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探讨

作者:刘秀兰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3-07 阅读量:0

刘秀兰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借鉴国外公认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经历了由单纯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到质量型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模式。只是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西部民族地区疆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有必要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构建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3-0053-06

基金项目:2014年西南民族大学课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考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秀兰(1964-),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财务会计。四川 成都610041

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评价体系牵引着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行动。而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会随着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因此综观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经历了由曾经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到全面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演变过程。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大,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特征不同,全国一刀切式考核评价指标很难适合所有地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性,有必要在全国共性的基础上,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特点构建个性化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一、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刘易斯、库兹涅茨、钱纳里等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比较研究,总结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沿着一定规律运行的,进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影响力很大的机构在吸取经济学家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公布了全球影响力较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联合国发布的以GDP和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

1968年,在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并不断完善,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以GDP和人均GDP评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唯GDP论的驱动下,各国经济不断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重量不重质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与许多社会问题的不协调逐渐凸现出来,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迫使经济社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尽管唯GDP论饱受诟病,但是因为GDP能够直接量化经济发展状况,并且经济增长与就业环境关系密切,而就业问题又关系到城乡居民收入和社会稳定等民生问题,因此到现在全国以及各地GDP及经济增长率仍然是很重要的考核评价指标,国家统计局仍然定期公布我国GDP及经济增长率,民众仍然普遍很关心GDP指标。

(二)联合国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1990年,联合国建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以评价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HDI以寿命、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指标构成,寿命是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由成人识字率(2/3权重)和入初、中、高各级学校入学率的平均数(1/3权重)这两项指标加权平均获得,收入水平是以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NP的对数表示(依据购买力平价PPP)。每个指标设定了最小值和最大值,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根据全球发展状况,将HDI分为三组:低度发展(0。00-0。50)、中度人类发展(0。51-0。79)和高度人类发展(0。80-1。00)[1]。每年通过《人类发展报告》文献公布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状况。HDI由于涵盖面广,数据处理方便,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之一。

(三)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发展指标体系

世界银行在全球忽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发展不可持续的背景下,认为经济持续增长应建立在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1995年设计出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自然资源和环境状态指标的世界发展指标体系,内容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文教卫生事业发生显著变化;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等等[2]。每年在全球经济中选择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和重大问题,形成《世界发展报告》,并在每年的4月出版。

(四)以幸福感指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仅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还开始追逐内心的满足和幸福程度,发展的评价指标又诞生出了幸福指数评价指标,杰弗里·萨克斯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在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时间从2005至2011年,将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九大领域33个分项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评价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

综上所述,国际上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适时调整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评价指标最重视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过分侧重GDP考核指标带来突出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评价指标体系开始多元化,除了仍然考核经济增长水平以外,还要将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健康长寿、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指标纳入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强调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合理保护有机结合,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高度时,人们物质生活已经得到较充分满足时,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趋向于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也即人类的幸福感指数。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演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经历了唯GDP论到当前既关注每年的GDP变化情况,又要重视经济、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综合考核评价指标的演变。

(一)GDP及经济增长率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考核评价指标

按照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经济增长每提升2个百分点,就会提升1%的就业水平,在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提升城市化率的步伐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借鉴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GDP考核指标。国家统计局一般于次年2月28日通过《中国统计公报》公布上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率。然后再利用财政决算资料、会计决算资料等大量其他资料,在第二年年底的时候,再做一次最终核实,最终核实数在隔一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发布,内容包括全国及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及其构成,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样的指挥棒驱动下,各个省区集聚所有的资源配置甚至于透支资源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我国的GDP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突破和飞跃,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序第10位跃升到2011年的第2位,人均GDP1978年全球排序175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81位,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3]。

(二)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课题组建立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过分侧重于考核GDP评价指标体系的弊端很快就被学者们注意到了,并且开始构建发展的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198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指标》课题组借鉴了国外影响力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四个部分组成。具体分解为16项指标,这些指标是根据联合国建立的HDI考核标准,根据我国国情的进一步细化,比单纯的考核GDP总量及其增长率更加全面完整,但是对于环境保护、民生问题等问题缺乏考核评价指标。

(三)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进入21世纪初,因为各地过分偏重GDP考核评价指标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空气质量下降、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更强烈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并且着手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2003年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提出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生活质量、经济质量等四大类16项指标构成。

(四)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更加侧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

在社科院和中科院建立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为了改变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长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的状况,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开始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四大类,确定了5年实现的22个发展目标。其中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减排、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耕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等指标成为各级政府承诺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

三、西部民族地区建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上述的全球影响力较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对全球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建立的,我国也是在借鉴了国际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带有共性化特征。而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 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或者全国共性化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适应各地具体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西部民族地区有自己发展的特殊性,应该针对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建立适宜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一)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应该具有适宜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地域辽阔。西部地区土地面积68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最集中的地区。以四川为例,民族地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等3个民族自治州及其附近的一些自治县,地域辽阔,民族自治区域幅员面积30。2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62%。只比德国(35。7万平方公里)、挪威(32。4万平方公里)略小,比意大利国土面积30。1还大0。1万平方公里,比英国国土面积24。5万平方公里大5。7万平方公里。

2、民族众多。西部民族众多,有44种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孕育了灿烂的文化。社会管理难度比较大,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尤其显得重要。

3、生态环境脆弱。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西南地区多数为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结构脆弱,是我国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发生的地区。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时常发生,土地荒漠化问题突出。我国50%的生态脆弱县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土地侵蚀面积达410万平方公里,占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的60。6%,占我国土地总侵蚀面积的83。3%[4]。生态环境建设任务艰巨。

4、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西部民族地区地处边远,历史上长期属于有效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晚,底子薄,所以到现在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都比较落后,实现的GDP总量少,人均GDP低。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354元,四川省人均GDP为29627。0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凉山州、阿坝州和甘孜州分别只有23040。94元、 22463。07 元和16084。92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城乡居民收入低,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更低,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39。52,低于全国779。4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14%。四川民族地区的阿坝州为3741元、甘孜州为2744元,凉山州为4565元,北川羌族自治县为3980元,峨边彝族自治县为2735元,马边彝族自治县为3088元,[6]全部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2010年,四川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4。9%、65。2%和56。3%,远高于我国恩格尔系数39。76%的平均水平,使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排名也下降不少。交通运输、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贫困问题比较突出,我国60%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地区。

以上说明在民族地区,如果笼统地以和内地相同的评价指标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一方面,对民族地区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影响西部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全国的影响力。以四川省为例,目前,成都市已经发展为我国城市总部经济的前十强,2011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2011)中,成都市位居第8位,居西部之首,但是如果把整个四川省综合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们生活、生态环境)和全国比较,排名就大打折扣,如人均GDP,四川省经常排名在全国倒数第8位左右,不仅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在西部地区也低于内蒙古、重庆市、新疆等地,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太不均衡造成,也可以说是四川民族地区为四川省在全国发展排序中拖了后腿。

(二)西部民族地区缺乏因地适宜的考核评价指标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运用我国共性化的GDP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指挥经济社会工作,尽管纵向比较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发展步伐,但是惯有的考评指标却存在以下弊端。

1、过分偏重GDP考核难以提高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过分偏重GDP考核指标在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容易产生倦怠消极心态,认为无论如何发展始终是难以消除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长此以往,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会有抵触甚至于抱怨。西部民族地区曾经森林、矿产资源丰富,长期以来木材采伐、原材料初级加工就是主要的工业,由于产业结构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产品附加值低,往往以较低廉的价格将木材、初级矿产品转移到内地,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将内地深加工产品再回购,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牺牲切身利益为内地提供廉价的资源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留给民族地区的则是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地区,使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心生怨言,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发展积极性。

2、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民众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境内外不法势力煽动利用做出不利于稳定的事件。民族地区民众因为落后的经济社会考评结果心生自卑甚至于不满的心态,容易被煽动利用而发生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国家安全的暴力恐怖事件,进而影响我国和平安定的局势甚至于影响各民族的和平友好相处。

3、造成地区资源配置不当甚至于透支。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的“三江源”源头,承担着保护森林、草地、水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偏重GDP总量和增速考核指标牵引下,西部民族地区为了加快GDP增速,不惜以加大资源消耗、损害环境为代价发展第二、三产业。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人们急功近利和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只见眼前,不看长远,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生态效益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地区对资源的无序、过度等不合理开发,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环境问题恶化。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原始森林进行了大量采伐,使民族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由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使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物种遭到灭种之灾。由于森林锐减和耕地强度增加,造成西部民族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问题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常发生[7]。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进而影响全国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过分偏重GDP考核指标使地方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问题。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习惯于以GDP做为考核指标,加上地方财力的限制,因而热衷于对GDP贡献大、增速快的大型工程项目或者招商引资项目,不重视对GDP贡献小、见效慢的农村水利和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西部民族地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不加大民生问题的考核指标权重,民族地区社会结构性问题仍难以得到重视,更难以得解决。

(三)其他省区建立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民族地区建立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为了改变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长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的状况,“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不同省区在全国基本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指引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针对性的建立了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新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2008年,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结合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有共性又有个性。共同点是都包含了人均GDP、产业结构协调化、高度化、城市化率、城市绿化率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四大类。但是根据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又有所不同。

1、不同省市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数量多少不同。山西省建立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五个方面44项指标取代过去长期使用几个主要经济指标指导评估的做法及模式,考核评价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各市、县的发展水平和工作业绩。北京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居环境水平、信息化水平四大类27项具体考核评价指标。广东省包含了12项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江苏省设立了24项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社会、人、生态等四大类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各省市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考核目标不同。各省市经济发展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基本上都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的优化等指标,但是各省市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考核评价指标目标位不同,在人均GDP考核量化指标方面,北京市人均GDP目标位是9266美元以上,广东省是3130美元以上,江苏省是人民币10000元以上。在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度化的标准有差异。各省市都按照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制定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考核指标,但各省标准不同,北京市的目标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5%以上,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达到70%以上,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就业比重均在3%以下。而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位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降到6%。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位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5%,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降到6%。

3、各省市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指标目标不同。各省市对于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有相同点,也有差异,即使是共同化考核评价指标目标位也各有差异,比如城市化率方面,北京市的城市化率目标位达到80%以上,江苏省是70%以上,广东省是60%以上。

各省市构建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启示我们:由于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各省市具体发展状况制定适宜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西部民族地区不可能纯粹照搬其他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根据西部民族地区具体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更应多元化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模式驱动下,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惯有的GDP考核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各地区为了实现经济高增长目标,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甚至于人们的健康为代价,竞相盲目上马一些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企业,与全球倡导的低碳环保经济发展模式不相适应。不少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搞政绩工程、重复建设工程等投资拉动型工程以保持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我国资源配置不当造成可持续发展能力难以为继时,经济增长下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难以缩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消费结构调整缓慢,阶层固化现象愈演愈烈等等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急需要我国经济社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做出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整。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改革方向,公报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8]在这样的宏观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指引下,我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加大社会结构改革,以纠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的偏差。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建立相宜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契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性的西部各民族地区构建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0年度人文发展报告[J]。世界经济译丛,1992,(3)。

[2]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3]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4]贾原。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J]。2007,(21)。

[5]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6]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7]金海燕。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5)。

[8]祝福恩,张舒。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J] 。学术交流,2014,(5)。

收稿日期:2015-03-20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