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5-04-005
[美]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著 陈 梅/译 彭文斌/校
［摘要］本文对灾难以及灾难发生、演变、预防和减灾方面的文化要素进行了述评。 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阐述了文化和灾难的概念和性质，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在灾难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认为不同的文化因素，如风险、危险、时间、空间、人口居住密度、社会阶层、性别、 年龄、职业、社区、宗教、环境适应、故土恋等和灾难发生的脆弱性紧密相关，是减灾备灾的重要因素。文章最后说明了 影响文化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灾难； 文化；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29-07
作者简介：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女，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独立研究者，一位灾害人类学家，作家，合著编辑著作十余本、人类学电影两部，发表40余篇文章和专栏。
译者简介：陈梅（1982-），女，陕西乾县人，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波士顿分校老年学系博士研究生；彭文斌（1963-），男，四川双流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西南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和康藏研究。重庆 400030
像安东尼·奥利佛-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教授一样，我希望能从人类学的视角谈灾难理论和分析。奥利佛-史密斯教授的文章讨论了人类学关注灾难的历史沿革、生态模式，重建及其他方面。而我则主要聚焦于人类学家认为在灾难发生、演变、预防和减灾方面起着首要作用的文化要素。
从人类学伊始，文化的理念就成为它的主要创新和核心的解释工具。文化被用来指不同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亲属关系、生计、经济、政治、衣、食、居住地的利用、时间规划、空间安排、人类等级、社会角色与关系、儿童养育、法规和法律。文化是人们的宇宙学，是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神灵、祖先、宇宙、地球和星球。文化是人们的精神、信仰、释疑、以及是人类如何想象人类起源和存在的目的。文化是人们洞察力的向导，引导人们感知颜色、气味、声音和触摸，因此他们得以过滤和加工信息。每个人吸收他们自小成长的集体文化，总体来说，这就是人们生活的文化框架[1-6]（Tyler， 1871； Kroeber 1952 and 1963； Boas1911 and 1940 ）。
这并不是说文化不会改变。文化会发生变化，但是，是缓慢的，保守的。也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完全按照文化的要求生活。虽然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发生变化的程度与拉动一根橡皮筋一样有限。这也并非意味着人们对他们的文化没有反抗。其实有，但是反抗是从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反省和理解中显现出来[7-9]（Steward 1955； Frake 1962； Harris 1968）。
过去几十年，人类学家从整体到局部的层面上，不断地探索人类文化的深度和细微差别。遗憾地是，由于易于解释多元性，文化会常常被一些机构肤浅地应用。我们现在常会听到“企业文化”、“机构文化”等。然而，因为文化强大的辨识性，文化已经被证明是理解全世界人民以何种理由，何种方法应对风险和灾难的重点。这对人们理解如何估量风险、经历灾难以及灾后如何恢复，或灾后没有恢复，或人们没能保护自己方面非常关键。并且，文化被认为是脆弱性和脆弱性构建的最基本支撑要素。然而，把具有深层次内涵的文化知识灌输到很多的灾难救助和预防，灌输到国际社会、国家和非政府机构的政策和实践中以应对灾难，表现僵硬，并且这通常加剧了对弱势群体和幸存者的严重伤害[10]（Hoffman and Oliver-Smith， 2002）。
我将用一些案例来说明我的观点；一些美国的案例，一些其他国家的，和一些中国的。但是，在我详细论述文化之前，我先概述几个定义。
我以一个大胆的，但一般认同的定义开始，“不存在自然灾难这种事。某种程度上，灾难是所有人类构建产生的结果”[11-13]（Hewitt， 1983； Squires and Hartman， 2006； O’Keefe，Westgate and Wisner.1976 ）。因此，在某种方式上，灾难具有社会文化属性。
现在我从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定义和描述什么是灾难。
“灾难是‘自然界、被改造/建造的环境的破坏性行为/力量与在社会经济的条件下产生脆弱性条件的人口因素相结合，致使物质生存、社会秩序、习惯性满足感和价值实现的社会需求被破坏的事件/过程[14]（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4）。由于这样的组成方式，灾难因此源于环境、社会和科技的集合，在这个集合点上，地理、人口、人类构建——物质的和非物质因素相遇。并且，灾难将再次影响到这三种载体：一个当地地理条件与它固有的问题，如断层线；一个人类的社会-文化体系与它的构建方式；以及对当地人口或者外来人口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做过哪些改造；这不仅包括建造的建筑物，如房屋和桥梁，也包括其周围的环境是如何被改造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他们的居住环境做过哪些改造，比如河流上筑坝或开凿大山[14]（P.5-6）（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5-6）。
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灾难的重要性在于，人类学是唯一一个包含灾难交叉研究各方面领域的社会科学：它涉及到了破坏行为力、环境和人口。在其研究的范围内，人类学也包含对人们生存层面的研究，如：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人类生物环境、考古、语言以及其中所有的社会文化体系[15-16]（Hoffman， 2010； Hoffman and Oliver-Smith， 1999：1-16）。
涉及这个交叉领域的重大灾难有两类。一些灾难和地震或者核泄漏的打击一样——是快速的突发性灾难，表现在事件的发生上。而另一些时候，灾难是一个长期缓慢积累的过程，如旱灾、海平面上升，或与有毒物接触，这些为缓慢的突发性灾难。它从人们发现这些事件已经发生开始计算，比如：田地不再有足够的水灌溉，或一些人口即将死亡，显示了土壤长期遭受污染。不管灾难以哪种方式发生，两种类型的灾难都蔓延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16]（Hoffman and Oliver-Smith， 1999：1）。
灾难被认为是无法预测的，是发生在人类社区的极端事件，像“意外事件”一样。因此，大多数早期对灾难的关注都集中在事件的自然行为力以及它的反作用力上，往往通过建造一些自然妨碍物来实现反作用力，如堤坝。早期的关注点也包括受灾人口的管理。灾后恢复包含维修破坏物、终止灾难威胁，让人们尽快地回归到灾前的生活现状。但几乎都没有考虑到历史视角以及很少考虑到社会—文化的模式。然而，大概在1980年，由于许多缘由——成本、失败、持续的受灾后果——灾难的话题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灾难，特别是灾害，被重新评估为基本的、通常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缓慢元素的集合，更重要是，不管是自然性灾难，或是技术性的灾难，只要发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制造的结果[14，16，17]（ Hoffman and Oliver-Smith， 1999：1-18； 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3-22； Oliver Smith， 1996）。
这引入了社会因素的偶然性，并清楚地显示灾难进一步与历时性相关，即灾难发生的条件是长期积累而来的，而非突发事件引起的[14]（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5-6）。例如，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地震带或海啸区安置一个核设备，并且在这个核电站不配备维修设施纠正明显的缺陷，如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或许，在中国的四川，由于长期隐蔽的腐败，在地震带的贫困山村，使用劣质建材，因此新的地震导致上万儿童死亡。简而言之，由于文化和社会的因素，所以产生灾难的条件，在人们经历的可怕的事件的过程中，经过显著地积累或长时间潜伏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要么蔓延，要么最终终结。
我提一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文化特性，居住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人们都不一定意识到，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人们不想看到他们正在制造的结果。有关灾难一个真正有趣的事情是灾难本身就是“揭示者”。灾难揭示了一个时间段正在发生的，而不为人知的情况。一个能说明的此问题的例子：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飓风是如何暴露了使很多人处于危险境地的包罗万象的种族主义问题。[15，18，19]（Garcia-Acosta， 2002， Hoffman 2005 and 2010）。
那，灾难发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灾难发生的核心其实是脆弱性因素。我在前面的定义中提到过这个词语。脆弱性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甚至如今自然科学也探寻灾难研究。对此，我已经强调很多了[11，20，21]（Hewitt 1983 and 1987； Blakie， et. al 1994）。下面是一个定义：
人口因素和潜在的破坏力结合不会必然地产生灾难。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组织、生产和分配系统，以及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出历史上形成的“脆弱性”模式的背景下，灾难才变得不可避免[14]（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3）。
脆弱性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人类的脆弱性不止是偶然的，而且在整个灾难发生的过程中，脆弱性是以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远比某个破坏性的自然力影响更为深远为条件而产生的[14]（Oliver-Smith and Hoffman， 2002：3）。
说到产生脆弱性因素的相关问题。我已经提到了文化决定了人们对颜色、声音、触摸的认识[22]（Berlin and Kay， 1969）。文化同时也决定灾难发生的核心因素：人们对风险的认识。
让我澄清一下，风险和危险是两个概念。危险是周围现存的，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实际的危害，就像一座火山或一个出事的工厂。风险不同，它是文化范畴的。风险就像人和危险之间的水阀。根据文化的蓝图，水阀可以完全被打开，因此人们可以完全感知周围所有的危险[23-24]（Paine， 2002； Ingold， 1992 ）。其中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的抗洪飞机上的的一些人，如何利用他们的处境判断洪水风险太高，而决定迁徙整个社区。或者，测评一个产业太危险，就拒绝它，正如印度博帕尔的人们所做的一样，但却不能阻挡它[25]（Rajan 1999 and 2002）。
或许，阀门只可以打开一部分，这样人们仅能意识到部分危害，对别的危害漠然无视。这或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我喜欢讲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例子。加州人意识到了地震，并为此做好准备，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防范大火、泥石流和洪水，而这些则每年使更多的人丧生，更多的财产损失。
或许，当凶险的危害来袭，人们可以完全拒绝存在的任何危险。这个，我喜欢用希腊圣托里尼岛的例子。圣托里尼岛是个火山，比喀拉喀托火山大7倍，是活火山。上个世纪，它造成了无数的地震，并三次喷发[26]（Hoffman， 1976）。然而，当一个朋友的女儿问起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她所有关于灾难方面的后，她说到，“感谢上帝，我们这里并没有那样的一些问题”。
简而言之，由于人们的文化差异，人们通过塑造他们认识到的风险，控制他们的生存环境的评估以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生计方式以及安全。
另外一个决定脆弱性的文化因素是人们如何安排居住空间[27-28]（Feld， et. al， 1996； Low and Lawrence-Zuniga， 2003）。往往人们不管安全与否，都会将所有周围任何空闲的空间占据。有时，他们严格的定义哪些地方可以居住，哪些得空着，或根据宗教信仰判断。文化也传达人类居住的密度。一些文化规定倾向于聚集的城市和村子，这样潜在地使人们在面对泥石流、火灾时更加的弱势，或许命令他们分散而居，这样的价值表现在，在大的院落人口不密集，或许能减少人们的生存脆弱性。
根据他们的文化，人们如何计时，这对理解灾难非常重要。许多人，包括来自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人，他们认为时间是直线型的，时间在一条直线上逐步地演变。这条线或许不时被打断，或又被一个灾难打断，但时间不重复。然而，其他人，认为时间是循环的，比如在印度，人们认为时间周而复始，像一个轮子一样循环转动，这意味着不管人们做过了什么，灾难会在一个日历上重复发生。对减灾人员来说，直线性时间提供了对策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时间在文化层面上被认为是循环的，那么灾难预防变得很难，因为人们认为，灾难是已经预先注定的[29-31] （Friedel， et. Al， 1993； Nicholson1967； Hoffman， 2002）。
但是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尽管表面上以线性模式看待，有时，预测灾难可以仍旧秘密地嵌在人们的一个循环式思维模式中。每次，人们都会按照一个文化俗语，宣称灾难是“50年一次的洪水”或“100年一次的地震”，他们认为灾难是循环的，并贸然地宣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灾难不会再次发生。因此，他们不备灾。尽管事实上，灾难是可以重复发生的[31]（Hoffman， 2002）。
影响人们脆弱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因素是文化传递的灾难模式。这样的模式以富有表现力的、标志性的文化方式散发，并被维持着，很少有机构考虑到这些。在灾难发生的每一种文化中，他们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艺术或者文学的主题。最近，灾难成了电影电视的主题。灾难也通过叙述故事被传承下来。这些描述影响深远。他们塑造了对一场灾难的幻想、哪些会发生，以及会有哪些抗灾行动。总之，他们就像神谕一样有效[31]（Hoffman， 2002）。
人类学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告诉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为人们筛选和应对意外事件的格式，不管它考虑事实与否，但呈现出的灾难图片和故事确实能做到这点。人们用他们提供的模版重视或漠视或重新调整事实。确实，当一个意识模式和现实碰撞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模式获胜而非事实。卡尼曼把这称之为“幻想的有效性”[32-33]（Lakoff and Johnson， 1980； Kahneman， 2011）。
用另一种方式来讲，以前的文化对灾难的描述，从故事或图片，形成了一个灾难“的”模式，之后，又演变为“为”灾难勾勒的模式。不管文化怎么告知人们灾难的特性，人们都会对此留意，即便实际的灾难事件不一样。很清楚，减灾的另外一个重要点就是挑战这种流行的文化模式。
然而有更多的文化问题导致人们的脆弱性。意识到社会没有让所有人同样脆弱，这点很重要。很多细微的因素导致了可能被称之为“安全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社会阶层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结构如何构建它的社会部门， 可以基于财富、权力、种族、民族、阶层或甚至是一个人的肤色。许多文化对某些问题的歧视，这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危险。
性别问题是导致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文化允许经济社会压迫。另外一些文化阻止妇女掌握生存技能，规定着装，阻碍她们的行动。一般，妇女的工作不正式，她们不被注意到，会被解雇，甚者，会让她们处于危险。她们因此更加贫穷，居住条件更加简陋，仅有的一些首饰是她们的财产，她们的问题也因此没有被注意到。并且不管在哪，灾后，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率增高[34] （Enarson and Morrow， 1998）。
年龄也是一个因素，比如缺乏保护的流浪儿童和老年人[35]（Hoffman， 2004）。人类的社会结构也一样。其中，主要是亲族制度以及亲族制度的规定。确实，这点非常关键，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家庭是以父亲为主还是母亲为主，谁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时，老年人和他们的指令都必须受到尊敬吗？社会结构也包括社会孕育的不同协会和协会的作用力、工会，俱乐部和朋友网络。
人们拥有房子和土地吗？土地和房子是继承的部分遗产吗？或是短暂的租用？再者，从安全的高地到或是条件恶劣的贫民区，人们居住的地点、建材、房屋造型以及方位极为关键[36]（Lewis， 1999）。
职业，比如挖矿或农业耕作或工厂工人以及一些普遍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些非正式没有被发现的职业，如保姆、清洁工、性工作者[35]（Hoffman， 2004）。职业影响有一个人们对生存和职权的保护体系，结果人们就害怕离开这个职业。
社区团结或不团结。比如社区是否有多种不同的派别，社区是否团结，以及犯罪程度如何。还有，一个民族是否被外来殖民统治过，殖民统治在哪种情况下结束，如海地[37-38]（Schuller and Morales， 2012； Schuller and Farmer， 2012）。
一个极具有决定性因素是文化的宗教准则，包括信仰上帝的意志、法律体系和公平，道德，如利他主义、平等、或相反，信息如何传播、传播给谁，是只给政府官员还是每一个大众？有关物质财产，如果某几种财产和身份、健康和残疾情况、教育、语言和是否识字相关的话，那么财产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一个民族该如何定位他们民族的特点，是被动的或反抗的；这些都能影响到脆弱性。例如，我在希腊工作了很久，希腊人对所有的事情都持有争议。这也是他们的文化类型。
同时，文化当中的压力适应环境也是一个因素，包括流言蜚语，谴责反对，或如果文化允许变化，文化的灵活性，是否能够调整还是铭记过去。其它文化因素包括：所在地社区历史、历史遗迹、长远规划、是否是新建造的、重新安置情况、是否是一个移民派系；一个社区遭受灾难的频率；灾难是否是经常性的，被接受了的，或是间歇的而且文化上已经被遗忘的了；因为当灾难根植与某个环境时，人们会接受，但是灾难如果是间接性发生，大多数人会拒绝接受。
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故土恋。我们虽然没有完全理解这点，但是人们强烈依恋他们的居住地[39]（Altman and Low， 1992）。这是人类进化和现居住者的地域性所造成的特点吗？只有现代人去找啤酒，去杂货店？无论故土恋怎么产生，它非常强大。不管在哪里，人们都不想离开自己的居住地，而且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是在发生多种灾难以后。
说到故土恋，我会经常从引用享乐主义家的词汇，风土（terroir）。风土（Terroir）表示土地、气候、大气构造形成一个当地特别的性质，就像蒙古的牛奶。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方的居民——他们的方言、姿态、认知——是风土（terroir）的一部分。甚至当一个村子为了安全全部自愿迁徙时，还是会有恋故土的情况。慢慢地，但肯定地，人们会“漂回”到他们最初的故土。故土依恋或许是减灾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仅要关注灾难本身，而且要关注减灾备灾。这里也有必要注意到我还没有提到过的一些概念。文化实际上有两方面。一个是宏观性，表现为一些伟大的传统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遗产，如汉语、印欧语、阿拉伯语、班图语。另一个是，文化又具有地方性。每一个小村落、城镇、城市和飞地都有他们自己被修改过的文化差异，文化的这两个层面对一个民族预测灾难和灾难恢复都很关键。强调所有的灾难在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因此所有的灾难都有差异，这是一个准则。有利于任何一个减灾人员学习当地文化、知识和需求。这点延伸到如今的哲学理念，就是在重建中以灾区的所有者为驱动而非以局外人指令为出发点。但我认为，尽管如此，灾难情景下的某些决定性的模式，产生于更宏观的文化和传统，也一定要被重视[40]（Redfield， 1956）。
鉴于所有这些文化和许多的问题，就减灾和备灾来说，引出的问题是，文化可以被改变吗？这点对减少风险十分重要[16]（Hoffman， 1999）。
正如每个问题一样，又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变化是在灾前还是灾后发生，因为灾后更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和实践。就像我提到过的，文化是保守的。变化是缓慢而艰难的。在灾难发生之前，无疑，教育是关键的因素。一旦灾难发生，往往会出现一种称之为“机会之窗”的现象，使得变化更加可能。然而，依据灾难而定，是有某些特定的因素更能促使变化[16]（Hoffman， 1999）。
其中相关的一点是，灾难的范围，包括，灾难等级、受灾人数以及破坏的数量。今天的大多数灾难，甚至大的灾难，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下。或许一小部分人受到影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命延续继续存在，这阻碍着变化。如果这个灾难是可以被衡量的巨大灾难，严重的打击到了空间上分散的大量人口，那么，很多人将会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框架更有可能受到影响[16]（Hoffman， 1999）。
一些研究指出导致变化的原因或许不是一个单一的灾难，而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发生的灾难，总之，灾难是混合的，比如在云南，就是洪水、泥石流、干旱、地震的混合[41]（Moseley， 1999）。还有研究表明决定性的变量或许不是人口规模或沙漠化程度，而是一个社会的复杂性。一个有多样性的复杂社会，有着多样的职业群体，依靠运输和长期的供应链，组成了它的灵活性。但一个更为简单的社会，有更大机会能够从大的灾难中生存和自我持续[42]（Sheets， 1999）。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源于人类学理论，是关于一个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和相对的表面结构。表面结构和所有的表面社会文化细节相关，比如随身用品和时尚用品。深层次的结构包含无形的规则，现实是如何组成的，思想、货物和人们是如何交换的。就像在骨架之下，根深蒂固的文化规则对变化有很强的抵抗力，相反，表面的结构更加可变。表面的变化为短期的。但是，如果发生真正地变化，那一定会发生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上，会是在语言、经济、社会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43]（Mauss， 1954）。
最后一个影响文化变化的因素和社会中的争议多少有关，涉及到整个社区分享了多少行为或是否存在很大的分离和争议。甚至，最多的静态定义都认识到社会和文化演变，并且文化的演变是从群体的多样性和群体间的交流中释放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可以美化对灾难的恐惧。在文化里，灾难被描绘成净化剂和新生事物的推动力，因此几乎是受欢迎的，而非被阻的。反作用就是美化（Adorno and Hockhurst）。
文化改变的主题，当然就引起了韧性是否可以在社区里面培养的话题。韧性已经成为最近灾难研究的“热”词。我对这个概念可不怎么偏爱。我担心表面上的目的论看起来光彩，但是往后看，却让人心生疑惑。它倾向于将灾难预防的责任，多少地迁就于受害者他们自己身上。该词已经被政治化，缺乏衡量方式，并给做减灾工作的人一个方便的理由逃避深度的项目实施。更为关键的是，韧性不是和弱势性相对的。仍然，我相信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深深地理解和应用的话，就会加强减少风险和灾后重建，得以建造一个更加有韧性的社区。
最后，让我们记住，尽管一些灾难是大灾难，但很多人却天天遭受着次要的灾难的危害，如每天一次泥石流、每天一场洪水、每天缺雨。因此没有一个灾难是可以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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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5-16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