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个全面”作为一个逻辑的整体，内蕴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以合目的性为起始点，以合规律性为中心点，以人民主体性为落脚点是“四个全面”生成的历史逻辑;作为系统思想，内部的结构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逻辑，构成了“四个全面”的理论逻辑;作为实践纲领，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问题意识为思维方式彰显了“四个全面”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四个全面；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作者简介】杨旭（1984—），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宋进（1962—），男，浙江奉化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个全面”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当今世界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的问题域，立足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常态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形成的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使党和国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收稿日期：2015-12-28高建生.“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全面展示[N].光明日报,2015-3-25(13).]。因此可以说，“四个全面”不仅是目标导向的战略布局，也是有机统一的系统思想，还是问题导向的实践纲领；其历史生成、理论架构和思维模式蕴含着严密而周延的逻辑。在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及实践维度上把握“四个全面”的逻辑意蕴，有助于提升认知“四个全面”的理解力，增强宣传“四个全面”的传播力，巩固“四个全面”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一、“四个全面”生成的历史逻辑
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因此，历史的本质规定性就在于“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范畴的世俗历史”，即“现实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7.]。历史逻辑就是贯注于一切实践中的目的性主观逻辑与规律性客观逻辑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以此观照，“四个全面”生成的历史逻辑正反映在以合目的性为其起始点，以合规律性为其中心点，以人民主体性为其落脚点。
其一，合目的性是“四个全面”历史逻辑的起始点。从四个“全面”生成的时间序列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先于其它三个“全面”提出的；从“四个全面”之间的结构逻辑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其它三个“全面”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与提供动力保障的战略举措的关系；从“四个全面”系统运行的功能配置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具有前驱导向功能的目标系统。作为“四个全面”的目标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发展等各项目标间的协同演进和良性循环”[ 孟东方,王资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运行系统的特定解释[J].改革,2015(5):27.]。在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地位和丰富内涵的同时，应当看到 “中国已经确立了未来发展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N].人民日报,2014-8-22(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它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源自于“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而在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目的构筑的任务序列中，“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N].人民日报,2014-6-6(1).]。“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以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目标。以目标的长远性与阶段性之统一而言，“四个全面”蕴含了现实历史的主观逻辑，贯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合目的性是“四个全面”历史逻辑的起始点。
其二，合规律性是“四个全面”历史逻辑的中心点。历史是由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实践所构成的，现实的人的实践围绕主观目的而开展，具有明确的合目的性，这是历史的主观逻辑意蕴。而实践的合目的性如欲实现，则实践活动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必须满足实践所处的具体情境的现实需要，即实践活动必须具备严格的合规律性，这是历史的客观逻辑意蕴。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N].人民日报,2013-12-5(1).]。“四个全面”以实践的合规律性为中心，面向的是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境和客观现实，即“三个改变”与“三个没有变”。“三个改变”是现时代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习近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N].人民日报,2014-7-16(16).]。与此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用“四个全面”指导处于世情、国情、党情之“变”与“不变”张力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姿态，充分重视客观规律及其发生作用的现实条件，这是实践必须合规律性使然，也是“四个全面”历史逻辑的中心点。
其三，人民主体性是“四个全面”历史逻辑的落脚点。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价值立场是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和政党立场的集中表现。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四个全面”的价值立场归根结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人民立场，它以人民主体性为其历史逻辑的落脚点，突出表现在：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4-29(1).]。强调人民是利益归属的主体，坚定“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5(1).]，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3-18(1).]。同时也强调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效果评估的主体，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王岐山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外方代表[N].人民日报,2015-9-10(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3-18(1).]。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或直接孕育或间接促动了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民主体性。“四个全面”以人民主体性为其历史逻辑的落脚点，实现了人民期待、顶层设计、现实需要三者的高度契合，展现了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人民主体性基础上辩证统一的历史逻辑。
二、“四个全面”内在的理论逻辑
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的系统化的抽象形态，因此，所谓理论逻辑，狭义上是指一理论的体系中各基本范畴的内部联系，即理论的结构逻辑；广义上还应包括这一理论的发展演进与其思想史相关范畴的逻辑联系，即理论的关系逻辑。某一理论体系内在的理论逻辑，既包括理论的结构逻辑，也涵盖理论的关系逻辑。把握“四个全面”在理论维度上的逻辑意蕴，既要辨明“四个全面”作为一种系统思想的内部的结构逻辑，也要认清“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逻辑。
关于“四个全面”作为一种系统思想的结构逻辑，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的结构逻辑直接表现在“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2-13(1).]。具体说来，“四个全面”整体是一个大系统，作为基本范畴的每一个“全面”自成一个小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关联递进。结构是系统的一般属性，系统以特定的结构形式存在并运行。在“四个全面”的大系统中，各范畴的内部联系以“目标—路径—保证”三分为基本结构形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执行路径。这两条执行路径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改革是破，法治是立，破立结合，辩证统一”[ 韩庆祥.“新三步走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J].唯实,2015(6):10.]。总体来看，“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战略目标与政治保证前后呼应，执行路径互为倚重居中支撑，“目标—路径—保证”逻辑关联严谨，三者有机统一，呈现出严整周延的内在整体性结构特征。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常态下的逻辑延续，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逻辑着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逻辑的创造性运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合理继承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出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发展的前提、本质、途径、准则、目的和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逻辑。“四个全面”从战略层面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谋定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发展、依靠谁发展等问题；又从当代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现实出发，科学统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逻辑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二，“四个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的创新性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围绕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对既有理论成果的继承和丰富，又根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把四个“全面”集成为“四个全面”，实现了对既有理论成果的创新性整合。“四个全面”分别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科学统筹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首创性地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辩证地关联一体，并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核心。又把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中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做出了新思考、新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辛向阳.“四个全面”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N].北京日报,2015-3-9(17).]。此外，“四个全面”中关于改革与法治总目标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三、“四个全面”彰显的实践逻辑
“四个全面”不仅是目标导向的战略布局，也是有机统一的系统思想，还是问题导向的实践纲领。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直面实践，解决问题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体现出“四个全面”从根本上坚持一切从实践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四个全面”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问题意识为思维方式之核心的实践逻辑。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是认识之始，是科学创造、理论创新的起点。强调问题意识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进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注重实践本领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因而也是面向问题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这种现实关切在本质上就是问题意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实关切的立足点即是要解决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就是要解决不同的现实历史条件下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主要是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两大问题，这就是产生了革命、改革和发展三大主题。围绕分析和解答结构这三大主题的现实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飞跃，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正是不同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不断转换，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自觉地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自觉地以问题意识为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逻辑意蕴也正在于此。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彰显了问题意识的时代性。坚持时代精神，科学地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常态下，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会面对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四个全面”为实践纲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正是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时代性。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彰显了问题意识的客观性。问题意识不是主观任意产生的，而有其客观的依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这个总的客观依据基础上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所以能够赢得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因为它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顺应党心民意，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与最大实际。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以“四个全面”为实践纲领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正是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客观性。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彰显了问题意识的预测性。问题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超前意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少出差错、少走弯路而进行的一种预测性思考和探索。“道有夷险，履者自知”。今天我们确实发展起来了，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要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吸取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前瞻性，以“全面”为基本要求，以“协调推进”为基本方略，展开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布局、整体性引导、针对性突破[ 任理轩.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三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N].人民日报,2015-6-30(7).]。以“四个全面”为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纲领，秉承了问题意识的预测性，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