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斯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通过阐释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并探讨了生态政治的可能途径，提出了以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相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强调了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中的核心作用，主张经济适度发展的模式，倡导“土地伦理”的生态道德价值观等生态政治哲学思想。分析福斯特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摆脱西方生态文明的话语系统，探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政治哲学；生态政治战略；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裴艳丽，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6)07-0092-0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其代表作《脆弱的星球》《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形成了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三部曲。在发达国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福斯特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激励批判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剥削掠夺，呼吁生态运动与激进的劳工运动相结合，号召进行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并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福斯特在构建生态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我们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探索出经济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常态具有有益的启示。
一、福斯特关于生态政治战略的构想
福斯特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技术使用和价值观进一步加速了生态危机，因此，他提出了以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相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
1．生态转换战略的构建。针对当时生态运动中环保主义者和工人相互敌视，资产阶级政府利用分化策略，使生态运动和环保事业无法取得实质的进展，对此，福斯特提出通过生态转换战略，寻找环保主义者和工人之间的共同点，建立二者的同盟。
福斯特的生态转换战略主要包括社区层面和政府层面两个方面。从社区层面看，福斯特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公正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的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利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建构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生态危机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在占有、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工人阶级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直接与自然打交道，在生产和生活中受环境污染最为深重，而工人是实现社会变革和生态革命的主体力量。因此，福斯特提出社区层面的生态转换战略就是要求在生态运动当中，应当在保护工人的生存权利和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既要消除工人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彼此的成见和敌视，又要坚决反对和破除以谋取资本利润为目的的滥用自然的行为，实现环境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同盟，从而实现环境正义。
从政府层面看，实施生态转换战略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包括寻找和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将经济盈余输入生态转化项目的手段。福斯特指出用于这种目的的资金是存在的，但美国的实际发展趋势却正好相反，对转行工人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工人需要的只是稳定而有价值的就业和日益改善的生活质量，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社区的环境恶化，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但资本主义追求资本积累的本质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
为了在目前严峻形势下进行生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两者相互补充。福斯特采用了汉森对工业国家所提出的短期战略：第一是必须停止烧煤；第二是通过在能源生产领域逐步提高税收来不断提高矿物燃料消费价格，并把全部收入返还给碳排放量较少的大众；第三是发动大规模的全球性运动来阻止砍伐森林，并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另外国家要制定出一个应对气候问题的战略，通过政府监管和支出计划等手段来直接干预气候危机。此外，国家还要大力支持对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和计划的重大投资。全球生态革命的长期战略就是通过激进的环境革命和社会革命，破除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累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同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一种以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
2．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建立。如果说生态转换战略的构建是福斯特生态政治战略的核心的话，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建立则是实现社会结构变革的前提、是其生态政治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
从个体道德角度看，福斯特指出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土地伦理”。所谓“土地伦理”就是把土地视为我们归属的共同体，而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完美，这样我们就会怀着爱戴之情使用土地、尊重土地。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置环境于不顾，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这是不正义、不道德的行为、因此，福斯特指出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相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新的社会形态，从而保证环境公平。
二、福斯特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1．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现代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社会。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福斯特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时，提出了建立在生态学和社会主义制度联姻基础之上的，以生态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建立在合理的生态原则上的人道的、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将把它自己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阐发，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主张，即消除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走向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福斯特指出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生产不是为利润而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这就消除了破坏环境的根源，从而为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强调要把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能力的发展放在首位，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享有满足自由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权利：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像样的住房、充分的健康和医疗保障、基本的交通工具以及值得做的有报酬的工作。”福斯特还强调以人为本特别要优先考虑穷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应该使社会中最穷的部分受益”。这种优先考虑穷人的发展理念，充分展示了福斯特对占世界大多数的普通人特别是穷人强烈的人文关怀。
2．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福斯特认为市场是当代世界中社会控制的中心机构。资本对人与自然的掠夺、破坏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化的秩序中实现的，对于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一定要高于市场经济，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还有地方的区域性的创意计划对社会主义来说无疑是必需的”，它是实现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工具，也是民众参与经济决策、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的有效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依然发挥作用，但处于从属而非支配地位”，“社会计划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从地方的一直到国际性的，只有当它是人民的计划、由人民制订的计划，真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了人民的计划，它才能成功”。由此可见，福斯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而且，计划将处于主导支配地位，而市场处于从属地位。
此外，福斯特还主张“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福斯特既反对资本主义盲目追求指数无限增长，也不认同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稳态经济。福斯特明确指出，拒绝无限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完全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世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仍有必要。经济发展应该是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的发展，福斯特主张区别对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毫无节制的增长和它们带来的历史加速发展趋势必须逆转，而世界贫穷地区经济仍需发展，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强调适度发展而不是越多越好。由此可见，福斯特所提倡的是一种以“适度发展”为经济价值，以中央计划为主导、市场经济相辅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三、福斯特生态政治哲学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新常态建设的启示
1．强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首先，政府应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福斯特在其生态政治哲学思想中指出，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在应对生态危机中，应采用生态补偿的财政调控手段。在我国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合理体现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品的价值，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无疑是落实新时期环保工作任务的迫切要求，是政府采用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有效财政手段。
其次，政府应大力支持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福斯特在《为什么要生态革命？》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政权可用它的资源支持公共环境的基础设施与计划的重大投资。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越发凸显，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要加大对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与投入。一方面要做好整体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重点加强道路交通、城市园林绿化、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产业发展硬件环境、居民的生活居住、交通出行和公共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坚持民生优先原则，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要创新生态环保投资运营机制和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
再次，政府应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法制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是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它明确了社会各方职责，尤其是强调了各级人民政府对区域环境质量负责，相关职能部门须严格公正规范执法。
2．采用适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福斯特提倡一种以“适度发展”为经济价值，以中央计划为主导、市场经济相辅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要做到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经济新常态的增长点，必须改变传统的GDP量化标准，实行绿色GDP核算体系，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实现从注重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转向生态文明的质的升级。实行绿色GDP核算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放弃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激励他们推行低消耗、低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降到最低程度，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3．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道德观。首先，倡导“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要在全社会培育“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要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以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公正合理地利用自然，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发展的空间和自然资源，这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遵循的重要法则。其次，树立生态消费理念。一方面要求人类把消费控制在地球承载力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求以人的合理需要为出发点，把消费控制在人的生理可承受范围内。再次，培养生态道德责任感。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以“保护生态环境为荣、破坏生态环境为耻”的道德责任感和荣誉感，引导公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而形成人人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习近平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经验，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张力，努力探索出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王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