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英
［摘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从建团到全部使命的完成，走过了一条34年可歌可泣的发展道路，为凉山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和推动凉山经济发展，谱写了无可替代且永不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军民传奇历史却一直只存留于民间记忆，或散载于州内内部资料而未曾专门公开发表或出版，而鲜为公众所知晓。本文主要在参考梁文英、毛均茹、李仕安和中国科学院等所著文本资料基础上，首次论述彝民团的建立过程及其为推动凉山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彝民团发展的岁月里，它经历了扩编和最终撤销的历程，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今后军队与民族工作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彝民团；特殊军事史；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K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49-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凉山州社科联2012年度“凉山州民族文化研究”项目，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点（项目编号：2013XWD-SD0304）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马林英，女，彝族，四川凉山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研究与教学工作。四川 成都610041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3月解放凉山后，为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加快生产建设和培养民族干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与藏彝地区党委根据藏彝地区实际和民族工作的特点，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彝民团和藏民团，以充分发挥其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和干部学校的作用。中央军委也给予这两支特殊队伍很高的评价：“建立民族武装，不仅能维护地方治安，而且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民族干部，西康省的藏民团和彝民团便是成效卓著的见证。”成都军区也将其誉为“大凉山上南泥湾”。然而对这一段历史，学界目前还未有专文讨论。本文主要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4师政委梁文英（汉族，建国后任西昌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西昌地委书记等职）和1950进军凉山向导毛均茹（汉族，首任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昭觉县县长）、李仕安（彝族，国大代表，建国后首任西昌民族干部学校教务长）及中国科学院、凉山文史资料等所提供的文本作参考，再以多年来深度采访彝民团政治部副主任王正才（彝族，中共地下党员，原凉山州财贸部副部长、州人大副主任），连长武木杉（彝族，原布拖县政协主席）和吴银斌（彝族，原昭觉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副连长毛伍呷（彝族，原凉山州供销合作社主任），指导员李成文（彝族，原昭觉县武装部政委）等的口述资料和走访彝民团成员，如团长王海民（彝族，老红军，原凉山州副州长、州人大副主任），政治处副主任王正才和杨发美（彝族，原州人大副主任），连长勒伍木杉等亲属提供的生活故事和照片等为辅，以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段特殊军事史况。
一、彝民团组建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1950年10月，凉山彝族自治区政权初步建立后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主任在西昌主持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在此会议期间，组建凉山彝民团的意见得到了西康省和西南军区领导的同意与支持，并由西康省报经西南军区批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184师侦察连为基础，组建西康省昭觉彝族警卫营。从此，拉开了组建彝民团筹备工作的序幕。但是，由于当时奉命重新组建的184师正忙于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和剿灭盘踞于盐源县的张玉麟、盘踞于盐边县的葛绍武两股残匪。因此，一直到这两股土匪被彻底消灭后，新的184师出征前才完成组建工作。
1951年3月18日，西康军区又以该营为基础，扩编成立西康军区基干第三团，以原建制人员为骨干扩编成为三个连，并通过动员彝族上层送奴隶参军的活动，第一次吸收了大量的彝族青年入伍。
1952年8月1日，西康省凉山军分区在西康宣布成立，8月15日正式进驻昭觉县。这为建立和发展凉山少数民族武装在组织、领导等方面准备了条件。凉山军分区成立后，基干三团直接归属凉山军分区指挥。9月，因全军统一编制序列，西康军区奉西南军区命令，将西康军区基干三团改编为西南军区独立第九团。
1952年10月，凉山彝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成立，西康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0月8日撤销独立第九团的番号，将该团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彝民团。1952年11月，再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划归凉山军分区建制领导。从此，彝民团和所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和指挥下，开始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1958年，随着凉山民主改革运动的结束，彝民团的发展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部队工作又重新开始由军事为主转入以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1958年12月，中央军委下达给彝民团的正式番号是“3105部队”。
1959年1月，成都军区根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统一人民解放军建制、番号，充分体现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将彝民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步兵15团，番号是“7842部队”。1970年再改番号为“0080部队”。
1959年平息叛乱斗争结束后，彝民团受命重点布防屯垦，维护社会稳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投入垦殖。
1981年再次奉命改编为四川省军区独立第5团。彝民团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曾先后改番号为成都军区步兵15团、四川省军区独立第5团，人员编制也有增有减，但是以彝族干部战士为主体的体制却一直未改变。
1983年，在我国全军军队精简整编中，彝民团缩编为凉山军分区独立营。
1986年，全军进一步精减员额时，独立营建制撤销。至此，凉山彝民团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圆满地划上了战斗历程的句号。
据1986年统计，彝民团曾先后输送245名彝族干部到各军事院校深造，887名彝族干部参加省军区和分区教导队培训。相继有78名彝族干部选配到团以上领导岗位任职，有246名彝族干部专业到地方工作，成为凉山州、县、区、乡各级领导骨干。
彝民团的成立为凉山彝族人民的光辉历史增添了新的历史篇章。她和彝族人民的各级政府成立一样，标志着彝族人民新生活的开始，宣告了这个饱经沧桑、并处于家支割据、内部械斗不息、贫穷落后的民族已经苏醒，这是彝族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凉山地区乃至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彝族奴隶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人民武装。彝民团的建立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也是彝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
彝民团的工作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的民族政策也是彝民团工作的灵魂和检验彝民团工作的标准。党要求派往彝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在当地要做到安心、生根、开花、结果，要同彝族中的先进分子一起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彝族干部，帮助彝族人民用自己的腿走路，自己解放自己。
民族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这就必须反对历代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然而，要使彝族真正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之中，就必须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消除民族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在彝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彝民团一切工作的进行，必须通过当地少数民族干部来实现。因此，培养和尊重当地民族干部，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从当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使党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到实处，就成了彝民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点。
彝民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彝民团的建设，遵循了我军的共同条令条例，但她还是在奴隶制度尚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组建的。因此，在共同条令的指导下，她又从彝族社会的实际出发，在扩军政策、组织形式、组织制度、民族风俗习惯、管理教育等诸多方面都需建立一系列适合彝族特点、适应开展民族工作和适合促进部队的规章制度。
我国是从1952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奴隶社会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视奴隶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宰杀和买卖。虽然建团时的凉山已经解放，但人民政府若直接动员奴隶青年参军，不仅不能使奴隶青年参军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还会引起奴隶主的不满，不利于民族工作的开展。彝民团又是开辟凉山工作初期组建的，当时的民族团结政策主要体现在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只有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因此，扩军工作必须同彝族上层人士协商，在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之后再实施。若要取得上层及家支头人们的同意，首先必须做好安置在政府里的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同上层人士协商的基础上召开上层人士及其家支头人的会议，征得他们同意和支持，愿把本家支的奴隶青年送来参军。这样做既能使上层人士把本家支的奴隶送来参军，消除疑虑，又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还可防止奴隶主把亲信打入部队，以保持部队的纯洁性。在此前提下做好家属工作，征得家庭的完全同意，不能勉强，因为青年奴隶参军后，家庭减少了劳动力，收入减少了。为使青年奴隶安心服役，人民政府对彝族军属遇到的各种困难，给予了特殊的、适当的帮助。在回家探亲等方面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还要给自愿参军的青年讲清楚，自己是自愿参军的，现在后悔了可以回家，不限制他们的自由，彝民团是他们自己的武装等道理。
作为建国初期主要民族武装力量之一，彝民团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从成立以来就承担着为彝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的重任。其后彝民团经历了扩编和最终撤销的历程，彝民团的历史是与我国民族工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军队与民族工作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民族工作日益成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民族工作本身具有特殊性，加之历史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民族隔阂极深，各种武装势力不断阻碍民族间的正常交往，这就增加了民族工作的难度，民族工作必须开创新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少数民族武装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相继建立，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在我国军队历史上曾有着特殊的地位。
二、彝民团的彝区民族工作实践
我国的多民族融合是历史形成的，而与民族融合同时产生的是各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民族隔阂，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地区的相继解放，如何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便成为当时民族工作的重心。建立民族武装作为开创民族工作新模式的探索之一开始得到重视，彝民团作为这种模式的实践对象，其建立和发展也得到了极大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民族工作中，尤其是在大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彝民团发挥了巨大作用。
政治生活方面，彝民团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为“生产队、战斗队、培养干部的学校”，可以说，培养民族干部是建立少数民族武装的主要初衷之一。彝民团自1952年建立后，向地方输送了大批转业彝族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曾是彝族底层群众，甚至是奴隶，他们在部队受到最多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极其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思想，因此，这些干部往往愿意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从资料统计来看，到1959年，彝民团先后给地方输送干部达657人，这些民族干部，通晓当地语言，熟悉本民族的风土民情，同时，对党的民族政策有相当的了解，又能与汉族群众进行有效沟通，在推动民族工作开展方面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例如：1952-1956年前参军的老兵，于1959年纷纷复员、转业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王正才、武木杉、吴银斌、毛伍呷、杨发美、罗德华、罗清汉、罗光明、沙马木牛、俄的瓦且等等复员老兵，有的到了党政部门、公安部门、商业战线、经济领域担任行政领导，也有不少成为县、区、乡、村的干部骨干，他们到了地方后工作表现很好。可以这样说，这是建国初期在凉山彝族地区培养出来的第一次批军地两用人才。汉族老干部的传、帮、带，是彝族干部成长的又一有利条件。彝民团主要由汉、彝、藏、回、苗等多民族组成，先后8任团长中只有一名是汉族，但全团干部、战士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曾在彝民团工作过的干部已有19名先后进入军、师、地、州领导班子。汉族老同志肩负培养彝族干部的重任，他们是这所民族干部大学校的老师。他们对彝族干部的培养是手把手教，讲传统，带作风。比如彝族同志生了病，他们就帮助做病号饭；对战士的思想工作，对待家庭、婚姻、恋爱的态度、观念，等等，都是诚心开导和耐心教育，由此也加深了彝汉干部战士之间的亲密友情。
据《凉山军事志》记载，自1952-1956年，彝民团为地方培养、输送了657名彝族干部。又据1986年统计，该团34年来有2456名彝族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分别担任州、县、区、乡的领导，其中在州、市、部、局工作的彝族干部就有45人。1986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凉山军分区、17个县/市人民武装移交地方。当时移交干部232名，其中60%都是彝族干部。在34名部长和政委中，民族干部就有15名。彝族干部、战士转业、退伍到地方后，受到地方党政的重用、培养和提拔；在部队是连、营干部的，到地方后有的进州、县领导班子，有的担任部、局领导。有的战士退伍后，经过地方各级培养，担任了区、乡领导，或者任区乡武装部长。这些同志在凉山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86年春节，凉山州第一任州长瓦渣木基同志到军分区慰问时，曾深情地说过：“部队为凉山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军队真是一所培养民族干部的大学校。”
文化交流方面，在凉山解放之前，彝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是相对隔绝，彼此少有交往的，双方除了少量的贸易往来外，几乎没有文化上的互动。因此，彼此了解对方的渠道也极其有限，民族隔阂较深，甚至彝族社会有“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当朋友”的说法。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建立了各种民族学校和民族培训班，以增加彝汉两族双方的了解，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但这些民族学校招收的多数是彝族上层人士，无法推动与下层群众的交流，其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彝民团等少数民族武装的建立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彝民团一直是一支彝汉混编的部队，参加这支部队的彝族指战员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对于推动彝汉文化交流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作为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彝族指战员和汉族指战员之间互相学习，成为了彝民团日常生活的常态。这不仅是汉族了解彝族语言和风俗，更主要也是彝族指战员学习汉文和汉族文化，并将其传播到各个彝族地区，为推动彝汉基层文化交往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途径。例如：1960年以前参军入伍的彝族同志，全部出生在奴隶社会，他们拥护共产党，听党的话，爱军队、爱武装，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能吃苦耐劳，生活俭朴，但没有文化，连一般汉语都不会说。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彝民团配备专制文化教员，开办文化夜校，教彝族战士学汉语、习汉字、突击新彝文。当时，社会上把彝民团学文化的实践传为佳话：“彝民团学文化，沙马木牛上高山”。因为连队没有灯油，所以沙马木牛等战士就上山砍松树油脂作照明灯进行学习。全军有名的“大凉山上南泥湾”六连没有黑板，就用羊皮做黑板。团里部署年度工作，学习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而且要保证学习时间雷打不动。在彝民团中开展文化学习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了给部队奠定军事、政治、生产等方面的基础，彝民团的全体官兵既一边学习汉语，又一边开展文化知识教育。彝族官兵对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很高，有的同志走路时嘴里也在默默地背诵着文化课的内容。不少官兵夜间站岗、执勤回来在灯光下也要学习一阵文化课内容，同时团里还开办了干部文化学习班，专门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因为广大的彝族官兵学习勤奋、勇于吃苦，所以进步很快。不少同志摘掉了文盲帽子，有些同志还能独立看懂战士报了，这不仅对破除迷信、改造不良的风俗习惯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凉山培养了一大批既能文、又能武的基层领导干部。
经济发展方面，彝民团作为“生产队”，在完成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任务的同时，还大力开展生产建设和支援地方建设的活动，尤其在1959年之后，彝民团开始“平叛转生产”，部队开垦出大量农田，通过自己生产粮食，种植蔬菜及饲养牲畜，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支援了地方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彝族指战员在这场生产运动中，接触和学会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将其传播到了彝族群众中间，对于促进整个凉山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仅1951年一年内，全团就完成军外劳动日69900多个，垦种荒地1629亩，收获各种谷物、油料等218万斤，蔬菜8000万斤，饲养禽畜3500多头，养鱼800万余条，部队给养所需的油、肉、菜等基本实现了自给。并通过营建、垦荒、筑路、架桥、打井、修渠等生产示范，有力地带动了广大彝族群众发展生产。
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要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彝族地区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大小小的土司、奴隶主、家支势力互不统属，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加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不断渗透，对于彝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极其不利的局面。尤其在民主改革期间，各地武装叛乱相继不断，倘若对彝族地区的情况不了解和陌生，就会极大地影响部队平息叛乱，但是彝民团因为具有通晓当地民族语言风俗、熟悉地理民情及与当地群众紧密联系的优势，所以它能为协同其他部队迅速平息武装叛乱，维护彝族地区社会稳定，推动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彝民团利用部队彝族战士多，通晓民俗、民情的特点，通过访贫问苦的方式，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以及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入传播到广大彝族群众中去，使更多的彝族同胞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了解和认识，并以自身的行动规范密切了军民关系，从而吸引和带动了更多的彝族青年涌跃参军加入地方武装组织。1956年全州已组织起民族武装自卫队500多个，队员达49000人，拥有枪支17000支。这支武装警察在平叛中积极配合部队和独立作战达数百次以上，歼灭叛乱武装近万人，缴获各种枪支2670余支。在平息叛乱、保卫民主改革的斗争中，以彝民团为主力的武装力量已成为当时稳定凉山局势、保卫民改成果、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推进凉山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发展与需求
彝民团的建立是与20世纪50年代彝族地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其存在的基础正是因其在民族工作中起到的巨大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经济发展不断进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民族工作尽管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其形式和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使重心调整转移。于此，彝民团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形之下不断减小，其职能转换的动因主要如下：
第一，彝民团建立的初衷之一是作为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为顺利开展民族工作提供干部基础。彝民团在建立初期为培养彝族干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工作逐步完成，各类民族学校和培训班开始大批招收彝族学员，尤其是彝族底层群众学员。而且经过多年的教育普及工作之后，大批彝族学子具备了较高知识水平，并有相当部分学员进入了中高等院校学习，其整体素质已经超出了彝民团的培养水准，更能胜任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彝民团作为培养民族干部学校的作用逐步被各类民族学校所取代。
第二，随着民族工作的不断推进，彝汉文化交流不断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打破和消除，彼此双方的互信和依赖不断加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凉山彝族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不复存在，彝族群众与汉族群众自发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交流与互动。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大批彝族群众走出凉山进入汉区，彝汉交流的层次和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交往形式日益多样化，交往的水平和程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民族文化交流的新形势下，通过军队进行民族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已经十分有限，经由彝民团促进民族交往的意义已经不再如前。
第三，通过多年来国家对凉山彝族地区的不断开发，凉山彝族地区的孤立隔绝状态早已被打破而走向开放的局面，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早已摆脱了过去的滞后状态，使当地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以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彝族群众当中，军队所承担的经济生产任务逐步退出军队日常生活而被社会化，军队发展也逐步转向技术化、专业化。同时，经过多年的建设，凉山彝族地区社会趋于稳定，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彝民团所承担的经济、治安任务大大减少。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地区相对稳定，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少数民族武装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于是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背景下，彝民团也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总结与思考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对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以彝民团为例，其在打开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局面，推动民族互信交流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言，军队作为推动民族交往的平台，其意义十分值得学界总结和思考：
其一，在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初期，军队对于培养民族干部的作用尤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凉山彝族地区为例，在解放前，彝区与汉区几乎隔绝，极少彼此交流和互动，导致解放后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极其匮乏。开展民族工作最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二是培养出当地本民族干部。第一个条件能否实现，主要视其先期进入民族地区的军队能否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因此，拥有当地民族指战员的军队无疑具备相当优势。而由专门学校培养干部耗时较长，从彝民团实际效果来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由军队培养，在部队中通过思想培训、军事锻炼、民汉交流，可以实现快速向合格民族干部的转变。
其二，专门的少数民族武装部队在民族工作开展初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随着民族工作的发展，其作用也将逐步减小。从彝民团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开展初期，彝民团为打开民族工作初期的局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并为彝族地区输送了大批政治可靠的干部。但随着民族工作的形势变化，彝民团已不能再满足民族工作对高素质人才的新需求。专门的少数民族武装部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比如在学习汉文的过程中，由于终日和本民族指战员生活，感受不到汉文的重要性，部分战士对学习汉文不以为然，等等。因此，当民族工作开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时，专门的少数民族部队不宜继续得以保留和发展。
其三，未来军队发展壮大不止体现为少数民族指战员在军队中学习汉族文化，也更应该体现在汉族指战员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了解。随着我国军队建设的新发展，大批的少数民族战士不断进入各地部队服役，同时也有大批汉族战士随部队进驻少数民族地区，这给各民族之间加深了解，尤其是促进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了解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推动军队与驻地间不同民族的交流，将有利于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笔者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作为军队推动民族交流的长期手段而采用。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彝民团并非一个孤立现象，同期存在的还有藏区的藏民团和新疆的民族军，这些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武装力量的代表，在围剿残匪、平息叛乱中也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其后推动民族交流，增进民族情感，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更是起到了极大作用。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为我国民族工作的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今天，民族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军队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军队与我国民族工作仍然息息相关，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军队与民族地区的关系也发生很多变化，其配合民族工作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如何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最大限度发挥军队对民族工作的推动作用，是一个值得学界继续思考的问题。
彝民团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按照“建团方针”指引的方向，通过战斗和生产实践，创造了社会财富，造就了一代新人。同凉山各族人民一道，废除了奴隶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彝民团的成长，是随着凉山社会变迁、经济发展而成长的。奴隶制度的推翻、社会主义的确立，凉山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广大彝族群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迅速改变着凉山彝族地区的旧貌换新颜：电站星罗棋布，工厂如雨后春笋到处可见，随处轰鸣着马达声，公路四通八达，铁路纵贯全州。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彝族人民也掌握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金钥匙。这一切，都日新月异地缩短彝汉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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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5-23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