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下的生态德育在塑造生态价值观问题上面临着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阻碍，生态文学在塑造读者（受教育者）的生态价值观方面显出自身的学科优势。首先，它不注重抽象的绝对真理，而是通过具体的道德情境来启发读者。其次，它不向读者灌输单一的价值观，而是通过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与交流让读者自行辨明真理。最后，它不通过理性来说服读者，而是通过情感来感化读者。在塑造生态价值观问题上的比较优势使得生态文学具有强烈的生态德育价值。
【关键词】：生态文学；社会语境；平等对话；情感影响；德育价值
【作者简介】杨翔，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生态伦理和生态批评。（江苏泰州22530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6)09-0033-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转型时期道德教育的主体困境与实效性研究”（编号2014SJD767）的阶段性成果；泰州学院教授（博士）科研基金研究项目“价值多元化和去权威化背景下‘立德树人’实效性研究”（编号TZXY2015JBJJO01）的成果。
工业社会持续的大规模改造活动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对入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对危机反思基础之上的生态伦理学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原有的生存样态。它认为，人类不仅需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履行“人类对其他物种以及整个自然的伦理义务”。当代生态伦理学要求将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展到一切生命体，希望建立整体自然观来取代人类中心观。建立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德育不仅需要确立受教育者的整体主义生态意识，更要求他们能主动将生态意识转化成积极的环保行为，从而达到遏制生态危机的目的。然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生态德育目标的实现。受教育者虽然能从字面上知道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通常难以从意识深处接受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更难以形成对自然的非功利主义情感。上述问题成为当下生态德育工作亟待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生态文学是“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的文学作品。它运用文学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段，通过建构生活化的道德情境，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同样是建立在对生态危机反思的基础上，生态文学在塑造读者（受教育者）的生态价值观方面凸显出不同的学科特征。首先，它不试图直接表达生态主义的价值观，而是通过建构生活化的社会情境引发读者主动思考和自主建构。其次，生态文学运用的文学叙事技巧打破了传统的单一话语体系，建构多元的话语交流平台。通过消解作者（教育者）的权威，引导读者对生态伦理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再次，生态文学的艺术手段诉诸于非理性的情感，极具感染力。若能将它与理性思辨有机结合，就能够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有效的消解作用。生态文学独特的学科特征使得它具有重要的生态德育价值，这对当下的生态德育工作颇有助益。
一、强调伦理的语境，利用情境化的知识激发个体的伦理反思
伦理是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意义。同时，伦理也是人类对各种社会道德现象的综合思考，对伦理思想的理解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语境的构成要素纷繁复杂，包括政治、历史、科技等诸多要素。就生态伦理而言，生态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以及物种大量灭绝构成了它的社会语境。生态伦理学是对生态危机这一现实语境的反应，包括研究危机产生的认识论原因，反思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新的生态价值观来应对现实。生态伦理和社会语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决定了生态思想的传播依赖于其存在的社会语境。对于生态语境的深刻体会是当下生态德育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生态文学之所以具有伦理学意义，前提在于它几乎可以虚拟出伦理研究需要的一切社会现象，为伦理研究提供广泛的社会语境。生态文学借助于艺术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生态问题转化到文学作品中。然而，生态文学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语境。首先，生态文学建构的社会语境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使读者更加迅速、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许多分散在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集中体现，而大量不为人知的生态道德现象可以通过文学文本重新获得关注。聂珍钊指出文学的伦理价值在于它“提供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广泛，也更为典型、集中”。其次，生态文学借助文学艺术的想象与描写，将现实世界中的生态问题移至艺术世界中来。它的意义不在于对现实的机械模仿，而在于对现实道德语境的艺术再现，它通过富有艺术性的文学表现方法赋予了平淡的现实语境以强大感染力。再次，生态文学在建构语境时可以将不同学科的知识都融合于其中，从而摆脱现实的束缚、加深读者对生态问题的深层理解。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都可以从不同认知视域加深对当下生态问题的认识。在文学语境中，各门学科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交织重新建构出新的意义，从而形成对生态问题的新认识。文学的典型性、艺术性与综合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下生态危机的本质，重新建构新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学在促使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上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它的生态德育价值源自它本身的学科优势。它能够艺术性地重现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语境，从而间接地引发读者的反思与新型生态观的建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被称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作品因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引发了当代美国的生态保护运动。它的强大影响力不在于其话语的权威性，而在于其建构的语境。作品并没有试图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机械地将生态污染的事实搬到文学作品中，而是集中描绘了美国农村死一般寂静的春天，并由此一步步将读者引向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处。在作品中，作者对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了解使她对生态问题的剖析更加深刻。作品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更加深了它的感染力。生态文学的德育意义就在于它对社会语境的艺术建构以及由此激发的伦理反思。
二、坚持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利用对话促进自主的伦理建构
伦理思想的再现必须依靠文本，文本在传播伦理思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本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话语体系的单一性，即专注于表述某个或某类单一的主张。单一话语体系有它固有的德育价值，如表意清晰、论述系统化等特点。但它无助于促进受教育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不利于他们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有时甚至会使之养成盲从的习惯。生态德育不仅需要明确表述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取向，更需要受教育者能够独立思考、深刻理解当下危机的本质。
在对话性生态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复调小说，不同的话语体系可以实现共存，这种状态被称为复调。复调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作者对人物，人物及人物之间，作者对读者之间的一种平等和对话关系”。首先，作品中的人物没有被客体化，不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其次，虽然不同人物之间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但作者并不表现出某种偏爱，而是最大程度保证人物之间的平等性与观念的自由表达；最后，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将读者也引到矛盾中去，让他们也参与对问题的思考，从而构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交流。在库切的复调小说《动物的生命》中，作者不显露自己的动物伦理立场。他游刃有余地游走在持不同立场的辩论者之间，引导读者通过思考、比较各方的观点来探索动物伦理问题的本质。通过分析生态文学作品中的复调性对话，读者不仅可以自主辨别、接受恰当的价值理念，而且还可以对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索。通过体验作品中不同话语体系之间形成的价值取向的张力，读者能够在立场的矛盾与冲突中深入思考，进而萌生出探索生态伦理真谛的潜在能力。
复调这一文学叙事策略有其独特的生态德育价值。首先，它用平等的对话取代了权威的统治。人与人之间知识的沟通与价值观的传播都依赖平等的对话，复调体现的平等主义对话观，其价值不仅在于可以激发学生对生态问题的独立深入思考，还在于它强调的平等的非中心化认知倾向本身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效消解。生态思想并非肤浅地表现为批判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它在本质上是要反思造成危机的深层原因。复调小说通过平等的文学对话，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解构了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化取向，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道德地位。
其次，对话性文学的建构主义知识观也具有积极的生态德育价值。对话性文学不意在表达明确的真理，而旨在强调观念的交流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它认为真理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只是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主观建构。它否认对问题的本质认识，认为所谓的永恒真理其实只是处在不断生成中的主观认识。“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因而也就有不同的知识和真理”。传统的知识观都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认为存在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人类通过理性认识可以达到对它的把握。然而伴随社会的发展，本质主义的局限性渐渐暴露，同时建构主义的认识观开始逐步得到认同。对话性文学作品打破了对知识的本质主义理解范式，提倡在对话与交流中建构生态价值观。它不仅重视知识的建构过程，也重视包括情绪、本能在内的个人主观体验。这是对“人际关系中所有人对他人主体性和非完成性”的尊重，同时也能促使读者进一步从哲学高度反思生态问题。
三、张扬非理性主义的情感，促进理性与感情的有机交融
生态文学重视通过情感影响而非理性论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梭罗的《瓦尔登湖》通过对湖滨宁静生活的描写激发了无数读者对自然主义生活的向往之情；而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则通过描述科技造成的环境破坏引发了广大读者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之情。生态文学的情感诉求影响力巨大，《寂静的春天》更因其巨大的感染力成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滥觞，生态文学的德育价值在它诉诸情感的影响方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休谟指出理性逻辑虽然“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但“不能使他信服”，并且在离开理论进入生活后，“推理所得的结论似乎就炯消云散”。他认为道德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文学对生态情感的张扬在改变传统的伦理观方面则显现出其德育意义。文学的情感诉求的前提是人天生具有的亲近自然的本能。威尔逊在研究人性时指出，人类在其本性中就具有关注各种自然生命形态的倾向，他称之为“亲生命性”。亲生命性在人类生活各方面都有显示，例如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有特定偏好，那些视野开阔、接近水域的地方会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这种偏好在各种文明中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生态文学正是借助了亲生命性，运用情感手段引导读者冲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逻辑论证与情感化育作为生态德育的两种基本教育方式各有其特点。生态伦理的主流思想一直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又称为“逻各斯”，它将“数学的合理性扩展到了概念的合理性”。当代生态伦理思想，无论是生态整体主义还是动物保护论，都采用了抽象的概念逻辑来论证其生态主张的合理性。然而，由于理性主义对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有较高要求，使得它在德育实践中受到了一定限制。生态文学不要求高度的抽象思维，它依靠人热爱自然的天生情感来实现其价值目标，凸显出不同的生态德育取向。非理性情感近乎神秘的力量虽然“是超出知性之上的，而绝不是说，它是完全不能为思维接受和把握的”。生态文学唤醒的亲生命性情感根源于人类的集体生存记忆与基因之中，虽不能为理性逻辑直接解释，但同样能深刻地影响人类。在生态德育工作中，情感诉求是对伦理理性诉求的必要补充。若能将两者有机结合，必然会产生相得益彰的教育意义。
总而言之，生态文学对生态德育有启发意义，值得学习和借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学科地位上高于生态德育，更不意味着它可以取代生态德育。文学给生态德育最重要的启示是：有针对性地借鉴各门学科的优点与长处，并将之与生态德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才能为生态保护做出最大贡献。
（责任编辑 余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