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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屏障与生态建设——以哈尼族宗教文化为例

作者:林晓华 邱艳萍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2-29 阅读量:0

林晓华 邱艳萍

[摘要]哈尼族宗教艺术中蕴含着独特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屏障。在生态文明领域,本文首次提出了“文化屏障”这一概念,并通过分析发现哈尼族宗教艺术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对于保护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排斥强势文化的消极影响,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进而对如何在协调保护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强势文化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宗教艺术;生态智慧;民族文化屏障;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71-05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重大项目培育项目 “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深层模式探究与理论体系建构”(项目编号:13SZD08)、西南民族大学学位点建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XWD-S050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晓华(1973-),

男,云南楚雄人,新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邱艳萍(1973-),女,湖北孝感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媒介与文学。四川 成都610041

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发布,放眼世界,中国政府首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的顶层政治设计,这将大大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哈尼族宗教艺术中蕴含着独特的生态智慧,本文对哈尼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积极因子与消极因子进行辩证分析,发现这种生态智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屏障。在生态文明领域,本文首次提出“文化屏障”这一概念,认为哈尼族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屏障,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民族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交往中,基于民族性格和民族自我意识等文化特点和差异,以隐蔽或显现方式反映出的民族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对自身保护的现象,它对民族关系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1]民族文化屏障理论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因文化差异而带来对他民族文化的排斥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目前现实状况是,哈尼族地区面对旅游开发、传媒关注的两大机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随之而来,过度的旅游开发形成了破坏,而传媒的集中关注,使得哈尼族传统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媒化”趋势。在发展的同时,哈尼族本民族优秀文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而被强势文化同化的趋势在增强。因此,哈尼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强势文化的消极影响如何消除?二者矛盾如何协调,即在保护的基础上怎么吸收借鉴?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哈尼族宗教艺术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屏障进行开掘、创新,并进行现代转换的探索。

一、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现状

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研究一直以来是民族学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有关哈尼族的研究颇受学术界的关注。哈尼族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主要源于宗教,因此宗教艺术是哈尼族文化的核心,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关键词“哈尼族”“宗教”,得到文献148篇。知网中研究哈尼族宗教艺术的文章,最早的是1986年毛佑全《奕车人的灵魂观念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若以此为起点,至今为止,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已有30年时间。总体上看,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一)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持续性强

关于哈尼族原始宗教较早的研究成果是几部专著,体现出研究起点高,系统性强的特点。《哈尼族文化大观》一书 (史军超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系统介绍了哈尼族的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及生产生活。《哈尼族自然宗教形态研究》 (为则著,1995年云南民族出版社)认为,人的生死存亡和通达困苦都是天神意志外化的结果,天神全知全能和至真至善的本性,通过血缘纽带决定了人性本善。《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李克忠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认为:“昂玛吐”即祭寨神活动,既是哈尼族重视的民俗和节日活动,又是哈尼族传统文化全部内容的代名词。”

从研究论文看,始于1986年的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虽然从知网中查询到的文章总数不多,但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研究持续性,每年都约有5篇左右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早期的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主要聚焦于哈尼族宗教中的神祇、仪式、灵魂认知、卜巫研究。毛佑全《哈尼族的“摩批”和原始宗教残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摩批”作为哈尼族的宗教职业者,其存在不仅是进行众人驱邪除害、祈福的宗教活动,更是文化传承的需要。徐义强《仪式、象征与宗教艺术遗产——红河哈尼族叫魂仪式》(《民族艺术研究》, 2012年5期)通过对哈尼族叫魂仪式的考察与深描,发现哈尼族的疾病理念、灵魂认知、仪式疗法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有紧密关联。

(二)近年来,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早期对哈尼族原始宗教中神祇、仪式、灵魂观念等有了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学界对哈尼族宗教艺术研究向纵深开掘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部分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高凯、符禾《生态智慧视野下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价值研究》(《生态智慧》,2014年第9期)指出,红河哈尼梯田依据其独特的社会宗教文化体系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实现农业耕作,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杨京彪、郭泺、成功、薛达元《哈尼族传统林业知识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分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认为,哈尼族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观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存在着广泛的自然崇拜,又以森林崇拜最为明显。通过对哈尼族聚居区的神林、私有承包林和退耕还林地进行研究,发现哈尼族传统的文化中包含着系统全面的林业知识,揭示出哈尼族传统林业知识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原因。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哈尼梯田文化内涵丰厚,有其科学性和完整性,而宗教艺术是梯田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作为哈尼族民族文化的根本,哈尼人以宗教活动为核心构建了完整的梯田农耕祭祀体系,以宗教仪式展演的方式,追求自然、神、人的和谐相处,体现出高度的生态智慧。“生态智慧”指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对所有生命体,无论是人类或非人类物种的价值都应受到尊重。这个概念由挪威哲学家奥斯陆大学教授阿恩·内斯(Arne Ness) 在1973年引入。 在阿恩·内斯看来,生态智慧是一个讲求生态和谐或生态平衡的理念,是公开的规范,它包含规范、规则、假设、价值优先公告和有关的事务的状态。它不仅是科学性描述和预测,也是具有智慧的政策和处方。[2]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哈尼族形成了神祗、自然、人生三者高度协调、和谐共生的宗教艺术体系与生活方式。哈尼梯田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其文化支撑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红河南岸及内地的哈尼族,以多神崇拜为主。“奥玛”神被尊为最大的神和万物的创造者,龙树则是人类的保护神。每个家族有自己的龙树,每个村寨也有共同的龙树或龙林。哈尼古歌中唱道“寨头封起一片林,世世代代一个不要砍!安一座普玛寨神林做保护神!每年杀一次猪鸡敬献!请求护寨神显灵!保佑牛羊又肥又壮!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保佑庄稼年年丰收!”[3]在笔者看来,哈尼族宗教艺术的主要特征有三:一、万物有灵,体现为以崇敬自然为主的多神崇拜。二、仪式展演,以少数民族节日为载体,进行仪式展演,企求一年的农牧活动受神灵庇佑,得到好的收成。三、各种各样的宗教禁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旅行者与摄影家心中,红河梯田都是“净土”或“桃花源”的代名词。“净土”一词,一方面是指物质形态上保护良好、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更有精神上的纯净、自然之意。红河梯田“净土”的保留,体现了哈尼族宗教艺术中蕴含着高度发达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之子、心灵净化。

贯穿在哈尼族生态智慧中的主线是万物有灵、万物一体,崇敬自然。人是自然之子,与自然相依相存,人的物质生存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呈现出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的状态。居住在哀牢山南段的哈尼族人民,面对封闭、有限的自然资源,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高原自然环境方面,丰富、发展了万物有灵、万物一体的多神崇拜观念、整体观念与相互联系观念。首先,哈尼族大多生活在山高坡陡,沟壑交错的哀牢山南段,山势高峻、生产条件差;地理位置偏远,与外界的交通、沟通困难,自然环境都有一定的封闭性。其次,哈尼族这种以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崇拜为外在形态的传统文化体系,正是在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发展完善中整合了族群群体,增加了群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并内化为民族内部每一个成员的心理认知与行为准则。人是自然之子,人要与自然高度融合、和谐,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而且,他们所追求的这种发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达、财富累积,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丰富与完善。

藏族宗教文化与哈尼族宗教文化在某些方面体现出高度一致的生态智慧。藏族宗教文化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天界、人间、地下。“拉”居住在天界,“赞”神和“年”神居住在人间,“鲁”居住在地下。由神山崇拜而形成了很多禁忌,如禁止在神山上挖掘、打猎、砍伐等等。神山上的一切,都是敬畏的对象,草木枯荣,任其自然。在这种神山崇拜的后面,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敬、珍爱。

二、民族文化屏障对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的生态智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屏障。文化屏障,其本意是指 “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文化屏障有时是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有时是以隐藏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4](P.136)从文化屏障的本意来看,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文化差异形成了文化屏障,这种屏障重点在于“保护和排斥意识”,即从文化的角度对本阶层的人形成保护,排斥其它阶层的人。

在本文中,我们把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屏障,简称为民族文化屏障。特指借助宗教信仰这种在族群群体中具有高认同度的强势文化,在群体与个体心理上树立具有内生性的规范机制、约束机制,从而在群体成员中形成对于族群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理念的高度认同。由此,借助宗教艺术的力量,使得民众自发保护自然,并把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不断纯净,作为族群所有成员的集体意识。

哈尼族宗教文化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禁忌。宗教禁忌即信仰者出于对神力和圣物的崇敬与畏服,从而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以避免有害于自己的结果发生的心理和行为。哈尼族在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举行“祭龙”节活动,祭龙就在山神庙里或林旁的“龙树”下举行,“山神庙”和“龙树”是不准任何人去破坏、侵害的,否则会被全族人民或神灵惩罚。正月做“封山会”,一年一次,会期一天,主要是制定严禁乱砍滥伐、封山育林规约,违者罚油、罚款、罚镶街心、修路等。在藏族宗教文化中也是如此,最重要的区域是神山、圣湖、寺院,这些区域都是圣洁的,不可亵渎的,当然更不能进行任何的农牧活动。在农业活动区域,则通过对土地、庄稼的严格禁忌,保护万物生长,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作用。对于生态保护来说,这些宗教禁忌是一种非常好的民族文化屏障。

近代西方文化在哲学上主张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并以经济增长、物质发达作为第一指标。经过一、二个世纪的历程,这种发展模式对自然、社会、人所造成的伤害已经非常明显。西方发展观强调人类的对自然的利用、改造与征服,将自然作为奴役、掠夺的对象,这种行为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将反噬自身。这主要有三个表现。首先,少数国家、少数人的短期物质发达、超常消费,是建立在多数国家、多数人的长期贫穷、资源枯竭的基础上的。其次,西方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最严重的是大气污染。最后,西方发展观过分发展了人性中追逐物质的一面,带来了欲望与贪婪的急速膨胀。这种以物质享受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准则,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其欲望无限膨胀,易带来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国与国关系的冲突、紧张、失调。

相比之下,哈尼族这种与自然、生态高度融洽,追求精神的完满与丰富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美学境界:

其一,万物同源一体,人即自然之子,融洽共生。哈尼族生态智慧认为,神、自然、万物、人是和谐共生,相互交融的状态。体现出“诗意地栖居”,人的理想栖居地是未经污染的自然,人的理想生活方式是人的内心的丰富提升,人与自然不断交流对话,从而达到和谐共生,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存状态。第二,哈尼族依山势建田,藏族逐水草而居。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由畏惧、崇敬,到信任、依赖,人们将亲近自然、保护自然作为一种宗教情感。人们的生产、生活跟随自然、融于自然,体现出一种与自然同节奏,共生长的和谐之美。第三,个体信仰出自内心的真诚,族群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哈尼族还是藏族,其族群内部都有共同的宗教理念,并且这种宗教理念与生活中的真、善、美实现了和谐同一。由此,哈尼族宗教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屏障。

生态保护的实施,短期内可以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推进,但是生态意识的培养,以及长期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则需要运用高认同度的群体文化,在群体成员内心树立无形的民族文化屏障,这样,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长效性。由此,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屏障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哈尼族生态文化屏障可以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的民族资源。

与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的城市相比,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正是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其生态文明却高度发达。哈尼族地区良好的生态保护,得益于其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智慧。民族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生态环境脆弱,哈尼族人民在险峻、偏僻的地方要生存下来,对自然环境的借重、依赖就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第一要义。对于自然,哈尼族人民的基本态度是敬畏、崇拜、保护,从而形成了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中国儒家生态智慧来看,其核心主张是“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这是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危机的良方,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古代资源。而哈尼族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智慧,则可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民族资源。

其次,生态文化屏障可实现对主体性的规范和约束。

事实上,造成生态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人为的环境破坏活动。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承受力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本能之中总要不断向自然索取,但是自然资源与环境承受力也是有限的,这种向自然无限索取的做法,目前已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的源头在于不加约束、不加规范的主体性。

如上文所述,民族地区常被称为“净土”,实质上“净土”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少数民族精神上的纯净、自然之意。比如在藏区,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民众在世俗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财物会向寺院僧人施舍,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寺院又将部分所得财富回报于民众;财物是世俗的物质财富,只是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使人有气力从事善行。除此以外,便是多余的,应该奉献于宗教,奉献于众生。这种意识的树立,对于规范、约束主体性,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不过头,不危及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进行制度设计与大力倡导是主体。但是,如果仅依靠行政的力量、法律的力量,短期内可能会有成效,从长远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培养一种内在调节机制,将生态保护内化为全民的心理意识?哈尼族宗教艺术中生态文化屏障概念的引入,即建立个体心理的内在规范机制,给了生态文明理论新的启发。

三、传媒时代的民族文化屏障:发展与调节

传媒时代的哈尼族文化面临外部力量的冲击,主要是面临旅游开发的重大机遇,其集中表现是传媒对哈尼族文化的集中关注。大众传媒长期关注红河梯田,特别是在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此将哈尼族文化通过传媒的“放大镜”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在百度中输入“红河梯田”,找到相关结果约1,820,000个,显示出传媒对红河梯田文化的高关注度。

注意力就是生产力。传媒的关注会提振哈尼族地区的关注度,带来人气并带来直接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对哈尼族文化形成重大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就是哈尼族文化的“媒化”生存,即今天的哈尼族文化为了旅游发展的需要,对哈尼梯田、长街宴、哈尼歌舞表演等将符合大众媒体需要的部分,进行大幅度的产业化、商品化。而对于不符合媒体需要的部分,特别是对于无法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部分,如哈尼族宗教艺术,因为哈尼族没有文字,其宗教文化的传承全靠口口相传,学习时间也比较长,关键是不能在市场进行变现,所以媒体关注度不高。长期以往,这可能会改变哈尼族的族群性。

另一方面,哈尼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这也对宗教文化的传承形成冲击。笔者曾在云南红河哈尼山寨走访,常听到长辈告诫小辈说“如果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去种梯田。” 由于传统的农作方式经济效益低下,加上哈尼梯田之间不通公路,所有的劳作全凭人力,种植数百级甚至于上千级的梯田,意味着异常艰苦的劳作。因此,大量哈尼族青壮年选择离乡外出打工,许多梯田无人耕种,哈尼山寨空巢化现象严重。由此,导致哈尼族宗教文化传承面临危机。

目前现实状况是,面对强势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哈尼族民族优秀文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被强势文化同化的趋势在增强。因此,哈尼民族优秀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影响应如何在合理吸收利用的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显然,民族文化屏障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外部力量的冲击,哈尼族如果仅仅依靠宗教文化的力量来保护本民族的生态文明建设,势必其“守势”的步伐会越来越被动与保守。民族文化屏障作为自足系统,对本民族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并对不利于本民族生态文明稳定传承与繁衍的发展方向自动“纠偏”。不仅对哈尼族生态发展,其他各民族优秀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保护与传承亦如此。

因此,民族文化屏障在促进民族生态建设发展上可以发挥一个动态发展、自我调节的功用。

参考文献:

[1]丁龙召.民族文化屏障对民族关系影响论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7).

[2]阿恩﹒内斯.深生态学,维基百科网站http://zh.wikipedia.net.

[3]王兰凤.哈尼族原始宗教信仰研究[J].学术研究,2013,(8).

[4]钱明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5-11-16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