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和平 秦星昊
［摘要］通过认识旧木里藏区社会的个案，揭示有无“私有”对政教合一统治的特别作用。“喇嘛王国”曾是清代民国木里的概括，喇嘛不能组建家庭，“无私有”是构建当地政教合一统治的凭借。大喇嘛兼土司是旧木里的最高统治者，土司由清朝册封、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喇嘛是维系其统治的阶层，大喇嘛只是他们的首领，为了稳定，他也不能组建家庭。分析“土司政权的行政区域”、“土司衙门的职官”及“三大寺职官”三表，可知土司兼大喇嘛是以寺庙、僧人为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特殊的婚姻限制及传承规定，使得“无私有”的大喇嘛统治得到延续。20世纪初，清朝终结，环境变化，影响木里的传统统治；重要的是因“私有”的引诱，大喇嘛及个别喇嘛为有家庭而还俗，经营庄园，“庄子”（农奴）服役，占有并增加私产。“庄子”分化“百姓”，影响喇嘛；“私有制”损害土司兼大喇嘛的权威，极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建筑在“无私有”的喇嘛统治逐步走向终结，印证了家庭、私有，导致统治的改变。
［关键词］木里；土司兼大喇嘛；私有制；土司统治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1-0045-09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5.01.005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5-XWD-B0304）。
作者简介：秦和平（1952-），男，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史、宗教史；秦星昊（1986-），男，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四川 成都610041
一、问题的提出与过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四川西南部，西邻稻城县及宁蒗县，东接盐源、九龙及冕宁等地，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
木里曾被称为“喇嘛王国”，这概括了旧木里社会的特点：藏传佛教占统治地位，土司及其他衙门的主要职位由喇嘛担任，政教合一。有清一代，大喇嘛兼任土司，依靠喇嘛及寺庙的力量施以统治，有外患但无内争，传承有序，秩序井然。相比其他藏区，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有深入认识之必要。
进入20世纪，木里的传统统治持续遭遇“问题”：吉米活佛遇害①、大喇嘛被囚，两任大喇
嘛及个别上层僧侣退位还俗，娶妻生子，建立庄园，支配“庄子”，聚敛私产；“百姓”②负担沉重，逃亡或降为“庄子”，喇嘛减少，情绪不稳，喇嘛统治难以传承下去。
1951年初，在土司的“默许”下，门公（甲萨）王佩楚取典宣布要“取消”百姓的33种负担（共36种负担），将“断绝”土司、喇嘛及寺庙的经济来源。然而，在人民政府的资助下，该减负决定才得到了贯彻，“百姓”真正减免了负担。为什么土司兼大喇嘛会减免“百姓”的负担？这固然有新社会的压力，也有其他因素的推动。
本文拟从旧木里社会的统治建构入手，认识喇嘛在其中的位置及作用，说明僧侣群体是维护旧统治的基础，诠释“无私有”曾维持旧社会
的稳定；分析两任大喇嘛及部分喇嘛还俗，支配“庄子”、经营庄园等现象，探讨“私有”腐蚀统治阶层，破坏旧的统治建构；以各阶层的升降变化，说明土司兼大喇嘛“取消”百姓33种负担，是无可奈何之举，其意在缓解矛盾，稳定“百姓”，延续统治。本文通过对木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的结构、传承及终结的认识，旨在分析稳定其“制度”的因素，解释缘由，突出私有制的腐蚀作用，揭示政教合一统治的衰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过去的研究概况
关于大喇嘛兼土司的由来与统治，首先应说到阿旺钦饶著、鲁绒格丁等译的《木里政教史》。该资料系古藏文抄本，雍正十三年（1735年）喇嘛阿旺钦饶整理并补充。解放初，有关部门从民间征集，尔后组织人员翻译，以藏汉对照方式出版[1]。该资料记载明末清初木里社会由动荡纷争到稳定的历程，叙述大喇嘛统治的由来及巩固。不过，因成书时间早，不能反映尔后土司制度的由来、稳定及终结。
光绪《盐源县志》记载从雍正到光绪中叶木里八代土司的传承概况，揭示土司的权力源于清政府授予，皇帝赐封③。受撰写年代限制，县志未对尔后土司兼大喇嘛的衰败予以记录。
1939年4月，庄学本深入木里，调查地方社会，对土司的权力、传承及衙门结构有所记载[2]（P.586-592），留下宝贵的图文资料，但未加以分析，揭示其特色。稍后，九龙县政府邱述钤为处理两地纠纷，来到木里，与土司、门公及师爷等交流，撰写并发表《木里纪行》及《木里土司——项扎巴松典》两文。文章除重点介绍项扎巴松典外，还对木里社会的构成及变动有所反映，透露土司统治遭遇到困境，暗示终结的必然趋势④。
20世纪50年代“社会大调查”时，罗运达、昂旺扎巴等人来此开展调查，搜集资料，撰写报告，反映该地的传统社会、统治关系及阶级状况⑤。1992年，益西旺秋（袁晓文）依据这批资料，撰写《试析木里土司的政治经济结构》，较全面介绍木里土司的政治及经济情况[3]。
近年来，学界对木里的政治、经济及民族不乏研究，但涉及到土司统治特点不多，更未揭示土司稳定或终结的“制度”因素，留有遗憾。
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的由来及发展
明万历以前，木里曾被丽江木氏土司（木天王）统治。但万历初年（约1575年），木氏土司力量突然撤离该地，原因不详。
万历八年（1580年），三世达赖喇嘛派弟子却杰·松赞嘉措来到木里，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经他的努力，建立了瓦尔寨寺，格鲁派在木里扎住了根，“瓦尔寨大寺修建竣工后，该寺香火旺盛，佛事甚隆，附近百姓入寺剃度为僧者逐渐增多，信奉黄教之百姓不断增加，黄教在木里才迅速兴起，持续发展”[4]。
万历十三年（1585年），木里白碉克达村八尔斯丕家（简称“八尔家”）出生降央桑布的男孩。不久，寺庙指认他是却杰·松赞嘉措的转世灵童。降央桑布聪明异常，好学钻研，熟悉经典，远赴西藏学习，考上“格西”。因其研究佛典，博览群书，阐述精妙，众僧信服，在瓦尔寨寺很有威信。
清顺治五年（1648年），降央桑布召集民众，声称他是瓦尔寨寺第二代活佛兼第一代大喇嘛，管理政教事务，要求百姓拥护并接受其统治，还说今后大喇嘛要由八尔家后代担任⑥。
不久，降央桑布遭谋害致死，大喇嘛的位置空缺。这时，五世达赖喇嘛派遣管家枪栽龙布来到木里，认可八尔家松典绒布（降央桑布侄儿）继任第二代大喇嘛，规定尔后大喇嘛必须由松典绒布家族的后代承袭[1]（P.3），其他人当木里政教首领不能作数；如有“篡位”者，喇嘛、百姓群起攻之。该规定排除了其他家族成员在木里掌权的可能，强调八尔家血统传承的唯一性。枪栽龙布还说降央桑布已经转世，代代传承。
这项规定非同小可，使得尔后的活佛一般不在八尔家转世，该家族只出生大喇嘛。影响所致，活佛与大喇嘛的职位发生分离：前者，是木里地方的宗教领袖，专心致志，负责宗教事务及活动；后者，除管理各寺庙外，还掌控地方，是最高统治者⑦。
由于大喇嘛掌握了政教大权，“项”姓成了大喇嘛的专用姓氏，依靠喇嘛及“百姓”支持，建构起以大喇嘛为中轴的统治体制。喇嘛也因之受益，地位崇高，介入地方，管理事务，成为统治阶层。
雍正初年，六藏涂都（洛桑吐都）承袭大喇嘛，为木里第六代大喇嘛。他向清政府输诚纳贡，接受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封他为安抚司，隶属盐源县，授予行政权力，管理僧俗民众⑧。此后，大喇嘛兼任土司，大喇嘛衙门也是土司衙门，政教合一。同治七年（1868年），十三代大喇嘛项松朗扎什出兵协助清政府平乱，建下功劳，受到提拔，从安抚司升为宣慰司，进入盐源县九大土司之列。
固然，政教合一体制加大了土司兼大喇嘛的权力，强化其统治地位，但也容易滋生新的矛盾，权势与争夺如影随形。为巩固地位，独揽大权、消除纠纷，雍正八年（1730年），六藏涂都召集各大寺喇嘛在康坞寺开会，讨论并决定：
为避免祸乱，我等应当先于洪水将至作堤防范，从现在起，宜减少官员为善。准此议定编制三种官员：第一，珠扎系（原注，八尔家系，意为雷霆，下同，略）；第二，阿匝拉系（阿娘系）；第三，扎西家系（经到西藏进修深造，求得学位，有真才实学的）。此外，任何家系均不得为官参政。[1]（P.48-49）
这项规定在增强八尔家地位的基础上，还延伸阿匝拉系家族，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明确并提升“扎西家系”的地位，藉此凝聚喇嘛群体，凸显其地位，木里被称为“喇嘛王国”，与之有关。
三、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的特点
（一）大喇嘛兼土司，政教合一，控制严密
降央桑布以瓦尔寨寺为中心，构建大喇嘛、活佛及土头“三位一体”的统治格局。继位的大喇嘛依照拉萨的三大寺，建立木里寺和康坞寺，与瓦尔寺合称木里“三大寺”；大喇嘛兼土司衙门还规定每户“百姓”家必须按两丁抽一、三丁抽二的比例，抽取男子当喇嘛，保障各寺庙的额定僧侣数⑨。
除了为八尔、阿娘等家族留有若干村庄及“百姓”，为其服役外，三大寺划片统治木里，犬牙交错，但不重合。三大寺之下，有18个经堂（小寺庙），经堂分片管理行政村，构建起土司统治寺庙、寺庙控制经堂、经堂管理村寨、村寨掌握民众的管理网络（参见表1）：
2.“包领”是土司衙门直接经营佃客地的形式。包领主备下礼品，先求人向土司衙门请领土地，商定领地的范围，每年租额和贡礼，立下契约。包领主再缴礼金（押金）若干，取得契约，然后划地再招佃。包领土多系县域边缘的荒地，佃客垦荒种植，交纳佃租。
土司衙门是木里的最高权力机关，有门公、大苏班、大仲译、师爷、小苏班及小仲译等官员。每年，大喇嘛兼土司居住三大寺中某大寺，次年轮至另一大寺，循环往复，俗称“转寺”，“以便求民隐，设施政教及处理民刑诉讼”，施以控制[5]。这些官员也跟随大喇嘛“转寺”，管理属民，处理事务。活佛也要随土司“转寺”。活佛也有自己的机构，有随从服务、侍者照顾。活佛随土司“转寺”的现象，有增强大喇嘛权威的效能，也反映活佛在土司身边将受制约，不能介入行政事务（见表2）。
注：甲萨，汉语“门公”，土司衙门的最高官员，协助或代表土司处理政务；夺义，指藏文秘书；苏班，土司衙门的财务管理；阿冲，土司的警卫；着色，土司的侍役；马本、拖、什长、土兵的等级，类似连长、排长及班长；充本，外出为活佛经商者；甲马，低级僧人；甲仁，侍役人员。
此表反映，木里的政教权力以大喇嘛兼土司、活佛为中心而构建，因活佛不介入政事，大喇嘛独揽权力。为避免“转寺”期间，某区域管理出现空缺，大喇嘛在瓦尔寨寺、康坞寺和木里寺均有常设机构，简称“三大衙门”，作为行署。衙门有姑擦（或译“共造”）、连朗天巴、仓哉、连巴等职（官）员，姑擦是首领。当大喇嘛转住某寺时，该寺衙门被“隐藏”，由土司衙门领导，姑擦为助手，听从安排，执行命令，辅助管理。当大喇嘛移往其他寺时，姑擦作为代理人，秉承意旨，以某大寺衙门名义，发布命令，管理地方。
由于大多数行政村隶属三大寺，各寺衙门派出村长（绒班⑩），分片负责，管理村寨，征收租税，办理差役，层层节制。各村寨设有佃班、麦色、排首或伙头，管理群众，派差收租、裁决纠纷等。
大喇嘛兼土司为了独揽大权，构建起寺庙与地方两套不同的管理体制：政务管理（土司衙门、三大衙门）和教务管理。后者，管理宗教事务，有比布、拉擦、格古、翁栽（则）等不同僧职具体负责。无论政务或教务机构，各级职员必须由喇嘛承担（“师爷”除外），掌握权力，突显喇嘛的特殊地位。
各大寺还设有额桑（“头人会议”）。该会位于寺教务及政务机构之上，主持人称“西根”，从卸任姑擦或拉擦中提名，报土司任命，三年一任，不得连任；成员是两机构的高级职员。该会议商议并决定辖区的重大行政及宗教事务，负责守护疆土、调解边界纠纷。若有战事，对外作战，等等（参见表3）。
注：“比布”指考上“格西”者，以传教为主；“拉擦”指管理寺庙日常事务及主持宗教活动者，“翁则”指负责念经者，“格古”，指铁棒喇嘛。“仓哉”、“涅巴”均是管家，分工不同，前者在政务机构任管家，后者在教务机构任管家。“恰比”、“仁江”是“格古”的助手，协助其执行教规等。“多端巴”是负责寺庙炊事的头领。“古拉”又称“古那巴”，负责看守衙署大门、传话等。“严龚”管理衙门牲畜的头领。“朗曾”是寺庙的差民，在衙门内听命跑腿。
“三大寺职官表”反映，大寺衙门与教务机构既分离又重合，共同管理，政教合一，双重统治，机构细致，管理有序。当然，土司兼大喇嘛位于各机构的顶端，发号施令，实行独裁统治。
（二）喇嘛支撑土司兼大喇嘛的统治
按照规定，教务或政务机构的高级职位、行政村村长由喇嘛担任。喇嘛介入并管理政务，僧侣集团支持并维护土司的统治。
一般来讲，木里的喇嘛有教务、政务或学经三条出路，有甲仁、甲马、严龚、涅巴或仓哉的等级，其中甲仁、甲马是低级喇嘛，从事服役，任期长短不一。严龚、涅巴及仓哉，每级任期三年，依次递升。当喇嘛升到仓哉后，能担任格古、翁则或拉擦。涅巴、仓哉在卸任后有可能升姑擦；姑擦能外放任绒班（村长），有自己的“一亩二分地”。姑擦卸任后，有较高地位及待遇。就是说，在教务与政务机构任职的喇嘛能互换角色，彼此交换，流通无阻。
那些愿意学经的喇嘛，有格朗、仁江的不同等级。如果他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熬了些年头，可担任翁则、拉察或比布。该喇嘛若到拉萨三大寺学经，考上格西，返乡受到尊重，直接任“比布”，传授经典，则地位显赫，几乎成无冕之王。
在喇嘛中间，担任村长及以上的职位者约占20%-30%，各职位都规定任期，一般不连任。换言之，无论从事教务、政务及念经的喇嘛，多数能轮转升迁、向上流动。流动带来“希望”，“希望”表明有“奔头”，有“奔头”则不易滋生矛盾。
按照教规，格鲁派（黄教）喇嘛不能娶妻生子、组建家庭。没有自己的家庭，则无可传承的私有财产，以“我”者身份获利，延续血缘、聚敛财富的意识暂不具有。流转与无“私有”，使得喇嘛一般不会与大喇嘛（土司）争权夺利。同样，大喇嘛兼土司也不能娶妻生子，组建家庭，不会为聚敛私物而剥削喇嘛。
喇嘛来源“百姓”。“百姓”指有“门户”、领有份地者，为土司（大喇嘛）衙门当差服役、当兵作战。“百姓”是被统治阶层中的“上层”，喇嘛从中产生，喇嘛的态度影响“百姓”观念；喇嘛集团支撑土司（大喇嘛），意味“百姓”阶层也接受并支持大喇嘛（土司）。
还有，土司或寺庙衙门的低级职员、服役人员及侍卫等，是“差”事，由“百姓”承当。就是说，“百姓”也能担任低级职员。他们虽受到剥削，但有当“差”任职的“奔头”。
19世纪中叶前，木里四个被统治阶层中，“百姓”占绝大多数，以藏民为主。他们的动向影响甚至制约其他被统治阶层。“百姓”的稳定，意味社会“基础”的稳定，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大喇嘛兼土司的统治继续存在。
（三）特殊的婚姻，传承持续，消除“内争”
降央桑布曾与百姓“约定”，世世代代的大喇嘛由八尔家后代担任。简言之，只有“八尔”家才能诞生大喇嘛，故称“人种”家。
大喇嘛兼任土司不能婚娶生子，组建家庭，土司圆寂，新土司必须在八尔家中产生，多以打卦而定，按传长传嫡的惯例，传之胞弟或胞侄。若兄弟数人，长者任土司，除留某弟娶妻生子，传种接代；诸弟出家当喇嘛。若兄弟仅两人，兄任土司；弟聚妻生子，延续后代，以备承袭职位。那些拟承袭土司者，自幼入寺，学习经典，熟悉教规教仪。考虑年龄差别，一般会选择两三人，称“翁布”（袭侯），跟随大喇嘛兼土司转寺，观察情况，见习事务，积累经验；由门公传授文化、教导礼仪，长大后有可能接替大喇嘛职位。
八尔家是“人种”家，地位高贵，男不入赘，女不外嫁。八尔家预留的“人种”只能娶阿娘家女子为妻；八尔家女儿也不外嫁，招郎入赘。在民众的眼中，姑母之子视若胞弟、姐妹之子如同胞侄，他们有可能承袭大喇嘛之职。但不管如何，在承袭前，他们必须转入八尔家，作为该家族血脉的延续，根正苗红。
“土司兼大喇嘛，既管宗教又管行政，因大喇嘛必须由贵族八耳（尔）家的子弟世袭，故该区域内政治、经济、武装实权实际上是操在‘八耳（尔）家’族手中”。八尔老爷也有“衙门”，有护卫或有服役，“庄子”为其生产。其实，“八尔家”只是地位贵重，受到尊敬，没有什么实权，权力是被大喇嘛兼土司垄断。如果大喇嘛有事外出，八尔老爷可代行职权；大喇嘛返回后，八尔老爷必须交权。由于缔结婚姻的关系，阿娘家的地位也要高些，受到尊重，有“庄子”服役，也无什么权力。
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权力分散，排斥了大喇嘛的“父”家或外戚干预政事，保证大喇嘛兼土司的世系不会因乏人接替而中断；在制度上防止八尔老爷等贵族内争、削弱大喇嘛兼土司权力，威胁其统治。
当然，除制度建构、权力集中外，保障土司兼大喇嘛能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原因还有木里的封闭地形，山高谷深，易守难攻，外部威胁少，以及土司兼大喇嘛归顺清朝，效忠中央，等等。
进入20世纪，封闭已不是木里社会的特征。开放滋生内“乱”，大喇嘛兼土司的统治受到了冲击，并逐渐衰弱，最终崩溃，被人民政权替代。
四、土司统治的衰弱及终结
固然，地形闭塞、交通困难，距政治、经济等中心远，以及土司效忠朝廷、接受统治等原因，使得有清一代，木里土司未被改土归流；喇嘛及“百姓”基本稳定，支撑并延续土司兼大喇嘛的统治。
进入20世纪，急剧变化的社会影响到闭塞的木里，土司兼大喇嘛不能继续自我封锁，独守一隅，必须面对纷繁的外部世界。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政教合一统治不断受到损害，逐步削弱。
清代，皇帝至高无上，统治一切，大喇嘛兼土司只要归顺朝廷，定期朝贡，就能平安无事，必要时，还能得到保护。进入民国，中央政府的威权削弱，难以有效施以统治，各地为大小军阀控制，称雄割据。木里虽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因系康滇两省交界处，位置重要，龙云（云南）、刘文辉（西康）对之竭力拉拢，试图将木里纳入其势力范围，扩大力量。大喇嘛兼土司必须正视，谨慎应对他们。倘若依赖一方，必然导致另一方表示不满，甚至采取行动。
其间，为寻得中央政府的保护，争取自保，大喇嘛兼土司两次派遣门公、师公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输诚，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据说蒋介石对此赞赏，授予其“诺米汗”称号，给予枪支弹药，明确支持。1935年，薛岳率中央军追赶红军进入西昌等地，任命木里土司“两盐九龙江防司令”。国民政府介入木里政务，以及康滇两省的“角力”，影响大喇嘛兼土司，稍有不慎，可能滋生新问题，危及统治。
木里蕴藏丰富黄金，易遭觊觎，在开采龙达金矿上，中央、云南及西康均程度不同涉及，组建机构，派遣人员，暗中对抗。1934年9月，因开采黄金而滋生矛盾，川康区矿务视察员李章达率兵来木里，杀害米吉活佛，劫持大喇嘛项扎巴松典，并囚禁于西昌。其后，项扎巴松典虽被重金赎回，回到木里，但“木里遭此巨变，又受毗邻各县盗匪骚扰袭击，土司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6]。
为了维持并延续统治，土司兼大喇嘛采取多种手段，横征暴敛，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增强“阿楚”（卫队），组建精锐的“操兵”和30人军乐队；强迫各衙门职官及“百姓”购买枪支弹药，持械入伍，组建三“团”民兵，严加训练，力量较强。据邱述钤所述“近年趋慕汉风，改善组织，亦有保安团队之设置，即划三大寺所划区域，成立保安大队，以下复有中分队之名义焉”[7]。
过去，大喇嘛兼土司能长期稳定统治木里，未发生动乱的原因还有封闭的地形阻碍。在“冷兵器”时代，特殊的地貌能起到屏障作用，阻碍外来者。进入“热火器”后，地理的屏障功能降低。除康、滇军阀觊觎木里外，理塘、稻城的土头时常越境骚扰抢劫，图谋获利。土司购置武器，组建“操兵”，密切提防，抵抗掠夺者。其间，土司、贵族也因争夺私利，调兵遣将，与左所土司多次械斗、与彝民打“冤家”。争斗造成人员伤亡、武器消耗。
土司强迫购枪及横征暴敛的对象是“百姓”。沉重负担使得“百姓”难以招架，一些“百姓”或舍家当喇嘛，规避征敛，或逃亡外乡，或破产降为“庄子”。“百姓”是差民，也是喇嘛的来源、维持土司统治的基础。当“根本”摇撼，建筑其上的大喇嘛兼土司统治当然会受到影响，趋向衰弱。
再者，19世纪中后期，彝民、汉人或苗民纷纷迁入木里，其首领以“包领”方式向土司衙门签订契约（红照），交纳租粮及礼物，再用招佃方式，安顿属民，开荒种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木里佃客达2000余户，约占总户数30%。佃地交租虽是经济行为，但在租额数量、契约领取等上，极易产生矛盾。矛盾一旦激化，即酿成冲突。如八尔老爷为征收租粮、增大私利，与黑彝胡四“打冤家”长达十余年。土司也选项站队，支持八尔老爷[8]。械斗增加“百姓”负担，加剧其困难，致使“百姓”破产。
与“百姓”破产如影随形的是“庄子”增多。“庄子”是依附庄园的农奴主，是上层僧官、贵族，以及卸任土司的农奴。“庄子”听命主人，服役耕种，向主人送礼，也是主人的私人武装。“土司以下大小头人、喇嘛等，各有其私之田产，名曰庄子，少者三五家，多者数十百家，如领耕庄房土地者，则不服公役、上公粮，惟向庄主分庄，收益各得其半，其优异为私人服务，一如娃子之农奴。此种制度，形同春秋时代之皇田官田，盖私竞之风，已启于木里公有土地制度之下矣”[7]。20世纪40年代末，“庄子”达860余户，约占木里总户数13%。
“庄子”为主人创造或增加财富，发展了私有制。这样，土司及个别上层在掌握权力、营建人脉、占有“庄子”之后，他们“主动”卸任，组建家庭，过“俗人”生活。“私有”腐蚀“公有”，以大喇嘛为中轴的统治结构不断被破坏。还有，“庄子”的增多意味“百姓”的减少和喇嘛的下降，这损伤寺庙力量，撼动大喇嘛兼土司的基础，因而土司制度的终结已为时不远。
形势的变化，使得木里被迫开放，与外界接触增多，土司等上层的观念有了改变，当权者要脱离“清心寡欲”的禁欲生活，组建家庭，成为“正常人”。1943年底，扎巴松典坚决辞去大喇嘛兼土司的职位，过家庭生活，支配私产。他营建私衙，娶妻生子，竭力剥削，聚敛财产。1949年，松典春品也辞去大喇嘛兼土司，项培初扎巴承袭。数年间，两位大喇嘛相继辞职，组建家庭，这是历史上从未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过去，个别大喇嘛或因年岁已高、不能处理政教事务而辞职，但未有娶妻生子等行为。
家庭产生私有制，私有制激发贪欲。大喇嘛卸任，娶妻生子，组建家庭，过“幸福美好”的日子。他在任时会凭借权势，竭力搜刮，营造庄园，化公为私。这些行为形成示范，上行下效，“传染”开来。个别僧官也仿效还俗，娶妻生子，占有“庄子”，建设庄园，经营安乐窝。影响所至，构建在“无私有”喇嘛之上的土司受到损害，变动加快。
当“私有”观念在土司兼大喇嘛中萌发并增强后，为了利益，卸任与现任土司不断发生矛盾。松典春品身边某高级喇嘛披露两人的微妙关系，说“遇到困难棘手的事情，总之推脱（原注，我们已经卸任，不管事）。但遇到利益的事情，居然也不通知，他们（原注，指前任）就办了。他们有钱，我们有什么办法？”扎巴松典是八尔老爷的亲子、松典春品是外侄，两人虽出生八尔家，因血缘承传的亲疏而产生话语的强弱，扎巴松典恃嫡传影响或压制松典春品。但“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松典春品在任时没有自己的私产，缺乏经济“资源”。“有钱能使鬼推磨”，该人对此说法颇为认同，感叹“木里内部也不是没有竞争，恐怕将来愈趋激烈，这是留心边政问题者不可不注意的！”[9]揭露了“有钱”决定话语、利益滋生矛盾，私有制将损伤以至危及土司的统治。
横征暴敛增加了土司及寺庙的财富，却加重了“百姓”负担，加快其破产步伐。“百姓”的破产影响僧侣，社会因之不稳定。解除负担成为“百姓”的迫切要求。
1951年6月，木里解放不久，受各方面的压力，在项培初扎巴的默许下，门公王佩楚取典宣布要“取消”“百姓”的33种负担。的确，“百姓”的绝大多数负担若被解除，将极大减轻压力。当然，该项行动也意味土司衙门基本丧失经济的来源，影响生活，危及运作，终结只是时间问题。
不久，大喇嘛兼土司妄图恢复这些负担，重新剥削“百姓”。然而，今非昔比，在中共的领导下，木里社会不可能重返老路，恢复剥削奴役。不过，为解决土司兼大喇嘛、八尔老爷等贵族以及千余名喇嘛的生活，人民政府对土司兼大喇嘛、八尔老爷等上层人士安排职务、发放工资，无偿提供粮食，解决困难。此外，各衙门多数高级职员及“村长”也在政府、政协或人代会中工作，“养”起来。
当土司、八尔老爷等上层人士、寺庙与千余名喇嘛不能剥削，依靠工资或政府资助而维持生活、开展活动后，这意味延续两百余年的土司制度已经终结，人民政权实现领导，通过民主改革，改变旧制度，借助合作化等，步入了社会主义。
综上对木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由来、特点及兴衰成败的认识，说明土司统治的实施及延续，凭借清中央政权的任命及支持。然在清朝灭亡后，丧失中央政府的扶植因素，土司制度亦随时代的变化而衰弱。
不过，木里实行的是大喇嘛兼土司政教合一的统治，土司统治的盛衰，既有这项重要的因素，更与当地的社会构成有关，依靠“百姓”及喇嘛的支撑。“基础”稳定，建筑其上的土司统治难撼。当进入近代社会，负担加重，木里“百姓”分化以至破产，损害到喇嘛群体，土司兼大喇嘛的统治亦连带受伤。
重要的还有，大喇嘛兼土司属于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群体，按格鲁派的规定，喇嘛包括大喇嘛不能娶妻生子，公共资产，共同管理。当某大喇嘛或喇嘛欲组建家庭，占有“庄子”，经营庄园。家庭产生私有制，私有制腐蚀“共有”，“破坏”性日渐显现，逐步加深，影响扩大。因而，建筑在“无私有”上的旧统治体制只得走向终结。这便是我们分析及解释木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兴亡的原因：“共有”维持及巩固统治，“私有”破坏并终结统治。
注释：
①米吉是在八尔家转世的活佛，原系理塘乃居寺和滚萨寺的活佛。十七世大喇嘛项昂翁鲁绒去世后，承袭者项扎巴松典年幼，不能理政，米吉被接回木里任活佛，暂时代理大喇嘛兼土司，取姓名项此称扎巴。
②“百姓”是旧木里社会被压迫阶层之一，以藏民为主。“百姓”有“门户”、有份地，为大喇嘛、寺庙服差役。其他三个阶层分别是“庄子”、“牧民”和“佃客”。“庄子”是贵族私人的农奴，在其庄园劳动；“佃客”多是迁徙而来的彝民或汉民。
③（光绪）《盐源县志》“武备志·土司”记载：“木里安抚司六藏涂都，雍正七年投诚，颁给印信号纸，住牧木里。世以喇嘛和尚承袭，并不娶妻生子，病故以胞弟袭，无胞弟以胞侄袭”。（九代土司）“项拈查带领头目进京……钦颁唐忒（字音译），奉改名字桑结札布。是年（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恭逢皇上亲临瀛台，御赏戴花翎。五十三年正月回寨供职，以后奉调朝觐，或自行进京，或遣目恭代，均蒙优赏，足见我朝柔远之至意云……（十三代土司）项松郎扎什，史胞侄，同治七年袭，赏加宣慰司衔。十二年，颁发清篆新印一颗。”
④邱述钤《木里纪行》，《康导月刊》，第1卷第12期；《木里土司——项扎巴松典》，《康导月刊》，第3卷5-7期。
⑤该资料后经罗运达、李绍明等人整理，题名《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于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⑥鲁绒格丁供稿、夺取荣品等译《木里政教史大事记》，《木里文史》第1辑（1—10册合订本）。与八尔家通婚的是阿尼家（阿娘家系）。但贺国光《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盐源》则记载，“据云项氏祖先于有清初叶来自中甸。是时川中地广人稀，俱以插占为业，其祖先某与五所三司祖先在盐井地方剖虎一只，以定土分职。先是，曾互约得虎之某一部分者，即得某地。木里祖先某得虎前臂，因此遂在木里定居焉。”
⑦不过，也有个别例外者。如吉米活佛，在土司兼大喇嘛继承人项扎巴松典年幼时，暂时兼任大喇嘛。
⑧《木里政教史》记载清政府赐予六藏涂都土司金印，授予权力。“圣旨载明：这方金质大印肯定了洛桑吐都享有世袭领主之权，赐于喇嘛降央桑布活佛为佛教之主，凡境内外四邻发生匪盗叛逆等情，喇嘛家有权处理，上有清廷作主庇护。”《木里政教史》第49页。
⑨王朗依《木里喇嘛教三大寺》，《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木里三大寺依照拉萨三大寺而建，只是规模缩小、僧人减少。如甘丹寺额定喇嘛3300名，木里瓦尔寺额定喇嘛330名；色拉寺喇嘛5500名，康坞寺喇嘛550名；哲蚌寺喇嘛7700名，木里寺770名。且拉萨三大寺与木里三大寺实行对口交流。
⑩绒班，汉语称官人，其官阶有姑擦、连（尼）朗天巴、窝格三等。
八司（土）人会议成员，除姑擦、连朗天巴、仓哉、连巴外，还有寺庙管理者色根、格古、拉擦及翁栽。关于民改前木里土司衙门的建制，参见四川省调查组编《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盐源县志》记载木里土司“世以喇嘛和尚承袭，并不娶妻生子，病故以胞弟袭；无胞弟以胞侄袭。其亲枝住八耳（尔）村，娶妻生子，俗呼人种村”。关于清政府对木里土司承袭规定，见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6）兵部对项嫡立继承第十四任土司的规定。黄承宗《木里文物记（二）》，《西藏研究》1984年4期。
四川省档案馆藏1956年8月木里县工委木里藏族自治县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初步规划。
如云南省主席曾委任项扎巴松典为江防司令，后升为滇西边区守备司令，授予中将衔。刘文辉则委以彝务指挥官、木里宣慰司等职务。
第一次土司派代表到南京在1929年初。参见《木里土司入贡纪实》，《军事杂志》1929年8月期。
《木里土司被杀经过》，《川边季刊》，第1卷第2期。
据记载“虽于二十四年冬末，迎回松典，各方耗费，已属不赀，兼之斯丕亦是年秋季焦灼病故，人财俱竭。于是，松典更变本加厉，尽力征敛，以谋补偿损失。即同难出亡之依熙降初，舒遮喜等，皆重派临时捐款数百元，一听左右，侧目倾耳不顾也。松典从政之后，既偏重苛敛，稍有资产之僧俗，无一幸免，远近属望，靡不寒心”。《盐源县九所土司最近概况》，贺国光编《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盐源》
夺取荣品等《木里米吉活佛和札巴松典被劫持到西昌的经过》，《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当时土司规定“古差”每人购枪三枝，“连朗天巴”每人购枪两枝，“佃班”、“麦色”及富裕“百姓”每人购枪一支。
据记载，1940年木里“现在全区共有常备兵七队，每队系二班，每班六十人，合计八百四十名，分配于三大经堂及立洼等地训练，半月或一月轮流遣各户壮丁调训之，枪支由土司发给，系其私有，粮食、服装全系自备。无壮丁之家，则由妇女担负送运练丁粮食之责”。刘历荣《西康木里宣慰司政教概况》，《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杨风鸣说，“百姓，这是原居木里的人民，其居住及栽种的地方叫百姓地。因喇嘛执政，百姓子弟有当喇嘛之义务。百姓子弟除部分汉人外，亦乐当喇嘛，因喇嘛不能结婚，故多有绝后者。汉人、摩西等迁入，继居其地，遂为该户之继承人，原有该户应负之派差诸务亦由继承人负担，名称也叫百姓”，却不愿意当喇嘛。《木里的人民与课税》，《西康木里国小校刊》，第2-3合刊。据20世纪50年代中叶统计，“百姓”仅占木里总人口50%多；余下40%多是“庄子”、租客等。“百姓”减少，替补者多为纳西族或汉人，不愿当喇嘛，导致木里喇嘛数量减少。据记载，光绪年间，木里喇嘛有三千余名；1954年，喇嘛仅有一千余名。
邱述钤记载项扎巴松典“青年英俊，沉静明敏，尝从田炳生先生游，学习汉人文语，能阅读简单报章，讲普通汉话，热心国事，明悉时势，二十五六年间，游滇至昆明，遍谒当道，陈述地方情形，并考查吏治，且欲由昆明至京都各地游学，藉资深造，归为改革计。以抗战军兴，未果其行，然返木里后，仍孜孜不息，潜心学习，修明庶政，诚边民中杰出人物。” 《木里土司——项扎巴松典》，《康导月刊》第3卷5-7期。
如扎巴松典辞职后，占有牦牛场四座、牦牛360头，黄牛场一座，牧民30人；有庄子（佃户）211户，年收租谷玉米1.3万余斤、谷子3.25万斤、小麦1.3万余斤，猪60头，酥油360斤；放高利贷，年收粮5.2万斤、银子118两、金子5两。纪秉祯《木里十九世大喇嘛昂翁扎巴松典传记》，《木里文史》第1辑。
据《木里藏族自治县志》记载：全县共安置上、中、下头人108人，佃班、麦色、伙头等农村头人安排为正副乡长有44人，安置为政协委员或政府职员有36人，安排为人大代表152人。《木里藏族自治县志》，第88页。
参考文献：
[1]阿旺钦饶.木里政教史[M].鲁绒格丁，等，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2]庄学本.庄学本全集（下册）[M].李媚，等，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586-592.
[3]益西旺秋.试析木里土司的政治经济结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4）.
[4]鲁绒格丁.木里政教史大事记[G]//.夺取荣品，等，译.木里文史（第1辑）.
[5]周命藻.大喇嘛“转寺”[G]//木里文史（第2辑）.
[6]夺取荣品，等.关于米吉活佛被杀和扎巴松典被劫持到西昌的前前后后[G].木里文史（第1辑）.
[7]邱述钤.木里土司——项扎巴松典[J].康导月刊，1943，3（5-7）.
[8]苏朗偏初，等.我所知道的八尔家同胡四黑彝打冤家的情况[G].木里文史（第1辑）.
[9]程沪生.木里之行[J].边疆通讯，1948，（5）.
收稿日期：2014-12-12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