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晶
［摘要］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识别；西南地区；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49-07
作者简介：聂文晶（1981-） ，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民族地区的变迁。四川 成都610041
民族识别，指民族成分与民族名称的辨别。[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过去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加上缺乏科学的调查与理论，导致许多民族的成分、名称等混淆不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就有400多个。而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与最集中的地区，其中云南就多达260多个民族，贵州也有80多个。为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特别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就首先要搞清楚民族的情况与构成，“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它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2]于是，民族识别工作随之展开，其中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任务可谓急迫而繁重。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官方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
一、政府主导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民族调查与民族认定。
1950年，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深入到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1952年，中央又派出中南民族访问团到广西，对广西各民族的来源和变迁做了初步考察，认为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瑶族和苗族则来自长江以南的两湖、江西等地。1953年，贵州开展了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调查研究，并统一了苗族各支系的称谓，正式确定了布依族的族称。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广西分两期对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识别工作。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众多少数民族的支系特别是彝族和壮族支系进行了识别与归并，留下未能明确族属的民族单位80余个。1955年，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自报族体的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留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1956年，国家正式公布了贵州仡佬族的名称。1958年和1960年，云南先后两次对未识别的民族群体继续进行调查识别。
至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的任务可以说基本完成，有待继续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1965年，西藏珞巴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贵州则继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民族成分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都陷于停顿。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一些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与归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逐步恢复，国家民委于1979年11月向四川、西藏、云南、贵州等省、自治区发出《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西南地区加快开展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
1979年，云南基诺族被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第55个也是最后一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1980年，贵州省开始对木佬人的民族成分进行调查识别。1981年，贵州省首次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确定全省待识别族称有23个，约90多万人。经调查研究，到1982年，先后认定了15个族体，其中确认为汉族的有2个，分别归属于9个少数民族的有13个。[3] 1986年开始，贵州省民委对其余8个待识别的族体逐一调查研究，到1996年，尚有革家、蔡家与穿青3个族体尚未认定。1981年，广西民委也重启民族识别调查工作，主要对一些民族支系进行了归并与认定。1990年，倈人被确认为仡佬族的一支，广西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4]
在西南各省区加紧识别上述未定族属的族体的同时，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重新要求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如居住在四川平武、九寨沟与甘肃文县的白马人，1951年被定为藏族，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族属。1978年和 1979年，四川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曾赴平武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召开了两次关于白马人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出版过两本论文集：《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和《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平武县白马人研究会，1987年）。由于尚存争议，仍维持原来的意见。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提出要恢复自己某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自1982年以来，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共有260万人，其中就包括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与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少数民族。
由上可见，从新中国建立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初的七、八十年代，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作为贯彻国家民族政策而进行的一项基本工作，这一阶段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都是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它既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建设。”[5]而正是因为民族识别带有这种较强的政治色彩，学界对其评价一直存有争议。
第二，民族识别离不开民族调查，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有计划地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时间、大量的调查研究，大致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不仅为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
1.中央访问团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与宣传的同时，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等，进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广泛的调查。[6]如1950年，贵州民委在中央访问团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写出《苗汉经济关系的历史》、《苗族的阶级关系》、《苗族租佃关系》、《仲家（布依）的阶级情况及租佃关系》、《彝族的土司制度》、《彝族土司的租佃形式》等调查报告。[7]作为西南民族访问团贵州分团团长的费孝通还写了《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报告》（《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一文，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三联书店，1951年）一书。[8]中央访问团广西分团领导的广西联络组经过广泛调查，写出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龙胜县南区龙脊村僮族社会调查》、《三江县第六区民族概况》、《防城三区少数民族情况》、《防城县偏人情况》等近30份调查报告。[3](P.156) 此外，还出版了《西南地区民族访问画集》（中央民族访问团，1951年）、《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等资料。
2.在民族识别工作正式开始后，西南各地展开了专门的民族识别调查，编辑出版了许多宝贵资料。如《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初步总结》（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 年）、《纳西族识别和研究资料》（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1976年）、《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1—9集）》、广西整理出版的《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环江毛难人情况调查》、《防城越族情况调查》、《平果陇人情况调查》、《龙胜伶人情况调查》、《南丹县水家、隔沟人情况调查》等。[9]
3.同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1956-1964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也都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限于篇幅，相关资料此处不再展开。
第三，在民族识别的依据上，坚持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并日益向后者倾斜。一直以来，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心理素质）的定义都是我国进行民族识别的重要指导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灵活运用该理论，结合民族的名称、历史渊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基本确定了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成分、名称，其重大意义不容抹杀。但要看到，在这个阶段，由于一些原因，还是常常出现生搬硬套科学标准、优先考虑学者的判断意见而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愿要求等问题。
而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中观念已然发生转变，原先奉为圭臬的‘客观标准’有所松动，而‘主观意愿’的权重则明显加大”。[10]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便是在这一阶段，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贯彻，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要求恢复或更改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相关部门对此做了大量工作，相继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问题的补充通知》等文件，只要符合条件的，逐个予以恢复更改。在西南地区提出恢复民族成分最多的是土家族，以重庆东南的酉阳、秀山、彭水、潜江和石柱五县为例，在1964年，只有土家族7000人，苗族11000人。1981年，许多群众要求恢复原来的民族成分，经过识别和登记，土家族人口增加到80万左右，苗族人口增加到40多万。[3](P.114)
二、学术探讨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
1987年2月，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以《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为题答《民族团结》记者问，指出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后“不再在大片地区进行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工作”，但对于有些遗留问题必须解决好。[11] 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官方的影响逐渐从民族识别的研究中淡出，更多的思考与探讨转而在“纯学术界”得到多方面地展开：
（一）对之前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概括性的回顾与反思。
1980年，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一文，虽然名曰“我国”的民族识别，但内容多是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介绍了贵州“穿青人”、四川“白马藏人”、察隅“僜人”、云南红河“苦聪人”等。1984 年，林耀华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可谓正式以“西南地区”为名研究西南地区民族识别工作的开篇之作，也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的仅有之作。但遗憾的是囿于作者当年是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该文的实际内容只涉及了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此后，发表的相关论文还有马曜《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陈国安《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历程及展望》（《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 2003年第1期）、王文光、朱映占《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运用评述》（《思想战线》2009年第2期）、杜玉亭《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 50 年的历史哲学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王文光、尤伟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认识与反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赵永忠《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以西南地区为例》（《学理论》2010年第6期）、毕彩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综述》（《科技信息》 2010年第34期）、王文光、段红云、尤伟琼《当代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回顾》（《思想战线》 2011年第1期）、木薇《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李良品《近六十年我国民族识别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
除上述论文外，谈及西南地区民族识别最多的著作当属2005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该书在“民族识别的进程”、“民族识别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民族识别工作的遗留问题与展望”、“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关于‘白马人’的族属问题”等章节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南地区部分民族的识别情况。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中国各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建国后政府开展的相关工作是“确认”，并非“识别”。1954年或以后的族别调查只涉及了部分地方、部分族群，不能以点括面、以偏概全地拔高到“中国的民族识别”的高度，更不能据此来解释中国“56个民族的来历”。他的理由主要有四：一是众所周知，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认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可见“民族”早已客观存在，才谈得上给予立法保护。如果立法在先，建国后才识别出56个民族在后，岂非本末倒置？二是查阅当年的相关文献，并不能得出民族识别工作列入了全国民族工作日程的结论。三是以云南为例，“民族识别”的缘由并不如通常所说是为了推举人大代表，而是为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所推动。当时该工作不叫“识别”而称“族别”，二者的区别在于，“识别”重在“识”，由“识”而认识是否“别”，“族别”则认识族群间的“别”，“别”的确认由政府部门决定。族别调查只是当时云南省的日常民族事务之一，是过去相关工作的继续，不必过于强调。四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共同体自形成后就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因此民族识别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如上文所述我国的民族工作早已基本结束，二者岂非自相矛盾？
（二）对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的待识别民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其中贵州最多，云南其次，因此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近年来，除了《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对白马藏人、穿青人、克木人、僜人、夏尔巴人等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作了基本介绍外，综合研究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文章还有吴安毕、柯震豪《贵州待识别民族人口的初步分析》（《人口研究》1992第4期）、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2期）、严奇岩《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和历史成因》（《民办教育研究》2009第2期）等。
具体说来，西南地区的待识别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类是对个别已被识别并归入其他少数民族的族体，究竟是什么民族尚存争议。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文已提及的白马人，学界对其族属问题的讨论至今还颇多，详见蒲向明《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张瑞丰《“白马藏人”族属问题研究综述》，《民族史研究》2010年第5期）、周如南《白马人族属研究述评兼及族群认同理论反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2期）等综述性论文。讨论其它已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的文章还有吴国富《“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关于将“木佬人”归属仫佬族的问题——民族识别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吴正彪《贵州“龙家”族属考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献军《贵州“里民人”探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等。
另一类是由于种种原因，族属尚未确定的族体，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与研究。如云南克木人，相关论著有李道勇《国外有关克木人的研究情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国祥《西双版纳雨林中的克木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赵燕、于娇娇《建国以来中国学者对克木人的研究综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等。另如贵州穿青人，相关论文有陈美娇、刘朔《〈贵州省未识别族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政策研究——以织金、纳雍“穿青人”为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初期报告》（《魅力中国》2010年第5期）、李良品《贵州方志中有关“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记载》（《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雷勇《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等。再如西藏夏尔巴人，相关论文有黄颢《夏尔巴人族源试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瞿霭堂《夏尔巴话的识别——卫藏方言的又一个新土语》（《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切排、桑代吉《夏尔巴人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丽莺、杨浣、马升林《夏尔巴人族源问题再探》（《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戴小明、盛义龙《民族识别与法律认定——家认定个案研究》（《第九届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0年）等。
（三）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进行考察。
族群认同，指族群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它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2]“民族识别是为了政治原则的实施，它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事务分配与管理。而族群认同则是底层社会的视角，是底层社会分配资源、整合力量的心理机制。”[13] 但二者又密切相关，因为族群认同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依据，而族群认同只有得到国家的确认，其认同的“族群”才能成为被认可的“民族”，才能真正享受国家的民族优惠政策。因此，族群认同的原生性与工具性成为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的一个焦点，具体包括：
1.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待识别民族的族群认同进行研究。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成武在《克木人——中国西南地区边陲一个跨境族群》一书中对克木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多层阐释外，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2期）、巫达《四川尔苏人族群认同的历史因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艳华《论当代撒尼人的族群认同变迁——对云南省石林县一个彝汉杂居村落的个案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06 年第6期）、袁同凯《广西融水苗人族源探析——兼论族群主观认同、族属客观标示与族群认同变迁》（《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明跃玲《论族群认同的情境性——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3期）、蒋俊《民族识别视野中的俫人及其民族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李技文《家人族群认同的文化表达——以枫香寨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覃乃昌《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周如南《白马人族属研究述评兼及族群认同理论反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李技文《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周莹《家服饰蜡染艺术的族群认同研究——贵州黄平重兴乡望坝村的研究案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权新宇《白马人的族群认同——基于地域、“沙嘎帽”与白鸡传说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明跃玲《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民族论坛》（学术版）2011年第9期）、韩忠太《一种自称，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3期）等。
2.对官方的民族识别与民间的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如罗树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明跃玲《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崔海洋、刘伯飞《时代变迁中的族群认同——以四川清漪江流域羌族为例》（《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张元稳《广西龙州县金龙布傣人的多元认同及变迁》（《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李红春、李志农《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3期）、黄平文《文化视野下的毛南族族群认同》（《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覃乃昌《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马创《现代背景下帕西傣的族群认同研究》（《思想战线》2010年第S2期）、吕俊彪《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地区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周建新、严月华《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等。
（四）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声音进行回应与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识别或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构建遭到了来自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们的解构。[14] 其中，涉及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郝瑞（Stevan Harrell）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路易莎（Lounisa Schein）的《少数的法则——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苗族与女性》（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李福瑞（Ralph Litzinger）的《他者中国——瑶族与民族归属政治》（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墨磊宁（Thomas Mullaney）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等。除墨磊宁只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民族识别”这一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并未对民族识别工程做出“功过是非”的评价外，[15]上述论著大都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有集权专制的传统，新中国政府继续将这种强权运用到了民族识别的工作中，缺乏对少数民族主观意愿的尊重，“创造”（create）出了中国的56个民族。
西方学者的这种批评，在国内似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成，但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其中以李绍明与郝瑞之间的争论最具代表性。2002年，李绍明在《民族研究》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一文，从“彝族的认同”、“攀枝花市彝族的认同”与“族体的理论”三方面对郝瑞关于彝族识别的批评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随后，郝瑞用汉语写了《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发表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上。其它批驳西方学者质疑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论文还有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 K. Palmer Kaup等对话》（《桂海论丛》2010年第2期）、卢露《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雷勇《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民族识别——以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为中心》（《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等。
综上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二：
第一，与前一阶段官方主导的特点相比，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真正由“工作”走向了“研究”，角度新颖，内容多样。只是因为民族识别作为阶段性的行政工作已经结束，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学者虽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不再被官方采纳。
第二，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尽管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无疑这些讨论有利于深化与扩宽对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认识。
三、西南民族识别研究的前景
纵观以上两个阶段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因此，中国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西南地区的就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水、佤、纳西、瑶、景颇、布依、侗、羌等18个少数民族。此后，又陆续确认了17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西南地区的又有11个，包括云南的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族，广西的仫佬、京、毛南族，西藏的门巴、珞巴族，贵州的仡佬族。因此，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关于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民族识别研究成果也是整个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研究成果中最为丰富的。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从整体上研究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专著问世，而且本民族学者对民族识别的研究较少，更多的还是作为“他者”的汉族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实际上，在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理论评价、族属遗留、田野调查、“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都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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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6-07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