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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明正土司研究回顾与前瞻

作者:李松松 马廷中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3-07 阅读量:0

李松松 马廷中

[摘要]明正土司是康区四大土司之首,近30年来,学术界有关明正土司的专门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研究还比较薄弱。现有成果在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深入发掘资料,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扩大研究内容,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明正土司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土司;明正土司;安抚司;土干户;土百户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6-0082-06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近代康区民族间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转型问题研究》(SC15B100)、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民国时期康属地区交通建设与民族经济发展》(CX2015SP207)。

作者简介:李松松(1992-),男,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马廷中(1964-),男,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史、历史文献。四川 成都610041明正土司、德格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是康区著名的四大土司,其中明正土司是康区四大土司之首,其地位之高,历史之长,领地之广,为众土司之冠,被称为“土司之领袖”。近30年来,已有不少著作对明正土司进行了研究。本文就对这些明正土司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资学术界参考①。

历史上不同时期明正土司所辖的土司(包括安抚司、土千户和土百户)是变化的,不同时期所辖的土司数量不同,致使不同时期明正土司的辖地也就相应有所变化。本文所研究的明正土司的范围是指众多典籍文献中所记载的49员土百千户和明正土司本身,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仅指这一范围,特此说明。一、有关明正土司历史演变的研究(一)有关明正土司“明正”称号的研究

任新建在《明正土司考略》中用了较多笔墨首先对明正土司的全称“长河西、鱼通、宁远”的来源做了考证,其次对明正土司的“明正”这一称号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明正”称号的含义是“明代正土司”的意思,并且因当时是战争时期“军务繁忙,公文力求简洁,所以凡提到明正土司之处,为了省事,故简称为‘明正土司’”。而王辉全《明正土司迁康时间及名号小考》一文,作者认为“明正”二字乃是在简称“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为“长河西土官”时,为和长河西千户相区别而加的称呼,并不是清政府给与的封号,也不是因其恭顺而奖以“明正”之称号。这两篇文章都认为“明正”是对“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的简称,但对于简称的原因二者持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前者分析更为透彻,较赞同前者。同时,格勒著《康巴史话》(P.137)、安山著《四川土司史话》(P.43)的观点和前者相同。《康定县志》(P.418)中仅认为“明正土司”为简称,并没有论及“明正”二字的含义与简称的原因。邓廷良《明正土司考察记》(P.536)中第四部分“土司名号”的观点亦同任新建文。

(二)有关明正土司辖区的研究

邓廷良《明正土司考察记》认为明正土司本部所属地域,在康区内习惯上被称为“康东路”之泸定、丹巴、九龙、雅江、道孚六县境内。其中包括九龙县全境,泸定县大渡河以西、泽校以北的扎里土司(土千户)地,丹巴县南部杨千户所辖二十四村地,道孚县城关以东南、雅砻江以东、鱼科乡以南的原明正区(城关)、革西麻(上牛厂)、木茹、查坝、泰宁(乾宁)诸地,其中唯中查坝业洼石土百户有部分土地在雅砻江西岸。这是明正本部唯一西跨雅砻江的土地。刘辉强《明正土司属地的民族语言概况》一文认为,清代明正土司极盛时直辖的地区包括现今的康定县全部,泸定县的一部,九龙县的全部,雅江县的一部(雅碧江以东地区),丹巴县的西南部,道孚县的东部、南部和木里县的一部。明正土司所辖地区绝大部分在雅垄江以东,大渡河以西。杜永彬《藏区土司研究的反思与前瞻》认为明正土司辖区包括康定、泸定、九龙、雅江、道孚、丹巴一部分,以及宝兴的一部分。王辉全文章《明正土司迁康时间及名号小考》认为明正土司领地包括康定、泸定、九龙、和雅江县的一部分、丹巴县的一部分、道孚县的一部分。《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5)认为明正土司辖区包括康定、丹巴、九龙三县和泸定、道孚、雅江、新龙、石棉的部分地区。李宗放论著《四川古代民族史》(P.468)只是模糊地说出了明正土司的四至:东至泸定桥,今泸定县;西至中渡,今雅江河口镇;南至乐壤,今九龙斜卡乡洛让;北至鲁密章谷,今丹巴章谷镇。而同时该书作者在论文《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中认为,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分布在今四川康定、沪定、雅江、九龙、道孚、丹巴县境。笔者认为对于明正土司的具体辖区应采取邓廷良的观点,因为从邓廷良的文章《明正土司考察记》的“小引”中可以看出作者得出以上结论是有充分依据的。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何光岳的《氐羌源流史》(P.547-553),李宗放的文章《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和论著《四川古代民族史》(P.468),何云华等编著的《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5),龚荫著《中国土司制度史》(P.277-297)、《中国土司制度》(P.267-292),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P. 461-472),以上七篇论著和文章中都对明正土司所辖的49土千百户的治地所在地进行了考证,基本上都具体到了每个县的乡镇或者是村,通过对明正土司所辖每个土千百户的辖区进行考证,也可了解明正土司的所辖范围。

(三)有关明正土司世系的研究

《康定县志》(P.423-425)、《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5-28)、《明正土司考察记》、《中国土司制度史》(P.277-278)这四部著作中都有明正土司世系的研究,其中《康定县志》按编年体的形式罗列了明正土司从明到清的土司世系,并有简单的事迹介绍。《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则用表格的形式简单明了地罗列了明正土司19代的承袭情况,内容包括第几代、姓名和在位时间。《明正土司考察记》也是用表格的形式罗列了明正土司的世系,并附有简单的世系介绍,但表格的制作比较粗糙,内容有相互交叉的地方,这需要读者注意。而《中国土司制度史》则将土司的世系与对应的事迹分开来写,分别列为“承袭”“纪事”两部分。除此之外任新建《明正土司考略》、郑少雄《明正土司与“藏彝走廊”》、《末代明正土司和他的三个儿子》②等文章中都有涉及明正土司事迹的记述。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土司制度》和《四川古代民族史》两著作中并没有罗列出明正土司的世系情况,尽管他们都比较详细地列出了明正土司所辖49土千百户的承袭情况。

(四)有关明正土司发展演变的研究

《康定县志》(P.417-419)、《明正土司考察记》、《四川土司史话》(P.38-41)、《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4-25)这四部著作基本上是依据明正土司承袭的时间或朝代的顺序对每一代土司进行了论述,这四本著作都没有深入地分析明正土司的发展演变有什么特点或规律,仅仅是叙述了历史上明正土司的发展情况而已。而《康巴史话》(P.135-137)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P.97-102)同样论述了明正土司发展演变的情况,不同的是作者最后分析认为明正土司自明代兴起后的发展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中原王朝,所以随着清朝的腐败,明正土司也日趋衰落。③这个观点是之前没有人论及的,这可能也是明正土司和其他土司不同之处,是研究明正土司的学者应该注意的。而《四川古代民族史》(P.467-468)则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明正土司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的发展演变情况,主要内容是他曾辖的安抚司、土千百户在这一百多年的变化,让读者很清楚地了解了明正土司为何最后所辖为49土千百户,笔者认为这是了解明正土司发展演变必读的部分。相比其他的著作,这部著作的论述更系统、更集中,而不是像其他的著作将明正土司在这段时间的演变分别写在不同的章节,使读者前后联系不上,读后依然不十分清楚明正土司的发展情况。二、有关明正土司政治的研究有关明正土司政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指明正土司的衙署、头人、差役、武备,明正部落的语言及明正土司与其他土司的关系等方面。这部分内容的研究比较杂乱,分布在不同文章与论著之中,研究比较分散,以下这部分以论著和文章为单位进行综述。

《康定县志》(P.420-423)涉及到了明正土司的“衙署”、“机构”、“差役”和“武备”等内容,“武备”部分主要论述了明正土司的“头人支系”的情况。“差役”和“武备”主要论述了“土司领地”、“头人封地”、“寺庙封地”、“贡赋”、“乌拉的发展”等内容。同时《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8-29)也涉及到明正土司的“衙署”、“头人”、“武备”三部分,《康巴史话》(P.137)中《明正土司与康定城》的第一部分结尾论述了明正土司衙署的两次搬迁,论述很简单。这三部论著相比,《康定县志》有关明正土司政治方面的总体论述比较详细,但“差役”和“武备”部分论述却比较简单,文字介绍比较少,主要是侧重了乌拉的发展,文中附有《民国时期全县支差状况调查表》。《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有关明正土司政治的论述与《康定县志》的论述比较相似,内容上基本没有补充。

《明正土司考察记》中涉及明正土司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多,包括《48家锅庄》、《语言与部落》、《政治与经济》、《宗教与寺院》、《明正与嘉绒》、《明正与木坪土司》、《明正与木雅》、《明正与蒙古族》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每一部分的论述都比较详细,可以补充众多其他论著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明正土司属地的民族语言概况》一文专门讨论了明正土司属地内的不同民族语言的情况,是研究有关明正土司辖区语言的重要文章。其内容包括:《木雅语》、《嘉绒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普米语》、《尔苏语》、《纳木依语》、《藏语》、《彝语》等十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大致叙述了每种语言的历史与分布两方面。

《四川古代民族史》(P.286-288)第十二章第二节详细叙述了明正土司明代初年与中央的关系,明正的族属以及用编年体的形式详述了明正土司对明朝的进贡情况。《四川土司史话》(P.49-66)涉及到明正土司政治方面的内容有《西炉之战》、《女土司承担二宣慰司使》、《金川土司的叛乱与平定》、《巴塘事件》、《赵尔丰治边》等五个部分,该书整体的内容比较浅,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所以以上五个事件的叙述也比较简单。《明正土司迁康时间及名号小考》一文分别考证了明正土司迁康时间和明正土司“明正”称号的由来,考证出明正土司祖先迁往康定居住的时间最迟应在元朝末年,这一部分可以和前文提到的《康巴史话》的相应叙述对照阅读。张康林《明正土司蛇蜡喳吧被戕年代小考》首先对明正土司蛇蜡喳吧被戕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明末以来,西藏第巴等“窃踞西炉”,“吞占蛮地数千里,侵夺番民数万户”,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清廷遣臣查勘后,“仍霸踞如初”。藏差喇嘛营官喋吧昌侧集烈等,“又在木鸭私造铣炮,屯聚粮草”。其时,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为保木鸦属地,甚或意图收复打箭炉等处,而将昌侧集烈等之所为“漏言”,由是被戕。然后推测出蛇蜡喳吧被戕时在康熙三十七年六月丁巳,即蛇蜡喳吧之死当不晚于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即公元1698年7月。三、有关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的研究(一)所辖土千百户治所今地的研究

对明正土司49员土千百户治所今地的研究比较透彻的是李宗放《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一文,该书对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的今地全部更新,是近年来明正土司研究比较新的成果。该书新考订出的今地确切地点有23员土百户,特别是对沙卡土百户、作苏策土百户、拉哩土百户、姆朱土百户、药壤土百户、呷哪工弄土百户、吉增卡桑阿笼土百户、本滚土百户、白隅土百户的考订,是以前专家未考订出的。对23员土百户之外的或更新,或有修正。另增加了49员之外的章谷土千户。同时李宗放的著作《四川古代民族史》(P.470-477)中也有专门论述,但需要的注意的是李宗放的文章正是作者在准备写论著期间考证出来的,只是摘出了土百千户治地这一专题进行了发表,所以二者对土千百户治地的考证完全一样。其次涉及到土千百户治地的著作还有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P.267-291)和《中国土司制度史》(P.279-297),前者成书的时间较后者早,所以后者有关土千百户治地的考证个别有所更新,但更新的数量不多。《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4)以49员土百千户所属今县为标准,依次叙述了每个土千百户的治地,其考证没有李宗放的考证详细精确。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P461-472)中也有对明正所属49员土百千户治地的研究,考证相对也比较简单。

(二)有关49员土百千户称谓的研究

49员土千百户的称谓不同著作有不同的写法,应该是翻译不同的原因。

涉及到土千百户名称的文章和著作有《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四川古代民族史》(P.470-477)、《中国土司制度》(P.267-291)、《中国土司制度史》(P.279-297)、《中国土司制度简史》(P.470-471)、《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9-33)、《康巴史话》(P.199-200)等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都只写出了每一个土千百户的一种称呼,而李宗放的文章《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和著作《四川古代民族史》则详细列出了49员土千百户的不同称呼,比较全面。

(三)有关49员土千百户的其他研究

对49员土千百户的其他研究主要是指土千百户的族属、世系、纪事、住牧与驻札、所管土民数量、每年认纳赋银子以及有无印信号纸等方面。

涉及到这方面的著作有《中国土司制度史》(P.279-297)、《四川古代民族史》(P.470-477)、《康巴史话》(P.199-200)、《落日余晖——赵尔丰改土归流记》(P.29-33)、《丹巴县志》(P.122-134)、《道孚县志》(P.36-40)、《雅江县志》(P.267-277)等七部著作。其中前四部的涉及到的内容大致相似,前两部对内容的介绍比较详细,后两部比较简略。而《中国土司制度史》则最为详细、全面和调理,使人看后一目了然。

《丹巴县志》叙述了丹巴县境内17土千百户的管辖地域、组织机构、职官等级、改土归流和改土设屯等情况。《道孚县志》叙述了境内10土百户的册封表、土司特权(包括差役、兵制、司法、税收以及娃子)等方面。《雅江县志》叙述了境内6土百户的授职情况、有无印信号纸、住处、境域四至、土民数量及何时改流、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军事保障、辛亥后的复辟与解放后的废除等情况。以上县志对土千百户的记载相对比较简略,且如同以上所列,内容比较杂乱。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杜永彬的《咱里土司史略》(P.96-106),该书分四大部分详细介绍了咱里土千户的历史情况。第一部分论述了咱里土司的辖地和咱里土司的沿革;第二部分作者分析了中央设置咱里土司的四点原因,比较有深度;接着作者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咱里土司的特点,其中认为咱里土司世系为古氏一族单传,不同于云南、贵州、康区等地的土司;最后一部分作者论述了咱里土司的社会影响。本文是目前所见到的对咱里土司研究最深入和最全面的文章。四、评析与展望从上述综述可知,总结有关明正土司各方面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形式上看,近30年来,对明正土司及其49土千百户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共有6篇,其中较为专业的论文只有3篇,其他3篇为回忆性的文章或随笔,研究并不是很深入。有专章论述明正土司的著作有13部,数量虽然看起来不少,但仔细分析,其中方志类占4部,内容多为记叙类,资料性较强;龚荫著或编著的独占3部,内容基本相似,因出版年代不同,仅稍有修改,研究内容并没有深入;格勒著作虽有两部,实为一部,《康巴史话》只是对《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的扩充,其中有关明正土司的内容扩充很少。另有调查报告两篇,其内容也多为资料性质,并没有对明正土司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这样看来,实际上研究明正土司的论文、著作并不是很多,内容也并不深入。

第二,从研究资料上来看,主要来源有历代典籍资料,建国后由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和二十世纪的一篇调查报告。历代典籍资料也多集中在正史中,有关明正土司考证的内容多取材于此;对清末民国时期或建国初期的土司状况的研究较多地取材于政协编纂的大量的回忆性资料;《明正土司考察记》这篇报告则对于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明正土司研究至为重要,较多的研究资料多取材于此,是研究明正土司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还是以历史文献研究为主,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现有成果中,无论是考证性的文章还是记叙性的文章,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查看历史文献,用到的方法还有口述史,而田野调查方法则比较少。另外,这对于以后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的明正土司研究较为不利。

第四,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研究对象首先集中在对明正土司本身的研究,且现有的研究多为基础性研究,还处于考证、整理、记录等初步阶段,而对明正土司所辖49土千百户的研究比较少。例如有关对明正土司不同地域不同部落语言的研究,正如《明正土司属地的民族语言概况》一文所说,这些语言,究竟属于某种语言的方言还是属于某一独立语言的问题,以及某种语言是属于这一语支或另一语支的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的解决,尚须继续深入研究。

同时有必要强调的是,目前对于明正土司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的政治方面,而有关明正土司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专门论著,笔者认为对明正土司经济方面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明正土司从元代开始形成,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完全消失,前后延续近七百年。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其自己的经济基础,其基础分为奴隶制经济和封建领主制经济。建国初期的民主改革,在根本上消除了土司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土司制度也随之彻底瓦解。而明正土司的长期延续,其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经济还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学界还鲜有涉及。所以,有关明正土司经济的研究是学术界对明正土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明正土司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无论从史料的发掘、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领域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依笔者管见,今后的明正土司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注意搜集新的资料。不可否认,古代典籍依然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研究者还需要从不同角度加强史料的分类整理,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点。其次是新的资料的搜集,这包括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例如,现代考古对不同土司官寨遗址的研究,对有关土司建筑的研究;以及对土司地区不同方言的搜集,风俗的采集等,这将为以后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角度地研究,转变传统的以文献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跨学科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社会史、新文化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或者是正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土司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土司研究的内容。

第三,扩大明正土司研究的内容。纵向的历史研究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而横向的历史研究则丰富了历史的内容。现有的明正土司的成果多为纵向的研究,不同时期的横向研究则比较少。例如,不同时期明正土司与所辖土千百户的关系研究,明正土司与周边大小土司关系的研究,与不同层级政府关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与当时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很有必要,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将为今后如何更好处理少数民族与各级政府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第四,加强有关明正土司经济方面的研究。如果想要还原一个完整的明正土司,在研究政治方面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明正土司经济方面的研究。明正土司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正如上文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对明正土司经济的研究是明正土司研究的重要部分,有关明正土司经济方面的研究必须迎头赶上。

注释:

①改革开放以来只要涉及明正土司的研究论著可达上千篇,本文所综述的文章主要是指专门对明正土司研究的论文或者论著,而论著主要是指设有专门章节对明正土司进行过论述的,仅仅有简单话语涉及或提到明正土司的文章和论著不被包括在内。

②冯有志,《末代明正土司和他的三个儿子》,《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委员会编,第72页到第80页,年代不详。

③这两本书为同一人所写,只不过前者更为详细,所以两部著作的观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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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15

责任编辑:王珏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5.0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