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当60岁以上的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0%及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为7%及以上，该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1]。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峻。“未富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我国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紧迫性日益凸显[2]。事实上，接受老年教育是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老年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1982年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主任Robert Butler提出“生产性老龄化”的观点，认为老年人仍有生产率，仍然可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3]。在老年教育方面，其他发达国家的探索比我国起步早，经验也较为丰富，我们应该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综观国外老年教育的实践，我们认为，老年教育的国际经验主要包括：发挥政府对老年教育的支持和主导作用、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重视发展社区教育和民间组织的作用。
一、发挥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作用
老年教育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弱势老龄群体的基本权益，也是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在老年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国际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特点，只是每个国家的做法各有特色。
日本是亚洲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因其劳动力缺乏，故十分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而老年教育发展较成熟。日本的老年教育起初是由民间的社会组织发起的，旨在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和学习的机会。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意识到社会老龄化危机，便积极介入到老年教育中来[4]。在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引导老年教育发展，其中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都负责管理老年教育事务，充分证明了政府对老年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保障。教育行政部门与高等教育机构、民间教育机构相互协调与配合，开设“高龄者教室”和“长寿学院”等为老年人提供参与学习的场所。“高龄者教室”通常开设在各地的学校、福利机构和公共礼堂等地点附近，每个教室的学生为20-50位65岁以上的老人。它为老年人提供休闲、锻炼和社会服务等活动，也提供各种讲座等学习机会，其学习内容广泛，学习时间一年不超过20个小时[5]。社会福利部门也会建立老年大学、老年俱乐部来促进老年教育的发展。通过老年大学和老年俱乐部的学习是很重要的老年教育方式，学员修够学分后颁发修业证书，旨在培养该地区高龄者终身学习和活动的领导者。
相对于日本政府的直接参与，美国则重视法律法规在推动老年教育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了《免费老年教育法案》，这是第一部明确的老年教育法规，其中明确指出让老人接受教育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社会福利[6]。《联邦老年教育政策》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要定期举办老龄研讨会来探讨有关老年教育的公共政策。至此，美国的老年教育工作有了正式的法律保障。2000年以后，美国老年教育迅速发展，颁布《老年人法》以保证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开展社区化养老以满足老年人的终身教育需求。《老年人法》要求在各州建立老人活动中心，老人活动中心以社区为单位，以社会服务型为主，具有公益性质。其中教职员工大多为志愿者，主要为老年弱势群体提供相关服务。目前，全美各地约有老年中心2万余所，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是其主要经费来源[7]。
韩国也重视发挥法律法规在老年教育中的作用。韩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老龄化社会，伴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韩国的老年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老年福祉法》《终身教育法》都是关于老年教育的立法，其中《高龄者雇佣促进法》最为重要[8]。《高龄者雇佣促进法》注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这能在短期内有效解决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韩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力量广泛参与，涉及老年教育的机构有老年大学、高校内的终身教育学院、老年馆等。
二、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
高等教育资源在教育服务方面因其设备先进、内容丰富、方法专业等优势，深受各国老年教育提倡者和实践者的重视。在利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不同国家的经验各有不同。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国家，在老年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年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ird Age)是其特色。在法国，老年人和年轻人共享高等教育资源的现象很普遍，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老年教育机构诞生于法国的大学，法国也是第一个建立“第三年龄大学”的国家。学者Schuller和Watson提出一个关于人生历程的四阶段的定义，50岁到75岁为第三阶段，75岁以上为第四阶段。西雅图纵向研究则提出另一个观点，以60-80岁为“第三年龄”，80岁以上为“第四年龄”[9]。虽然阶段划分有区别，但都认同“第三年龄”等于或者接近老年期。处于“第三年龄”的老年人是老年教育的重点人群，所以“第三年龄大学”主要针对这部分老人展开活动，现多用自由时间大学、年龄交互大学等命名。法国高校和学院中附设第三年龄大学，或与地方政府中的老年服务部门联合举办，由高校内相关学院主持，采用自由入学的方式对所有退休人群开放。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发达，第三年龄大学绝大多数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少数来自地方政府，学生需要支付少量注册、自付课程和设备等费用。高校教师组织授课，采取学分制模式，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有发展兴趣爱好的休闲课程，也有为退休后再就业提供帮助的专业技能课程，满足老年人的不同教育需求，实现了高校教育资源与老年教育的共享，因此其老年教育的学术水准较高。此后，法国的终身教育与职业培训相互联系，在高校内设技术教育中心成为趋势，进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
除法国专门性的高等老年教育之外，还有一些国家探索了老年教育与正式教育相融合的模式。在瑞典，取消了大学的入学年龄条件，全国的大学都能对老年人开放，这就使得瑞典的老年教育与正式教育相互融合。老年学生在瑞典高校中的比例很高，其中55岁以上的老年在校生的比例为20%左右，65岁以上的老年学员比例为10%以上。老人可以进入高校跟班学习，按规定获取学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10]。
科研与教学并重也是高等教育资源服务于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韩国在高校内设立科研机构，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对老年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系统研究，以促进老年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如高校内的终身教育学院，是集培养与考核功能为一体的正规教育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对老年教育工作的研究以及对老年人知识技能和学术能力的培养[8]。
三、重视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老年教育具有很强的社区取向，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前，因为教育的手段和形式依赖于人的直接行为，所以老年教育往往采取就近原则进行。虽然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但老年教育的社区取向并未受到根本改变，所以重视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是国际老年教育的特点之一。
美国和加拿大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将老年教育与社区教育整合，其特点是面向整个社区为其成员提供教育服务，在消除教育机会在地域上不均衡状况的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了就近学习的便利。美国从18世纪初开始注重构建老年教育法律保障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47年提出发展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二年制学院”，这就是可以就近入学的“社区学院”[11]。2000年以后，美国老年教育迅速发展，颁布《老年人法》以保证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开展社区化养老，以满足老年人的终身教育需求。
社区学院有着强大的资源配置、规模和效率，因此依托于社区的老年教育在美国老年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税收、联邦政府拨款、学员学费和基金会支持。社区学院在地方政府领导下，由当地公民推选出学院董事会，董事会对社区学院进行直接管理。董事会制定学院的发展规划，并邀请各行业专家担任顾问，其教职工多由志愿者组成。社区学院属于高等院校的一部分，它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适应了当地社区发展的特点，以满足不同社区老年人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其教学形式灵活，课程内容丰富，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自主选择。目前，全美有近1200所正规的社区学院，约占全国大学生比例44%的学生就读于当地社区学院，每年约有20万学生拿到结业证书，约45万学生拿到准学士证[12]。
除社区学院外，美国广泛设置的社区老人中心也是重要的老年教育机构。老人中心以社会服务型为主，其中教职员工大多为志愿者，主要为老年弱势群体提供相关服务，具有公益性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重视社区学院与老年教育的整合，从而实现老年教育的社区化，与前面分析的老年教育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的形式是不同的。虽然社区教育也属于高等教育，但与前述高等教育不同，前者主要是指普通高等教育和综合高等教育，社区学院主要是应用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北欧一些国家，也在探索着比社区学院更具“地方化”特色的老年教育形式。丹麦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5.5%左右，丹麦政府在1968年后颁布了《成人教育法》《丹麦农村教育法》，从成人教育立法的角度来探索老年教育工作，提出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教育需求等问题。丹麦一直以来采取政府作为责任主体、通过政府来购买老年教育服务的形式来发展老年教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老年教育系统。丹麦在全国16个郡和275个市的乡村城镇都开设了老年教育机构。[13]很显然，这些老年教育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更接近、覆盖面更广。
四、重视民间组织的教育作用
这一类型的老年教育以老年人自发组织、自行管理的自治教育机构为主要组成部分，此种模式自发设置教育内容和管理机制，最直接地反映了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在目前的实践中，以英国的“第三年龄大学”和德国、日本的老年俱乐部为代表。前者的形式更为正式，学习的内容丰富多彩，以自我提升和解决生活问题为主要目的;后者形式更为灵活，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和形式。
英国式“第三年龄大学”。经过长期发展，英国实施老年教育的机构众多，其中以民间自发组织的学习团体为主、政府政策参与为辅，如英国式的“第三年龄大学”[14]。由于受老年人身心状况、地域条件的限制，老年教育应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因此在英国的老年教育中，自助教育的形式受到欢迎。老年人自发组织的学习团体是由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老年人自愿组成，每个人的资源和经验可以在团体中相互分享，从而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以充实精神生活。英国的第三年龄大学是由老年人自行组织参与的，采用会员制，由老年人自行筹划教育方案、设计课程、举行活动，更加贴合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广受退休人员好评。第三年龄大学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来管理日常事务，会员只需缴少量会费就可参与组织的各类课程和活动，其活动经费也依靠基金会、慈善行业的捐赠，并招募志愿者为其服务。此外，第三年龄大学还通过发展专为社区老年人而设的远程教育服务，以满足不同老年人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以休闲活动为主的“老年俱乐部”。在德国，由老年俱乐部利教会自发组织老年教育活动，其活动内容和形式具有灵活性，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为宗旨，其课程内容以休闲娱乐型为主，如工艺美术、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和健康养生等，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法国的俱乐部和老年退休协会是老年教育的核心组织，由老年人自行组织课程和活动内容，并为老年人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信息帮助等，由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15]。日本的部分老年教育机构是针对无劳动能力的、或已退出就业市场的老龄人群，这类老年教育的核心机构是老人全托中心，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关于休闲健康方面的，如简单的插画、折纸等手工艺活动以及科学作息、心理保健等课程。
五、国外老年教育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人口老化速度很快，到2050年，世界上超过60岁的人口预计为22%，已接近于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些国家早已超过了这个预测[16]。国际社会的证据显示了我们社会的老龄化速度有多快，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世界性问题。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老龄人群，因此更需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老年教育经验，以老年教育为契机，以“积极老龄化”来迎接社会老化问题带来的挑战。
(一)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在缓解老龄化问题中的作用
许多国际机构和政府机构都主张让退休后的老年人重新获得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这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在年长阶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份题为“马德里国际老化行动计划”的联合国报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利用教育和学习的手段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无数问题，如通过识字教育、再就业培训等来缓解老年贫困和歧视等问题。这个报告最初发表于2002年，并在2008年进行更新修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洲委员会于2001年和2006年发布的两个报告中将终身学习定义为“贯穿一生中所有的学习活动，从公民、社会以及有关的角度来看，其目的在于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并提出“需要更好地了解成人学习的好处和影响它发展的障碍，以及提供更好的培训师和专业培训”[17]。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我国老年教育还存在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保障机制不够健全、部门协调亟待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须进一步拓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推动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迫切任务[2]。
(二)探寻符合我国实际的老年教育模式
国外老年教育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丰富的经验，但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其老年教育模式与本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也与国家的教育体制高度同构。美国高度发达的社区教育为老年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日本高度发达的社区活动配套设施为老年群体的交流与教育提供了平台;丹麦的老年教育机构能开设到乡村城镇是与其国家发展同质化关系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老年教育模式。《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新格局。老年教育法规制度逐步健全，职责明确、主体多元、平等参与、管办分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构得到完善。老年教育基础能力有较大幅度提升，教育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关注支持老年教育、参与举办老年教育的积极性显著提高”[2]。这是对我国老年教育发展方向的概括化描述，也是我国老年教育的行动指南。我们应广泛吸收世界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基本经验，如加强政府的调控和规划、尤其是加强法制建设;重视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重视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鼓励民间教育形式的拓展和国际教育平台的运用等。这些经验都可服务于我国的老年教育发展。
(三)重视现代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运用
在新时期，老年人教育和学习环境方面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现代技术的使用。Schuller和Watson指出，他们在2009年对英国终身学习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时，评估了现代技术参与其中的重要性，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在线课程和社会媒介出现的关键作用[18]。《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要以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建设老年开放大学，开发整合远程老年教育多媒体课程资源。到2020年，力争全国50%的县(市、区)可通过远程教育开展老年教育工作[2]。事实上，在线课程和远程教育最适合那些因地域条件或身体条件不允许使得流动性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也适合那些不想去旅行的老人。对他们来说，在线学习社区可以与传统的面对面式的课堂或工作场所的学习相结合，网络和现代技术可以成为连接这种学习模式的桥梁，这也可以增加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老人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指导他们自身的学习，也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使他人受益。这种信息共享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空间，那么就需要借助基于计算机的网络在线运载系统和社会媒介来实现。熟悉相关技术的使用可以极大地增加老人的学习自信，提高他们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使得更多的老年人渴望学习。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网络技术的熟悉与使用固然重要，但如何通过这些技术媒介向老人传递新的信息、拓展其视野才是老年教育最关键之处。
(四)注重发展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形式的老年教育
退休后的老人有着强烈的学习需求，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习方式，或者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机构来解决这一需求。虽然许多人可能熟悉的只是正式教育机构组织的学习项目，然而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学习更多的还是通过非正式的和非正规的教育渠道来进行[19]。很多人认为学习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提供的，因此很多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学习被忽视。非正式学习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经常把它视为其他事情的副产品，Marsick和Watkins将其称之为“偶然的学习”[20]。非正式学习还包括自主学习，一个人可以设计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例如跟踪一个人的家族病史，或学习欣赏古典音乐等。
在大部分公立学校和大学里，这些正式教育机构并没有过多地满足60岁以上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所以正式教育系统之外的学习机会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这些学习机会大多不是由正式学校或大学所提供的，而是由社区、公民和志愿者组织举办的，如当地的图书馆赞助一个读书俱乐部、红十字会提供糖尿病筛查项目、文娱俱乐部倡议的旅行郊游，等等。我们还可以鼓励企业提供非正式的学习机会，如鼓励当地家居商店举行关于如何更新厨房设备的研讨会，或者协调律师事务所在会议上展示遗产规划等。
我国已经提前十五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出新挑战。在“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之际，发展老年教育将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因此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我国基于国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已有研究表明，世界各地老年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立体交互式形态，比较分析世界各国老年教育的先进经验，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老年教育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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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6]74号)[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9/content 5121344.htm,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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