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
［摘要］“以文学为取向”与“以历史主义为取向”构成了东巴文献整理的主要范式，二者彼此消长，又相互交叉。前者把东巴文献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通过去宗教化、去仪式化改造以后成了可以为新时代服务的“大众文学”；“以历史主义为取向”则着重于文献产生、发展演变、衰落消亡等一些历史主义倾向的假设命题，在搜集、翻译、整理过程中以意识形态的观点来代替科学研究。
［关键词］东巴文献；整理范式；文学取向；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59-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纳西东巴经籍搜集、释读刊布的深度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1AZD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杰宏（1972-），男，云南丽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口头传统。 北京 100732
东巴文献是指以纳西象形文字——东巴文记录而成的文献，包括东巴教经籍及民间应用文献（如地契、记帐本、书信、歌本等），主要以东巴教经籍为多。东巴经书的书目约有1500多册卷，计1000余万字，现存4万余册，分别收藏于十多个国家图书馆及科研机构中。[1]（P.2）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集纳西古文化之大成，也是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华远古文化源流的珍贵资料。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纵观对东巴文献进行整理的百年历史，可以说成果可观，但也留下不少时代遗憾。这些遗憾无不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因果关系，具体说来， “历史主义”、“文学”这两种价值取向对东巴文献整理影响甚深。对这两种研究取向及范式进行总结与检讨，有利于东巴文献整理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展下去，同样有利于为其他兄弟民族的古籍文献整理提供“他山之石”，共同推进我国各民族古籍文献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东巴文献整理范式及成果
“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民族文献整理是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维度中展开的。这一取向把东巴文献视为原始宗教、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活化石”，从而纳入到社会进化论语境中的低级社会发展序列中。早期西方传教士、学者搜集东巴文献更多是把它视为与西方文明相对而言的“异文化”、“微型社会标本”。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则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密切相关，东巴文献成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其间有些材料成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从中可看到，东巴文献的搜集整理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社会进化论的色彩，而这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事实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
东巴文献的搜集一开始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命运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叶，为了适应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学者奔赴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调查、搜集工作。这一时期，以关注“无文字社会”、“微型社区”、“异文化”的人类学派、神话学派异军突起。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深藏于喜玛拉雅山脉的东巴文献因其特有的“象形文字”、“原始宗教”、“苯教文化因子”等文化特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Pere·Desgc-dins）从丽江寄回巴黎一本东巴经《高勒趣赎魂》。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接触纳西族文化。随后掀起了一股搜集东巴经的狂潮，一直持续到1949年建国。其间，美欧西方人在纳西族地区共搜集到东巴经12536卷，分别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立图书馆等。这为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搜集、介绍、翻译，并开始有人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法国学者拉卡珀里尔根据寄回的第一本东巴经，于1885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西藏境内及其周围的文字起源》，第一次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但第一个严格意义系统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是法国人巴克（J·Bacot），他于1907年、1909年两次深入纳西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于1913年出版了《么些研究》一书，对纳西族的口语、词汇、语法、作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纳西族的社会状况、民俗习惯。虽然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仍有肤浅之处，但从学科意义上来说，他的这本书标志着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起步，东巴文化研究已经从以前单一的猎奇式的记载介绍转入学科研究阶段。可以说巴克为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开了先河。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上，可以这样说，东巴文化研究的客体——东巴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而东巴文化研究的主体——研究人是从西方产生的。
西方搜集东巴经书狂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尤其是30、40年代到纳西族地区进行搜集的的美国人昆亭·罗斯福、约瑟夫·洛克为后来居上者。其中，昆亭·罗斯福搜集到了1861卷东巴经，约瑟夫·洛克搜集到了近8000卷，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重要资料。洛克本人在纳西族地区从事东巴搜集、翻译、整理27年，精通纳西语与东巴文，从1948到1972年出版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纳西人的纳迦崇拜及有关仪式》等东巴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奠定了西方学界“纳西学之父”的地位。洛克是西方学者中最早译注、整理、刊布东巴经文的学者，他的主要译作有《纳西族的纳加崇拜及有关仪式》（1952），该书收录了两个仪式包括一百多册经书的详细翻译内容，洛克用了800页的篇幅和1000个脚注来详述这一点。他的第二本巨著是《指路葬仪》（1955年），该书只涉及一个使用经书36本的仪式，有230页，470个脚注。按篇幅长短排，第三部著作是《祭天仪式》（1948），该书论及一个使用12本经书的仪式，有150页，近300个脚注。另外就是《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1939），这是一个单独的仪式用的经书，有150页。最后，还有6篇文章，涉及8个仪式，共有200多页。[2]（P.630）可惜，这些译注本至今未能翻译出版，从而影响了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
西方人的东巴经搜集狂潮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193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的方国瑜受刘半农指派回到家乡丽江进行东巴经及文字的搜集、整理工作，翻译了创世史诗《崇般图》及若干经书的章节，并于1936年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该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修改、补充，一直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其间受到了章太炎、郭沫若、吴晗、周有光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全书共分作“绪论”、“纳西象形文字简谱”、“纳西标音文字简谱”、“纳西文字应用举例”等四个部分，“绪论”结合方先生多年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成果，详细阐述了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纳西象形文字与标音文字的创始和构造特点，以及记录纳西语的音标；在“纳西象形文字简谱”中，分天象、地理、植物、飞禽、走兽、虫鱼、人称、人事、形体、服饰、饮食，居住、器用、行止、形状、数名、宗教和传说古人名号共十八属，对1340个象形文字及222个派生（词），逐字作标音解说，这是全书的主体；在“纳西标音文字简谱”部分中，共收录较常用的五百八十二个标音字及二千多个常用词汇；在“纳西文字应用举例”中，详细说明了象形文在东巴经书中代表词、语和句子的方法。书末附有东巴经书简目，共十六类三百九十四种（册）。方国瑜认为象形文字主要保存在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里，要从文字、语言、文学、宗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同时比较甲骨文、金文，下苦功夫探索造字共同规律，庶几可获得更大成就。[3]（P.98）这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东巴文字的搜集、整理方面，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是较早的先行者，早在1933年，他与洛克的东巴经师和华亭合作编写了《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一书，全书共134页，分为数类、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鸟类、兽类、昆虫类、植物类、人类、身体类、服饰及用具类、水类、火类、杂类、佛类、鬼类、怪类、龙类等18类，共收1042字，并统计了不重复的东巴经书313种。但因此书编写完成后命运多舛，一直未能出版，同时因采用了汉字注音方式而降低了语言研究的参考价值。周善甫的评价是中肯的，“即不免粗疏，也算是有关研究东巴象形文的第一本著作。”[4]（P.2）
上述两本纳西族学者编纂的字典虽成书较早，但都未能及时出版而影响了学术影响。而出版于1946年的李霖灿的两本东巴文字典——《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语言学家闻宥评价说，“取材之富，实为已往所未有，每字下之音读，精确可信，亦远胜驼（洛）克不会音理之拼切（例如gk-de—等皆极费解），自此书出，而巴哥（克）书中文字之部分已成废纸。”[5]（P.457）《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共208页，16开本，分天文、地理、人文、人体、鸟、兽、植物、用具、饮食、衣饰、武器、建筑、数目、动作、若喀字、古宗字、宗教、鬼怪、多巴龙王、神等18类，收字2120个。因读音者为东巴和才，注音者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张琨，语音准确度较为精准，同时对字义、字源、异体字、假借字作了相应的说明。《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共108页，收字2334个，按照字形笔划分为黑点、弯钩、斜道、竖道、圆圈、不规则弯曲线、横平、卷扭、两点、人字形、十字、三点、三角形、方框、其他等15类，并对347个常用字及104个异体字作了简表。李霖灿的两本东巴文字典因其收集字数全面、字释详细、注音精准、字类丰富、字形分析合理、查阅方便等特点而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么些先生”的学术地位，
李霖灿对东巴文化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开创了东巴经文字释之先河。东巴文字因其依类象形，突出特征，变易本形，依声托事、一字多义等造字特点，加上其书写方式并未体现出逐词记录、线性排列的语用特点，同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形成的异文特点，给东巴经文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1946年，李霖灿出版了《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后在此基础上增订了三种，于1977年在台湾出版了《么些经典译注九种》，内容为洪水故事、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罗的故事、都萨俄突的故事、哥来秋招魂的故事、某莉庆孜的故事、延寿经译注、苦淒苦寒（买卖岁寿）的故事、菩赤阿禄的故事。也并不意味着能够通读经文。正是基于这种实情，李霖灿独创了东巴经文字释的研究方式。 “我在这几册经典的翻译格式上试用了一种新的处理办法：原则上是形、声、义、注四部分都能兼顾，而且是要一页之上面面俱到，使读者没有前后翻阅对照之劳。”①此处的“形”指东巴经原文，“声”即国际音标注音及汉字直译，“义”为意译，“注”即注释，对经文中的假借字、字源情况予以详解。另外，在每卷经书前面详述了经书出处、搜集、翻译的过程，并对经书特点进行概括。
这一方法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语言学家傅懋勣于1940年到维西县纳西族地区调查，后在丽江与大东巴和芳学习东巴经文，并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此书于1948年出版。傅懋勣一直关注东巴文化的研究，1981年、1984年在日本分别出版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编蛹取经记”研究》上下两册。与李霖灿字释相比，傅懋勣的字释更为详尽，除了对东巴经原文中的具体单字进行解释外，对构成完整句子的字组也进行了解释；其次，在汉字直译中加入了主语助词、宾主助词、语气助词、动词前助词、引语等词性说明，从而便利了读者对句子的完整理解，也有助于了解纳西语法特点；其四，对某些直译而词不达意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词，则采取了比较解释的方法。“东巴经里有一个tsho31字，大体上可以用‘人’来直译。但是另外还有一个dzi33字，也可以用‘人’直译。这在经书中会引起难以解释的问题。当我直译的时候tsho31字的下面写‘人（措）’在dzi33的下面写‘人（则）。放在括号里的‘措’和‘则’是音译字。我认为了‘措’和‘则’原来是两个氏族的名称。这样就可以区别开了。’”[6]（P.12）
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东巴活动日趋减少，国外学者无法涉足纳西族地区进行搜集、整理东巴文献。直至60年代初期，时任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正康看到洛克著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文版本后，认识到东巴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而组织丽江县文化馆对丽江境内的东巴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并聘请大东巴和正才、和芳进行经文译注整理，组织人员开始专门的译经活动。当时共译注了几百本东巴经书，并以石印形式内部出版了21种东巴经译本。译注整理工作被随后的“文革”冲击而中断，东巴经文译注本大多佚失，仅保留下来石印本21种。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项工作才得以延续，在丽江地区行署副专员和万宝的力推下，于1980年6月成立“丽江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1981年5月，正式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并先后聘请知名东巴和玖日、和云彩、和微、杨树兴、和云章、和成典、郑五山、和学智、和即贵、和士成、和开样等人，从1981到1989年，在60年代遗留下来的译注本基础上先后油印了26本东巴经译注本，公开出版了三册《纳西东巴古籍译注》。这一时期的译注本采用了东巴经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字直译、意译的四对照方式，所选经书种类代表了东巴经中重要的经典。2000年9月，由丽江东巴研究院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称《全集》）正式出版，《全集》共100卷，选入不重复的东巴经书共有897种。“《全集》分类，基本上是按东巴教内部的类属，分为五大类：祈神类、禳鬼类、丧葬类、占卜类及其他类（包括舞蹈、杂言、宇书、药书）等经典。《全集》的译注，采取科学严谨的五层次对照的古籍译注体例。所以，这部内容浩繁，博大精深的东巴圣典，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权威性。”[7]《全集》的出版意义深远，正如和万宝在《序言》中所评：“传统文化，备受近现代文化冲击，东巴文化当然在所难免，众多东巴已销声匿迹，幸存者已寥寥无几；图籍文物，不断毁销散逸；仪式习俗，濒临消亡。这一‘其命维新’的古老文化，已是风烛残年，危在旦夕。好在东巴文化本身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世上也真有敢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仁人，存亡继绝、起死回生于奄奄一息之际！见此全集，理宜铭记具有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精神的先驱者们，与学者共事研究的东巴先生们，他们率先叩响东巴文化大门，传扬出去，开山创业，卓有成就，功垂青史，永不湮灭！”[8]（P.1）
综上所述，据英国纳西学家杰克逊统计，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东巴经有21800多册，中国国内收藏约有13000册。其中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一人所购就达7118册。[2]（P.622）新中国成立后，东巴经书虽损失惨重，但东巴经的搜集仍呈延续态势。喻遂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单位和个人收集了3500多册，流入西方国家2000余册。具体数目是：东巴文化研究所500册，中甸县文化站650册、维西县文化局360册、戈阿干先生们近千册，个人零星收藏近千册、西班牙100余册、其它西方国家1000册以上。[1]（P.2）东巴经的刊布，国内学者整理并正式出版的共有22种。计有：傅懋勣先生的《丽江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纳西族〈祭风经——迎请洛神〉研究》，李霖灿先生的《麽些经曲译注九种》，云南东巴文化研究室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共10种。22种内有少量重复。另丽江县文化馆1962年至1965年石印东巴经22种，近年东巴文化研究所油印东巴经数种。[1]（P.12）从东巴文献的译注种类、数量、规模而言，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本成果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可以说在百余年来东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整理范式及成果
以“文学为取向”是指整理、翻译古籍文献时，根据整理者价值评判对文本进行符合时代语境的文学化改编。与“历史主义”所标榜的“全面搜集、忠实记录、准确翻译、慎重整理”相比，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经文献整理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格式化弊病也比前者更为突出。
东巴文献的文学化改编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高潮是在“文革”前后的两个时期5。 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于1947年编写完成《玉龙旧话》一书，其中《“摩梭”创世纪》、《卜筮术的故事》、《高楞趣》、《教主“释理”》、《牧儿牧女们，迁徙下来吧！》等译文取材于东巴经典，系统地向世人介绍了东巴文学经典，但在翻译过程中把东巴经典原文的史诗特征变成了散文体，主题则突出了反抗黑暗专制，向往光明自由的思想倾向，作者后来也意识到没能“保持原作的时代特点和本族风格”，所以在1957年重新翻译了《东埃术埃》、《鲁般鲁饶》两本经书，后者保留了诗体风格，突出了“光明战胜黑暗”、控诉封建专制、反对礼教的主题倾向。[9]东巴文献的文学化改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空前强化，这也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1956年，还在中学读书的牛相奎、木丽春发表了根据《鲁般鲁饶》改编创作的长诗《玉龙第三国》，在国内文坛引起一定的反响，后来二人又根据创世史诗《崇般图》改编创作了《丛蕊刘偶和天上的公主》。1958年以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曾两度对东巴经文在内的纳西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于1959年12月编写出版了《纳西族文学史》（初稿）。客观而论，这两次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对于抢救、宣传纳西族民间文学有着积极意义，使纳西族文学在国内外民族文学之林中获得了相应的提升。但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翻译、整理受到“左”倾的严重干扰，这体现在突出政治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观点为主线，尤其以“剔除糟粕”为名，对东巴文学实行去宗教化篡改。认为“东巴教篡改、歪曲纳西族文学，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过去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东巴教和东巴的作用，甚至把所有的东巴也说成是歌手，强调了积极的一面，忽略了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一面。”“归根结底，东巴教作为一种宗教，毕竟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其实质是反动的。”[10]（P.96-97）在这种“左”倾路线指导下，臆断《创世纪》、《鲁般鲁饶》、《普尽五路》等东巴经典是封建社会时期产生的，主题是“歌颂劳动，反对封建迷信。”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巴文学的翻译整理工作，而且使东巴文化研究陷入停滞状态。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内政治环境趋于好转，推动了东巴文化的研究及东巴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可持续拓展。这一时期“东巴文学”翻译、改编、创作成果以80、90年代较为突出，个人成果以戈阿干、杨世光、牛相奎、赵净修等人为代表。如戈阿干在80年代初期发表了根据《创世纪》改编的《格拉茨姆》、《查热丽恩》两部长诗；杨世光先后出版了《黑白之战》、《大鹏之歌》、《牧歌》、《猎歌》、《逃到好地方》等系列长诗；赵净修分别与杨世光、牛相奎合作出版了《创世纪》、《鲁般鲁饶》等长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根据东巴文献翻译、整理的作品存在“格式化”问题，与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格式化”相似，都存在文本制作过程的“二度创作”问题。但也有不同，前者侧重于东巴经典的译注，以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研究范式，对东巴经典内容不作大范围的改编、加工；而后者是以“文学创作”为维度，东巴经典只是起到参考作用，不仅对原文语言、情节进行符合文学审美要求的创编，甚至主题也发生较大改变，如戈阿干的《格拉茨姆》，“把部落仇杀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升华到民族团结的高度，用以反映民族团结的主题，这是有现实意义的。”[11]（P.796）
这一时期对东巴文学的整理成果以1991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为代表，全书分绪论，口传文学时期，东巴文学兴起和繁荣时期，民间传统大调的产生，作家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等5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纳西族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其中东巴文学萌芽时期的口传文学、东巴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受东巴文学影响生成的传统大调和民间故事传说在整个文学史体例中占了主体地位，篇幅份量及所占内容皆超过半数。本书的开创之功，首先是把东巴文学置放于纳西族的历史发展背景中，与东巴文学的母体——东巴、东巴教、东巴文、东巴经有机予以联系、分析。其次，第一次提出了“东巴文学”的概念，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相并立，使东巴文学从原来民间文学的附庸身份中获得了独立。“东巴文学是唯一用象形文字写的作品群，它以独特性、丰富性、宏伟性，赢得了人民的喜爱，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它和纳西族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一起构成了三种文学潮流，成为古代纳西族文学的中坚。它不仅在纳西族文学史有深远的影响，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祖国的文学遗产中，也是一束独特的艺术花朵。” [11]（P.241）其三，对东巴文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分类，把东巴文学分为东巴经神话（起源神话、伏魔神话、祖先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祭天歌、东巴经故事、东巴习俗长调、口头传说、民间歌谣等。
三、介乎于“文学”与“历史”之间
第三类是介乎于“文学化”与“历史主义”之间的折中整理法。这一类以分别由和志武、戈阿干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经选译》、《祭天古歌》为代表。这两个整理本有几个共性特征：首先是二者都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较少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其次是皆为汉语意译文本，不作音注，字释，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译注文本，主要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材料；其三，与上述“二度创作”的文学化改编不同，整理内容忠实于原来的东巴经文，且二人都对东巴经文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颇丰，翻译、整理经书文献时皆在东巴指导下逐字逐句进行翻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巴经典的原貌风格，并对经典中出现的特有名词进行了注释；最后，因整理者对东巴文献理解深刻，汉文化功底扎实，能够打破两种文化之隔，达到了“信、达、雅”的翻译水平，这样既体现了东巴神话所具有的奇特、朴拙、瑰丽的“文学色彩”，又如实、准确反映了东巴文献的历史面貌及文化意蕴。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两个整理本的性质是介乎于“文学”与“历史”两个取向之间。
和志武对东巴经的文学改编创作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整理作了区分，“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力求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切禁任意进行加工、‘整理’，防止把东巴经译稿变成似是而非，非鹿非马的东西，至于作为一般的文学读物译文，进行必要的整理，或根据东巴经再创作，则应另当别论，但必须慎重，采取严肃的态度。”[12]（P.156）和志武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经选译》先后以内部版、公开版形式分别于1983年、1998年出版，后一本在前者18篇译作基础上增加了12篇，共集成30篇，基本上囊括了东巴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且这些选译经典集中了丽江、迪庆三坝两地的东巴经典，具有地域全面性。作者的翻译、整理工作建立在深入的调查及严格的科学方法上，“我们调查记录的方法，是先请东巴选择好经书或我们自己选好，然后请东巴按书读经，我们则用国际音标忠实记音，读一句，记一句。记完一本后，由我们按所记之音重读一次给东巴听，纠正有无记漏或记错。然后再询问疑难词句，古语古词、人名地名、鬼名神名及有关书本的道场法事，使其直译（对译）准确无误。记音和直译尽量在东巴在场时搞完，以求保证质量、意译则一般回到单位以后再进行，可以从容考虑，反复琢磨，尽量做到忠于原作。” [12]（P.156）但在两个整理本中译者未能进行国际音标注音，从而留下了巨大的时代遗憾。
戈阿干翻译、整理的《祭天古歌》均系祭天祝辞，按祭仪的程式，从头至尾的全部祭辞共8，000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祭天文化的原貌。总体上而言，这部《祭天古歌》是纳西古代祭天活动程式化的结果，是祭司东巴在主持祭天活动的过程中，为配合具体而繁缛的仪式、仪节而编写创作的祭天经诗。[13]《祭天古歌》后一章的口诵篇虽作为补充部分，但其价值极为珍贵，一则说明了祭天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二则从中反映出祭天经文源于口诵经，从而成为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互证的重要材料。难得可贵的是作者对经文中的口头程式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保留了原文套句的运用，就在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相同与类同的句子与章节。这不能看成是不必要的重复，这些相同或类同的句、章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母体篇目中自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祭坛诵经形式的需要，也是表达内容的需要，它犹如一首歌曲的主旋律一样，对表现作品的主题和神韵都起着增强的作用。”[14]（P.18-19）整理本中虽然插入了少量的东巴经文内容，并进行了注音，但只起到了蜻蜓点水作用，未成整篇体例，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遗憾。瑕不掩瑜，可以说此整理本与《纳西东巴经选译》堪称汉语翻译东巴文献的上乘之作。
四、小结
“以文学为取向”与“以历史主义为取向” 彼此消长，又相互交叉。“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民族文献整理为“文学化”翻译、整理提供了蓝本，而“文学化”翻译、整理本身成为佐证“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民间文学”普及扩大了整理本的受众面及影响。这两种价值取向明显受到时代语境的深刻制约，前者把东巴文献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通过去宗教化、去仪式化改造以后成了可以为新时代服务的“大众文学”，这一改造后新型身份标签，看似借助有利的政治形势而得以策略化生存，实则窒息了东巴文化得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空间。“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表现形态分为两个时期：“文革”前期的整理着重于文献产生、发展演变、衰落消亡等一些历史主义倾向的假设命题，在搜集、翻译、整理过程中以意识形态的观点来代替科学研究，尤其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线。“文革”结束后，“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干预明显减弱，民族传统文献的整理又迎来一个新的时代高潮，但又受到“文化复兴”、“原生态”、“非遗”等时代语境影响，这些整理本中仍出现了“全集不全”、去语境化、人为创编等“再次格式化”问题。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各民族文献的调查、整理、研究工作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因时代因素影响，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仍留下了诸多时代遗憾。只有检析导致这些弊病的时代因素，认真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力避免重复性错误，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全面搜集、忠实记录、准确翻译、慎重整理”的方针，促进民族文献整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本文旨归所在。
注释：
①李霖灿等《么些经典译注九种》19页，李先生序写于“三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李庄”，即1946年。
②对这些问题的检讨可参见：巴莫曲布嫫的《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杨杰宏《“非遗”语境下口头传统文献整理的问题检析》，《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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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2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