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著名的德国社会学者韦伯，有一个论断：“传统中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是掌握在幕僚(师爷、胥吏)之手。”我将韦伯的这句话发到微博上，询问网友是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果然，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很精辟。
一直以来，我们确实受到韦伯式历史叙述的误导，以为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专业化的法官，或者说，以为古代法官都缺乏法律专业的训练。历史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我敢说，韦伯的描述并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因为宋朝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可能超乎今人刻板的臆想。
在宋代，士大夫当然不是“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而是“争诵法令”;宋朝君主也要求入仕者须接受法律训练，太宗曾下诏：“应朝臣、京官及幕职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令。”(《宋大诏令集》卷二〇〇)宋代的国子监系统设有律学，相当于法学院，优秀的律学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江南一带，还出现了大量传授讼学的法律专业私立学校，虽然不受官方的欢迎，但官府却未能阻止它们的涌现。
在崇尚法律人才之时代精神的滋润下，宋代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法律考试制度。第一个层次，宋朝在科举系统中设置了一个“明法科”，主要测试考生对于法理、断案、经义的理解。明法科出身的进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宋人认为，“自今司理、司法，并择明法出身者授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王安石时代创设“新明法科”，考中者更是尊贵，“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宋史•选举志》)。
第二个层次的法律考试叫做“出官试”。考中进士，只是获得了入仕的资格而已，在授官之前，新科进士们还需要通过一次法律考试，叫做“出官试”。宋朝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这种“出官试”对于明法科进士来言，无疑具有“专业对口”的优势。宋人相信，“非中铨试不许出官，此近世之良法”(《宋会要辑稿•选举》)。
宋朝第三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最接近于今日的司法考试，叫“试法官”。“试法官”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中高级法官，不仅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必须过“试法官”这一关，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也需要通过“试法官”。但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资质参加“试法官”，报考者的人生履历上要求不能有严重犯罪的记录。
“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以神宗朝的考试制度最为详密：“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义五道。其所断案，具补陈合用条贯。如刑名疑虑，即于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合格。”(《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七五)
翻译一下：宋朝的司法考试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也允许应试人在发现自己答题有误后，通过向考官投状，改正错误。考试的分数必须达到8分(不知总分是不是10分)，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已经非常严密、详备了。
后来“试法官”又增加了考查经义的内容，如南宋时的司法考试改为考五场，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之所以加试经义，是因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艺，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试经义就是为了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宋代的法吏，也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常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法吏考试，“州县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赃罪，能通法律，听三岁一试断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四)。考试的方式跟“试法官”差不多。考试合格的吏人才可担任法吏，成绩优秀者还有机会转官，或者提拔进中央法院当法吏。
我们今日读南宋的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会由衷觉得宋朝的士大夫们，不但精通儒家义理，也通晓律法，对于法理有着十分通透的理解。不奇怪，他们都是接受过法学训练、从一重重的法律考试中闯过来的。只可惜，宋代建立起来的多层次的司法考试制度，在南宋亡于元兵之后，便不复存在了。(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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