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跨越，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归根结底，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条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理论特色
【作者简介】朱惠娟，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1]36中国道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奋斗历程，为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终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
一、独立自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中国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鲁迅先生曾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走”就是实践，就是探索，就要付出艰辛和努力，甚至是流血牺牲。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一路艰辛和探索中走过来的。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39-40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给处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暴力革命这条俄国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俄国“城市中心论”理论。“八七会议”做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定。但是，我们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都先后失败了，这一系列的失败说明“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28-1930年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深入调查，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来阐述论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542这条道路是与俄国人的“城市中心论”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4]226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要建设一个新国家，我们选择了首先从学习别人的经验开始，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在当时条件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共产党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向苏联学习并尽可能地争取苏联和其它国家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体制的弊端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对此十分警觉，敏锐地提出了汲取教训，“以苏为戒”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当然现在更要引以为戒。”[4]23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发生曲折和失误，就难免出现波折。毛泽东虽然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也因此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也要走自己的路的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163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163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智慧，带领全党找到了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邓小平说：“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6]65-66
二、立足国情：始终坚持走与实际相结合的路
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633国情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国情，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宁曾经分别使用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宁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7]293 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外，还有中国，波斯、土耳其“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 [7]552国家。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 [7]68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是在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尽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却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党内认识的分歧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又产生了争议。毛泽东始终坚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115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8]111-112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清政府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没有区别，依然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也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分“两步走”。在这两步走的时候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准确把握住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到了半殖民地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建设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对发展的阶段必须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否则，就要走弯路、受挫折。建国前30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定位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3]312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正式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9]838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0]143 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1]13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成为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有力理论武器。
三、开放包容：始终坚持走争取支持帮助的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一切力量对革命的支持。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比作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两头一头是工人阶级、一头是统治阶级，中间是农民阶级。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其它阶级对革命的支持，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为了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争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1257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敌人是强大而凶猛的。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8]152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者，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党内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争取革命力量的一种形式。毛泽东指出：“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2]1443 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我们并且已经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汇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就有一个调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课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23-24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两个积极因素都要利用起来。而对于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讲到了争取外援，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对外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系统的提出了“敢不敢学”、“向谁学”、“怎样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拓展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实际上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号角。但是，在建国前30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还是是处于“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邓小平高瞻远瞩，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对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成效日益显著。党的十三大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初期两项最鲜明的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实行长期的全面的对外开放，这是促进中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四、方向明确：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的路
面对选择：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向西方社会学习。先后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层面的学习，譬如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的“洋务运动”。然后是制度层面的学习，譬如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这种地主阶级的自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注定是要失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视角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和思想的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选择的困惑。面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问题，历史和人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中国人民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封建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路人们不愿再走下去了，袁世凯恢复封建帝制仅仅83天就众叛亲离，说明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崩溃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又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知识分子眼前猛然一亮，原来高于资本主义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2]29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曲折复杂的历程。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革命理论对于革命道路的重要性，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说：要改造中国的坏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544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4]11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斗争中的过程中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2]4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显示了他不唯书、不唯上的胆略、智慧和才干，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建国之后，面对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还要求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15]109
面对挫折：邓小平说，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六十多年了。”[6]271在党的历史上邓小平始终是一个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16]1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十分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79年，针对有些人借口解放思想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163 “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的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6]173对于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疑问，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6]369 1989年，面对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危急局势，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6]320-321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失灵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言论甚嚣尘上。对此，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382-383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出了“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的自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始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老祖宗不能丢。江泽民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1]12胡锦涛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17]796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再一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9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出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才越来越宽广。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9就当下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道路的具体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生活幸福的道路，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这条道路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一条立足国情的道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这条道路的逻辑起点，中国梦是这条道路的逻辑目标，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立足实际是连接起点和目标的纽带，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这条道路的人文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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