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颖
［摘要］2012年，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电影制作小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拍摄了一部名为《彝文之恋》的数字电影。在凉山彝区近年来由彝族制作的彝族题材彝语电影中，《彝文之恋》成为第一部主题涉及文字读写实践和“爱”的作品。本文对《彝文之恋》如何反映了彝文读写实践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展开了思考。笔者引用柯林斯和布洛特（James Collins and Richard Blot）以及斯特里特(Brian Street)对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概念划分的批评，研究了彝族的文字读写实践是如何在本土的口头文学和文字经典之间互动，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下展开，并根据阿赫恩（Laura Ahearn）对尼泊尔马嘉族的文字读写，情书读写实践，和其社会变迁的研究，探究了彝人“情感结构”的变化，彝人恋爱观的转变是如何通过文字读写实践来表达以及新彝族文化身份的塑造。
［关键词］“彝文之恋”；彝族文字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72-02
作者简介：刘嘉颖，女，彝族，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
彝族拥有历史悠久的语素文字传统，其文字使用关联着彝族神职人员毕摩（bi mox）和毕摩在仪式中对文字经典的展演。阿库雾乌（又：罗庆春）和本德尔（Mark Bender）以彝族“勒俄”（hne wo）传统为例，提出了该民族史诗同时作为口头展演和文字经典的中心地位。阿库雾乌通过彝族创字神话论证了彝族文字书写的“残缺性”和其反映的民间哲学思想，包括“召唤结构”、“未来意识”和“奇数审美”，并且提出了彝民族语言起源于神启和恐惧的观点。结合毕摩在彝族社会的作用以及各种经典知识在毕摩和学徒之间的传承方式，并且通过比较北美印第安人的叙事传统和也门穆斯林对古兰经等的传承途径，笔者提出彝族文字传统实践中，与其相辅相成的口头传统实践的重要性和两者合一的审美信仰。
由于古彝文发展的多样化，在广大彝区长期没有一套规范的彝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文字拼写改革和语言实践工作使彝族文字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彝族群众对本民族的文字选择和文字读写实践过程表明了文字使用的社会从属性和社会空间性。在20世纪50年代，用罗马字母书写彝文的方案没有得到成功推行。此后，文字工作在文革期间停止，现有的古彝文也遭到进一步破坏。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国家恢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新的一套规范彝文作为音节文字在凉山地区推行。这套新规范的正字法在凉山地区的推行为彝族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注入了新意义。在过去十年里，笔者目睹了不同彝语方言区的彝民对学习规范彝文和获得彝文读写能力的强烈热情。同时，相当一部分关注点也放在了年轻一代彝族人的正规学校教育和双语教学模式的实践上。“发展”和“进步”的话语也在这些彝文读写实践中展开。《彝文之恋》的创作在笔者看来，成为了对“发展”话语的反思，也为人类学民族志工作打开了新视界。
2012年4月，《彝文之恋》宣传册发布。简介里写道：“《彝文之恋》是一部呼唤彝人学习彝文的感人励志片。影片通过男主角追寻学习彝文之路的艰辛历程，表现了当代彝族学子热爱彝族文化的执着与拳拳之心，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彝文专业学生的自醒与文化自觉。彝族文化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彝族青年学子有责任和义务掌握彝族的语言和文字，传承彝族的历史与文化。”（《彝语数字电影〈彝文之恋〉宣传册》2012）彝族大学生安彪创作了该剧本，并同时出演男主人公。故事情节根据安彪真实经历改编，简介如下：格慕出生在一个没有人懂彝文的边远彝族山寨。他在中学里努力学习，取得良好成绩，以便得到家人允许去跟一位德古学习自己向往已久的彝文。但是这位德古并不懂彝文，还因为两家“身份”悬殊而反对格慕与自己女儿阿甲（两人青梅竹马）在一起。由于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懂彝文，格慕决心自己攒钱在假期到西昌学习彝文。历经各种艰难，格慕在同胞的帮助下认识一位彝文老师并潜心学习。回到家乡后，格慕将学会的彝文教授给村民。德古最终不再反对女儿阿甲和格慕来往。格慕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大学的彝文专业继续学习。
根据彝族导演阿瑟介绍，电影中“恋”的主题表现为双重之恋：男主人公格慕对彝族文字的热爱和对女主人公阿甲的爱恋。学习彝文成为了剧中故事冲突的扭转力量。虽然编剧安彪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所改编，但是在笔者与安彪交流的过程中能发现其将个人的爱情观与人生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类学家阿赫恩在对尼泊尔一个山村中马嘉族的爱情观变化的调查中，发现“村民爱情观的转变也是他们对自我能动性和对各种事件的责任的认识的转变—— 这是一种超越婚姻范畴并超越喜马拉雅山的地域范畴的有着各种潜在影响的发展观”。阿赫恩意在指出马嘉族的爱情观转变是如何受到一种围绕“发展”和“进步”话语并超越本土范畴的“现代性”影响。《彝文之恋》的创作同样表现了一位彝族青年的爱情观是怎样同个人实现对整个族群的文字读写实践的责任以及自我能动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中对爱情故事的架构同时指出了凉山彝区社会关系转型的背景。而剧中格慕表现的彝文读写实践的社会效应深刻反映了文字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应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中来理解。笔者引用斯特里特的“意识形态模式”（ideological model），海姆斯(Dell Hymes)的“语言不平等”（linguistic inequality）和阿赫恩对“能动性” （agency）概念的定义——“受文化约束的行动能力”，认为文字读写实践和“爱”的表达在《彝文之恋》这部作品里展现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为更深地理解彝族文字读写实践，我们应关注实践主体对彝语言及文字的情感力量。在电影摄制工作结束后，安彪在彝区对100多名中学生进行了彝文培训，并感动地告知笔者他是如何改变许多彝族学生对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身份的自卑心理。阿赫恩引用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提出文字读写实践同时反映了实践者们变化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以及他们积极感知的实践意义和价值的变化。笔者引用雷迪（William Reddy）之言，认为这些生活阅历中的情感力量同时是一种不能完全用言语来传述的自我的情感导航。这种情感力量将众多文字实践者凝聚起来。例如，安彪曾与他的学生们展开过“彝语复兴”活动，并为两座神山举行了“开亲”仪式。本文同时认为通过制作“视觉书面文化”或者流行文化，彝语言的“召唤力量”在这些创新文化实践中凸显出来。正如皮特森（Leighton Peterson）所说，“荧屏记忆”（Scr-
een memories）的语言创造能强化语言主体对本土社会语言的真实一面的觉悟。笔者认为阿库雾乌所指的“召唤结构”即存在于一种本民族参与实践者对彝语言文化的“变化的延续性”的感知。
本文的研究认为，作品《彝文之恋》及其创作过程表现了彝族人在彝族文字读写实践中的影响力和创造力。本文对这种创作实践的理解已从三方面进行了解读：彝族本土的口头文学和文字经典互动，文字规范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背景。本文同时关注了文字使用和人物情感的关系，研究了彝文之“恋”的情感内涵，表明彝文读写实践是彝文化审美观的再传统化的真实体现。
注释：本文原文系英文，英文全文请见本期112-117页。
收稿日期：2013-07-30责任编辑：赵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