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托马斯 S·墨垒宁/著郎丽娜/译
［摘要］以云南地区的多元和多样性表现为例探讨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策略和历史境遇。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策略的历史进程，发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国家策略上的差异，以及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出现，是中国深远的历史情境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国家与各民族达成共识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民族”识别；民族国家策略；多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3-0033-14
作者简介：托马斯 S·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男，美国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民族识别史专项研究学者，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的中国现代史教授；郎丽娜（1986-），女，山西晋城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四川 成都610041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②
一、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境遇③
1952年，在北京，新建立的共产党政体宣布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会议的召开定在1954年的秋天，其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五个周年，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的武装力量向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府的转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并且落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④1953年2月，选举法的通过为这一政治工作进行铺路。这部法律制定了标准的选举程序，并对县级、省级以及国家级人民代表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正如邓小平在1953年2月11日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选举法也包括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某些优惠政策。例如，这部选举法保证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至少有150位少数民族代表。然而，法律的制定者甚至希望超过这个数字，希望在原定的1200位人民代表中有170位是少数民族代表——或者七分之一——是来自于这个国家的非汉族少数民族群体。但是这超出了实际相对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估计在当时少数民族人口数只能占到十分之一。邓小平为这一计算进行了辩护，“我们认为这个名额的规定是合理的”，他解释说，“因为全国民族单位众多，分布地区很广，需要作这样必需的照顾，才能使国内少数民族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得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⑤
更重要的是，1953年的选举法承诺，不论人口多少，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至少都有一个人民代表席位。这样的规定保护了那些在人口数较大的群体的政治影响下可能会消失的人口数相对较少的民族。这些人口数较大的群体是基于严格的人口比例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为了保护这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做出了如下规定：聚居境内的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者，其代表的比率可以优先计算。例如，在县一级，每一个汉族的人民代表可以代表一千个汉族个体，如果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那么这一少数民族的一个人民代表则可以代表500个少数民族个体。⑥
这一政策在实行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在少数民族的人民代表被分配之前，从少数民族的名字、人口，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哪些仍有待确定。聚焦云南，你会发现这些问题有许多答案，在这些答案中没有哪两个是一致的。在一份早在1951作为“内部资料”的报告中，北京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列举了这个省的107个群体。⑦然而在其中，所列出的许多民族名字，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例如回、傈僳、怒、瑶和彝。然而，他们与今天被认为的那些居住在这个省的少数民族——例如阿细、茶山、黑话、明机、纳渣等等，绝对没有更多的关联性。在省一级，这些数据仍然是不同的。在一幅1951作为“内部资料”的分布图中，云南省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列举了132个群体。⑧1953年，对这一地图进行了一些修改，将这些群体的总数减少到了125个。⑨在这一文件中所列举出的这些群体，其人口数量如下：有5个人口少于100的群体；29个人口大于100少于1000的群体；50个人口大于1000少于10000的群体；23个人口大于1万小于10万的群体；11个人口大于10万小于100万的群体；1个人口大于100万的群体。⑩人口最多的群体（彝，人口1145840）比人口最少的群体（阿鲁,只有37人）多31000倍。这幅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极少的群体数目之多，同时也给这个省的民族事务委员会造成了一个挑战。出于必要，这幅地图是巨大的，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如果要按规定比例在地图中标示出这些小(民族)的规模是不可能的。群体的数量之大也导致了简单的顔色编码的不足。除了对群体的分布使用一致的顔色进行编码外，绘图者不得不设计一系列的杂色拼凑的标记模式以容纳所有的不同的群体。
从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来看，云南省没有一个确切的群体数目。着眼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夏，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和选民登记活动。从1953年7月至1954年5月期间，从全国招募了250万的人口调查者，从事大陆人口的“列举”（enumeration）。因为这一巨大范围的登记注册活动，所以当考虑到人口统计表格的设计时，共产党政府是非常节俭的。在讨论了对于大约6亿的受访者，哪些问题应该被提出以后，官方最终决定的仅仅只有5个问题选项。前4个是涉及人口统计学信息的最基本的部分，它们是名字、年龄、性别以及与户主的关系。然而第5个选择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像职业、文化水平以及工作场所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虽被考虑，却未被采纳，因为这些被认为和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相关的。有趣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土地改革过程，唯一可能被最终排除在外的将是经济，即使经济本应该是身份认同的基础。政府最终解决了，在没有现代中国的人口普查之前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用民族（nationality或minzu），来取代等级、职业、文化水平，或者工作场所。
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人口普查结果，它让共产党当局感到震惊，并且最终促成了民族识别工程（th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同时这也是本书的焦点。在审查人口普查结果之前，首先，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共产党希望将“民族”包括在人口普查的表格中呢，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正如Walker Connor （沃克康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告诉我们：民族(nationality)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经济结构中的固有矛盾辩证地得到了解决，观念表现的基本经济关系和过程注定是要消亡的。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明确地承认是哪一个民族(nationality)将会最后消失呢？
本文认为，在共产党新的政治结构中，对于共产党的民族识别，以及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于民族身份所做出的结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去维持一个高度多样化帝国（empire）的领土完整性，这是与所存在的深层次的历史问题相关的。共产党革命之前，建立在中国东北部的政权已经尝试着要将西部多样化的民族合并成一个稳定、统一的政体。在与这些民族接触时，通过一个精心制定的策略和模式化的网络，对这些民族进行小心的统治。在这一方面，民族识别需要放在中国后帝国转型期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来考虑。
第二个原因，更直接的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持续的竞争有关。从19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民族政治”(ethnopolitical)纲领，这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分歧，并进行对抗。与民族主义者不断宣称的一个单一民族中国的概念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多样化的、不同民族群体的合成体，国家领土的完整性依赖于对这些群体进行识别和政治的一体化。
关于共产党的民族识别，第三个原因应当被归因于一个政治危机，这是由国家初期所实行的、自我分类的高度不干涉政策造成的。在1953-1954最初的人口普查中，共产党最初关于民族分类的政策是承诺个人自己去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就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民族种类的增殖，以及造成了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家所承诺的非汉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够实现。
为了理解每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民族”这一术语本身的历史，因为它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和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53-1954年人口普查表格中，民族成为了这一段复杂历史的顶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没落和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形成。
二、云南的多元性和统一性与帝国时期的国家民族策略
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ethnicity和 nationality这两个术语对于前现代（premodern）时期的适用性，一些学者支持将其延伸到遥远的过去，而其他学者将其认为是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才有的概念。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用任何一个术语来注解正在谈论的区域——云南，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有着多元化的语言、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多元化的宗教和民族(peoples)的地区。而且，各个朝代的帝国也都努力地将这片区域的领土及人口纳入其统治之中，这一多元性已被证实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该地区首次被纳入东部帝国的范围是在1253年，当时大理王国被蒙古人统治且被合并到了中国的行政区域内，也就是闻名于世的元朝（1271-1368）。元朝在新成立的云南省设置了很多城镇，这些城镇成为后来商人的集散地。在那些区域内所存在的反对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朝廷与当地势力强大的头人建立起关系，进而加固了间接统治的体制。在后来的明朝统治时期，间接统治的体系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化，因为中央朝廷给予当地首领以官方头衔，来换取他们的忠诚和地方秩序的维持。
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1644-1911）采用了比元朝和明朝更为复杂的体制来解决多样性的问题，而且同时，还吸收了元朝和明朝两个时期的区域规模。被Mark Elliott（马克·艾略特）所称作的“清朝普遍主义(Qing universalism)”，是通过三个相关元素间的平衡，使满族的统治系统得到了维持。第一个是满族的军事力量，清朝通过军事力量能够将帝国的疆域延伸至长城以外，直至今日中国内陆的边疆地区。然而，单靠武力是不能确保疆域的统一的。因此，第二个清朝普遍主义(Qing universalism)的重要成分是八旗制度(the Eight Banner System)，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和人口统计学的组织，它将清朝的竞争对手纳入其中央的、官僚的等级阶层中，以此消解了现有的权力结构。第三，为了继续保留存在于满族精英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非满族人之间的边界，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工程项目，以期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培养和增强独特的满族身份。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了满语书写和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的提升，这些被具体化为像军事技能、马术、和节俭等的“满族方式”。
然而，我们的目标最显著之处在于“清朝普遍主义”的范围一点都不普遍，至少没有涉及到帝国的西南边远地区。例如，云南的“野蛮人”并没有成为八旗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成为“同时期”的清帝国皇帝精心设计的体系的焦点。乾隆皇帝的肖像，被以文殊菩萨的化身介绍给了藏族群众，但没有证据表明清代帝王们采用类似的方式，将他们自己说成是苗或像“倮倮”一类民族的子孙后代。这些原因已经被Nicola Di Cosmo（尼古拉·迪摩），James Millward （詹姆斯·明），Peter Perdue（彼得·珀杜）等人，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作为北方喜爱征服他族的联盟，满族人不会轻易地放弃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面对强大的蒙古人，以及其后的俄罗斯人等一系列的竞争者。而且，不仅在清朝而且在元朝和明朝，对于云南的统治系统几乎毫无例外，大多都是间接的统治方式。继明朝之后，在西南，康熙皇帝（1662-1723）将官衔授予精心挑选出来的当地头人，委托他们维持秩序，并向皇帝进贡，以及提供武装以支持帝国的各大战役。从1659年开始，朝廷重新编写了当地官员的继嗣法则，进一步系统化了间接统治的模式。要求地方统治者丢弃传统的继嗣制度，严格遵循父系继承，并且继承人要呈递家族宗谱作为证明。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实施一个更为直接的统治方式是具破坏性的、并且是短暂的。例如，在雍正皇帝（1723-1735）时期的统治方式就表明了与乾隆时代的间接统治方式的不同，并且CPatterson Giersch(C帕特森·吉尔斯)将雍正皇帝的这一统治方式称为是“新边疆军国主义”。因为三个激进的省级和区域的管理员——李卫、高奇卓和鄂尔泰——的连续任职，清廷在许多城市废除了强大的本土统治者，控制了关键产业，并在全省的关键区域建立了权力基础。然而，这一力量的扩展并不是没有遇到阻碍，当朝廷闯入到当地这一复杂的并长期存在的系统时，曾一度造成了频繁和血腥的叛乱。因此，雍正颇具侵略性的边疆激进主义政策大多都被他的儿子——乾隆皇帝（1736-1795）所放弃。尹继善（Yinjishan）被任命接替鄂尔泰，开始重新建立与当地头领的稳定关系，并且修复雍正朝以前的间接统治体系。再次，为了阻止地方一级的文化同化过程所导致的多民族帝国内不同群体成分的区别线变得模糊不清，朝廷希望保持“将野蛮人与清人区分开”的状态。
到了19世纪中叶，汉族继续向西南地区扩展，此地的压力日益增加，清朝一直都在竭力维持微妙的民族关系。正如David Atwill（戴维龙）等人所概述的情况：1839年夏，缅宁城（Mianning，今临沧）爆发了大规模的汉-回暴动，最终导致了大屠杀，清真寺变成了废墟，有近2000的云南穆斯林被杀死。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845年的春天，当时暗流涌动的汉-回敌对分子在云南保山发动了激烈的战争（came to a boil）。1845年10月2日，清军进入保山城内，并且对大约8000回族进行了屠杀。
在东部，清朝政权所维持的微妙民族关系进一步被推翻。19世纪晚期，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分子利用满族人的不同观念，在帝国的精英人士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划定了战线。这一新兴革命运动的突然发起，伴随着的是一个新术语的出现，它发挥了一个中央的、话语的作用，这个术语就是民族。 从日本引进中国的这一新词“minzoku”，成为了反清激进分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否则他们很难像外国人一样去描述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为儒家礼仪、科举考试、汉语治学，以及许多的传统中国文明的中心机构的统治者。像章炳麟（1868-1936）、梁启超（1873-1929）、邹荣（1885-1905）等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的反满立场建立在了所寻找到的民族概念之上，并且在被引进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t)概念的影响之下，促进了“汉族”和“满族”这样一类概念的出现。这些分类，尽管明确地表示了文化方面的差异，但却标示了与传统的文化身份概念的区别。章的关于“汉族”和“满族”的分类，尽管是根据文化的标准，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本质主义和种族类别的相互排斥的特性。这种杂交的、文化和种族概念化的民族导致了Kai-wing chow曾经所称的一种“汉种族主义”形式，一种文化主义的分化机制“削弱了改革派继续支持满族政权的立场。”拥有了这种文化种族混合的概念，梁启超等人能够表达他们对于满族统治的反对，并以此作为种族斗争的文化等价物。
三、国共两党的国家民族策略历史渊源
1911年，清朝最终崩溃了。当然，我们不应该夸大1911年革命的民族主义因素，因为这是一组交织着反满主义情绪的复杂因素发展的顶点状态：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和对它的镇压，中央集权国家将世俗权力下放到各省；中法战争（1883-1885）和中日战争（1894-1895）之后不再对保守改革进行支持；在1905年科举考试系统废除之后，对于朝廷的侵袭性和破坏稳定的新政策做出了尖刻的回应，以及与国家知识关系的戏剧性转变。这就是说，邹荣的激烈的反满族种族主义没有能够借助言论（rhetoric）的力量废除溥仪。然而，反满革命对于后帝国的激进主义，却做出了一个独特的形状和基调，并且，正如Edward Rhoads （爱德华·罗德）所认为的，对于暴力的性质和严重性，在革命期间有时会加在满族人民身上。从本质上来说，反满族革命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恢复汉人控制一个国家本身就是以汉族人为主。武汉革命者的旗帜，在视觉上捕获了这个概念，十八颗星象征十八个“中国本土”历史省份。同时，满族政权的瓦解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因为伴随着的是一直保持着一个整体统一的多样化的帝国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普遍主义的崩溃。随着满族统治的崩溃，新时代的中国领导者必须发展他们自己的手段，在多样性和统一性，多元性和单一性之间进行协调。如果他们失败，他们将失去广袤的领土。
正如Joseph Esherick（约瑟·埃谢里克）所概述的，此刻，这里有少数政治精英，他们欢迎领土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一个中国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边界线与汉人的分布是相一致的。然而，被埃谢里克认为是“中国本土”的这一立场，被“大中国主义”的补偿立场所遮蔽。“大中国主义”立场的倡导者认为有必要把边界省份作为在外国入侵时的缓冲地区。同时，他们认为必须阻止皇权渗透到这些地区并调动起当地的民族情感来反对中国的政体。实际情况是，后帝国的中国政权只有暂时承认历史上其他国家与清朝签订的大量疆界条约，否则，他们认为重新设计中国疆域的界限将是一件昂贵的和复杂的事情。
最终，“大中国”的立场盛行了起来，并且共和党的领导人致力于恢复对前清领土的控制。然而正如Xiaoyuan Liu（刘晓原）、Hsiao-ting Lin（李孝庭）等人所认为的：这个必须迅速完成，然而，由于1911革命的民族政治和领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1912年11月3号，根据俄蒙条约，外蒙古被认定为自治区。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发起了一个20年期限，在这期间中国的军队或民用机构不允许在西藏停留。中国的西南部，尤其是在云南，地方军阀对该地区行使事实上的政治控制。这一瓦解，主要是共和党政府软弱这一结果导致的，也是后帝国正统崩溃的反映：作为一个亲汉、反清团体，共和党民族主义者通过发动革命，在无意间也疏远了其他的非汉族群体。在为汉人建立一个中国时，他们没有为藏人、蒙古人等留出地方。
面对灾难性的领土的失败，大多这样的情况都发生在国家的边境区域，新的共和党政权内的一个派别开始提倡更大的包容主义，以一个更加宽容的话语来取代共和党的革命言论。他们留心清朝的模式，将中国的民族关系重新概念化为包括汉人、藏人、蒙古人、满族人和回人的“五族共和”（这一构想被具化在了政权新的五彩旗帜上）。不同于由章炳麟等人提出的民族概念，五族共和概念不再将藏人、蒙古人等描述为在本质上与汉人截然不同，而是强调将这些群体同化成汉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James Leibold（詹姆斯· 雷鲍德）所说的，Sun Yat-sen（孙中山，1866-1925）起初在这个概念上犹豫不决，但是他的反对建议被1912年早期的临时大会所推翻。
在所有的象征中，共和政体在其国家实践的核心方面并没有构建一个中国多民族的概念，这在1912年人口普查中缺乏所有相关民族问题的事实即是明证。基于县域间开展的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表中包含十七个问题，没有一个是关于语言或民族多样性的。这些人口普查的问题揭露了这一政权首要关注的是出生和死亡率、性别比率、专业职业的规模和分布情况、以及外来人员的安置。人口普查局进一步说明了，该政权还关注犯罪分子。“县里人口列举和登记的规定”指出登记员要记录有坐监历史的户主，有可疑传闻的那些人和那些没有血亲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群体。共和党政权想要去了解许多关于中国人口的情况，但是几乎没有关于民族差异的情况。
在民族政治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并且制定出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早期共产党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相当抽象、且未经考验的，这源于他们与国民党（GMD）和苏联三边关系的变迁。在1920年代，苏联当局与中国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国民党保持着策略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而实际上承认国民党最具有统一中国和抵制外来侵略的能力。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等式下，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变量，尽管它不是特别的明显。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楔子。相对于国民党来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有利用民族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优势。
这一时期的战略，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构想从1925年开始走到了尽头。在Chiang Kai-shek（蒋介石，1887-1975）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多民族中国的想法，这一转变再一次由国家旗帜上的变化表现了出来。1928年五色共和旗帜的废除，被展示了中华民族、单一的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旗帜所取代。孙中山的民族政治纲领受到苏联顾问的影响，它在第一个统一战线期间（1924-1927）如同一座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服务。而蒋介石不同于孙中山，大声叫喊着反对共产党的民族自决(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话语，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非汉族人。两党之间尖锐的对立，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更残暴地表现了出来，蒋介石致力于他的新南京政府的建立，建立一个刘晓原曾经描述的“单一民族共和国”和Frank Dikkotter（弗莱克·迪克科特）所称作的“国族”。
因为被围攻，中国共产党最终从城市撤退，并开始在农村建立自己的政权。首先，在农村再生的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群体几乎没有了联系，并且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关心民族问题。然而，他们于1931年在中国的东南部成立了江西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某些民族政策放进他们的官方纲领之内，尤其是“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想法。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共产党当局宣布“中华苏维埃无条件地承认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力”。更具体地说，1931年的大会承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社，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行政时使用当地语言，以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1934年，民族问题成为了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共产党政治的纯粹理论部分。在那一年，由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毁灭性战争中，促使共产党的领导者放弃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者、军队、以及追随者首次到达民族多样且贫困的西南地区。例如，当红军到达贵州广阔的苗族区域时，共产党亲眼目睹了该地区严重的贫困状况：村民们赤身裸体地走在街上，广泛的鸦片成瘾，以及当地军阀严重的压迫。通过贵州省之行，朱德简要地记录了对这一场景的感想：“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
在长征期间，少数民族的问题表现出具有策略性的、现实世界的结果。在长征行军期间，共产党开始宣传他们的民族平等和自决的政策，并且还开展实施。正如Dru Gladney （格拉德尼）认为的“这在客观上争取了对清朝统治和蒋介石的民族政策心怀不满的人民的支持”。为了他们的生存，为了能够“与非汉民族的高层代表人士建立亲密的关系”，共产党提出了这一句识别和自决的话语。他们将这段话结合到了新兴的国家方案中，并将其充分地结合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视野之中。
与日本人的全面战争的爆发，给国民党的民族政治立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首先，亡国的威胁促使蒋介石去加强他的一个单一性的、同质性中国观念的承诺，对国族进行概念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其民族政治纲领作出了最清晰的声明，《中国之命运》首次出版于1943年，并于1947年修订。在文章中，蒋介石清晰的表明了他的反识别立场。“中华民族事实上包括五个分支”，他认为，“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民族或血液的多样化，而是在信仰和地理环境上的不同”。“一句话”，他继续说，“在五个分支上的不同是地域的和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蒋介石自信地说，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对任何及所有从官方上承认这种划分的政治重要性的政策坚定不移的反对。反思一下清朝，他描述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清朝普遍主义的中坚力量，使满族能够统治一个多样化的帝国——但这是其垮台的原因。蒋介石赞美道“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他继续说，“然而，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
像在他之前的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将他自己描述成一个倡导者，不是机械性的同化主义，而是再同化主义：一个重构的民族意味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1947年版《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认为，这五个分支中的每一个，事实上都是共同祖先——殷王朝（也就是商朝）的统治者以及虚构的黄帝的后代，然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匈奴或鲜卑（这两个都非中国部落）的后裔。通过将蒙古人、女真族、吐鲁番人、满族和回族教徒与这些起源进行联系——尤其是与黄帝这一起源相联系——他企图将同化政策描述为一个团圆、重聚的过程。
同时，日本的威胁迫使民族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的非识别政策，只要对多样化的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进行全部的否认，就会给日本宣传者提供机会去控制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欲望和政治识别，这是被现有的政治组织留下来而未完成的。在这些敌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主张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来解决“民族问题”进而来调解他们的民族政治立场。1938年，国民党大会通过对1923年国民党宣言的再次肯定，在说明书上采取了措施。在这个文件内，民族主义者首次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多民族中国概念的支持。然而宣言的承诺将不得不一直等到战争胜利之后才能实现，因为在战争背景下，任何多样性的讨论将有利于日本人耍阴谋去分离和占领中国领土。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场战争促使了正好相反的反应：对于立即识别少数民族的一个加倍的承诺和反对由国民党保守派支持的单基因论点。在1930年代晚期所写的一些论文中，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对于非汉民族识别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回回民族问题》（以下简称《回回》），这一简短的研究批评了帝国时代和中国共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且提出了一个案例，认为回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不只是汉人的一个宗教子集。《回回》的作者声称，国民党的政策是被用来“使民族运动和民族觉醒瘫痪的”。国民党通过将回人描述为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种类，以回避政治代表和平等性的问题。作为证据，《回回》的作者指出共和党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回人的政治地位同样地没有被确定，在共和党的立法机构，像国民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中都没有设立回族人代表。
同样充满激情的议论在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现，包括《战争时代蒙古族问题概述》和《中国战争时代的民族问题》（以下简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作者陈廉贞（Chen Lianzhen）和黄操良(Huang Caoliang)把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放在了国家的地缘政治危机的中心部分。对于日本来说，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的失去，是“中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和合理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法而造成的结果”。由于未能解决国内多样性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对日本的渗透打开了大门，使外国的侵略者能够利用民族问题，进而让中国的少数民族来反对汉人。国民党的非识别立场使日本人能够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讽刺地说这是对中国古代皇帝所采用策略的模仿，用野蛮人来控制野蛮人。
到1940年代，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关民族团结的策略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国多样化的政治识别的所有问题将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去解决。到那时，民族将会被严格地认为是一个单基因的、独特的群体（a monogenic singularity）。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并且它是与中国政体共存的。这个定义本身是非常永恒的，从根本上加固了国民党公然反对识别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民族的概念与多样性和多元发生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国家和它的民族不是一个类，也不相同——而是，前者包括了后者，因此多样性的政治识别对于国家的合法性和反殖民抵抗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民党，在中国的民族识别被看作是为日本的利益服务，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解体为分裂和征服创造了可能的环境。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样的分裂和征服是可以避免的，不是通过否定独立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而是通过向这些群体宣布，对于他们来说作为中国人和作为回人、蒙古人、藏人等都是可以共存的。这是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以共产党的思考方式，识别的特殊性是走向一条新的统一之路。陈和黄通过引用列宁的话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结婚和离婚的比喻来设计这个问题：“如果主张民族自决，不是就会使本来是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弄成四分五裂吗？尤其是在我们一致对日寇作决死斗争的时候，如果主张民族自决，不正是成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叛徒吗？对于这种意见，伊里奇（也即列宁，译者注）会用一个极有趣的比喻来回答，他说：“一个国家所规定的离婚权，会不会使一对和睦的夫妻向法庭声请离异呢？那是决不会的。”
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些证据表明国民党政权准备实践它的一个新的民族政治政策的承诺。1946年在南京，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宣布要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宪法，并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开始实施。在立法院的法律和代表之前，新宪法正式地保证了各民族平等。而且，与长期以来清朝的大型民族取向和早期国民党的五族共和概念是一个大胆的背离，这一承诺将会扩展到不仅是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满族，而且也会扩展到“远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同时，也有其他与之相反的一些证据。例如，战后人口普查，计划1948年7月1日开始，1953年12月31日结束，再一次没有包括任何有关民族多样性的问题。如果国民党致力于成立一个立法机构，并在其中选举不同的民族作为代表，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系统一定不是建立在百分比的基础之上。
无论国民党政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有找个时间来好好兑现自己的承诺。1946年夏，与共产党人不稳定和平的崩溃，大陆本土再一次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在两年之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优势下降到共产党的军队之下，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共产党军队于1948年和1949年控制了关键的城市地区。北京1949年1月落入共产党之手，太原在3月，南京在4月，武汉和上海在5月。国民党最终丢掉了大陆本土，以及失去重塑他们自己为合法的多民族政体的任何可能性。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取得胜利后，对于识别的政治辩论结束了。如果中国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单一民族政体，在共产党领导下它将重新被设定为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共和国。
共产党立刻将这一政策纳入他们的治国之道。1949年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在正式的宪法制定出之前，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共同纲领也概述了新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纲领宣布了民族固有的平等性（第九条）和保证保护少数民族不受汉族主义和分裂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istic）的沙文主义（第50条）的双重威胁。更具体地说，纲领的第51条概述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新政策。尤其是，纲领概述了“区域自治”的理论将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施行，并且多种不同民族自治组织将根据各自的人口规模和区域的大小来设置”。在这些地区，共存着不只一个少数民族，共同纲领保证“在地方政权机关，不同的民族中每一个民族都有合适的代表数目。”
从1950年开始，共产党政府在关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中，开始宣传他们的新民族政策，以获得这些作为国家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中间人的支持。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派民族访问团到全国的边疆地区。第一批西南民族访问团于1950年7月2日离开北京，在民族学家夏康农的领导下到达云南省，夏康农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将自己定为了早期民族调查研究者之一。总之，这个团队在这个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根据当地的情况搜集信息，并宣传了共产党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新政策，以及像兽医服务和疾病预防接种等管理护理信息。
同时，该省政府开始在整个云南省组建区域自治政府和民主联合政府。这进一步证实了John Herman’s（约翰·赫尔曼）关于在西部继续进行间接统治的言论，当地政府的领导们一般被称为“上层人士”，而且，有许多的“上层人士”实际上是亲属家庭，帝国时期的中国政府曾经利用他们来管理当地事务。省政府的目标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对非汉族群体进行登记注册，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履行他们民族国家平等的长期承诺，并且保护他们多民族政体的领土的完整性。
共产党已经承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概念，然而，却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中国是多个民族的家，那么这些民族是哪些？有多少民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居住在哪里，以及每一个民族有多少人？这一系列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一相对简单和意识形态的识别问题，并且冒险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分类领域。
注释：
①这是墨垒宁先生的《与国家达成共识——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中的第一章中的一部分，该章的题目是“后帝国时代中国身份认同危机”，我们取出其中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识别的历史动因部分译出。题目为译者所加。
②题词，18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
③小标题为译者所加，下同。
④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政策概观，特别是自治区的形成，见Henry Schwarz（亨利·施瓦兹），Chinese Policies Towards Minorities: An Essay and Documents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 1971)。
⑤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民族政策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201。
⑥如上。比如一个十万人口的县，规定一千人选一个代表，而某一聚居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在一万以下，则它可以少于一千人选代表一人，但最少不得少于五百人选代表一人。凡聚居境内的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者，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一附文是为了阻止那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和省在他们各自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拥有比例不相称的非汉族人民代表数。
⑦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简表——补充版》（北京：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
⑧民族列表，见附录A。云南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简图》，YNPA，全部2152，索引3，文件3（1951年7月20日）：5。
⑨民族列表，见附录B。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地区略图，YNPA，全部2152，索引3，文件4（1953年）：1。
⑩见附录A和附录B中有每一个地区完整的族群名称（ethnonyms）列表。注：总的群体的数目达不到125个，因为其中有一些群体没有人口数据。
“云南省选举工作报告——初稿”YNPA，全总14，索引2，文件84以前的大陆政体已经尝试了两次直接的列举，但每一次都没能将他们列举出来。见Chen Ta，"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Demograph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1947): 7-16Chen Ta列举了在帝国时期的两次失败的尝试——和全国性的列举，第一次由晚清维新派计划实施，但在1911年革命时失败；第二次定于1947年实施，但最终也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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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61-62。
同上，第四章。
同上，190更多关于清朝在西南的政策，尤其特别关注汉族迁移所带来的潜在的不稳定的影响，见 David Bello, "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 Modern China 31, no 3 (July 2005): 283-317。
David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7-68 当我们看戴维龙的说明时，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去了解在帝国晚期对居住在清朝边境的民族所实施的暴力的维度，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见 Donald S Sutton, "Violence and Ethnicity on a Qing Colonial Frontier,"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no 1 (2003):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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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过程不等同于中国化，伊夫林·罗斯基（Evelyn Rawski）阐明了这一点。见Evelyn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何炳棣（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February 1998) Beyond Confucian and Chinese practice, the Manchu had positioned themselves as patrons of their other imperial subjects as well, including the Mongolians and Tibetans See Harold L Kahn,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no1(1978): 5-34。
审查汉满两族在世纪之交的关系，见爱德华·J·M·罗德（E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关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章炳麟的反满思想，见考科·莱蒂宁（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章炳麟 as art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London: Curzon Press,1990)又见Young-tsu Y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章炳麟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趣的是，张在反满族思想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在早期曾被约书亚·福格尔（ Joshua Fogel）提出，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见约书亚 A·福格尔（ Joshua A Fogel），"Race and Clas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of章炳麟 and Anti-Manchuism in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3, no 3 (July1977): 346-75了解更多晚清时期的反满信息，见沙培德（Peter Zarrow），“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History and Memory 16, no 2 (2004年秋或冬): 67一107; Ishikawa Yoshihiro "Anti-Manchu Racism and the Rise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15 (April 2003): 19-26; Ishikawa Yoshihiro, Racialism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2002) 对于当代反满宣传的腐蚀性例子之一，见邹荣（Tsou Jung），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一本中国民族主义的小册子， trans John Lust (The Hague: Mouton,1969)。更多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见詹姆斯·里夫蒲赛（James Reeve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ow,“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157 对于更多有关“族”和“民族”话语的中心地位在表达反满时的位置，见 Kai-wing Chow, "Narrating Nation, Race and National Culture: Imagining the Hanzu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in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ed Kai-ruing Chow; Kevin Doak, and Poshek Fu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47-83。
同上。
Rhoads, Manchus and Han, 291 颠覆性的民族话语也找到了进入晚清乡土教材的方式。对于最近的一个有趣的研究，见 May-bo Ching, "Classifying Peoples: Ethnic Politics in late Qing Native Place Textbooks and Gazetteers," in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 Tze-ki Hon and Robert Culp (Leiden: Brill, 2007), 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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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多有关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种麻烦的过渡。见帕梅拉·克罗斯利（Pamela Crossley），“Nationality and Difference: The Post-Imperial Dilemma,”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19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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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20世纪上半期深入研究蒙古族，见Xiaoyuan Liu,Rains of Liberation: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Chinese Territoriality,and Great Power Hegemony,1911-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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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也可以翻译为“五个种族（five race）”。尽管“种族”这一翻译的确是获取本质主义思想的一项好的做法，但是它掩盖了五族形成的前现代源头，以及与在清八旗制度下所做的分类的关系。使用种族这一术语暗含了与过去划清界线，和基于现代主义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形成，这是达尔文（darwinian）的概念。“五个民族（five peoples）”避免了这种现代主义的偏见。另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是“五种血统（five lineages）”，是最近由詹姆斯·雷鲍德（James Leibold）建议的。见James Leibold，“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Modern China 32,no2（2006年4月）：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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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敦促中国共产党将民族解放事业扩大到边境地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他们企图压制国民党对居住在边界的少数民族实施半自治状态的统治，同时这一政策已经促进了苏联在蒙古和新疆的持续的影响。见Xiaoyuan Liu，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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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祖先的神话已经被詹姆斯·雷鲍德（James Leibold）巧妙地处理。见James Leibold,“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Writing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 Modern China 32, no 2 (2006): 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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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1-10
责任编辑：赵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