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学生小T聊起了“理想”这个话题。
小T说，自己的父亲最近给她说了很多，要她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的人，要有远大理想，努力做出一番成绩，一番事业。直白点说，就是给她打了几针鸡血。
听了父亲的教诲，小T却有些困惑，也有些犯难。她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远大的理想，至少目前没有。她能想到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工作，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家，然后就不知道了。
远大理想很重要吗？没有远大理想，我错了吗？
或许是从小接受着红色教育长大，说句实话，我并不知道没有远大理想是怎样一种感觉。当然，我的理想也不见得就很远大。
印象中我的第一个人生理想是当兵，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理想，就是因为还是小学生的我在学校看了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有个大叔每个学期会来学校放一两次电影，每次看到那个大叔骑着自行车载着放映设备来学校，我们就很开心。上午将要下课了，就眼巴巴地等着班主任来宣布下午放电影的消息，那时候甭提多开心了。回家吃完午饭就回学校看电影，看完电影就放学，多么愉快的一个下午呀！
不记得具体是啥时候了，只知道自己还很小，那天看的电影是《地道战》。看电影时也主要是傻乐，连人名都记不全。但也是从那部电影里，知道了什么叫“扫荡”，知道了民兵队长，知道了地道战。哇塞，感觉那个民兵队长好厉害，感觉又可藏身又可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道好厉害。于是我立志要做一个像电影里的民兵队长一样的人。
后来，我的理想又改变了。
改变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在小学的课本上看到了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钱学森先生和毛主席一起在饭桌边聊天的照片。好家伙，能和毛主席一起聊天吃饭，钱学森好厉害啊！于是我想要成为像钱学森一样的人。
第二张是邓稼先先生的照片，邓稼先用手演示讲解着什么，旁边配的是一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两弹一星”，知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是的，从认识钱学森、邓稼先开始，我的人生理想从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变成了做一名科学家，像钱学森、邓稼先一样的科学家。这个理想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
后来理想有了些微调。
当我知道湖南还有“国防科技大学”这所“军中清华”时，我发现原来当兵和当科学家并不矛盾冲突，我完全可以去当一名做科研的军人。更进一步地，我开始知道原来支援国防建设并不一定要当兵，那些设计制造飞机、舰船、坦克的人并不都是军人。
再后来，高考前军检，我因为视力等原因而未能如愿进入国防科技大学深造，于是彻底与军营无缘。算是“退而求其次”，我很快根据自己的分数选择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怎么地也是“国防七子”，是中国普通高校里和国防事业走得最近的若干高校之一，与自己的理想隔得并不远。
在大学里我一直牢记“航空报国 强军富民”的口号和价值，一直立志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去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当然，后来理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
唔…这段故事说过好多次了，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我现在是一名思政工作者，一名辅导员。
我很怀念曾经的理想，我并不后悔现在的选择，我期待在现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因为我有了同样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教书育人，为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也常有人问我：理想有什么用？
我很喜欢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当众神创造了人类之后，神便要求人类敬重他们，以此作为保护人类的条件。为了确定人类到底该对神尽到怎样的义务，众神决定开会讨论一下。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维护者出席了会议，他努力设法使诸神不要因为答应保护人类而提出苛刻的献祭条件。最后普罗米修斯成功了，人类可以保留自己打猎到的肉，只需将剩下的骨头用脂肪包裹献给神明。
宙斯发觉受了欺骗，非常生气，决定报复普罗米修斯。因此，他拒绝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需的最后一样东西：火。然而，普罗米修斯又设法窃走了天火，并把它带给人类。宙斯对普罗米修斯肆无忌惮的违抗行为大发雷霆。他命令山神把普罗米修斯用锁链缚在高加索山脉的一块岩石上，一只饥饿的恶鹰天天来啄食他的肝脏，而他的肝脏又总是重新长出来。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但普罗米修斯坚定地面对苦难，他忍受着风吹日晒，忍受着恶鹰带来的痛苦，忍受着孤独和寂寞，无论如何痛苦艰难，他从未在宙斯面前丧失勇气。因为普罗米修斯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人，至少能够毁灭奥林匹斯众神。这要靠他的高度智慧来办到，为此他不得不永远受苦来赎罪。”
换句话说，普罗米修斯有着自己所坚信的理想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与整个人类的繁衍繁荣密切联系到了一起，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为自己做着什么，相反他是在为普罗大众而奋斗牺牲，正是这种理想支持着他承受着无边的苦难而从不言弃。
如果说要在人间找一个现世的普罗米修斯，我觉得马克思就是那个因盗取天火而受罚的人，一个从不屈服的人。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以及由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正义者同盟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等等。
但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在博士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马克思度过了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交加，40年的牺牲付出。
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因为批判腐朽专制的资产阶级政府，1845年秋，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驱逐；1849年5月，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1849年8月，马克思再度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伦敦。
因为专心革命工作，马克思缺少经济来源而多次更换住地。
1849年，刚到伦敦的马克思一家住在安德森大街4号，但因为付不起每周6英镑的房租，马克思被房主驱赶。
于是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但马克思仍因付不起房租而最终被主人赶走。
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1856年10月以后，马克思一家又在伦敦城内辗转住过三五处地方。1875年马克思迁居到现在的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8年。
缺少经济收入也让马克思的家庭成员屡陷困境乃至绝境。
初到伦敦那几年，由于极度贫困，在短短5年中，马克思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相继夭折。
1850年，还不到一岁的三女儿格维多因病去世。
1852年，刚出生一年多的次子弗朗西斯卡又因病去世。
1855 年，8岁的大儿子埃德加尔病死在马克思怀中。
1852年，马克思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妻子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段痛苦的经历：“我绝望地跑到一个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给我们一点资助，他非常友好地给了我两英镑，我用它买了一口小棺材……小女儿出生时没有摇篮，而死时差一点连安身之地都没有。”
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因为这些而放弃过自己的革命事业，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正是在这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写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并在随后的10年里，写下了传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马克思曾在给女婿拉法格的信中曾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
或许马克思曾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他的人生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所以，没有远大的理想，错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设置了一个“陷阱”，激化了有和没有远大理想之间的对立。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非对与错的截然对立。
但换个问法，事情就清楚多了：树立远大的理想，应不应该？
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树立一个理想，一个远大的理想。
人很多时候是靠着一个理想，靠着一个目标，靠着一个“梦”在坚持的。这个“梦”可以是让孩子吃得饱饭上得了学，可以是穿件好衣裳用上好手机，可以是建一栋房买一台车，可以是考上大学周游世界，也可以是参军报国科研强国，更可以是献身使命民族复兴。
有些理想目标，你只需要站起来就够得着。
有些理想目标，你可能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
有些理想目标，你可能需要一段助跑还不一定够得着。
有些理想目标，可能不是尝试一次两次的问题，不是助跑十步百步的问题，而是要花十年二十年的训练才可能够得着。
而有些理想目标，你不知道自己耗尽一生能否够得着，但你知道自己之后还会有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去为着够着它而努力，你更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和国家，需要你和你的后来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够着这些理想目标。
站得高方能看得远。
我们内心的世界，恰和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成正比。
如果我们没有理想目标，终己一生都在坐着、躺着、颓着，那我们的世界只是一个阴暗狭小的空间。
如果我们为着自己远大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终己一生都在不断地攀登、跨越，那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广袤无垠生机勃发的世界。
愿我们都奋发努力着，即使只是万里银河中的一粒沙，也要做独一无二的那粒，努力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光！
（作者：沈晓海，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团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