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
［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关乎民族团结、国家文化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不同的传播工具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有不同的效能，这些效能表明了传播工具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程度。通过计算各种工具不同的最终影响程度，选择不同的传播工具，可以为发展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事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传播工具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2-0059-04
作者简介：徐文（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编委会副主任，二级编剧，研究方向：新闻学、文化传播。四川 成都61007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尽管民族的概念在学界尚有争议，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点在理论及实践中都是无可置疑的。任何民族的文化传播途径从历史考察而言，基本上遵循共同的“纵-横”途径，即通过历史传承的“纵”向途径及同一时期的广泛扩散的“横”的途径传播的。这两种途径都需要传播工具作为载体或媒介来实现。而在过去传统文明的背景下，长时期的传播工具都是以自然物质为介质的图书、画册、建筑体、人体自身等等传播工具，借助语言文字、图案乃至人们行为等符号实现文化传播。而在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当代文明背景下，传播工具已经多元化、现代化。除了传统的以自然物质为介质的传播工具之外，以非自然物质为媒介质的传播工具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愈来愈发达，愈来愈得到广泛的运用。然而，由于不同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特性，使得在文化传播中使用相同的传播工具的效能或效率可能不同，而相同民族文化使用不同传播工具也是如此，从而影响民族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而目前国内外文献鲜有关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工具问题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中外古今的民族问题都是关于国家安定及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自然影响到民族团结安定，而其文化传播工具就是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的增塑剂。事实上，更好地运用文化传播工具使各民族文化得以传播比其它方案更有效。例如有学者试图通过“去政治化”的方法，解决包括中国民族文化传播在内的民族问题。这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从而把社会“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民族，从而使之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强化了民族意识，使“民族分裂运动”有了基础。所以，应将“民族”识别为“族群”，使其政治意义淡化。[1]而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过去识别各个民族且将“民族”译成“nationality”是妥当的，不宜将我国的56个民族识别为族群。[2]但无论学术上如何争议，民族文化都要传播的，而其传播的广泛及迅速程度，关系到该民族的发展及在世界民族中的影响力。而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比广泛民族文化的传播又显示出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是重要的世界文化瑰宝。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什么传播工具更为有效则是我们应该很好研究的。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及传播工具的运用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实际上也有不少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就文化的一般概念而言，泰勒就认为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3]而另一些学者由此演化延伸到对文化动力、[4]文化自觉[5]的研究。还有学者不仅认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软权力”。其实，剖析文化的内涵，文化不外是一种借助符号、书写、意象、记忆、意义、表征及其相关关系的某一民族的脱离野蛮的文明进步的过程及状态。这种状态可以通过该民族生产与生活的行为本身（如习俗、举止等）及行为物本身（如建筑、艺术品、文学作品等）来体现。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而正是这种相异的文化，成为了使各民族彼此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
综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除了它们的共性之外，其特殊性或特点也是相当突出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的原生态性。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大部份居住在文化封闭、对外交流少、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的环境，这使得外来文化对其影响干扰不大，使其文化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停滞，而处于原生态形态。第二，文化的稀缺性。中国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特有的部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稀缺性。第三，文化受众的小型性。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往往集中在中国某一局部地区，人口相对较少，随着时代的发展，纯粹传承传统少数民族文化的人越来越少，而理解、知晓该少数民族文化的受众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第四，文化受干扰的严重性。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排挤、压制，即使一些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一度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也转而压制或排挤其他民族。因此，一般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由此受到严重的干扰或压制，而不利于传播。第五，文化的濒危性。随着中国少数民族与外界社会的广泛联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少数民族与外界社会文明接触更为广泛，各少数民族与外来文化的融合，逐步具有丧失本民族文化的可能性及现实性，使其文化处于濒危状态。第六，文化传播的困难性。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生产力不发达，交通相对不便，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文化传播工具较为匮乏且较落后，使得文化传播的困难较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全，政府想尽办法使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播。例如，国家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图书出版体系，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社由改革开放前的17家增至38家，[6]且在出版数量上逐步增大。作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出版物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例如，2007年10月12日，中央有关部门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扶持力度的通知》，[7]制定了包括“先征后返”的税收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培养了超过3000人以上，包括1500多名高中级民族文化传播人才的出版队伍。[1]（P.140）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专家仍然发现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传传播事业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投资主体单一，出版资金短缺”；“出版人才外流和断流、人员素质有效待提高”；“印数少、成本高”；“民族图书总体规模尚待加大”；“市场萎缩”；“存在文化安全及边疆稳定问题”。[1]（P.140）就这些问题而言，归纳起来不外是两条根本问题，即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如果考虑到国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事业定位为“公益性质”，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经济利益则可淡化，其经济问题就只是如何利用资金扶持或投入来提高其文化传播效率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促进文化安全及边疆稳定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最普遍采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具是图书（包括教材），其次是广播。而现代流行的电视及网络尽管也开始运用，但由于种种问题运用还不广泛。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具的有效性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还是一个空白。
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具的选择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主要存在两大类问题：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又主要是如何能更好地为维护民族团结及文化安全服务的问题，因此必然要解决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具的选择问题。尽管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效能涉及到少数民族受众、文化内容生产者、文化传播途径及工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但前两者均可看成在任何文化传播途径及工具作用下情况均相同且相对稳定的，而传播途径又与传播工具紧密相关，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的效能就直接与传播工具的效能相关，这就便于我们的分析研究。
分析任何文化传播工具的效能，都要考虑下列指标。第一，传播的广度。主要指该种传播工具的效果能传达到受众的幅射面的大小。第二，传播的深度。主要指该种传播工具使受众接受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深刻程度。第三，传播的技术性。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借助这种传播工具使其内容保留的时间长短。第四，传播的经济性。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某种传播工具的使用中使传播过程成本低、花费少。第五，传播的快速性。指某种传播工具在使用中对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迅速程度。第六，传播的方便性。指使用某种传播工具使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容易被受众接纳吸收。第七，传播的规模性。指使用某种传播工具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其内容被受众所能接收的多少。
如果要将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可以以这些指标影响受众吸收到的实际信息数量总合为基准来衡量，则依次为：规模性、广度、深度、快速性、方便性、持久性、经济性。依次可取权重如表1所示。
而传播这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具能达到这些指标的程度最多最好的，就是最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具。我们可以将这些工具能达到的指标分析如下：以传统的纸质文件（如图书、报纸、教材等）为例。这类工具最能完成的传播指标是持久，以保存久为其优越性；并阅读方便；其受众可以达到一定的深度；能有一定规模的受众；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广度；可以有一定的快速性；且经济性也较好。即该类传播工具所能够达到的指标依次为：持久性、方便性、深度、规模性、规模性、广度、快速性、经济性。按此分类，我们可以将常见的传播工具实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性能指标的不同排列到入下表，并按排列的重要顺序取不同的权重（1-7），标明影响效能的程度，即不同传播工具本身不同的特点，将影响受众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效能（见表2）。
各种工具的特性使其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受众的指标的权重不同，而各种影响民族文化受众的指标的权重不同，两种权重的乘积，表明了此项指标在此种工具中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受众的总的影响程度。如果将某种工具各项指标的权重积进地累加，可得该种工具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受众最终的影响程度。这种权重乘积累加值越高，说明该工具的最终影响程度越高，则该工具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效能越高。因此，我们通过计算各种工具的权重乘积累加值如表3所示。
从上表可知，无线电广播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效能较其他工具弱，这也被经验事实所证明。纸质媒介仍有较大效能，在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仍可有一席之地。广告则显得效能最高，但广告种类较多，利用广告手段较复杂，可适当选择。而电视、电影、网络等传播工具效能大，因而这些传播工具在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可重点选择及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2004，（6）.
[2] 潘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5）.
[3]Sir Edward Burnett Tylvor,1871,Primitive Culture. London:John Murray .
[4] 亨廷顿.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 赵旭东.人类学视野下的权力与文化表达[J].民族学刊，2010，（1）.
[6] 毅立特，李海燕.全国民族图书出版现状及其发展对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5）：139.
[7] 张义军.“公益性定位”促民文出版快速发展[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4-09.
收稿日期：2012-11-20责任
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