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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研究——以汶川阿尔村为案

作者:李玉平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2-29 阅读量:0

李玉平

[摘要]

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是外因性演变与内因性演变相结合的结果。西医技术与实践在羌区的传播、赤脚医生的选拔培养与回村服务、爱国卫生运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等外部因素对羌族地区卫生习俗的变迁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羌族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卫生习俗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持。同时,卫生习俗的变迁对羌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和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实践,改善了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拓展了羌族民众的活动时空,增强了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

[关键词]羌族;卫生习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76-05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QXQ130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玉平(1984-),

男,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俗学。四川 成都610041

卫生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所逐渐形成的,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预防疾病与增进健康的风俗与习惯。本文从民俗学的学科视野出发,以羌族的卫生习俗为研究对象,以汶川阿尔村为研究个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用文化变迁理论对20世纪羌族的卫生习俗、变迁原因、表现及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

羌族自称“尔玛”、“尔麦”、“日玛”和“日麦”,汉语均为“本地人”的意思[1](P.1),主要聚居在青藏高原东坡大山峡谷中的高山或半高山台地与沟谷的平坝地带。据2010年统计,全国有羌族人口309576人,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理县、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①。羌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长期与汉族频繁交往或杂居,多通晓汉语,使用汉文。

阿尔村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的9个行政村之一,地处龙溪沟深处,距汶川县城30公里。村寨地处汶川县北部,东临茂县三台乡,西接理县桃坪乡,现有村民178户,700余人,其中99%为羌族[2](P.1),全部讲羌语。

阿尔村是典型的羌族聚居区,既有高山间的河坝地带,也有半山腰的向阳台地。整个村子位于五座大山的环绕之中,平均海拔2800米,年平均气温13℃。村寨周围的山上植被保存完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村民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土豆、青稞和荞麦等。1994年,村子开始种植大白菜、莲花白和辣椒等经济作物销往成都等地,村民经济收入显著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外出打工较为普遍。

阿尔村的羌民信仰表现为多元混合的形态,即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和汉传佛教及道教的混合型。其主要表现为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道教诸神崇拜、观音崇拜及巫术等。[2](P.346)

阿尔村所具有的文化社会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村寨。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正是在这种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

一、20世纪上半叶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

20世纪上半叶的阿尔村还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村民关于卫生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主要来自生产生活经验、习俗禁忌和民间谚语。

(一)清洁卫生习俗

清洁卫生习俗主要包括身体清洁和饮食卫生,是日常卫生实践的主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左右,阿尔村羌民对衣物的清洁主要依靠直接搓洗、用棒子捶打和添加草木灰或皂角等作为洗洁剂进行洁净。在身体清洁方面,主要依靠盆浴和擦拭。在春、秋、冬三季天气较冷的时节,村民在家中将热水加入木盆里,洗去身上污垢。此外,在端午这天清晨,家里凡能走动的人,都要外出到山上或田间的草木丛中去沾露水,村民认为这样的行为具有强身健体的效用。此外,村民还在这天采些草药,烧热水泡澡,以达到预防疾疫,延年益寿的目的。

羌民具有保护水源的禁忌习俗。村民认为,向河里投掷脏东西就会遭受惩罚。若是违背,就是对井河龙王的不敬,轻则头疼肚子疼,重则疾病缠身。阿尔村山上有一处叫龙池的湖泊,村民一致相信若是有人向水中丢了脏东西,就会立即引发暴雨,或是招致灾难。此类禁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迷信”,但却间接地保护了村寨的水源不受污染。

村中有一句谚语是“二月桃花水,五月矮子水,八月洗河水”,意为农历二月、五月、八月不能直接喝河里的生水,否则就会导致拉肚子等病症。村民普遍认为,早晨的溪水是一天中最干净的。借助火对餐具进行处理,可使餐具洁净无污。村民相信,火可以杀死潜藏在物体里面的可能会对人造成危害的污秽物。若是有碗筷等餐具长时间没有使用,村民就会把碗筷放在锅里长时间的蒸煮,以祛除污秽物。

(二)居住环境卫生

阿尔村羌民很早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卫生意识,这些主要体现在村民关于房屋建筑的认识与习俗上。村民在修建房屋时对门窗的朝向非常讲究,认为只有便于充分采光,有利于空气流动的房屋及其室内摆设,才是理想的人居环境。此外,由于所处时代的关系,当时羌民对居住环境卫生的认识与实践仍有其局限性。阿尔村传统住房一般为三层:第一层为猪圈和牛圈;第二层是村民的居住空间;第三层堆放粮食、农具等物件。春、夏、秋三季天气炎热时,圈养于底层的猪、牛、羊的粪便及其身上的气味随着上升的气流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扩散到村民的居住空间,加之传统房屋窗户较窄小,室内通风条件差,导致屋室内空气条件较差。此外,第一层的粪便和家畜易招蚊虫。蚊虫从木板的缝隙里爬上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火塘是羌族家庭活动的中心以及待客的半开放空间,因而围绕火塘产生了诸多的禁忌。村民认为,铁三脚的三个脚分别住着三位神灵, 因此禁止跨越火塘或用脚踩踏铁三脚,不允许向火塘里吐唾沫和在铁三脚上烘烤衣物,认为这些行为会污染火塘,亵渎神灵。

羌寨的厕所一般修建于房屋的侧面或是背面,也有修建于房屋的底层的。阿尔羌民对于厕所的修建位置特别注重,认为厕所是填不满的“万年坑”,若房屋的门正对着厕所,就会不吉利,引致灾祸与疾病。在这一时期,阿尔村的厕所非常简陋,一般是在地上挖个土坑,上面放置几根木头供人站立或蹲位即可。时至夏日,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气味较重。特别是滋生的蛆虫爬到厕所周围,令人非常不适。为避免此现象,村民将草木灰、石灰或草药投放到粪坑里以毒杀蚊虫。此外,也有村民将草药悬挂于厕所内,以驱除蚊虫。

(三)医疗卫生

20世纪早期的羌民关于医疗卫生的认识和实践主要以生活经验与巫术为主。村民普遍认为,因鬼神和“毒药猫”等“不干净的东西”产生的疾病,轻的会出现头痛、肚子痛、呕吐和头晕等症状,严重的则会神志不清,发疯癫狂或是全身疼痛难忍。当地人根据经验及疾病的症状来判断是否因为鬼神所致。村民认为,鬼神所致的疾病发病比较突然,没有任何征兆,而且病情变化急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变得很严重,经常伴有肚子疼和头疼的症状。遇到这种情形,看大夫吃药是不管用的,一般情形要去找释比或是懂“法术”的人“化水”②,更为严重者则要做法事进行禳解,以驱除病魔。

对于莫名其妙就昏迷不醒的人,需请释比为其驱邪。驱邪当晚要烧纸,送阴钱,并为病人念驱邪的咒语,大意为:我是某某大仙的弟子,请各路鬼魂来领钱,领了钱要消灾,放过病人回阴间,大家从此不相欠,否则就要施法,轻则处罚各路鬼神,重则置之死地。若有人全身长疮、做噩梦、四肢无力、精神不振,就需要请释比为其举行“送血冠”仪式。届时,主人家需准备一只羊或一只鸡,释比按照一定的程序,把代表病人的羊或是鸡杀死,将其血液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敬献给鬼,换回病人的健康。此外,还有打油火、叫魂、踩铧犁、捞油锅等驱邪治病的巫术仪式。村民认为风寒感冒、劳累过度、消化不良、吃坏肚子等疾病,并不是由于不干净的鬼怪所致。因此,不需请释比做法,而是采用当地的“土办法”,或是去找草药医生进行治疗。

二、20世纪下半叶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的变迁及其原因

(一)20世纪下半叶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

1.环境卫生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改水、改厕、改厨的“三改”政策,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并付诸实践。阿尔村前羌民在此后的新房修建中,已开始将畜圈和住房分开,与厕所合建在一起,有效地改善了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1986年,阿坝州政府按照四川省政府“关于认真搞好全省农村改水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将农村改水工作纳入议事日程[4](P.2269)。阿尔村阿尔寨羌民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得到一笔政府下拨的改善饮水资金,动员全寨人一起出工,将山上的一处水源引至寨子的蓄水池中,供村民取用。因水源充足,阿尔寨用不完的水又引到立别寨。1993年,阿坝州财政局拨款2万元给阿尔村实施人畜饮水工程,巴夺寨和白家夺寨铺设自来水管,引水到户。

1998年后,国家实行禁止砍伐天然林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这一时期,各种电器产品逐渐进入阿尔村羌民的生活,如用以取暖、煮饭和烧水的电炉、电饭锅等。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村中每家都有二至三个电炉和一两个电饭锅,有些家庭已在使用热水器。烧柴的火塘逐渐被电炉所取代,羌民们告别了因烟熏火燎将房屋熏得四壁如漆,烟尘飞舞的居住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照明也早已用上了电灯,不再使用油灯和松明。

2.清洁商品广泛使用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村村民就逐步开始使用洗衣皂和洗衣粉来清洁衣物,已不再使用草木灰作为洗衣剂清洗衣物。村里最早用的是洗衣皂,洗衣粉要稍晚些。起初,村民不但用洗衣皂和洗衣粉清洗衣物床被,还利用其清洗头发和身体。80年代后,村民开始用上了牙刷、牙膏,逐渐养成了早晚刷牙的习惯。90年代后,出现了各种香皂和洗头膏等清洁产品,此外,村里的洗衣机也慢慢多了起来,洗衣服较以前更方便省事。90年代中期,洗洁精已开始广泛在村民的厨房中使用,极大地方便了村民清洗锅碗瓢盆等餐具,也使餐具更干净卫生。一次性水杯的出现,不仅方便好用,而且更加卫生和清洁④,对减少疾病的传播,大有助益。到90年代后期,阿尔村羌民开始接触冰箱。冰箱的使用,减少了村民食用过期变质饭菜的次数,促进了羌民的身体健康。

3.疾病观与医疗行为的转变

1950年10月,龙溪乡卫生所建立,是距离阿尔村最近的医疗机构,所以村民平时生病都来这里进行治疗。同时,乡卫生所也是向民众普及和传播卫生知识的前沿阵地,县卫生机构的卫生普及宣传通过乡卫生所传达到各村寨。经医务人员长期宣传,村民就诊的切身体验,羌民对于疾病的产生和治疗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村民普遍选择去医院和诊所,或是找懂医术的大夫进行治疗,采用巫术和偏方进行治疗的村民已非常少。在阿尔村由罗秀琼负责的医疗站内的药品主要是西药和中成药。据她讲,前往医疗站就诊的人并不是很多,基本都是买点感冒药或是进行简单的伤口处理。村民大多都去龙溪乡的卫生所或是汶川的医院,以及更远一些的都江堰和成都的大医院接受治疗。村民朱忠福也给患者看病,他是中草药和祖传中医秘方“断灯花”的继承者。一次在村口正巧碰见他刚从汶川县城回来,买了很多阿司匹林、柴胡注射液、感康、诺氟沙星胶囊等西药。

(二)影响羌族卫生习俗变迁的原因

1.西医传入

明末清初时,来华的传教士已将西方的医药学传入中国。民国24年(1935年)③,西药开始传入汶川县境内。民国29年1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在威州建立医疗诊所,利用西医为患者治病,是汶川境内最早的西医医疗机构。民国33年7月1日,民国政府在绵虒建立汶川县卫生院,主持开展汶川县境内的医疗和预防工作,是政府在汶川县境内最早开办的医疗机构。1949年后,汶川县卫生部门继续开展种痘工作,积极预防各类疾病。1956年后,汶川县内再未发现天花患者[3](P.758)。到1985年时,汶川县境内的传染病已基本得到控制。1950年10月,龙溪乡卫生所建立,是距离阿尔村最近的医疗机构,主要为包括阿尔村在内的服务区村民提供救治服务、预防疫苗接种和注射以及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2.赤脚医生

从1950年开始,汶川县在各村寨选拔和培训接生员、卫生员(也称为保健员),截止到1983年底,全汶川县共有赤脚医生253名。阿尔村阿尔寨的医生罗秀琼就是当年村里的赤脚医生。她从医30多年,主要从事为村民进行疾病治疗和疫苗注射,以及宣传卫生知识的工作。宣传的主要内容有新生婴儿的疫苗接种、母乳喂养、疾病预防以及卫生习惯,如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人畜要分居等等。赤脚医生在基层农村开展的救治和宣传工作,不仅仅使患病村民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更促进了村民对卫生的认识,增强了村民的卫生意识,进而对于促进卫生习俗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3.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进行“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秋汶川县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制定了卫生清洁制度。1954年,汶川县爱卫会召开卫生小组会议7次,进行卫生宣传教育28次,受教育者达2600人次。此外,还发放卫生宣传资料,张贴了卫生宣传标语,在学校对学生传授卫生知识,在农村开展积堆肥、灭鼠活动[3](P.755)。1958年汶川县掀起大除“七害”、大灭“三病”的卫生运动以及评选“卫生之家”活动。1980年至1985年,汶川县爱卫会分别在每年的春、夏、秋三季,组织宣传车到全县宣传卫生知识。在农村着重宣传“两管、五改”为中心的活动,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卫生条件。[3](P.755)卫生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使羌族民众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在卫生运动具体实践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经济发展

1982年阿尔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调动。在县乡两级政府和农业科技部门的支持下,阿尔村村民对当地的矿产、水能和林木等优势资源优先进行开发,当年的经济收入显著增加,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00元[2](P.68)。1988年在阿尔村建成的白家夺水电站和1997年落成的西羌二级水电站,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到2000年时,村中已有近40人在电厂上班,每年平均上班6个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2](P.49)。20世纪90年代初,大白菜、莲花白和海椒等蔬菜开始在阿尔村推广种植,至1995年时,全村已广泛种植,种植面积也由最初的几亩发展到了上千亩[2](P.67)。

三、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对羌族社会的影响

(一)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实践

西医在羌族地区的传播和推广,促使羌族民众对疾病的预防、产生和治疗有了新的认识,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行为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羌人的疾病观认为,疾病的产生大多跟鬼神有关。其治疗疾病的医疗行为实践也过多地依靠村寨中巫医的巫术仪式。自西医传入羌区,羌族民众对于疾病的产生已有科学的认识。此外,1949年以后进行的各种卫生宣传和卫生运动,使羌民对于卫生清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各种卫生清洁行为已经融入羌民的生活,成为新的行为实践。

(二)改善了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羌族地区开展的人畜分居、饮水等活动以及电器商品的大量使用,对于改善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与疾病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人畜分居为例,首先,将畜圈与村民的居住空间分开,使村民远离了畜圈所滋生的蚊虫,降低了蚊虫传播疾病给人的可能性。其次,畜圈与住房的分开,改善了村民住房内的空气质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三)拓展了羌族民众的活动时空

新的卫生习俗的形成,打破了羌族过去的许多有关卫生的禁忌,使羌族民众的活动不再受到此类禁忌的束缚,从而扩展了民众的活动时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地区的很多禁忌已开始逐渐淡化和消亡。例如,在一年一度的羌历年祭祀仪式中, 80年代以前并不允许已婚的妇女参加,而现在则是不管男女老少,村里村外都可以参加。又如,以前羌族的妇女生小孩,都是在家里房屋底层生,而现在则是在医院进行生产。再如,过去阿尔村流传着关于“毒药猫”下毒害人的说法,认为在二月和八月不能乱串门,平时也要少走夜路,以免碰见“毒药猫”害人,现已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告诫,任何时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四)增强了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医的传入和疫苗注射工作全面展开,以及政府长期的卫生知识宣传中,村民对于卫生与疾病、卫生与健康已有科学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医疗行为实践的改变,使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如今的阿尔村羌民,已普遍认识到预防疫苗对于小孩健康的重要性。根据笔者在阿尔村的调查,自1950年开始接种牛痘,以及注射各类预防疫苗以来,村里的小孩死亡率明显降低,现已很少有小孩因患传染疾病而夭折的事件。此外,身体素质的显著提高,也反过来促进了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是外因与内因相结合的结果,即在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市场经济,与羌族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增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和市场是外因,是羌族卫生习俗变迁的主要推动力,羌族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增强是内因,在一定程度上其变迁也是前者影响的结果,但前者需通过后者才能发挥作用。西医的传入、卫生宣传、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是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改变的外在推动力,羌族社区经济的发展是卫生习俗改变的内部直接作用力。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羌族卫生习俗发生了诸多改变。与此同时,羌族卫生习俗的改变对羌族民众的医疗行为实践、居住环境、活动空间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此外还有阿坝州的松潘县、黑水县和绵阳市的平武县,甘孜州的丹巴县,陕西省的汉中市、宁强县和略阳县,甘肃省的武都地区,贵州省铜仁地区,均有少数羌族居住。

②也有写作“划水”,是羌族释比拥有的一种技能,用一碗水来为病人治疗疾病或是预测过去与未来。

③民国元年为1912年。民国24年,即1935年,换算公式为:1911+(民国年份)=公元年份。

④此处的“卫生”为普通大众所认识的卫生,其实质是否真的对人体健康无害,此处不予讨论。

参考文献:

[1]周锡银,刘志荣.羌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2]何斯强,蒋彬.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汶川县地方志编委会.汶川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4]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坝州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收稿日期:2015-09-21

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