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口老龄化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老龄化水平，即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7%)。据我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2714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7%；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316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1%；而到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4386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0.5%，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4.3%[1]。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跑步前进”的特点。据此推断，人口老龄化将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生产率下降，对医疗和养老保险、代际关系、社会稳定等带来挑战，与之相对应，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也面临较大冲击。既然老龄化问题已经出现，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呢？其中，老年教育就是一项重要的应对举措。
对老年教育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笔者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老年教育，即按老年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的具有老年特色的终身教育活动[2]。它也是老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包括正规、非正规等形式。从何种视角和立场来看待老年教育，直接影响着老年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质量。近年来，积极老龄化理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研究视野。作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年教育它本身就是积极老龄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从积极老龄化视角重新审视我国老年教育认识观、教育内容和教育评价等方面，必将对老年教育工作的变革有所裨益。
一、积极老龄化理论概述
(一)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演进
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们对老龄问题认识的提升。人们对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讨，经历了由“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的转变。
成功老龄化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认为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即使老年人在健康、体能、日常自理能力以及认知能力上呈现出较好的状态。1987年约翰和卡恩发表《人的老龄化：普通与成功》，认为“成功老龄化”，意指生理健康，即不被老年疾病困扰。后来又进一步对“成功”的涵义进行了扩展和丰富[3]。1982年，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主任罗伯特(Butler，Robert)提出“生产性老龄化”，意在强调老年人仍有“生产率”，他们仍然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的是老年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能力上的健康。20世纪末，受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影响，以及老年人自身参与社会的觉醒，美国社会出现了积极老龄化的运动。1997年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明晰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体现了世界老龄观的重要变革。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两个文件反映了21世纪初国际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认识，特别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该计划建议各国从促进老年人发展、健康福祉、给予支助性环境方面应对老龄问题。在这次会议后，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进一步阐明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决定因素和政策等，从而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包括参与教育和终身学习)，老年人力资源潜能再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撑。据此，各国推进积极老龄化理论的继续深化和具体应用。
可见，积极老龄化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关注“身体”，到“经济”，再到“全方位”参与的积极发展过程。
(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对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少研究。国外有学者主要从后现代立场的社会建构理论出发，批判了老年歧视主义、自然与本质主义把“老龄化”描述为身心的必然衰减与退化等消极过程的观点，认为“老龄化”并不是人的内在本质，而是社会人际关系互动和文化语境下建构的结果，提出以“积极老龄化”展现对“老龄化”认识的另一种视角。如格根夫妇主张老年人应有积极的生活方式，并把积极老龄化理解为“积极老龄观”对“消极老龄观”的代替[4]。国内学者主要从世卫组织提出的“参与”、“健康”和“保障”三维度作为“积极老龄化”的精髓出发来理解和认识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如有学者认为“积极老龄化”就是指老年人要积极地面对老年生活，不仅保持身心健康状态，而且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要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5]。福建省老年协会著的《积极老龄化社会》一书将积极老龄化的内容归纳为：“健康、参与、保障”，提倡要树立积极的观点、制定积极的政策、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认识老年人口、老龄化社会以及应对老龄化问题[6]。此外，我国社会在积极学习联合国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的同时，也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理解。2006年，发表的《老龄事业发展白皮书》，将“六个老有”作为我国老龄事业工作目标，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积极老龄化的具体应用。在2015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7]，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总体而言，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解和认识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自身的认识上，老年人口不是被动的接受照顾、赡养的需求对象，不是社会的包袱和问题，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都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二是从与社会发展互动角度来认识，人口老龄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社会成熟的体现，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可以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三是从对老年人关注的视角来认识，老年人是积极主动的社会权利主体，不仅应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还应促进他们的社会参与和权益保障，并努力创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二、老年教育认识观的转变：福利救济观转向适应与潜能开发教育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老年教育性质和内涵的认识会直接影响老年教育工作发展的方向和开展的质量。当前我国国家层面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积极老龄化的倡导，重视老年教育的社会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老年人口多，智能基础差异大，同时经济基础薄弱，对老年教育软硬件方面的投入不够，存在“未富先老”及“未备先老”的社会现实问题。因而，在执行过程中，体现出认识不到位，认为老年教育就是老年大学教育，主要是对城市退休职工开展娱乐、健身、爱好兴趣培养方面的活动，是一种城市老人享有的社会福利。在农村主要体现在乡镇的老年活动中心所开展的丰富生活、休闲娱乐的消遣活动，如棋牌、歌舞等，认为是一种社会公益福利。从目前对老年教育的认识水平来看。主体理念是健康教育、适应教育、快乐文化生活教育，对老年教育在潜能开发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本质认识还不到位。当然，认识的提升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实现，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因素，需要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对老年教育内涵的认识的升华过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西方发达国家对老年教育的认识和发展也逐渐经历了一个由初级向高级，由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最初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边缘群体，对社会没有价值，是社会中的弱势和需要救济的对象，后来随着老人社会参与的积极变化，逐渐发现老年人的智慧、经验对社会的重要价值，因而对老年教育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从救济福利性质的老年教育观转向文化教育和潜能开发性质的老年教育观。具体地说，国外早期认为老年教育是养老教育和休闲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2002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国际社会逐渐认为老年教育是潜能开发和参与适应教育，并就此达成共识。因而，我国在对老年教育认识发展方面还需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国家应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的立法保障，各级政府应分解落实，加强经费投入、专业队伍等保障措施;社会舆论应引导人们改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老年人的潜能和社会价值;学者们应建言献策，社区和家庭应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把老年教育既作为丰富老年人活动和高质量生活的途径，也作为改善社会的一种手段，让老年教育帮助老年人从无所事事的消极养老观转化为增长知识、促进健康、发挥潜能、服务社会的积极养老观，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局面。
三、老年教育内容的转变：从兴趣爱好导向转向促进健康、参与和保障
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选择什么教育内容的依据。既然我们已经明确老年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提高老年人素质和生命质量，促进其终生而全面发展，其间接目的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那么积极老龄化理论下的老年教育工作内容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促进老年人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而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所体现的一种良好状态。老年教育工作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也要注重他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形成较好的社会沟通与适应能力。有研究者发现，生理功能的衰退、社会角色的变更、家庭环境的变化等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8]，还有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状况差、心理老化、抑郁症等成为困扰老年人的心理问题[9]，因此，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要根据老年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社会性发展，通过与“六个老有”目标内容相结合，教学内容重点体现：生命价值观知识；老年学和老年生理保健知识；老年心理学和心理卫生知识；持续服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积极老龄化案例分析等。同时，通过对社区机构人员、志愿者或养老机构专业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使其辅助老年人锻炼，从而延迟机能衰减，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此外，老年教育要重视生命教育，引导老年人加强心理健康维护，以自我完善应对寂寞感;并倡导政府、社会、家庭加强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注，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营造关爱老人的家庭氛围，建立心理慰藉网络，克服消极情绪乃至于绝望感。最终，让老年人通过老年教育与学习，促进他们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健康，从而提高生命质量。
第二，促进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服务。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都有同社会发生多方面联系的需要。对老年人而言，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指老年人能继续参与社会服务，在服务中“老有所为”，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需要。但现实中这方面工作还非常薄弱，有研究发现，在社会法制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保障不够，对老年人的劳动能力存在质疑。将其排斥在劳动市场外[10]，同时缺乏专门老年教育法的保障、管理机制权责混乱、行政主导、缺乏资金保障等问题[11]，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利的忽视。当今社会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老年人不学习不参与就会成为社会边缘人群，社会就产生新的二元结构，不利于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积极老龄化倡导老年教育要激发老年人参与学习内动力，让老年人通过老年教育与学习，参加社会活动，提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实现老年人的继续社会化。同时，也扩大其视野，实现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需求，从而更好地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为此，老年教育管理部门要组织协调出台专门的老年教育工作条例，保障老年教育组织运行，为老年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保障：要引导老年人重新定位社会角色、自我期望，以及参与模式，注重培养和提升老年人的参与理念和能力；老年教育内容应包含社会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社会生活规则等；老年教育的模式，是融入社会生活，回归社会生活，吸纳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教育营养，实现教育与生活的整合，有效地提升老年民众生命质量。
第三，保障所有老年民众受教育权利。老年教育既有自身的办学系统，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又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包含在整个社会之中，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可见，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指老年学校教育，它是面向全社会老年人，与老年人社会生活相融合，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依靠社会力量，为提升老年人生存和发展能力服务。积极老龄化最重要的改变在于把“需要为基础”转变为“以权利为基础”，致力于把各种权利还给老年人[12]。叶忠海教授曾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仅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增长速度快、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问题，而且还体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明显[13]。从老年教育的最初发展开始，就主要是针对退休老干部而预设的，后来发展扩展为以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老年人教育为主，而占老年人比重较高的农村老年人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受教育权利。同时，在老年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满足兴趣爱好需求，未注重进一步提高素质和潜能开发等方面。因此，老年教育工作要注重保障所有老年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强健还是虚弱，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提高生命质量、享有受教育权益。在老年教育实施策略上，一是要体现区别对待策略，即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层次、性别结构、健康状况、智能基础、兴趣爱好和家庭条件等实际，设计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案，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二是弹性自主策略，即不能制定划一的硬性指标，而是更多地体现弹性宽松和自主特点的教育。三是完善老年教育网络，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积极发展老年远程教育，并覆盖社区和乡镇，努力保障每个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在人生的晚年能享有高质量的老年教育服务。
四、老年教育评价：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
为使老年教育工作开展更规范，更符合预期目的，科学的评价反馈体系更有利于老年教育工作的运行。然而，由于老年教育是非正规学历教育，是否需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问题，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据调查显示，当前社会普遍存在忽视老年教育评价的现象，由于研究的滞后造成无统一和规范的老年教育评价体系和有效的评价指标的问题[14]。积极老龄化要求老年教育工作要良性发展，评价老年教育质量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应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里所讲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既有老年教育系统内部的需要，又有老年教育系统外部的需要。分析评价老年教育质量，既要看满足老年教育系统内部的需要程度，包括老年教育培训机构教育目标达成度，以及老年教育活动促进老年学习者个体发展度;又要看满足老年教育系统外部的需要程度，即老年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适应社会需要度。老年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应该兼顾个体发展促进度、教育目标达成度、社会需要适应度的整合统一，是个适性、内适性、外适性三者的辩证统一。要建立科学的老年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应以上述三者质量的整合统一为依据，其评价主体是多元的[11]。
这就要求评价老年教育质量和成效时，其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应充分体现“人作为尺度”的思想，从服务对象出发，倾听广大老年民众的呼声和意见，应以他们的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作为基本尺度。要以老年民众的学习需要，作为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依据。其次，应从老年教育的组织系统内部，即自身和上级主管部门出发，根据机构和组织的政策、经费、师资、管理等保障与配套，以及活动发展变化情况作为尺度。这属于老年教育系统的内适性评价，有利于老年教育活动规范化和评价的常态化。此外，应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即委托社会中介评价机构对老年教育工作目标定位、内容设计、实施过程是否有利于社会良性循环，以及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尺度，即第三方评价。
综上所述，老年教育以老年人为对象，体现老年人为本的教育。积极老龄化思想作为一种新的老年教育理论，为老年教育工作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如何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指导来审视老年教育观、设计老年教育内容和指导老年教育评价等多方面的改革，使老年人通过老年教育与学习，在实现促进健康与持续服务的有机融合中，达到积极老龄化，也使老龄化给社会带来压力和挑战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