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运用考古资料分析、探讨秦统一，大体始于西北大学陈直先生1963年《秦始皇六大统一政策的考古资料》的发表。1973年底，王世民先生发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从考古学上看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根据新收获考古资料对秦统一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伴随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秦简的快速刊布，相关研究也有新的推进。不过总体上运用考古资料开展的秦统一研究成果基本还是集中在货币、长城、刻石、度量衡等方面，宏观分析相对较少。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学术总结中，随着1999年徐萍芳先生《考古学上所见秦帝国的形成与统一》、2001年赵化成先生《秦统一前后秦文化与列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3年滕铭予先生《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的相继发表，从考古学上获得的秦统一认识有了巨大的提高。徐萍芳先生指出，“秦祚短暂，考古学上证明秦统一的事业是到汉武帝时才逐步完成的”;滕铭予先生也认为“秦文化在汉文化的形成中，实在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文献的记载看，秦朝的历史仅16年，欲通过对较长时段发展演变擅长的考古学方法来进行分析，就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比方说，如很多人已指出的，像刘邦、张良这样秦统一前出生、历秦之两世、汉初仍然活着的人，当时肯定不少。那么，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今天可用来研究的考古学文化，是战国文化、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就很难区分。从考古学上对秦统一这个文献记载较明确的短暂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影响开展研究，自不能如史前考古一样通过某些特定器物的发展演变来进行。那么，开展文献中有关秦统一前后具体可物化行为举措的考古学资料收集与分析，就大体是从考古学上再探索秦统一问题的基本方向。
据司马迁记述，虽然在统一后秦朝首都咸阳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实际上咸阳的中心却有着明确的南移。如始皇“二十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在统一的次年于渭河以南营建了象征“天极”的信宫，而渭北咸阳一带则渐变为安置旧国宫观及战争所获人财物之地，“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首都中心的南移，在始皇三十五年得到最终确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是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这座被秦始皇寄予厚望和着力营建的朝宫虽因秦祚甚短而未能建成：“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使我们无法如对后代朝宫那样开展其建筑具体布局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但它依然是可以从考古学上开展秦统一研究的最核心遗存。
过去，我们习惯性认为，在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沣东新城三桥街办的阿房宫遗址所在地营建统一国家的朝宫，是因这里原有高地，利于在“因高就基”的考虑下修建高大宏阔的建筑，便于用巨大的台基来衬托一统王朝的伟大。不过随着2015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阿房宫考古勘探工作的持续和深入，我们意外地在巨大的阿房宫台基之下发现，在营建阿房宫之前，这里不仅没有高地，反而存在着一个深1~2米左右、南北400米、东西在900米以上的较大池沼。这个发现意味着，当秦始皇决定在此建朝宫后，负责营建的将作大匠，须先将设计地块内的原池沼排干，在改造既有水网和进行大量的基础处理后，才能开展台基建设。为何秦始皇要在这样一个不适于建设大型宫殿的地方规划和营建统一王朝的朝宫，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阿房宫的选址原因，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看，在“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的具体描述外，有关阿房宫的择址主要应考虑两方面内容：1.“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的记述表明，秦始皇在现遗址所在地的上林苑中建设朝宫，似乎是在延续周王朝的“文脉”“王脉”或“国脉”;2.“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记述表明，阿房宫与南山之间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在秦汉社会中，阙是天子正门外的必然标志。秦以南山之巅为朝宫阙的描述，显示的是秦始皇在朝宫的设计上应存在一条南北向轴线。过去因阿房宫未成，使得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者，一直对这条文献记述的秦朝的朝宫轴线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2015年以来阿房宫考古勘探的发现看，朝宫建于池沼上位置显示的明确而强烈的、非此不可的地址选择——迫使我们必须探讨秦始皇建朝宫的选址问题。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以阿房宫北墙中部宽厚墙体的东西向中心为基点，向南进行了长距离的轴线探寻，发现阿房宫向南正对沣河的秦岭出山口—沣峪口，“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记述应信而有征。
此后，我们将这条轴线继续向北延伸，发现其恰好正对关中平原北部前沿的最高峰嵯峨山。进一步的测量显示，这条南北长79.3公里的嵯峨山—阿房宫—沣峪口秦朝宫轴线，西距汘河入渭的秦西门137公里，东距渭河入黄的秦东门135.6公里(《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近乎将关中平原一分为二——阿房宫建设在关中平原最宽阔的地方——在“汘河口—渭河口”轴线上向东、向西都不可取。在南北轴线上，阿房宫北距嵯峨山51.5公里、南距沣峪口27.8公里，阿房宫—沣峪口的长度相当于全轴线的0.35(阿房宫遗址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宽长比1∶0.335)，接近于南北轴线的黄金分割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在秦统一之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样看来，当三十五年始皇决定营朝宫于渭南时，居然在所择定的位置恰有一池沼的情况就实乃“天意”——向北、向南都不可取。至此我们可基本确定，秦始皇首先应是在对关中平原进行大范围地址审择后才定朝宫于此。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就在三十五年营建阿房宫时，秦始皇又“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据此，我们将前述“汘河口—渭河口”东西轴线向东延伸至东海上朐(今连云港)一带，并向西穿过秦人老家西县到达秦的西境。而另据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渡河取高阙”的文献，我们将“嵯峨山—阿房宫—沣峪口”轴线向北延伸至传高阙所在的包头一带，向南则一直延伸至南海之滨的钦州湾口。在看似随意的轴线绘制后，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不仅在东西轴线的东端和南北轴线的南端均是一个几乎相近的喇叭口地貌，而且阿房宫又恰好处在贯穿秦朝的东西、南北向轴线的近乎三分之一的位置——与前述阿房宫在关中南北轴上的比例几乎完全一致。
这些惊人的数据，显示出的不仅是秦人有着我们所不知和被忽视的大地测量——其实早在1975年谭其骧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图发现后就已指出秦汉时实际的测绘技术要远高于后人想象。而且更重要的是，秦始皇统一后“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史记·萧相国世家》)，其对统一国家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整体认识和规划——无论秦郡县的设置，还是直道、驰道、关隘的建设，都应是在这一体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展开的。秦始皇在选址阿房宫时所体现出的对国家整体的把握与控制，可能直到唐代才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