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城或返乡 高龄农民工陷两难困境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高龄农民工群体而言，年迈后如何落叶归根是他们人生的下一个“路口”。打拼多年，归乡后如何找寻精神家园?记者近日在四川、浙江、江西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帮扶中老年返乡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无论是留在城市里打拼的“坚守阵营”，还是已经回到老家务农、打工的“返乡阵营”，为改革开放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工大部分仍在工作一线，且一些人还存在没有养老保险、难找工作或留下职业病等问题。
部分“留守”群体生活艰辛
目前有部分高龄农民工仍然在异乡城市“讨生活”。记者走访北京、杭州等地多位高龄农民工发现，这一群体目前主要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从事保洁、门卫等职业，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近几年年轻人到劳务市场找工作的不多，大多是40岁以上的。”杭州杭海路劳动力市场职介员董成宏说，目前市场内长期“滞留”一批高龄农民工，普遍没技术、文化水平较低，只能零散打一些小工糊口。“数量大概几十人，做完又回到这里。” 如今像北京市虎坊桥、杭州市杭海路这样的老牌劳务市场已成为高龄农民“集散地”。
61岁的河南人刘德全在北京丰台一建筑工地做门卫。今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27年。一间简单的板房里只有一张钢丝床和几件简单的家具、电器，既是值班室也是宿舍。虽然和做快递员的儿子生活在一个城市，但老人大多数时间一个人生活。
“原来一起出来的工友，基本上都回家了，”刘德全说，他现在每月工资2600元，除了抽烟的开销，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能存1800元。“趁还能干得动，给孩子和自己再攒点钱。”
在杭州三墩做小工的管阿强今年64岁，每天工钱100多元。“工地里条件很艰苦，虽然有食堂，每顿也就是两个菜。就打打零工没有保险，我们担心出意外。”管阿强的女儿管丽君说。
“现在这份工作到今年8月底。”杭州一小区保洁吴小妹说，“如果没有单位续聘，我就去做些钟点工。”她表示留在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女儿照看孩子。
工作难找，退休无靠
部分高龄农民工仍“滞留”城市大多出于就近照顾子孙、城市收入较高等原因，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在“干与不干”之间犹豫。“工作难找”“退休无靠”使他们陷入“回与不回”的两难。
一方面，工作机会减少。“送快递、外卖，手机不会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没见过。”受访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受自身身体状况、文化水平所限，未来工作机会将会更少。“‘不做了’这句话我每年都说过，总有一天要干不动的。”刘德全说。
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进一步形成压力。管阿强说：“现在出去买点什么都贵，盼着一年到头不生病。”
另一方面，回乡生活又缺乏依靠。管丽君说，父母现在回乡，靠种田基本无法养活自己。“没精力也没技术，种点自己吃还可以。”
“再攒点钱回家”是部分高龄农民工普遍的心声和无奈：社保参与度低、对下一代家庭养老能力的担忧让高龄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吴小妹说，自己没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回乡生活基本上要靠儿女供养，生病了也没人照顾。
同时，返乡融入当地社会也成问题。“我在外边呆了20多年，回去确实有点不适应。”刘德全说。
返乡群体遗留问题待解决
除了坚守城市的，近几年一些高龄农民工已经选择告别城市，回到家乡，但遗留下的职业病与无养老保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年已经56岁的王福苟，因常年做搬运工作，7年前被诊断出严重腰间盘突出，经鉴定为伤残等级十级。打工几十年的他因为不够钱住院，回到江西省樟树市大桥街道龙湾村的家中休养。2011年，他也曾尝试到福建漳州一家企业打工，但因为身体不适且检查出肝病、胃病等问题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养活家庭。”如今，王福苟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树市一家宾馆做保安，仅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我老婆也有低血压，家里还有孙子和80多岁的母亲，一家人的开支实在是太大了。”
此外，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都没有给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意识，而医疗保险也仅是报销范围有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
“以前一直都没有要买养老保险的想法，现在有些后悔了。”今年55岁的邓小华是江西省宜春市人。从1993年便开始外出打工的他，2008年回到老家在建筑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资3000多元。“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个月的收入只够全家人的温饱，我们夫妻俩都没有买养老保险，所以想自己创业试试看。”邓小华没缴社保，自然没有养老金。近几个月，正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养殖业生意，“做生意收入应该还不错，也许可以维持后半生的生计。”
“回乡只是一个开始”
“回乡只是一个开始。”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当前农民工返乡后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尴尬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属于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农民工，当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训，可能在城市常年从事低端劳动力密集职业，对自己人生没有长远规划。当他们年老后，很多人在城市难以立足，不得不选择归乡这条路。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农民工退返人群激增，过去农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积累的心理困惑、现实困难、多种因素可能导致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特别关注。”四川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刘建军说。
刘建军认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出来的一代青壮年农民大军，当年主要在18岁到40多岁，如今多数已是55岁到70岁左右了。中老年农民工只身或举家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可谓“牺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农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不少家庭夫妻难聚，孩子流离就学转学难，家乡父老没法照顾。在当年那种低工资、低保障、难维权、艰苦甚至恶劣的生存生活条件下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和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得到关注、受到关怀。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李云歌认为，作为城市“边缘人”，中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农民工只身一人回到家乡，或者儿女常年在外打工无法照料的，他们的孤独感、无助感非常强烈，但是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李云歌说。
相关保障制度需完善
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为了让中老年农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摸清中老年农民工底数。刘建军认为，需要对第一代农民工数量、区域分布、分类结构、养老归宿地、生活状况、基本保障等问题给予重视并部署专项调研。
高龄农民工养老体系待完善。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立法或出台政策统一全国农民工养老制度，加大力度统筹和规范解决老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务求全覆盖，应保尽保落到实处。
中老年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职业技能培训仍需加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认为，中老年农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素质较低，部分劳动者年龄偏大，又缺少技术，回到家乡后，缺乏相应的谋生技能。
引导返乡中老年农民工参与乡村治理。王卓认为，这批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在思想和见识上相对开放一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岗位，或者进入村委会等，让他们成为农村进步的“带头人”，发挥余热促进家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