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
［摘要］藏羌彝走廊的认知经历过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中心主义”，也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蜂拥而来的传教士的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洗礼。实质性的走廊的外部认知也拜陶然士（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二人之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也建功至伟。随着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跟进，20世纪40年代走廊的地理空间及内部文化实质已有基本呈现。1978年后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走廊研究再得活力。综合学科研究视角的提倡，也正好应对走廊的历史以及现状。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走廊中诸民族住民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强调。
［关键词］藏羌彝走廊；外部认知；地域研究；综合学科研究；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1-0009-18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5.01.002
作者简介：张曦（1964-），男，羌族，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北京100081
2005年4月24日在英国接受过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指导的费孝通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社会学及人类学的一大损失。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著名学者。另一位已经仙逝的中国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2005年在《中华文化论坛》上发表的《藏彝走廊研究的几个问题》[1]（P.5-8）提到“民族走廊”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78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李绍明先生还表明加强藏彝走廊的研究，就是对费先生最好的纪念。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组织了系列论文，形成了“藏彝走廊”专题下的“藏彝走廊研究笔谈”专栏，在这个专栏中，李绍明先生的文章被再次刊发。文章认为：
费先生最早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民族研究没有打破省区界限，没有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对此，我个人深有体会。关于藏彝走廊中的人口问题，我粗略统计过，大约有1000多万人，500多万是少数民族，其他是汉族。其中，藏缅语族的羌语支民族48万人，彝语支民族有293万人，藏语支民族185万，共535万人左右，其他壮侗和苗瑶语族各语支民族的人口约3万人。过去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缺乏整体观念和宏观眼光。仅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就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比如没有重视民族互动的问题，造成对四川、云南的藏族和普米族，摩梭人和纳西族、蒙古族，贵州的布依族和广西的壮族在族属认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问题，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而得来的。[2]（P.14-16）
在李绍明先生看来，藏彝走廊研究今后的方向在于打破区域界限，形成多学科性质的综合研究。由此其提供了走廊研究的8个次领域，即走廊理论、走廊范围、考古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生态与民族的关系、民族经济与发展。李绍明先生的目光自有其独到之处，走廊理论的梳理及走廊范围的界定自然就是区域界限的突破，而剩下的6个次领域的呈现，非常明显的就是多学科的协作了。然而费孝通先生、李绍明先生以及众多走廊研究者都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亦即是走廊范围的界定以及走廊内社会、文化、历史等实质性的内容上存在着外部规定性的问题。也即是走廊研究中完全忽略了“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换言之，外部精英所建构的知识体系中毫无传统性·生态学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而这些在地的知识体系在1994年就被哈佛大学植物学学者马克·普罗特金强调过了①。
就走廊的自然地理轮廓而言，费老所言“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问题也是由李绍明先生的第2个次领域即“走廊范围”引发而出，并且与其他的次领域密切相关。从费孝通先生的认识中，也可以看到走廊的地理范围是动态的，是由外部的需求所建构的。1978年费孝通认为藏彝走廊的范围是“北至甘肃，南至西藏察隅、珞瑜。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致即能划出走廊的轮廓”，三年后的1981年走廊范围为“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边陲的走廊”[3]（P.158-187），第二年的1982年又延伸为“甘肃至喜马拉雅山南”、“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3]（P.295-305）。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毛里和子在地域研究的方法论中曾主张“地域”概念是由不同的“独创性”生产出来。“地域并非作为真实的存在，而是具备内含有像铅笔写出橡皮擦掉那样的伸缩的‘创造性’的理论性前提”[4]（P.13）。借毛里和子的这段论述，大致可以说明费孝通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全国政协会议民族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座谈会）中界定出了不同的藏彝走廊的空间范围。
然而无论学者怎样通过不同的“独创性”界定走廊的地理范围，几乎都是出自于历史、文化、语言研究等所谓的学理角度，而地域中的居民利用在地知识经营自己的日常生计，虽然也有自身出发的考量，但却与这种地域划分无关。就研究伦理而言，似乎也存在着无视地域住民的缺陷。而从学理性方向展开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地域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于走廊研究几乎也是致命的。地域住民的主体性不仅仅是关乎地理空间的认知，而是与李绍明先生提出的8个次领域都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今天我们所展开、所推动的走廊研究中，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都不能缺失地域住民的主体性，尤其是在推动走廊的应用研究时，参加型发展论、内发式发展论、立场强化（empowerment）式发展论都是以当地住民的主体性为基础的。但是在重视地域住民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必须超越单纯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重视论。日本学者秋津元辉与中田英树所谓的发展的介入者与被介入者之间必须理解包含价值观在内的共通的尺度，由此才能判定发展结果的好坏[5]（P.208）。由此，也对走廊研究提出了一个学科性的要求，即是期待新形式的综合学科的形成。
一、封建王朝时代的外部认知
就费孝通的“藏彝走廊”的地理概念而言，即便存在着范围扩展变化，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区域内聚居、杂居着诸多少数民族。岷涪江上游羌族地区，夏属梁州之地，商为氐羌之地，周为蜀羌，后为冉駹部落联盟属地。秦时隶属湔氐道，西汉元鼎元年（公元前111年）设汶山郡，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并入蜀郡，设北部冉駹都尉。隋时为会州，后又改回汶山郡。唐代岷涪江上游的行政被细化为茂州、松州、维州。元代、明代大致沿袭唐的行政区划。清代茂州沿袭称谓，然而，松州及威州被改为松潘直隶厅、理番直隶厅，并增设了懋功直隶厅。中华民国2年（1913年）设松潘、理番、汶川、茂县及北川县，民国16年（1927年）又为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区[6]（P.10-11）。由上述大致可知，中华民国之前，岷涪江上游的行政区划的细化是唐代开始的，原因大致有二，一者是封建行政的日益成熟化，二者是应对吐蕃势力扩张的策略。彼时，北川羌族自治县尚属石泉县。至清，岷涪江上游地区大致还是保留了唐代行政区划细化的样态。封建王朝时代对于羌族地区的管辖有过政治、交通要点的控制，有过通过土司制度的羁縻，但代表中心的王朝政权对于羌族文化的认知大都为浮光掠影之见，认知极为有限，折射出诸多封建中心文化对于周边文化的优越感。清代文人王铭在游历羌族地区的理县时，留下的《三番》诗便是一证。
熟生新旧聚三番，服语难同庶类繁。
结队远行齐力作，雌雄难辨似猱猿。②
封建王朝时期对于羌族地区的外部认知，通过羌族地区的地名也可管窥一二。今汶川县的映秀镇是紧靠都江堰市的地区，历史上为羌、藏世居，是茶马贸易的必经之处，也为封建王朝所重视，其多年经营的结果即是映秀的地名完全汉化，“映秀”、“枫香树”、“豆芽坪”、“西瓜脑”、“渔子溪”、“黄家院”、“马家村”等已经完全没有藏语羌语意境③。然而在由杂谷脑河与理县相连的汶川县克枯乡，却还保留着羌语汉字转音的地名，如“克枯”（原意为狭小之地）、“周达”、“竹石达”、“阿多”、“硌底”④等等。与汶川县一水相连的理县，最靠近汶川县的理县桃坪乡也是典型的外部认知的结果。“桃坪”的得名源于“三百年前一名桃殊人士”前来此地；而桃坪乡的“谢溪沟”则相传是宋代枢密使谢坊叔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与桃坪村隔河相望的山坡上的“佳山寨”却是羌语“额达”的翻译保留，相对海拔要高一点的“入达寨”则完全是羌语对音，“入达”意为边寨⑤。
沿岷江与汶川县相连的茂县，其地名同样如此。在交通要道上，大多是汉语后来的命名，而稍稍偏离交通要道处则保留着大量的羌语汉字转音地名。如茂县有“凤仪”、“南新”、“飞虹”、“富顺”这样的沿交通线的极富汉文化色彩的地名，但是也有“赤不苏”、“洼底”、“曲谷”这样的地名⑥。封建王朝的羌族地区的认知，就地理空间而言，是行政点与重要交通道路的粗浅认知，大致与其行政力的施力结果相吻合。由于羌族地区明清时尚有土司制度的存在，因而连行政点都是不充分的。民国时期1931年黑水头人苏永和曾三败川军，1935年还阻挡过红四方面军，而且苏永和迟至1952年才被解放军彻底击败[7]。尽管于式玉（1904-1969）在1943年与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的蒋旨昂教授一起进入过黑水藏区，并留下了《麻窝衙门》、《记黑水旅行》、《黑水民风》等三篇文章[8]。但是，对于苏永和所管辖的梭磨宣慰使的包括黑水在内的领地的外部认知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完成。即便如此，由于诸多原因，黑水县全面对外开放也是2004年的事情了。
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行政末端未能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部，其认知自然缺失对民族走廊的完整的空间认知，亦不能全面凸显出民族走廊的文化、历史、社会，也自然不会全面呈现出走廊的轮廓。然而正是在王朝时代的清代，1842年《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的签订，使中国不得已打开国门，任由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1858年所签订的内容达56款的《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为国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理性保障，从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畅通无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传教士的出现才填补了诸多封建王朝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认知所留下的空白。
在羌族地区，1892年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何诗白（J.H.Horsbergh）来川传教，后来陆续在北川、茂县、松潘、平武县设置教堂。1909年英国传教士李白庚、朱育斋⑧开始在茂县传教[9]（P.6-10）。这些带着西方宗教知识以及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传教士，初期也大都在封建王朝时代所形成的州县政府所在地活动，由于传教士对中国国学知识的欠缺，因而不可能形成或具备完全超越封建王朝的对羌族地区的认识。
然而就藏羌彝走廊中的羌族地区而言，传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以及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到来，却在外部认知上引发了很大的改变。陶然士作为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教士1896年来到中国，后来专注于华西地区的传教工作，1937年才返回英国爱丁堡。陶然士通汉语，也熟悉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中国人的交流几无障碍。1916年陶然士为岷江上游的羌族社会及其自然环境所吸引，溯岷江而上，足迹遍及汶川、理县、茂县。在羌区传教的同时他也开始熟悉羌族社会、文化及历史，1920年所撰写的《The History，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应该是第一本西方人描述羌族的著作⑨。同时，陶然士也是第一位主张“羌族西来说”的西方人，陶氏在《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Ancient Israelites》一书中就认为非偶像崇拜的信奉唯一天神阿巴白构⑩的羌族人，与信奉唯一神耶稣的以色列人存在着历史性联系[10]。由此可知，陶然士开始在几个为数不多的地点上展开了对羌族社会的文化、宗教、历史的较为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理解藏羌彝走廊内部都具有积极意义，毫无疑问，这些思考是具有开创性学术意义的走廊研究。然而，由于陶然士自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其主业也在于传播基督教义，因而对于羌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的认知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未及更加深入。
而1911年来到中国的葛维汉则与陶然士有所不同，葛维汉曾在芝加哥大学跟随萨皮尔（E.Sapir）专修人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具有学术背景的传教士。1913年葛维汉来到四川，一直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才因退休离开中国。在行政层面上，葛维汉曾担任过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在华西协和大学兼任过人类学教授[11]（P.138-141）。就结局而言，葛维汉在川西地区的学术贡献远远大于其在宗教传播上的贡献。葛维汉的羌族地域的认知的形成是基于1924年他从成都经都江堰、汶川、茂县，最后到达松潘的一次游历，在汶川他还与陶然士有过交流。1933年葛维汉经瓦寺，到克枯、龙溪、桃坪，最后进入杂谷脑，这一行程中的各类经历更加深化了他的羌族地域的认知。葛维汉的学术贡献很多，除过有关羌族的研究而外，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四川苗族文化都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葛维汉对于羌族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否定了陶然士的“羌族西来说”即外来人种说，认为羌族是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第二，明白地提出羌族文化与其西北部的黑水芦花人、其西南部的嘉绒藏人、其南部汶川的瓦寺人以及其东部的汉族文化存在关联[12]。此认识对于正确把握藏羌彝走廊尤其可贵。其实葛维汉1923年还进入过康定，1928年还到过西昌，相当于在南北穿透的走廊巡回了一次。虽然葛维汉还从事过诸多的自然科学性质的研究，但在藏羌彝走廊中，他能深入诸少数民族的生活内部，尤其是对羌族社会、文化、宗教的较高深度的认识，充分体现出了他的人类学专业功底。就目前而言，可以看到葛维汉的诸研究中明显的带有宗教人类学及考古人类学的早期方法论特征。这些方法论不仅便于葛维汉捕捉走廊中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经济、宗教状况，进而凸显出少数民族社会的内部特征，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社会尤其是羌族社会的研究。同时也使得封建王朝时代的以点为主的对少数民族的粗浅认知得以扩展至相当宽泛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文化也得以初步地立体式呈现。也即是说，葛维汉的研究为藏羌彝走廊建构出了一个较为扎实的民族文化轮廓。其研究视角在今天依旧还存在着生命力。
二、边政学与藏羌彝走廊
提及藏羌彝走廊，自然不能忽略“边疆”及“边政”两个概念。而提及这两个概念就不得不言及1910年正式开学的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此时的“华西（West China）”地域广阔，包括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也即涵盖了中国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一部。华西协和大学是一所由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Union）、美国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加拿大美道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公谊会（Friends’ Foreign Mission ）、英国圣公会（England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联合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办学之初只有11个学生[13]。1913年至1930年任校长的美国神学博士毕启（Joseph Beech 1867-1954）在《University Beginnings： A Story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hengtu）》一文中详尽地阐述过办学方针及办学目标[14]（P.91-104）。尽管华西协和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导，借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中国西部的发展，然而，毕启自己也承认中国西部是研究动植物及人种学等等的宝库，换成现代概念即是研究生态学与人类学的宝库。华西协和大学的成立及正常运行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孕育出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22年4月以华西协合大学为基地，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学者传教士莫尔思（W.R.Morse）、赫尔德（G.G.Helde）、布礼士（A.J.Brace）、缪尔（J.R.Muir）、周芝德（A.E.Johns）、彭普乐（T.E.Plewman）、冬雅德（E.Dome）、叶长青（J.H.Edgar）等人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宗旨在于研究华西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习惯、自然环境诸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对华西地域住民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是通过调查研究以及调查研究结果的发表（讲座、论文发表，刊物出版）来推动整个学会的工作[15]（P.2）。实际上，也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切实地推动了华西地区的研究，也为我们今天的藏羌彝走廊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然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自身的成立也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它与1857年9月24日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文理学会”在1858年加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由此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开始简称“亚洲文会”。亚洲文会成立之初即明确提出，要调查中国与其邻近国家各项事情、要出版会刊、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会的创始人中会长莫尔思（W.R.Morse）、副会长赫文德（G.G.Helde）、秘书冬雅德（E.Dome）、理事休斯顿（J.Hutson）、名誉会员叶长青（J.H.Edgar）等5人都是文会会员。因此，“华西边疆研究会”所展开的活动与“亚洲文会”非常相似，如组织科研调查、举办讲座等。1924年开始出版的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24年至1946年共出版16卷20册，刊载各类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等论文300余篇。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地域多在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民族涵盖羌族、藏族、苗族、彝族等。检阅《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发表的300余篇论文，可以看到研究内容虽然以人类学为主，但是也涉及考古、历史、生物、自然环境、语言、医学、农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性研究，这在20世纪初尤为难得。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华西边疆研究会成立以后，陶然士与葛维汉都加入了研究会，与研究会同仁一道，共同推进了藏羌彝走廊的外部认知，如1934年葛维汉与李芝田（R.O.Joliffe），陶然士与罗成锦（H.D.Robertson）就分别组队在云贵川交界处与松潘做过调研。其中葛维汉表现的更为突出，其对川康地区的羌族、藏族、苗族、彝族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对藏羌彝走廊外部认知的更加深入的延续，由于华西协和大学及华西边疆研究会的存在，这种延续更具备科学性及综合性，也使得走廊的存在变得更为清晰。第二，1931年华西边疆研究会的章程修订以后，大量的中国本土学者加入了研究会[16]（P.82-89）。这也使得中国的“边疆”、“边政”研究与华西边疆研究会形成了交集。李安宅（Li An-che）、林耀华（Lin Yueh-hwa）、郑德坤（Cheng Te-K’un）、冯汉骥（H.Y.Feng）、刘恩兰（Liu En-lan）的加入，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们也加入了藏羌彝走廊外廓以及实质内容的外部建构。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似乎与19世纪中期晚清的“西北史地学”存在着关联，梁启超曾言：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17]（P.388）
然而，正如德国人文·自然地理学者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在其1927年的著作《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中所言：“在从学科史上考察作为科学的地理学时，地理学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地域的知识，就古代的表述而言，它不是地志学（chorography）的就是生物地理学（chorologie）的，需要理解的是，只有其考察方法是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变化变化着的。”[18]（P.195）
就严格意义而言，“西北史地学”虽有“致用之精神”，但与近代学术尚有较大的距离，其方法论更未有新的突破，因而不足以解读清代西北边疆的经营，更不能借之以警惕晚清衰败所导致的西北部边疆的危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北、东南国土沦陷后，作为战略纵深的抗战的后方西南、西北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而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应该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之下，由国家政体与学术团体共同建构出的，阵营强大的，以近代政治学理论、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带有应用人类学性质的稳定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边疆的学术研究，与“西北史地学”并不在一个层面之上。
“边疆”一词，就词义而言，应是指主权国家领土边缘地带的区域。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中国的西北、西南部中原王朝与实际支配的疆域边缘之间往往还隔着诸多异质文化的少数民族，因而诸多被纳入边疆范围的地区，并不是王朝帝国的国土边缘，民国时代也同样。抗战时期因此形成了诸多“边疆”概念，如“文化性边疆说”、“民族性边疆说”、“地理性边疆说”、“政治性边疆说”、“经济性边疆说”。1942年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认为“边疆”一词“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19]（P.268）吴文藻先生的概念界定，是十分中肯的，也覆盖了多样性的边疆概念。而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的目的及其重要性的强调则更是为中国边政学定下了基调。
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移动，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19]（P.264）。
英年早逝的留学德国的陶云逵甚至还批判过国民政府主导的边地调查，认为其存在着两大缺点：“一、派的人员虽对边民问题热心，但对初民文化问题，没有科学的训练；二、或者派的虽然是初民文化专家，但他们不是从实用观点去研究，因此他们的报告尽是学术讨论，丝毫不着实际。”[20]（P.613）
同样，林耀华先生也是主张以“历史背景的学识”加上“实地考察的材料”作为“边疆研究的起始”，林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最好要有一个实用的目标” [21]（P.173）。由此观之，边政学及边疆问题研究中，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大致是主张应用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姿态。
由于有华西边疆研究会前期由外国传教士展开的丰富研究成果，所以作为本土学者的李安宅先生在加入华西边疆研究会后也有危机感。李安宅认为趁着抗战国内知识界集中在西南的特殊局面，倡导在边疆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应“迎头赶上”[22]（P.3）。这种“迎头赶上”也就是中国学者的藏羌彝走廊研究外部知识的加强及深化。由于前期西方传教士的西方研究手法的运用及其成果十分丰富，因此后来的本土中国知识精英也大致主张采借西方手法。如张少微就曾将边疆社会的研究内容按西方手法细化为：地理环境、种族、人口、语言、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教育、道德、消闲、医药卫生、社会性传说、社会性禁忌、国际关系15项。将研究手法细化为：图书法、问卷法、人格分析法、摄影法、观察法、访问法、社会个案法、语言法、征集法、购置法、地境法、测验法、量度法、地图法、清丈法、抄录法、绘制法、统计法等18项。 中国本土知识界与华西边疆研究会产生交集后的主要成绩如下：
1.1934年庄学本至四川西北部进行采访，1937年出版了《羌戎考察记》。其间所拍大量羌族及其他民族的照片在上海举办过影展，很受欢迎。
2.1936年及193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长寿两次到理县等地调研羌族社会及历史。后出版大著《氏与羌》。
3.1937年6月，社会学者、民族学者胡鑑民赴汶川、理县调研羌族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1941年出版《羌民的信仰与习为》，1944年出版《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
4.1938年华西大学教授、考古学者和民族学者冯汉骥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调研羌族社会文化状况。并开创了川西北民族地区考古发掘工作，于汶川萝卜寨发掘整理了石棺墓葬。1940年发表《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和《禹生石纽辩》。
5.1944年由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教授率队，在汶川、理县境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陶片，并在石棺葬中发掘出铜器、陶器等文物。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政权东移，西迁的大学及大部知识精英也随之东归，“边疆”一词也因失去政界、学界支持的“边政学”而渐至式微。随后的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新中国又因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边疆”一词虽在，而“边政学”几成死语。尽管如此，有中国本土学术精英参加的华西边疆研究会的研究活动，以及中国本土学者与政体联姻自己推动的边政学研究，都为今天的藏羌彝走廊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先行研究材料，以及宝贵的多学科、多视角、应用性的研究经验。
三、语言学与走廊内部认知的深化
在论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时，往往需要面对一个理论，也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是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 的弟子。而沃尔夫（B.L.Whorf 1897-1941）又是萨丕尔的学生。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不仅在语言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在哲学、心理学层面也促人深思。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重合及密切关联性，因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萨皮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中含有两个基本的认识：第一、某一民族的语言因其自然成型及自身内在的发展，因而能够决定这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信念信仰、对待自然万物以及社会行为的态度。换言之，即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此点认识也是该假说的强势表述（strong version）。第二、某一民族的语言中能够反映出特定的思维，思维方式、信念信仰及态度因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亦即，语言相异的民族，其思维方式、信念信仰及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差异。在就是所谓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也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弱势表述（weak version）。
对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直至今日尚有争论。但正如耶鲁大学博士、日本语言学者及文化人类学者唐须教光所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并不是由萨丕尔、沃尔夫两人所展现出来的，而是后来的学者在指出两人共通的思考时才开始使用的表述方式。因此，对其假说的内容难以严密地定义，而且萨丕尔、沃尔夫两人在不同时期还呈现过很不相同的思考。”[23]（P.136）。也正是如此，有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认识还呈现着难以消弭的复杂性。但不管怎样，在认识某种语言与某文化的关联性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依然还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萨丕尔在Language：A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一书中的所言：
人们并不仅仅只在客观世界中生存，也不是只生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性活动的世界中，人们是在自身的社会中被作为表现手段的特定的语言所左右的。认为不使用基本性的语言也有可能适应现实，认为语言只是解决意思传递、反省等特定问题的偶然的手段，这些大多是幻想。事实上，“现实世界”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其集团的语言习惯为基础在无意识当中建构而出的。——我们倾听、观看、或者我们的经历大致存在一定的方式，这也是我们的共同体的语言习惯早就使之选择的某种解释而已。两个不同语言能表现同一的社会性现实的例子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社会所处的世界，并不是符号不同的同一世界，而是各不相同的世界。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充分证明了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性，因此由语言入手来理解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社会等等也是完全可行的路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澳大利亚人叶长青（James.Huston.Edgar 1872-1936）应该算作是最早在藏羌彝走廊研究中展开语言研究的学者了。叶长青（J.H.Edgar）1898年来华，是华西边疆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自身也勤于考察、笔耕，其自1902年始直至1936年去世，近30余年间，多次在川西康藏地区考察，研究也硕果累累，仅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就发表过67篇论文。甚至超越了另一位突出人物葛维汉，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总共发表过55篇论文。李绍明先生曾在“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一文中明确的指出：“Torrance，T（陶然士）和Edgar，J.H（叶长青）都在人类学的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陶然士和叶长青曾多次赴康巴藏区即今所谓‘藏彝走廊’地区进行考古和民族调查。并有多种著作问世。”[24]（P.46），李绍明先生也提到叶长青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人类学上，是很有见地的。叶长青的语言研究为藏羌彝走廊的语言研究开了先河。
叶长青对藏语的研究文章集中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5卷（1932）和第6卷（1933-1934）上面，共4篇文章，即《The Tibetan Tonal System（藏语语音系统）》、《Sumerian and Tibetan Equivalents》（藏语与闪米特语的对应语）、《English-Giarung Vocabulary》（英语-嘉绒语词汇）和《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华西语言变迁）》。
在《The Tibetan Tonal System》一文中，叶长青认为藏语与汉语存在着相互影响，尤其是藏语中的高音与低音。其还推测康方言语音中的前缀、后缀是从7世纪吐蕃兴起时逐渐消失掉的[25]（P.66-67）。而在《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一文中叶长青认为语言文字在使用中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还会因相异的语言规则产生出相异的语音、语义变化。其例举的汉语、日语、藏语羌语（汶川）方言的数字称谓也十分有趣[26]。
即便在今天的日本，也有人时常提及日语与拉萨藏语数字发音的相似性。拉萨藏语也时常被转记为日语片假名：チッ（1）、二（2）、スム（3）、シ（4）、ガ（5）、トゥク（6）、ドゥン（7）、ゲー（8）、ク（9）、チュウ（10）。叶长青的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他自身的康藏地区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如《Geographic Control and Human Reactions in Tibet》（藏区的地理控制与人们的相互作用）[27]、《The Kiarung：A non-Chinese Tribe in Szechuan》[28]（嘉绒：一个四川的非汉人部落）、《The Centralizing，Civilizing，and Absorbing Power of Lamaism in Tibet》[29]（藏区喇嘛教的中心化、文明化及吸引力）诸文都是阐述深刻的力作。
经过一年的筹备，1940年在华西协和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 The Huax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由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提供经费赞助，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诸如宗教、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美术工艺等为中心内容的学术机构。所长由精通多国语言的闻在宥（1901-1985）担任，闻在宥从全国各地聘请了许多知名学者。该所出版的两大刊物《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在国内外均有好评。闻在宥自身也有诸多羌语研究的先行贡献。1942年华西协和大学又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由1941年入川的藏学家李安宅任副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与华西边疆研究会密切合作，更加推动了华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的调查及研究。
笔者曾在《藏羌彝走廊研究途径》一文中阐述过语言学研究对于坐实“藏羌彝走廊”这一概念以及深化走廊研究所作出的诸多贡献。如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的经典论文《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日本学者池田巧的《西南中国“川西民族走廊”地域的语言分布》都为藏羌彝走廊轮廓的建立、走廊基础文化层的分析提供了强大的支撑[30]（P.188-197）。就具体研究内容而言，黄布凡在论及羌语构词词缀的特征时，例举了羌语中“由下而上、向上游方”的词缀“n-/ni-/nu- ”以及“由上而下、向下游方”的词缀“s-/si-/su-”，并在最后总结道：
羌语的使用者对方向的概念的重视以及对方向的划分和方向概念系统的形成是由其长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形成的；从汉代起生活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高山峡谷之中，因而高山的上下、河流的上下游、河谷与山沟的里外成为了判断方向的主要标准。在羌语词汇中，没有平原地区民族常有的“东、西、南、北”等以日出日落作为判断标准的方位词。羌族的生产劳动（如放牧、采药、种植等）和日常生活（如背水、砍柴等）促使他们常年上上下下于高山之上，来来回回于河流之旁，进进出出于河谷、山沟之中，因而形成了强烈的方向概念，并使之反映在语词上。[31]（P.7-10）
羌语研究者黄成龙博士在总结2013年羌语支语言研究动态时，指出羌语支语言研究2013年在国内共发表有24篇论文，分别涉及羌语支语言的谱系分类（4篇）、语言接触（3篇）、语法研究（7篇）、研究综述（6篇）、语言与文化传承（4篇）[32]（P.5-8）。这些研究都为深化走廊内部的文化认知提供了理论依据。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藏羌彝走廊研究中，语言学的研究还会深化，而深化的内容对于理解走廊中诸民族的基层文化或核心文化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以走廊内在文化的逻辑来理解走廊中的不同文化上，语言学的研究将会提供更为强大的学理性支撑。
四、区域研究与主体性实践
2007年第一期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杂志上刊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黄树民的文章《藏彝走廊——区域研究的沃土》[33]（P.19-20）。黄文中藏彝走廊的研究直接被置换为了“区域研究”，其未对“区域”以及“区域研究”做出任何说明，大致是因为这种置换在学理上是自然而然之事。“区域研究”中“区域”的英文译词大抵对应为“region”、“area”、“district”，但区域研究的英文表述大致是： “regional”与“area”两者都是针对某一特“regional studies”、“regional researches”，“area studies”、“area researches”指地理空间的历史及文化。日本庆应大学铃木正崇指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二战后的方法，是针对特定地域的跨学科研究。与战后美国的世界战略密切相关，因而还带有防卫共产主义的军事性意图。而regional studies虽然也称区域研究，然而多是以地域发展为前提的，带有实践性的色彩。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建构理论体系[34]（P.1）。
黄树民先生的文章中的“区域研究”一词，大致可以用来对应日文表述中的“地域研究（chiyiki kenkyuu）”，而“地域研究”这一表述最早是用来对应“area studies”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域研究”（area studies）出现新的分化，如2010年4月5日“日本学术会议地域研究委员会”发表的《地域研究分野的展望报告书》中就将“地域研究”分为5个分野，即Area Studies、人文·经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国际地域开发学、地域情报学。除传统的来源于美国的Area Studies以外，都是既有学科，诸如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由此看来，“地域研究”似乎不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特色的学科，也引发过田中耕司的疑问：“地域研究是学科性（discipline）的，还是学科竞技场（arena）？”[35]（P.67-71）。其实这都是因为“地域”概念存在着多样性。
发源于美国的“Area Studies”中的“Area”大致如斯图尔德（J.H.Steward）所言：
那是指世界地域（a world area），也即拥有世界性重要性（从国际关系来看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地域。比如俄罗斯、远东、南亚、东欧等地。另外，也是指文化地域（a culture area），比如拉美、近东、中美洲、玛雅·印第安等。但是，这些对于美国而言可能具备同时代的重要性，也可能不具备。再者，地域也可以指国家（a nation），比如中国、俄罗斯、巴西等。[36]（P.7）
斯图尔德眼中的“area”其实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的“敌对国研究”（“know-you-enemy”studies），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的大作《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也是“Know-You-Enemy”Studies的重要成果之一。二战后1955年由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出资在哈佛大学成立的“Center for East Asian Sudies”（东亚研究中心）也是新中国在朝鲜半岛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队对抗之后，在美国兴起的红色中国研究浪潮中的产物。尽管如此，该中心最终也成为了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以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颠覆了从前的文献研究式的传统中国研究，推进了关于中国的各类社会研究。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该中心被更名为“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一般而言，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国外的研究与西方的Area Studies有着重叠的部分；而普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因长期田野调查（field work）中参与观察的局限性，不会主动选择无法掌控的较大的地域；然而在政治学、经济学中因涉及整体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因此其地域概念涵盖面广，甚至会横跨历史·文化个性完全不同的地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更是如此。但是无论怎样，地域研究自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与文化生成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拥有特殊性文化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才是最为关键的。就这种认识，名古屋大学的横山智所认为的学科性地域研究应该关注地域中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横山论虽显老套，但是却是落在实地之上[37]。
从美国针对中国及亚洲地域的Area Studies中可以看到，其虽滞后于欧洲重视文献研究的汉学（sinology）的方法论，但是二战以前，诸如1916年由布鲁金斯（R.S.Brookings）建立的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鲁金斯研究所）、1919年由胡佛（H.Hoover）建立的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21年由华尔街财界与纽约法律界人士成立的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问题评议会）、1928年由霍尔（C.M.Hall）等出资成立的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成立的Far Eastern Association（远东学会）等等的研究活动都是以西方发展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为方法论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文献学、建筑学、医学、植物学等等，研究题目几乎覆盖了中国的所有方面[38]（P.49-58）。虽然在地域研究的area studies还存在着二战旧殖民体系的破裂以及冷战后新秩序形成的背景，但是已经形成了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地域研究的特色。
其实在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影响下，在社会学及人类学学科中“地域研究”或“区域研究”实质上指的是“地域共同体研究”（community studies）。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日本学者立本成文认为：“当然不是国家的框架就能成为地域，地域是拥有地域性、固有性的相对而言被划分的空间单位。”[39]（P.12）。立本的认识的出发点本来是想超越国境，也即是说，地域可以是跨国境的。但是其认为的地域性的、固有性的、相对性的空间单位却正是地域共同体的空间单位。而实际上，立本成文的著作里呈现的案例分析中，如“边境与国境地带”、“中国东南部——海洋与山的通道”、“东南亚的山地区域”[39]（P.230-257）都是典型的“地域共同体研究”（community studies）研究。
就中国的地域共同体研究而言，20世纪50年代，傅瑞德（M.H.Fried）曾将有关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按时代进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早期由西方人展开的非科学研究（early non-scientific works）；第二部分为由中国及西方学者展开的社会调查研究（social survey）；第三部分为由中国人类学者展开的共同体研究（community studies）[40]（P.12）。傅瑞德的分法颇显简单、粗糙，并存在重大缺失，其完全忽略了受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活跃在中国西部即华西的西方传教士的贡献。从傅瑞德的文章内容来看，几乎没有华西边疆研究会的研究成果的引用，甚至还在引用1910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上的未署名文章。然而傅瑞德文章的可取之处大概就是其主张的地域共同体研究。
关于共同体（community），苏格兰出身的美国社会学者麦基弗（Robert Morrison MacIver 1882-1970）曾指出，就规模而言，共同体（community）可以小至村落、市镇，也可大于地方及国家。但不管如何，都必须是共同生活的某个领域[41]（P.46）。“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场所，时常会产生出一种或一定程度的独自的共通的诸特征，如风俗习惯、传统、语言以及其他。” [41]（P.46）。由麦基弗所言可知，“community”必须有基础性的共同生活条件的共享，同时又是拥有独自的成果的共同生活范围，也是一个能够观察到整个社会生活的集团，其基本的标志就是地域性及共同意识[42]。同样，贝尔（C.Bell）及纽拜（H.Newby）在《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共同体的社会学）一书中也指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共同体的基本三要素为共同生活（communal life）、地域性（locality）、地域社会感情（community sentiment）[43]（P.21-53）。其实，贝尔与纽拜的三要素，正是立本成文所谓“地域性的、固有性的、相对性的空间单位”中实质性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
尽管如此，黄树民先生的文章却为我们提示出了藏羌彝走廊研究中应该关注的三个次论题，一是地区的生态文化，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三是发展的文化。在第二个论题中，黄树民认为还可细化为：
（1）可从少数民族本身观点来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如土司或上层僧侣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冲击；（2）他们如何使用社会标志来保护自我传承，文化表征在哪些方面使用？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语言、历史等，哪些在使用，哪些又不在使用，为什么？（3）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传统的习俗、宗教等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少的干预，如允许少数民族恢复他们的宗教、风俗习惯，那么文化的复古对现代社会是否有帮助呢？会不会对全球化有一种相反的效果，强调自我是否会内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自身在全球化中不可竞争呢？如何正确使用一些社会标签，如亲族、家支、宗教、服饰等来保存既有的传统呢？（4）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保存到底有什么样的冲击？从正面来看，的确具有对民族文化起到保护的积极意义，但从反面看，把文化当作商品是否也有利有弊？这里涉及到了文化商品化的价值判断。
黄树民先生的文章虽短，但十分切中要害。这些细化的内容正好是“区域研究”内容的具体体现。也即是说“区域研究”正应该包含这些内容。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被定位为“区域研究”是非常自然、妥当的。尤其是黄树民先生提出的“少数民族本身的观点”，这才是最大的贡献。由前述内容可知，藏羌彝走廊的地理概念、文化轮廓都是由封建王朝政治知识界、传教士、专业化传教士、中国本土知识精英在走廊之外构建出来的。对于藏羌彝走廊中的住民而言，是典型的独立于自我知识体系之外的外部知识。即便是推崇“为政由学始”，强调应用人类学性质研究的吴文藻先生也未能跳出外部知识的藩篱。1999年客死维也纳的日本京都大学学者矢野畅（1936-1999）曾认为“地域（日文：地域chiyiki）”一词就概念学而言就只是一个“认知概念”（perceptual concept），因此会随着认知主体的利害关心的不同，定义也会出现不同[44]（P.9）。当“地域”概念仅仅是由外部来操作时，那么，作为地域主体的住民以及其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了其操作对象。
在藏羌彝走廊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的走廊进入。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进入彝族地区；1935年红四方面军进入羌族、藏族地区；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进入甘孜康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的进入是一种大规模武装人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是具有新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介入。
在茂县发现的红军文物中，有一张落款为“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文告（三级文物），其内容为：“1、自动烧发财人租约债据，分田分地，穷人不愁吃穿；2、自动开群众大会组织苏维埃政府，穷人自己管理事情；3、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赤卫军，保护穷人利益；4、自动捉团正甲长、捉收款委员，穷人永远太平；5、成群结队的来当红军，去杀邓猴子、蒋介石；6、穷人永远过快活日子。”[45]（P.62-63）这份文告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动”一词的4次使用，另外尚有“穷人自己管理事情”。这份1935年的红军文告，应该是羌族地区最早的以汉文表述出的“主体性”重视。“民族自决”（self-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最早是出现在1917年11月18日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法令》（Decree on Peace）中的内容，其理论根据来源于列宁的论述。在列宁的认识中，“民族自决”是指各民族集团基于自身的意志，最终决定自己的归属、自己的政治组织、自己的政治命运的集团性权力，任何其他民族以及其他国家不得加以干涉。由上述中国工农红军的文告内容看来，似乎是中国工农革命的初期，完全接受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和平法令》中的“民族自决”概念。其实1928年6月-7月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中第五条就是“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6]（P.101）。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纲领》认为康藏民族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47]（P.285）。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进入川西北后，在卓斯甲（今壤塘县）、丹巴县建立了藏民苏维埃政权，1935年底在绥靖、崇化（今金川县）建立了格勒得沙自治政府，1936年在康北地区的道孚县、甘孜县相继建立了波巴自治政府、中华苏维埃波巴自治政府[48]（P.29-33）。这些自治的少数民族政府，虽然1936年随着红军的北上而宣告解体，但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最早的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实践。期间所形成的一些纲领性文件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49]（P.242-252）。同样，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也希望彝族能有自己的政权，因此还让果基小叶丹成立彝民红军支队，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其弟尔拉为副队长，并授予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50]（P.27-28）。
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提出：“着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51]（P.111）。“自主”、“自治”、“联邦”正是这些正确的政治概念的使用，以及切实实行的民族政策，才促成了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次自主性的真实体现。
五、余论
“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多次强调后，才建构出来的概念，2011年被置换为更为贴合历史及现实的“藏羌彝走廊”[52]。由前述内容可知，即便是使用费老的概念，也可以看到最早的民族走廊研究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在川西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先行研究之力。而传教士对于羌族的研究也算是开了走廊研究的先河，随后扩展至华西全域。正是有了受过西方正规学术训练的传教士的努力，才有了超越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起，伴随着“边疆学”、“边政学”研究潮流，随着中国本土知识精英的跟进，特别是华西协和大学与边疆研究所的学者们的调查及研究成果，“藏羌彝走廊”的外部轮廓及内部社会、历史、文化、语言的认知才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些概念及研究成果无一不是来自于走廊外部，走廊内部的社会及文化仅仅是提供了研究素材而已。
再者“藏羌彝走廊”的研究即是地域研究，或可以称之为走廊地域共同体的研究。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到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宗旨中都可以看到，其拥有的多学科研究或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也可以看到其主张实用的观点。然而在长期的走廊研究中，还是未能凸显出应用人类学研究应有的姿态，即走廊中住民的主体性的强调。当然这也跟时代的进程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理性发展存在关联，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尚需要发展研究理论以及行动科学理论的支撑，才能展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论在诸社会的诸层面的社会活动中的介入（intervention），在介入与被介入的相互作用中，主体性的作用才会更明显地凸显出来。
应用人类学要做到重视主体性就必须超越旧有的殖民行政与人类学的简单结合，或者可以称为人类学的殖民工具论，诸如滕颇（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 1850-1931） 的主张。滕颇虽然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如在1908年就向时任首相的阿斯奎斯（H. H.Asquith 1852～1928）建议在大学里教授人类学课程，并应该设立帝国人类学局（Imperial Bureau of Anthropology）。然而滕颇的人类学学习的逻辑却是殖民行政官僚等只有在大学养成人类学性质的习惯（the anthropological habit），才可能加深在殖民地的他者理解，获得他者的知识，深化共感，最后才能获得殖民地他者的尊敬[53]（P.85-87）。人类学需要等到应用人类学先行的研究者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 1884-1942）与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 1902-1973）的非洲研究展开以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他者主体性的认知及重视。马林诺夫斯基在1918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言及民族志性质的调查的作用时称：“了解原住民的习惯，唤起对他们的共感，然后以他们自身的观念引导他们”。“自身观念”即是主体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引导”正是外部的介入。
作为区域研究或地域研究（community studies）的藏羌彝走廊的研究，一方面需要继承上世纪先行研究者们留下的多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传统，更应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则应该是图示2所表示的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时主张的C的方向。
此C方向即是立本成文主张的地域研究的综合性方向，为此，立本特意用了synthesis这样的英文表述[54]（P.24）。立本认为单纯的学科研究有4个特点：1、执着于历史性形成的系谱（genealogies）、2、学科间的边界的明确化（boundary-work）、3、学科中无限制的分野分化（field construction）、4、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专业训练的彻底推进（socializing practices）。而综合性学科（synthesis）则是：1、对于系谱的突然变异（mutation）、2、标榜学科边界在场·场所·地域里获取的学科边界地域构建论（area framing）、3、总是探索整体像（synthetic configurations）、4、基于田野调查（fieldwork practices）[54]（P.25）。立本的论述正好可以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图示C方向的补充。传统的多学科研究可以是各学科聚焦于某一问题，然最终大致是各说各话。而真正的跨学科则应该是如立本所言的四点。
就此意义而言，石硕所称整体观研究：“如果我们要从整体观的层面对藏彝走廊进行研究， 就必须打破民族之间的人为界限， 以往以语言或文化等为标准对民族进行严格的划分， 这样做虽然便于管理， 但在进行研究时却应当突破这样的界限束缚。而多样性与复杂性虽为藏彝走廊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可以从中寻求具有共性的历史文化现象， 如石棺葬、碉楼、母系等文化， 从物质与精神层面解读族群迁徙及其关系， 同时对历史文化现象共性的关注还可以改变因民族识别而造成的人为民族区分。”[55]（P.17），其实也应该是立本主张的综合研究的一个侧面。
然而立本成文的“地域研究”主张似乎都是学理形成、发展的内容，其中并未体现出研究对于地域住民的作用，也即是说立本的综合性的（synthesis）地域研究，也只是外部的另一种知识体系的建立而已，这种外部知识体系独立于地域住民，与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关联性不强。甚至可以说，立本的“地域研究” 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甚至不如边政学、边疆学主张的“实用性”。因此，更看不到地域住民的主体性体现了。
20世纪50年代始，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从北美开始，逐渐向全世界渗透。而在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应用人类学的学者们早早地感知到地域住民的主体性对于地域发展的重要意义。1976年应用社会学中所提出的Empowerment[56]概念，“Empowerment”（立场强化）的根本思想就在于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力量。也因此“Empowerment”也很快地引入各社会科学中，尤其在发展人类学中，成为了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概念。
在走廊的历史中除土司羁縻制度在封建政治学意义上凸显过一定的自主性外，真正的主体性的体现或称之为实践的应该是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藏羌彝走廊时出现的，但这种实践历时仅一年。日本社会学会会长鸟越皓之曾指出：“言及住民的主体性，普通理解为住民每个人的主体性。当然这也是基本的认识，但是，并不是住民只是拥有主体性就行了，还需要住民实行自己的思考。因此，住民的主体性的内容必须是社会性共有的。只是每个人各自的意见的话将不会存在社会性实效性”[58]（P.87）。由鸟越氏的论述可知，一个地域中住民的主体性虽然是每个个体的主张，然而也需要在地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中、在行动化的过程中完成广范围的共有性的整合。
与外部的协调性图示
在认识这些问题时，主体性这一概念也就有了一种“个体主体性”与“整体主体性”的分层，这种分层具有社会化性质的意义。尤其是“整体主体性”，非常近似于玉野井芳郎的“地域主义概念”，但是这样的主张政治·经济的自立，以及文化的独立性的认识，也并不抛开地域与外部的相互作用，拥有主体性的地域也是“对外开放的自律性的、个性化的空间，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空间”[59]（P.3）。综上所述，今后的藏羌彝走廊研究中，跨学科性质的应用方向或者称之为综合学科性质的应用研究方向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此类综合性的应用研究中，自然需要注重，走廊地域的主体性，黄树民先生所言“少数民族自身的观点”就是核心之处。然而，尚需注意的是地域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地域也不是封闭性的概念，即便是藏羌彝走廊中的地域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是不断地与外部发生着主动的或被动的各种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今天走廊中的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活动都存在着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マーク·プロトキン著屋代通子訳『シャーマンの弟子になった民族植物学者の話上下巻』東京：築地書館1999年。原著为：Mark J. Plotkin Tales of a Shaman’s Apprentice： An Ethnobotanist Searches for New Medicines in the Rain Forest Penguin Books 1994年。
②朱成源、候光、廖邦祥、蒋永志 编《古人游历川西北诗词选萃》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其实诸如此类的文人作品多不胜数。
③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地名录——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一九七》（内部版）1982年8月，第50-51页。
④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地名录——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一九七》（内部版）1982年8月，第26-27页。
⑤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地名录——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一九六》（内部版） 1986年12月，第44页。
⑥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名录——四川省地名录丛书之一九八》（内部版）1983年9月。
⑦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44年Vol.XV第22-23页间的附页。Chih-ang Chiang（蒋旨昂）“The Black River Communal Politics”第22-33页。
⑧两人名字见于茂县县志，但未注明外文名字。
⑨Thomas Torrance：The History，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 American Bible Society，Chengtu 1920年。
⑩阿巴白构，南部羌族宗教信仰的最高神，也是祖先神。
1857年9月24日，尼克逊（Capt.Sir Frederick W.Nicolson）、裨治文（Dr.E.C.Bridgman）、帅福守 （E.W.Syle）、艾约瑟（J.Edkins）、纳尔逊（R.Nelson）、亚希逊（W.Aitchison）、戴维思（T.Davis）、纳尔逊（Dr.Nelson）、雒魏林博士（W Lockhart）、西柏多（Sibbald）、蒙克里夫 （Mr.Moncreiff）等人在上海讨论深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最终决定成立学会，学会名称为“上海文理学会”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述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亚洲文会最终成为了远东地区最早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机构，于1952年5月19日终止活动，8月为新中国政府接管。
诸位学者的代表论文是：Li An-che “The lamasery in outline” J 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IV，1942年，第35-68页。Lin Yueh-Hwa “Social Life of the Aboriginal Groups in and around Yunn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V，1944年，第47-56页。Cheng Te-k’un “The Lithic Industries of Prehistoric Szechwan” J 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IV，1942年，第1-16页。H.Y.Feng、Cheng Te-kun，“The Megalithic Remains of the Chengtu Plai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VI，1946年，第15-22页。Liu En-lan“Tribes of Li-Fan County in Northwest Szechwa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V，1944年，第1-10页。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原刊《边政公论》第1卷第3、4合期。后收入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边疆”一词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性的、地理性的国境区域的表述。
E.Sapir Language：A Im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and Co. 1921[1949]第162页。日译本为：泉井久之助 訳『言語』東京：紀伊國屋書店 1957年。汉文表述为笔者所译，如有错误，责在笔者。
据J. H. Edgar“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3-1934年。第259-260页所作，“杂谷脑嘉绒语”一项，叶长青原标注为“Giarung Min Valley”，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这些发音材料是杂谷脑河流域的，因此订正。
“The Languages of Li Fan”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XIV，1942年。 《川西羌语的初步分析》载 《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2卷，1941年。《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 1943年。《汶川瓦寺前语音系》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 卷， 1943年。《理番后二枯羌语音系》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4卷，1945年。《羌语方言中若干强子音之来源》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6卷，1947年。
参见Ronald Stanley Suleski.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 History， 1955-200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年。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507-567《论民族自决权》、第716-729《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十大纲领： 1、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2、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行；3、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4、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政权；5、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6、实行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8、改良士兵生活，分给土地和工作；9、取消军阀地方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中国共产党。
格勒得沙：嘉绒藏语对音音译，“格勒”为嘉绒藏族自称，“得沙”意为普通百姓。
波巴：藏语对音音译，意为藏族人民。
B.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年，第238页。日译本为：谷口佳子訳『マリノフスキー日記』東京：平凡社、1987年。
源自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 Institute of Medicine.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5年，第29页。
中文常常翻作“赋权”，“赋”尚有给予之义，因此与Empowerment的原意不太相符合。而日语翻译的“立场强化”要贴切得多。
“地域主义是指一定地域的住民以其地域的风土性个性为背景，对于地域共同体拥有一体感，并追求地域的行政性·经济性的自立及文化的独立性”玉野井芳郎『地域分権の思想』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77年，第7页。
参考文献：
[1]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5，（4）.
[2]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3]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4]毛里和子「『現代アジア学』への挑戦をふりかえって」『学術の動向』2007 年6月号，第13页.
[5]秋津元輝、中田英樹「開発の功罪ー発展と保全の相克」古川彰、松田素二編『観光と環境の社会学』東京：新曜社、2003年、第208页.
[6]张曦，黄成龙.中国羌族[M].银川：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7]郭祥林.“陆上台湾”覆灭记——黑水芦花剿匪纪实[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8]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9]耿静.在羌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J].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23（4）.
[10]Thomas Torrance.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Ancient Israelites [M.]London：Thynne ＆ Co，Ltd ，1937.
[11]耿静 .从惠特曼学院馆藏资料看葛维汉的人类学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 2004，（3）.
[12]李绍明，周蜀蓉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M].成都：巴蜀书社，2004.
[13]Jwssie Gregory Lutz（鲁珍晞）.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 [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14]Joseph Beech.University Beginnings： A Story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hengtu）[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3，Vol.6，No.34：91-104.
[15]W.R.Morse.President’s Address[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Research Society， 1922-1923.
[16]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会之再诠释[J].中华文化论，2010，（3）.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8]アルフレート·ヘットナー（Alfred Hettner）著 平川·守田·竹内·磯崎訳 『地理学歴史·本質·方法』東京：古今書院，2001年，第195页.
[19]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20]陶云逵.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21]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作品精选[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2]李安宅.李安宅社会学遗著社会学论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3]唐須教光『文化の言語学』東京：勁草書房。1988年，第136頁.
[24]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J].广西民族研究，2007，（3）.
[25]J. H. Edgar .The Tibetan Tonal System [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32，Vol.5：66-67.
[26]J. H. Edgar.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 [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33-1934，Vol.6.
[27]J.H.Edgar.Geographic Control and Human Reactions in Tibet[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2 1924-1925.
[28]J.H.Edgar.The Kiarung：A non-Chinese Tribe in Szechuan[J].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61，No.5， Mar 1930.
[29] J.H.Edgar.The Centralizing，Civilizing，and Absorbing Power of Lamaism in Tibet[J].The Chinese Recorder， 1913，Vol.44，No.7.
[30]张曦.藏羌彝走廊的研究途径[J].西北民族研究，2012，（3）.
[31]黄布凡.羌语构词词缀的某些特征[J].民族语文，2002，（6）.
[32]黄成龙.藏羌彝走廊羌语支语言2013年研究动态[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2）.
[33]黄树民.藏彝走廊——区域研究的沃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34]鈴木正崇地域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三田社会学』第15号 2010年 第1页.
[35]田中耕司「すべては出会いから始まった―地域研究はディシプリンかアリーナか？」『SEEDer』編集委員会 編『SEEDer』No.1， 昭和堂， 2009年，第67-71页.
[36]Julian H.Steward.Arae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3，1950.
[37]横山智「地域研究における自然―人間相互関係の解明に関する一考察」『東南アジア研究』Vol.51.No.1. 2013年7月.
[38]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J].国外社会科学，2004，（5）.
[39]立本成文『地域研究の問題と方法ーー社会文化生態力学の試み』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6年，第12页.
[40]Morton.H.Fried Community Studies in China[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No.1，1954.
[41]R.M. MacIver.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M]. 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 Ltd ，1917.
[42]長谷川昭彦『 地域の社会学―むらの再編と振興』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87年.
[43]Colin Bell.Howard Newby Commun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local community[M]. Allen and Unwin， 1971.
[44]矢野暢（編）『講座 現代の地域研究1 —地域研究の手法』弘文堂、1993 年 第9页.
[45]黄清华.从一张文告看红军在羌族地区实行的土地革命运动[J].四川文物，1997，（1）.
[4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7]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8]干旭，郎维伟 .红军长征过藏区及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
[49]周锡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发布的最早的宗教、土地和经济政策——再论波巴政府的历史地位[J].近代史研究，1988，（1）.
[50]刘中刚.“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J].党史纵横，2006，（9）.
[5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
[52]张曦.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J].西北民族研究，2012，（3）.
[53]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Anthropology and the Empire： Deputation to Mr. Asquith[J]. Man Vol.9 . No.55.1909：85-87.
[54]立本成文「地域研究の構図」JCAS Review『地域研究論集·創刊号』Vol.1 No.1 1997年.
[55]石硕.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1）.
[56]B.B.Solomon.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M].NewYork，1976.
[57]斎藤文彦 「開発と参加―開発観の変遷と「参加」の登場」斎藤文彦編『参加型開発―貧しい人々が主役となる開発へ向けて』日本評論社，2002年，第3-25页.
[58]鳥越皓之『環境社会学の理論と実践―生活環境主義の立場から』東京：有斐閣、1997年、第87页.
[59]祖田修『都市と農村の結合－西ドイツの地域計画』東京：大明堂 1997年，第3页.
收稿日期：2014-12-09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