繁华后，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处处呈现着败象。按照美国学者马克·弗拉拉的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病症表现如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大幅度削减教育经费，大学行政开支膨胀、学费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昧着良心过分地依赖兼职教师，学生贷款债务的日益增加；采用公司治理模式，评估文化崛起，新管理主义兴起。在课程设置上，标准化和职业化大行其道，人文学科被大幅度削减，作为公共福祉的高等教育理想已经丧失。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将美国大学的危机概括为“霸权危机、合法性危机、体制危机”三大急迫的危机。所有这一切又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密不可分。
所谓美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场为本的语境下美国大学的产业化、公司化、市场化。其具体表现是，在科研去向上，注重满足资源提供者的私人化需求；在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上，侧重功利性的应用研究；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估上，其主要衡量尺度是绩效。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工人”，大学成为一个逐利的商业教育机构。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公立大学校长的平均工资是27.43万美元，最高能达到普通教师工资的17倍。私立大学校长的年薪大多数超过50万美元，最高的超过100万美元。这种机制，使得不少有才华的教授想方设法转为行政管理人员而不再将精力放在学术上。
“美国大学的商品化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工厂或福特体系兴起的时候”，从那时起“大学就像企业一样建构了”。1918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级学术》一书，就曾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大学经营中被他称之为“堕落”的商业现象。但美国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愈演愈烈，从形式到内容日益完善，则是“二战”之后的事。“二战”后的美国大学日益成为一个有董事会的资本主义公司。
许多大学成为“准公司”。既然教育商品化，学费成为教学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学教师主要以迎合学生“顾客”的需要，“让顾客满意”为主，而鲜有刺激学生僵化思想的举动，因而也就无从达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深度。
大学成为职业训练场。在其中人们通过获得医生、律师、会计等证书来获得社会地位。在卫斯理·舒玛关于大学的著作中，学生上学的目的变成只为了“经济上过上好日子”。一向为人师表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也日益落入残酷的商品化逻辑。是否营利逐渐成为评估大学的唯一尺度。“在市场关系之外，教育日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商品化尽管给美国大学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其严重的负面后果是不容低估的。按照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市场中的大学》中的分析，“商品化”威胁到教育的核心原则：追求知识的进步，增进学生和社会的福祉。他说：“因为利益驱动将大学的注意力转向了提高价格，尽量减少花费而又不丢失消费者。”其结果是暗中破坏了学术标准，毁坏了学术共同体，伤害了大学在公众中的声誉。美国学者托里斯认为，对经济的臣服，不仅破坏了大学作为知识和探究的独立来源的使命，而且限制了一些阶级和种族接受教育的机会。马克·弗拉拉则认为，随着美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一向被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博雅学校进一步被边缘化了。相应地，人文学科也被边缘化了。在“生产”现代工业文明所需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大学里，人文学科被错误地看成一种“错误的配置”。大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丧失，大学教师本身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也被弱化。以至于本来应该求真育人的大学，按照马克·弗拉拉的说法，却演变成为“敌视追求真理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2001年斯坦利·阿鲁诺维茨等一批学者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学”。因为高校引进商品化的初衷是化解危机，结果却通过知识和学科的商品化，进一步深化并扩大了自身的危机。美国国防部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增长最快的资助来源。
与众多学者从道义层面谴责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不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从制度层面对大学的商品化展开分析和批判。在他们看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被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矛盾推动的。用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的话说，资本主义成为令人目眩的自我矛盾体系，在那里唯一的意义是利润概念。美国哲学家小约翰·柯布也认为，美国高校商品化的泛滥，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占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结果。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在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每一个个体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财富”。澳大利亚学者凯伦·斯塔尔认为，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是“极度物质主义的时代”的产物，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物。现行的教育沉浸在竞争与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教条”中，无法自拔。
如何才能走出现在的危机，如何克服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呢？有西方学者寄希望于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和线上课程的普及。然而线上教学再便利也无法代替师生面对面互动，无法代替大学立德树人的功能。小约翰·柯布则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大学乃至教育的目的，就是因为意识到高校的存在主要服务于社会的繁荣，服务于人和自然的共同福祉。凯伦·斯塔尔则认为，要走出困境，需要更多的利他主义，一种更大的对世界人民的关爱,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对环境、共同体以及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但这些恐怕不是以逐利为旨归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办得到的，而恰恰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势。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