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陈啸寅教授（前排左一）在为农民讲解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图片）
盛夏时节，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农户张连征的百草园满眼翠绿，园子里北侧的架子上种满了生机勃勃的芽苗菜，水培管道里培育的紫背天葵开得正盛，南侧还种植了花卉、盆栽中草药和特种蔬菜。很难想象，两年前，这里是一个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养猪场。
“通过在学校的学习，我意识到，转型升级就会有新出路，休闲农业才是我今后经营的方向。”如今的张连征有了新的身份，作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现代服务管理系休闲农庄班的学生，在教师的手把手指导下，他把养殖场转型成为鱼菜共生的水培种植百草园，成为平谷区推动中小型养殖场转型升级的典范。
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像张连征一样迈入高职院校的大门。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启动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计划提出，全面完成2019年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任务，在此基础上经过5年的努力，培养100万名接受学历职业教育、具备市场开拓意识、能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高素质农民，打造100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高职院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培养高素质农业农村人才？如何直面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与挑战？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高素质农民需要系统化的职业教育
作为东高村镇最年轻的全科农技员，在平日的工作中，张连征负责向村民传授农业技术，解答村民在农业生产中碰到的难题。久而久之，张连征愈发意识到加强农业技术学习的重要性。“如果村民有更多低成本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该多好呀！”这样的念头始终在张连征的脑海里盘旋。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1.2%，比例最大的为初中学历，占比48.4%。而在年龄构成上，年龄35岁及以下的6023万人，年龄55岁及以上的1亿多人。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日趋明显，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讲师赵志磊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一步办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开展学历教育和生产技术培训。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2013年至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进行了部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民学历教育和各类培训就在各地开展起来。记者了解到，目前参与高素质农民教育培养的机构既有各类职业院校、农业大学，也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农机校（农技校），以及农业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机构近12万个，共同参与高素质农民教育培养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连征得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举办的高素质农民高职学历班正在招生，这唤醒了埋藏在他心底已久的求学梦。不仅自己第一时间报了名，他还依靠镇上村级全科农技员队伍，用广播、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把招生消息通知到全镇农户。
通过层层考试后，张连征与其他67名同学收到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录取通知书，从此有了新的集体标签——“农民大学生”。
“北京农村劳动人口中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80%以上，有着继续提高学历的强大需求。尤其是当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成为新的农业增长点，京郊农村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据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杨永杰介绍，学院于2015年实施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工程，申报了休闲农庄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社运营管理、现代农艺等4个专业方向招收高素质农民，主要是从优秀的中专毕业生中通过北京市高考单独招生形式予以录取。目前已经累计招生866人，专业也扩展到农产品流通与管理、设施农业技术等共计6个专业。
在赵志磊看来，高素质农民不是简单靠几场培训就能培养出来的，需要对农民开展系统性、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充分调动优质涉农职业院校参与培养的积极性与资源优势，以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新知识和先进技术。
“高素质农民的培育目标和农业类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一脉相承。农业类高职院校是培育现有和未来高素质农民的主力军，必须直面农业主战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巫建华认为，与其他培养机构相比，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农民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拥有强大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涵盖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网络在线课程、教材等在内的立体化专业教学资源以及产教融合实训平台优势。
怎样为农民量身定制培养方案
尽管对提升技能有着强烈的愿望，但在正式报名之前，张连征心中还是犯起了嘀咕：自己离开校园已久，能否跟上教学进度？学习时间与农忙季节相冲突该怎么办？
“与普通全日制学生相比，农民大学生情况较为复杂，年龄跨度较大，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学习时间和精力也存在较大差异。”杨永杰表示，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需要施行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以满足农民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这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为解决农民学习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班的教学组织上，实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共性考核和个性考核相结合的模式。
“传统的理论灌输已不能适应高素质农民的培训需求。除必要的理论引领外，更加注重现场观摩教学、实践教学、田间课堂等形式，提升培训效果，改变传统的‘黑板上教开拖拉机’的教学模式。”巫建华说。
对学校而言，学习对象的特殊性意味着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也将随之调整。赵志磊在基层调研时曾发现，有大学教授在培训课上给农民讲授养鸡技术，讲授的内容是卵细胞、胚胎组织等生物遗传学方面的知识，抽象难懂，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农民朋友在底下听得昏昏欲睡。
民进中央的一项调查则显示，一些学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不够合理，跟不上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对农业二、三产业实用课程的研发和师资力量配置。
“农民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不能照搬普通学生，目前在培训内容的精准性上需要进一步提升。”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杨俊认为，应该突出产业引导，坚持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科学编制培养方案，设置实用性、操作性强的课程内容，从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比如园艺专业，普通全日制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生物学、植物学、管理学等各方面，而农民学生可能需要的是针对某类瓜果蔬菜全产业链的知识，能够与产业链实现无缝对接，学习的内容更加聚焦和细致。”杨俊说。
在教学资源的建设方面，赵志磊表示，近年来国家对农民教育愈发重视，教材建设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势头，但目前没有统一的课程规划和课程标准，如何在教材建设中，既突出其实用性，又注重教材的人文性和地方特色，以及编写的原则和方法及素材的选择、知识的确定、单元或专题的编排上是否科学合理等，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什么才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教学资源？杨俊告诉记者，学校曾与企业共同开发了养殖技术方面的教材，教材引入了卡通漫画元素，采用人物对话的形式，简单明了地向农民传授养殖技能知识，受到农民朋友的欢迎。
“针对农民的教学资源必须简单易懂，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枯燥的文字相比，图片、视频类资源更符合农民的认知特点。目前，针对现代农业发展、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微课程’资源、慕课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杨俊说。
赵志磊建议，应建立健全课程、教材等教学资源开发制度，积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丰富农民信息化学习资源，满足农民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培养高素质的农民还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巫建华看来，面向农民群体的授课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也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师资服务团队中不仅要有校内专家，还要有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的行业专家。
“随着农业生产市场化、规模化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专业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管理者已不局限于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他们还需要经营管理、市场运作和企业策划等多方面涉及自身发展能力的知识和理念，这些都对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南农业职业学院科技培训中心主任陈功义说。
怎样多方联动共育高素质农民
从曾经的养殖户到如今的种植能手，两年多来，张连征系统学习了休闲农庄经营管理相关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最前沿的种植技术。如今，他正计划着利用平谷的母亲河泃河沿途秀美的风光，打造集休闲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如何开展针对农民的学历教育，培养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各地各校都开展了探索，定制化的培养模式目前正成为不少高职院校的共同选择。
比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太仓市政府合作，采取“定向招生、定岗培养、组织买单、返乡就业”的模式，太仓市政府负责学生的培养费用和就业，学院根据要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选取太仓多个粮食、蔬菜、园艺等各类特色合作农场为实训基地，开展理论知识与具体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乡村振兴离不开善管理的“两委”班子，如何提升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履职能力？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面向农村“两委”班子成员、农民和社会青年开设农村经营管理专业（村务管理方向），学院与组织部门共同作为培养主体，建立“双班主任、双授课教师、双实践导师”管理机制。紧扣北京农村变化和发展，开设5个教学模块。在3年学习中，实践教学将占整个教学时间的一半以上，包括到乡镇党委政府各科室进行实岗业务轮训，到先进村开展现场教学等。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专业遴选一批优秀教师，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和考核管理机制，鼓励优秀教师在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授课，给予评先、评优和职称晋升优先政策。组建“专家师资库”，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涉及各行各业的培育培训师资队伍。
“开展农民培训，仅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多方参与，构建培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形成培训合力。”在巫建华看来，在高素质农民的培养过程中，政府需扮演好农民培训方针政策制定者、培训活动统筹协调者、培训资金提供者的角色，企业需负责提供实训场地和应用技术示范，学校需做好组织管理、师资和产业技术保障。
《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落实高职扩招相关经费、生均拨款制度，支持农民学员按照现行规定享受奖助学金以及相关资助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农民学生减免学费的相关政策。加强培养院校条件建设投入，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激励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对入学后的农民学生，在土地流转、产业政策、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不仅在人才培养环节需要调动各个积极性，如何共同做好毕业生的长期跟踪指导服务，也是高职院校在具体工作中碰到的挑战。
“除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外，对农民的长期跟踪指导还需要工商、税务、土地、金融等多单位、多部门协调联动，而往往多单位、多部门协调难度较大。”陈功义认为，应该尽快形成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构筑起集政策宣传、创业培训、项目开发、小额贷款、减免税款及跟踪扶持为一体的上下沟通、内外紧密结合、服务支撑有力的工作平台，形成多层次、多途径支持高素质农民创业的格局。
“不妨建立由教育、农业、人社等部门共同支持的大数据共享平台，实时更新农业人才的需求状况以及现代农民的培育资源信息，同时为每一位农民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进行培训质量监控和效果监控，做好跟踪服务。探索建立现代农民终身学习账号制度，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赵志磊说。
此外，赵志磊建议，应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同时，鼓励学校、教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单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健全和完善遍布城乡的教育培训网络，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就需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