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结构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个体价值观念与利益博弈更加复杂多样。这些改变使得社会风险潜伏于我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提醒我们校园不再是风险传递链条下的“孤岛”与“避风港”，校园安全成为社会整体安全不可忽视的部分。
从风险源头来看，校园风险可区分为校园内部风险与校园外部风险；从风险内容而言，校园风险可分为食品安全风险、暴力或霸凌事件、“校园贷”纠纷、群体性活动风险等。
化解校园风险需要风险教育
近年来频发的恶性校园安全事件，绝大部分属校外人情绪与社会压力的不当宣泄，使得校园风险难以准确预测。因此，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校园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介于可能与现实之间，即风险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风险教育无疑应贯穿于风险防范的全过程，以常态性教育为抓手，通过调动主体的能动性，抑制风险变为现实损害。
对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教育，可以提高个体风险的认知能力，使个体在感知到风险发生时能采取有效对策，将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具体而言，校园风险教育可分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各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与作用。事前教育扮演“防险于未然”的角色，着力普及社会风险的种类、特点和危害，培养学生识别、预防与避害的敏锐感知；事中教育担当“止险于未损”的责任，以学生自救与互助技能为主要内容，使学生面临危险能正确有效防护，提升风险的承受与应对能力；事后教育则发挥“以险为鉴”的功能，以遭受侵害的学生为重点，帮扶学生尽快恢复身心健康，并以此为鉴，避免再遭受不测危险的侵害。
风险教育重在机制建设
目前，全国各地正加大力度构建校园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的风险教育知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当然，在风险教育体系构建取得进步的同时，实践中依然存在教育理念偏离、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教育方式单一的问题。因此，需要把风险教育融入到日常校园安全机制的建设中，形成长效性、立体性、综合性的风险教育机制。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首先，优化教育理念，变堵为疏。在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工作中，不少学校把“安全第一”等同于“安全唯一”，淡薄教育环节，过分依赖于“管”与“禁”等非教育手段，如限制学生的活动范围，将学生活动完全限定在某种安全的模式中。这种管理现象，看似重视，但实属安全尺度与教育尺度拿捏失当、眼前安全与未来风险失调的教育行为。用“风险”教训换回的不应是对学生因噎废食式的保护，正确的风险教育观念与方式，应当是“导”而非“堵”，教育与管理须统筹兼顾，既要保证学生学习生活的安全，更要促进风险社会下安全能力的养成。因此，必须在日常风险教育中加大实践式教育的力度，确保教育实效落到实处。
其次，齐心合力打造教育共同体。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社会风险问题，理应基于社会的合力，以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事实上，当前风险频发，社情世情复杂多变，不应让学校作为孤独的“舞者”。这就需要在学生风险教育问题上，汇聚全社会的能力与智慧，共担学生的教育责任，形成风险教育的共同体。在化解社会风险以及校园风险教育中，家庭、学校、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扮演着合而不同的角色，他们之间的联动与适配，发挥着风险教育共同体产生共振的效应。
我国学校一直都有着将校外单位与家庭请进校园的优良传统，这为学校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目前的三者关系远未达到常态化、制度化的联动地步，缺乏长效性与整体性的教育效果。当前，应深化教育共同体模式，充分吸收学生家庭、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走进学校，参与风险教育、人员培训、演习等活动。除此之外，学校可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聘请校外相关组织与政府部门成员为安全教育员，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风险教育深入合作、提升与巩固教育效果的目的。
再其次，教育方式多样，线上线下一股绳。目前校园风险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方式进行教学，教学形式较为单一，学生缺乏深刻的体验，教育效果自然得不到保证。避免学生面临险境时“道理清楚，自救无力”的状况，就必须走出课堂，加大“体验式”和“互动式”的教育，切实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
随着我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目前具有综合功能的“校园安全平台”已经开通运行，预示着包含风险教育的线上综合模式已经付诸实践，也为互动式风险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利用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平台，线上与线下资源可以在更深层次进行优势互补，通过教学内容的个性化、教学场景的多样化与教学资源的多元化，风险教育的精准供给可以得以实现，点对面式的知识供给模式将被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互动和体验式学习所取代。因此，将线上与线下的风险教育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共同为学校的风险教育增加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保护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