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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缘起
一年前科技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其中的一个基准点是“知道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最近这一基准点引发了争议。不久之前，中科院人文学院的孙小淳教授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张双南教授就此展开了辩论。孙教授认为“阴阳五行”应该算作科学，而张教授则持反对意见。
其实“阴阳五行到底能不能算作科学?”这一问题，早已在国内读书和科普网站上引起过争论。不过在这些争论之中，不少辩友执着于为己方观点辩护，较少听取反对意见。论坛碎片化的交流特征往往又使辩论成为站队游戏。同意还是不同意，是抑或不是，这样的态度使争论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化的争论相当有害，历史上的西方社会对此肯定深有感触。新教改革之后，不少古典和《圣经》学问大师批评某些新教教派要求自主解释《圣经》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教派置基本学理于不顾，只是一味强调对自己理论的虔信，还动辄语言侮辱，甚至想要借助政治权力消灭论敌。
不过，在之前“阴阳五行是科学吗?”的公开辩论中，正反两方都彬彬有礼，他们力求准确陈述自己观点，并且尽力理解对方立场。
其实真正对这个问题稍有思考的人都会看出来，给出回答的关键在于界定什么是科学。即便是那些近乎歇斯底里为自己立场辩护的人也都在自己的立场背后预设了什么是科学——而遗憾的是，这些预设并没有得到完全澄清。于是，针对“阴阳五行是科学吗?”这一问题，本文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和各方的回答以及问答背后大量的预设首先应该进行澄清。而澄清所得出的结论是，“阴阳五行是科学吗?”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
孙教授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应该算作科学。他的观点其实也是西方主流科学史家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现在我们对古代科学的理解过于粗浅。他们选择回到古代文献，力求更加准确地呈现出古人的各种思考。他们的结论是，古人的理论比起现代科学来一点不差。不过仅仅就西方学者而言，他们的主要关注对象是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和近现代早期世界)的古代科学。例如，许多古希腊物理学的研究者为亚里士多德鸣不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同样复杂艰深，不比牛顿物理学逊色。
谈及古希腊科学，喜欢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普遍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古希腊哲人对于自然的探索孕育了现代科学。这时候一个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古希腊那些解释自然界的学问能够算作科学，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不可以呢?张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的回答诉之于强调现代科学建立在古希腊学问之上，并举出了近代物理学取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例子。可是，张教授的说法其实相当含糊。在“古希腊学问孕育了现代科学”(或“现代科学建立在古希腊学问之上”)这一命题之中，他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现代科学的内容来源于古希腊学问，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学问的否定之上;第二，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其历史演变突出了科学方法的力量;第三，古希腊拥有科学精神。
可遗憾的是，这三个命题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就第一个命题而言，古希腊也有很多阴阳五行一类的学问，意图对自然界和人类事务做统一的解释。例如，多数古希腊哲人都赞同世界的基本组成是四元素，土、水、气、火(有时会加上以太)。其实，不少科学史家都已经指出中国的五行说和古希腊四元素说的相似之处。
另外，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物理学中的原子论来源于古希腊。不过，这种对现代物理学的理解可能并不恰当，甚至还相当浅薄。即便原子这个词语起源于古希腊，但原子作为科学概念它的意思已经在现代物理学之中发生了很大改变。恰当理解原子，只能建立在了解现代数学物理学和相应的物理实验现象之上，而不是笼统地宣称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可能还有人说古希腊学问和现代科学一样，很大一部分都在探索自然，而中国的学问都在探索人事。这种说法粗糙而笼统。首先，社会科学家可能会非常生气地指出，现代科学显然并不仅仅是探索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探索人类事务。其次，即便以阴阳五行为例，中国的大量学问都是既探索自然，又探索人事。
张教授的第二个命题是，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其历史演变和科学方法息息相关。张教授认为科学方法是逻辑化、定量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数学化)和实证化。可是，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后两点在古希腊是存在广泛争议的。例如，古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学派强调理念(Idea)的真实性，而随之而来的是对感官(Sense)世界的否定(否定实证化)。随后他们认为，数学等等来自理念世界的东西不能用在探索感官世界之上(否定数学化)。也许有人会说柏拉图学派的错误在后来都被克服了。不过，即便我们接受这种说法(我自己是接受的)，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不符合逻辑和实证的要求。很明显，阴阳五行提供了一个理论-逻辑系统(孙教授指出了这一点)，至少可以解释部分自然现象。在这一点上，阴阳五行学说和拒绝数学化的古希腊科学区别不大。
最后，张教授认为古希腊拥有科学精神，而相较之下，中国文化以诡辩和实用主义代替了追求真理。看到这一点不禁哑然失笑——毕竟诡辩和追求实用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其实诡辩这一点在古希腊一点都不少见。少数哲学史家甚至认为古希腊哲人的对话是在诡辩，而非寻求真理：对话的目的在于压倒对手。而正是由于诡辩的盛行，现代科学才要求利用实证方法检验所谓诡辩的结论(要求结论可以观察，甚至有某种实用效果)。
另外，实用主义批评这一点也非常有趣。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提出之初，许多传统物理学家非常不满，认为玻尔等人仅仅满足于用两种不同的数学工具(波和粒子)描述实验现象，这是缺乏追求真理精神的实用主义做派。可是，至少到现在为止，玻尔等人的所谓实用主义并没有遇到根本性挑战。风气已经变了，许多物理学家转而支持波粒二象性，这个当初的实用主义产物几乎已经成了真理的化身。
综上所述，回答“阴阳五行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古希腊的部分学问是科学，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科学内容、方法和精神)认为中国的学问不是科学。如果更加充分地了解了古希腊的学问，更好地把握了科学史，从历史的角度看阴阳五行学说应该算作科学。
从逻辑的角度看
不过反方的说法也有可取之处(这不是和稀泥，而是澄清观点)。我认为反方想要表达、但是没有表达清楚的观点是，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自然界和人类事务时已经失去了说服力，现代科学(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准确和更加全面的解释。
做出这个结论的着眼点不是历史，而是逻辑——准确地讲是科学理论选择的逻辑。在利用阴阳五行以及某些古希腊学说(比如原子论)解释自然时，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虽然这些学说能够解释部分现象，但对很多其它现象无能为力。这时有一种轻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断言任何自然现象都是阴阳(或者原子)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拒绝进一步进行理论优化和实验验证。显然，和现代科学的各种经典理论提供的解释相比，阴阳五行学说流于疏漏(科学内容)，同时好像也无人有意愿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化和提供新的实验验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因此，从逻辑的角度讲，至少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中不会有阴阳五行学说的位置。
但这并不是说阴阳五行学说不能在以后成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否认如下可能性：如果有某位天才能够在根本上优化理论并提供新的实验验证，阴阳五行学说并不是没有回归的可能(我个人持悲观态度，但这可能是源于我对阴阳五行学说和现代科学的双重无知)。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仅仅就科学理论选择的逻辑而言，某些现在流行的学说和概念也不应该在现代科学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和阴阳五行学说一样，关键部分内容粗疏，逻辑结构模糊。
例如，某些物理学家号称要用大一统理论统一所有科学，可是这批人对社会科学和人类事务并不熟悉;某些生物学家想要建立所谓社会生物学，并用生物学研究取代社会学，却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在理想情况下，科学家应该不断优化理论并且持续产出新实验;而不是炒作概念，然后再笼统断言所有现象都可以由此进行解释。
[结论]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讲——如果以古希腊科学作为参照——阴阳五行学说应该算作科学;而从逻辑的角度讲，阴阳五行学说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没有位置。而到底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理解阴阳五行和科学的关系，完全取决于读者自己的选择。
我个人的建议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因为这样更能保全科学的开放和质疑精神。当下流行的科学理论在未来会进一步得到优化，甚至被新的理论取代，这和古希腊科学和阴阳五行学说在科学史上的际遇并没有任何不同。同时，重视历史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降低对逻辑严格性的要求。在理想状态下，不符合逻辑严格性要求、也不愿意进行自我革新的学说不应该在科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其实在现代中国的大背景下，读者对“阴阳五行到底算不算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特别关心。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被断言没有科学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不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和西方古代文明比起来，中国文明是否真的一无是处?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优秀头脑中都缠绕着这个问题，久久挥之不去。
此外，考虑到无数先辈曾经为中国追赶西方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这个问题愈发显得沉重。“阴阳五行是不是科学?”这样一个学术问题也正因为背负上了如此重大的意义，才会引发国人争论不休。
法国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Raymond Aron在他的战后世界局势观察中断言，中国在1949年完成了革命，之后这个古老国家会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快速开展工业革命，很快她就会恢复自己曾经短暂(可是100年啊!)失去的世界级强权地位。Aristotle讲，所有的城邦都有成长和衰败的时候。称霸一方和山河日下，这些现象在文明史上都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缺乏知识基础却动辄进行中西比较的情绪化判断在公共讨论中依旧盛行，这反映出我们还无法正视自己的位置，一不留神就自卑或者自傲。反观Raymond Aron，他深爱自己的法国，但他也会勇敢承认，二战之后法国再也不是世界级强权了;但他接着指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真正伟大的民族知道应势而变，调整文化心态和典章制度以适应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