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关键词］藏语；方言学；康巴地区；地理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01-13
基金项目：本文获2015年度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外专重点引智项目“纳西族东巴文献中的藏语借词研究”、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项目编号：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项目编号：25770167）资助。
作者简介：铃木博之，日本人，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藏语方言研究。
一、方言学的基本思路和问题的提出
（一）方言学研究是否需要语言地图
藏语方言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金鹏[1]、瞿霭堂[2]、江荻[3]、张济川[4]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多数方言土话，因此，似乎已搭建好藏语方言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但是，方言研究和方言学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管是什么语言，一般“方言学”会意味着与地理有关的方言研究，不过上面所提到的以往研究，几乎不考虑地理环境。以往藏语方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是描写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离开各个方言土话的地理关系也没问题，但所谓方言学则离不开地理概念。与地理直接有关的方言研究是地理语言学，按地理来了解方言土话的发展就是地理语言学的任务。格桑居冕、格桑央京[5]（P.1-2）也指出方言学的任务可分三种：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就是本文所说的地理语言学，早已表明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了解方言学的基本思路，还需从绘制地图入手。
如果要绘制藏语语言地图，可以以往研究中所描写的资料（语音、词汇）一起放在地图上。为了提高地理语言学的讨论质量，所记录的地点应当越多越好。若以范围较小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话，调查地点的数量就会更直接地关系到讨论的质量。下面将在东部藏区（甘肃甘南、四川藏区、云南藏区，大致与康区和安多的东部；即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的普查地点[6]和笔者的调查点分别绘制如图1和图2，并作比较。
由此可见，笔者收集的资料已超过在中国1950年代实行的普查地点。虽然这些地点的密度仍然未达到一般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标准，但与普查资料相比，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讨论结果。绘制地图另有一个意义，是不知道地名和其位置，看地图可以了解到地图表示的语言现象。以往研究仅提供地点的名称，图1是根据以下地点的经纬度而绘制：夏河拉卜楞、夏河博拉、夏河美吾、夏河阿木去乎、夏河左盖、碌曲西仓、碌曲双岔、玛曲左日盖尼玛、卓尼、迭部、迭部色绕龙哇、舟曲、若尔盖、若尔盖巴西、松潘、松潘热务沟、红原、阿坝、壤塘、炉霍、道孚、乾宁所拉、德格、甘孜、康定木雅、雅江、巴塘、木里、乡城、得荣、德钦升平、德钦奔子栏、中甸、中甸东旺、维西拉普、维西大坡岗[6]。仅有地名，一般不会知道每个地方位于何处。虽然方言学研究要求一定程度的地理知识，但不可能先记好地名作为方言学研究的前提。
除了地点数的多少之外，贺登崧[7]、Moulton[8]等以往研究都主张需要提高语音描写的正确性以利于更详细的讨论。加之，铃木博之[9]强调每个资料上的语音分析尽量利用一个语音描写的框架，不得随便将基于不同的音系学理论的描写方式放在一起讨论。就此，本文的东部藏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对各地点做详细的语音描写，并以基于同一个语音描写框架等作为前提条件，以保证基础材料的客观性。
（二）“康方言”有什么问题
由于在中国藏语言研究中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差异分不清的原因，看起来有些方言学讨论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探讨结果也不理想。传统的观点和通过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会有差异，有些结论互相完全冲突。但实际上如果方言学研究的成果会对整个藏语语言学产生影响的话，就需要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如在下文中将提到，传统的藏语方言研究中的“三大方言”的分类标准流传甚广，却不是很准确，因为三个“大方言”均包含着方言学上的问题，尤其是瞿霭堂[10]、Zhang [6]等整理的“康方言”这一框架，按照实际的语言情况已不能视为一个方言群。
本文已有一个前提：不存在一个“康方言”，应把它视为两个语言级“语言组”，其下面有多个方言群。两个语言级“语言组”有几个名称，下面对比一下：
“安多区康方言”包括川甘交界处的卓尼、迭部、舟曲、若尔盖铁布和巴西、九寨沟、松潘等地的所谓“农区话”。需要注意的是，西田龙雄、孙宏开[11]等把此“农区话”归为安多藏语中的下位土话组（将在下文详细讨论）。但这些地方的语言土话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也不能把它视为一个“语言”，而是个语言组。
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绘制语言地图仔细看看实际的语言多样性。第三部分将揭示为什么不能接受“三大方言”的分类，而可以分为几个“语言”。
（三）类型学上的类似性与共同创新
考虑“康方言”的问题，需要注意三个观点：共同创新、地理关系、历史关系。
共同创新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藏语言学一般承认的 “三大方言（卫藏、康、安多）”这一分类的标准。瞿霭堂、金效静[12]（P.61）三大方言所依据的语音特征整理如下：
从普通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来看，共同创新是方言分类的主要根据。上面分类的两个标准“带声塞、塞擦、擦音的存在”和“声调的存在”作为所谓的“共同创新”，不过是广义上的。对于方言学研究，上面的标准不能当作共同创新，而仅仅是语音类型上的共同特点。仅依据上面的标准，无法进行藏语方言学的有效讨论。而且，上面分类中的“声调”一词的语音实现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声调一次会包含好几种语音实现，比如，朱晓农[13]（P.293）指出所谓声调的语音实现包括音高（pitch）差异和发声态（phonation）差异。所以每个土话利用什么语音作为声调是探讨共同创新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地理关系的问题在于以往藏语历史语言学研究。从与藏文的语音对应来讲，瞿霭堂[2]、江荻[3]、张济川[4]等以往研究已指出许多藏文和方言土话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么，以往研究中在哪里有方言学上的问题呢？简单地说，除了如杨士宏[14]、仁增旺姆[15]等少数研究之外，以往研究一般不考虑土话的地理位置，只考虑语音发展的类似性。语音发展的类似性和共同创新是不一样的，语音发展的共同类型不一定意味着走过一模一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共同的语音发展出现在地理上相邻的地方，那么此现象可能是个共同创新，也可能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独立音变。但假如地理上很远的地方出现共同的语音发展，更难说是共同创新。因此，土话之间的地理关系如此重要，方言学并不能离开地理。通过绘制语言地图等方式需要对藏区语言土话具有全面性的了解。
历史关系的问题关键在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地理上的距离虽远，但假如历史上有如移民等情况的话，远处的土话之间也会有渊源关系。所有语言土话分类需要与母语人的历史符合。但其历史是土话发展上有意义的时间里发生的，不需谈远古时代的事情。在东部藏区，明清期土司时代的领域划分、民间交流等历史发展方面的资料最为重要。但是，对方言研究有意义的藏区历史记录没有多少①。
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绘制的地图上反映的语言现象仅仅是当代的某一个年龄段的各种土话情况，即“共时状态的差异”，而地图本身“说不出”什么历史。地理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并不是绘制完成语言地图，而是通过语言地图的分析解释出某一个语言现象的历史发展。任何语言的有关地理语言学的以往研究中，没有研究不考虑当地历史、文化等非语言学的信息。如果对历史了解得不够的话，会对现象作出错误的解释。这种问题时常出现，连方言学的导论、课本中都有发现。比如，李仲民[16]引用Chambers & Trudgill [17]的语言地图解释其发展而说明语言现象的传播，但由于原版都没了解历史关系，故解释方式并不准确。地理语言学解释的准确性与对相关地域历史的了解有直接关系。看藏区的情况就知道，藏语土话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并不够，因为都缺乏有关土话发展情况的地方志类文献。既然语言地图反映的现象为当代的，需要的历史资料也近一两百年的就够多了。没有文献记录的话，我们不得不参考当地的口碑故事。这种资料的收集对方言学研究不可或缺。这些方法确实对方言学研究有效果，已有如Suzuki & Sonam Wangmo [18]（2015）等成果。但田野调查、文献记载与口碑故事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也不一定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19]。
二、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
（一）康巴藏语的多样性
康巴藏语（康区康方言）的复杂分布与其语言的多样性在所有藏语中是最突出的，本来根本不能从康区的方言土话中选出一个作为该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变种。从一般的藏语方言研究的角度来说，康方言可以把德格话（甘孜州德格县）作为其代表，但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德格话并不能作为代表。至今，夏尔藏语（安多区康方言）的方言系属问题是藏语方言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支持夏尔藏语属于康方言的见解[15]。但是，笔者还是怀疑对康巴藏语的了解程度有多深。关注川甘交界处的语言并没有错误，不过，在康区，大多数语言学家们仅仅关注非藏语语言，如木雅语、道孚语、扎坝语（均属于羌语支）等等。
笔者对康巴藏语的了解为“语言复合体（language complex）”，并不是一个语言，而整个康巴藏语可以分为十几个方言群。根据笔者的最新的见解[20]，东方藏区（大致对应于四川甘孜州和云南迪庆州）的康巴藏语可以分为：丹巴（又称二十四村）、木雅热岗（所谓的中路②）、北路（所谓的德格、甘孜）、南路（所谓的理塘、巴塘）、木里稻城、乡城、香格里拉、得荣德钦（顺序为东至西、北至南），一共八个方言群。各个方言群之间有些互相理解度高，有些根本交流不了。
导致不同土话之间互相交流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土话里的藏文语音对应关系的差异，其次是词汇不同，最后是语法差异。下面首先揭示两幅有关藏文语音对应的语言地图，看看康巴藏语的多样语音对应关系。
图3的案例各个土话之间语音对应比较稳定，而图4的案例语音对应比较复杂。但是从地理分布来看，每个语音对应分布在连续的地理范围内，不是呈现零散分布。因此，根据多数的语音对应类型，可以把“康区康方言”分为几个“方言群”。下面图5、6是另外两种语音对应。
图5的特征只有两种语音对应，分布也很单纯。再看图6，与图5比起来，两者之间用来表示的地方大致一致，但在图5上用来表示的地方在图6呈现不同的语音对应，不过每个语音对应的分布还是连续的，不是很散。下面图7、8是另外两种语音对应。
图7的特征在地图南方位置的土话呈现多样性。图8的特征与藏文无关，不过此语音特征在方言研究上很重要[20]，不能忽视。如图8提示，具有小舌塞音的土话分布在两个地方（木雅热岗方言群和云南藏区），根据其地理位置推测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看了以上康区康方言土话中的语音对应，很容易了解到该地区的语音方面的多样性“怎么呈现”、“哪里出现”、“是否能够成立地理上连续分布的群组”等方言学的问题。上面仅提供了六幅地图，但可以了解到地图上所提到的地区内部的土话明显地具有不一样的特点。为了解决是否能够成立独立方言群这一问题，必须按照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并通过语音对应的全体的特征进行讨论才能解决。这种较为传统的方法论方面，参见江荻[3]、王洪君[21]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东方藏区的康区康方言分布地区的中间以及南部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类型。这些土话相当于丹巴[21]（P. 184-197）、木雅热岗[18][23]、木里稻城、乡城、香格里拉[21]、得荣德钦等各方言群。加之，仅有一个土话才出现的罕见的特征也有。比如，后面揭示的图11、12上有标志（藏文介音r的保留）的土话仅有丹巴方言群的中路话[21]，还有得荣德钦方言群的巴拉话有藏文s、z与齿端擦音对应也仅有此土话的事例[23]。这些特点基本上不会影响方言分类框架，除非后面发现构成“群组”的情况。
由此可见，为了正确地了解康巴藏语，不能依靠把某一个土话（往往是德格话）作为“代表点”，而需要多数的参照点。如果能对那些方言群确保独立语言之地位，那么藏语方言学研究的视野将变得更大，对类型学也有一定的贡献。
词汇特点、语法特点也如此。特别是词汇形式的讨论是地理语言学的主要论题，而且每个词都有个别的解释，仅用词汇难以讨论方言分类。由于词汇形式对方言分类不具有关键意义，在此省略讨论这些。东方藏区的词汇的语言地图已有Suzuki [25-27]等公开的资料，汉语的例子更多，如岩田礼主编[28-29]等，可以参考。
（二）“安多区康方言”是否属于康巴藏语
根据上面讨论的康巴藏语的多样性，笔者在此对“安多区康方言”进行分析。至今，很多研究提到川甘交界处的一些土话不属安多方言而属康方言的观点。首先必须排除仅基于传统的方言分类标准，即“具有声调及带声阻音的土话归纳为康方言”。有几个方言研究提到较为全面的语言特点，而指出同样的结果。比如王诗文等[30]（P.51-54）通过松潘话（夏尔沟话⑥）和德格话的对比提出松潘话该归入康方言的观点。仁增旺姆[15]通过三种迭部县土话的描写提出语音发展的方向和其复杂性更具有康方言特点的观点。可惜的是，这些观点都缺少上面1.3里提到的“类型学上的类似性与共同创新”之间的讨论。没有该地区历史上与康区有关系的证明的话，不能说两者语言之间也有关系。方言学的讨论必须提这个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卓尼、迭部、舟曲地区的所谓“康方言”的藏语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言群⑦：卓尼、上迭、下迭、舟曲。这些语言与相邻的四川阿坝州东北部的方言群（巴西、九寨沟、夏尔沟、牟尼沟、热务沟）语言系统上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均不属安多藏语。
首先看看藏文语音对应关系。下面几张宏观语言地图，将把川甘交界区的藏语土话跟康巴藏语（康区）土话的语音特点在同一个地图上显示。图9、10分别为与上面图3、4提到的地图一样的语音的地图：
图11、12的例子提示，康区康方言和安多区康方言之间呈现的音变并不同，但看图9、10就知道，这些是两者之间确实有同一个音变方向的案例。对于此情况，我们需要证明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音变是通过共同创新发生的，并不是互相无关而独立发展的。笔者没看过讨论这个问题的以往研究。笔者在上文提醒过，地图本身不说明历史，对地图上出现的现象给予历史发展的解释就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绘制多种语言地图进行讨论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其次，看看语法特点的土话差异的例子。利用语言地图谈语法问题较为困难，但在东方藏区刚好有一篇有关语法特点和地理分布的论文[31]（P.110-113），在此探讨与这篇同一个问题，即存在动词的词干形式。仁增旺姆[31]主要讨论的存在动词是在各种方言土话中的藏文snang对应形式，在东方藏区内已列出以下地名：甘南夏河县博拉乡、阿木去乎乡、牙力吉乡，合作市加门关乡、勒秀乡以及与之相毗邻的碌曲县阿拉乡、双岔乡、拉仁关乡、西仓乡；卓尼县完冒乡、阿子滩乡，临潭县初布乡（以上安多藏语区）；卓尼县尼巴乡、道告乡、麻路镇、木耳乡、那浪乡、多坝乡、藏巴哇乡、洮源乡，迭部全县的12个藏族乡及与之相邻的四川省若尔盖县的一些乡和九寨沟县的部分乡镇，舟曲县上河、下河两个区域的所有藏族乡，宕昌县境内的官俄乡、新城子乡，陇南市武都区境内的平垭乡，文县境内的坪武乡、南坪乡以及四川省绵阳地区平武县等地的白马藏族区域；以及甘孜州巴塘县⑨。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除了巴塘县以外，大部分是在川甘交界处相连的地域。如果看这种描写，会觉得巴塘县的情况很特殊，而且仁增旺姆[15]（P.9-11）提到此特点，作为“形成迭部藏语独特的个性和有别于其他康方言次方言的标志性特点”之一。然而，康区康方言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看下面图13、14⑩：
图13上有的标志中，、和的地点使用snang对应形式。如图13提示，使用snang的康区康方言非常多，分布在东方藏区康区的过半地区的土话使用这个词干。所以，仁增旺姆[30]的描述对康区康方言的了解不够全面，而且巴塘话的存在动词结构（）并不代表康区康方言的情况。我们还要考虑存在动词表达的语法结构[32]，在东方藏区至少有九种系统[33]（图14）。据图14，安多区康方言和康区康方言的存在动词表达方式不同，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创新，虽然snang对应形式均分布在两地，也不能说该词是历史上两地的土话中共享的形式。
由上述情况可见，讨论安多区康方言的方言所属之前，还需要了解康区康方言的情况。笔者的结论为：安多区康方言和康区康方言是不能归纳为一个方言的不同的次方言，而是互相独立的语言族群。
（三）卓尼藏语和香格里拉藏语的关系
上面已经讨论“安多区康方言”在藏语方言学上不会属于康巴藏语，但如果发现历史上的渊源描述，还是值得一提，再谈这些之间的关系。在此试论卓尼藏语的情况。
卓尼藏语（洮河流域）的一些洮河与云南迪庆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的土话在一些音变方向一致，故有人会认为两者之间有历史渊源。但是，如在上文揭示的地图，卓尼和香格里拉之间，地理距离太远，历史不同，虽然语音演变看起来很相似，但需要看起相似性是否来源于类型学上的类似性或者真的具有历史渊源。为了讨论卓尼藏语的来源，要考虑两个点。一是19世纪初成立的藏文地理书’Dzam-gling chen-po’i rgyas-bshad snod-bcud kun-gsal me-long[33]（P. xiii-xvi）（简称’Dzam-gling rgyas-bshad）的描述，二是当地的口碑传说。
看看第一个，’Dzam-gling rgyas-bshad对卓尼的口语描述为：co-ne’i mi rnams phal-cher chas rgya-chas la skad ’ba’ li rgya gsum sogs dang phyogs mtshung“卓尼的人们大部分穿的是汉装，讲的语言是巴塘、理塘、汉族的三个[34]（P.45）。”其描写中，笔者认为’ba’ li rgya部分的最后一个是rgyal的笔误。提此观点的一种原因为：在安多藏语中的很多土话里 rgya和rgyal不构成对立，而实现为同一个音。在康区，’ba’ li rgyal有特别的意思，指三塘（巴塘、理塘、建塘11）。如果笔者的观点是准确的话，19世纪的文献已提到卓尼藏语与香格里拉藏语之间已有相似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笔者最新的康巴藏语分类[27]，巴塘、理塘属于一组（南路），建塘属于另一组（香格里拉）。这三者不能放在一起。
看看第二个，卓尼县内的几个部落的口碑故事里有他们的祖先来自打箭炉的故事。打箭炉指今康定，是木雅热岗藏语（以及木雅语）分布的地域。但是，我采访过的卓尼人都说到“打箭炉”，并不说“康定”。在木雅地区，“打箭炉”往往指康定县县城炉城镇，而不指整个木雅地区。目前，笔者在木雅地区没听到过曾经有人移民至卓尼。尽管如此，如果万一这个故事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卓尼藏语和木雅热岗藏语很有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也可以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
不管卓尼县藏族的历史情况如何，根据语言的实际情况开始讨论。上面已看图9、10、11、12的情况，下面要看另外语音特点。
上面图15、16表示卓尼藏语与香格里拉方言群之间有共享的特点，然而它与木雅热岗方言群都没有一点共享的特点。考虑语音演变时，我们必须看是整个语言变化的特征，并不能关注单独的音变。藏语支语言中，某一个土话的阻音系统的成立过程是方言分类的主要标准之一（西义郎1986[35]、江荻2002[3]、张济川2009[4]等）。假如音变过程中缺少“具有系统性的一致”，暂时不会作为属于一个方言群的证据。仅针对卓尼藏语和香格里拉方言群，如前面揭示的图9、10、11等语言地图提示，两者之间的语音对应几乎一致，然而图12的特征不一致。图12是有关藏文Pr的语音对应的，是必须与藏文Py、Kr、Ky等形式一起分析的，不能互相分开而单独看。如果这些藏文形式之间语音对应有不同的地方，很有可能语音发展的路会不一样。目前，针对香格里拉方言群开展重点研究，发现香格里拉方言群的语音演变很有可能是与纳西语的接触所导致的（铃木博之 即出）。那么，香格里拉方言群的语音类型虽然与卓尼藏语有许多相似点，但两者经过根本不一样的发展，因此，不能把两者放在一起。
三、有关语言和方言的级别问题
（一）语言级别和方言级别之间并不需要“一个”共识
“语言”和“方言”之间仅根据语言学的科学性标准并不容易划分，有许多外来因素决定着对语言或方言的界定。中国国内仍然坚持“藏语为一个语言”、“藏语有三大方言”等观点，很难接受铃木博之[36]、Tournadre[37]等“藏语不是一个语言”这一观点。笔者的目前的观点还是不变，但有一种态度为：“语言级别和方言级别之间并不需要‘一个’共识”。下面将介绍两个对语言和方言级别问题的案例，作为参考。
第一个案例是汉语。作为母语人超过十几亿人的汉语是否是“一个”语言已有“语言和方言级别问题”，具有较为系统性的语音对应以及共同的文字等特点作为根据而主张“汉语是一个语言”是一种立场，利用此框架的以往研究颇多，包括语言地图（曹志耘主编2008[38]、岩田礼主编2009，2012[28-29]等）。但语言学界已经认可“汉语组语言（Sinitic languages）”这一框架。此框架把整个汉语分为北方官话、吴、闽、粤等等十种语言，基于此观点构成包括方言学在内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以及类型学研究。但这两种看法同时存在，学术讨论上不会互相批判，两种都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个案例是萨米语（乌拉尔语族语言）。萨米语是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等北欧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在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等论题上经常会提到的语言。语言学上一般认可的观点为萨米语是十个语言（其中一个语言的母语人已不存在）并都已在Ethnologue里采用；但每个国家的政策上却把其作为一个语言，从此已发生语言政策和实际语言情况之间的矛盾[39]（Todal 1998）。萨米语的语言分类和各个语言的母语人的比率很不一样，有的是三万多人（北部萨米语），有的是几个人到几百个人。但这个分类是根据以包括母语人在内的语言学专家对个别土话的研究积累（如Lagercrantz 1923[40]，1926[41]; Ruong 1943[42]; Hasselbrink 1944[43]; Bergsland 1946[44]等）提过语言分类的观点而成的（Sammallahti 1998[45]）。因此，母语人最多的北部萨米语已有互相难听懂的四个大方言（Eira 2003[46]）。
根据这两个案例来说，对于某个语言，“一个语言”和“多数语言”这两种观点的存在不会发生什么冲突，改变观点也对语言政策方面不会发生多大影响，对藏语的看法也应该参考这些语言的事例。
（二）语言规模越小越好
笔者坚持“藏语不是一个语言”这一看法的最重要的根据是鉴于语言学界对藏语支语言的看法很不公平的情况。语言规模大的话，不管语言情况面临濒危，但不会有人说到“濒危语言”，更不说了“濒危方言”。不提濒危语言，也在类型学上绝对需要“语言”的身份，类型学讨论需要很多语言的例子，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提到一个语言中的方言土话级别上才发生的差异。如汉语，已经认可是个语言组，类型学研究上会有“方言”级别的资料。但是，看看藏语，类型学研究上往往看到的是拉萨话的案例。想想，这情况究竟对藏语支语言研究有好处吗？
随着类型学研究的进步，中国国内语言的类型学研究越来越多。在此视野下，“藏语为一个语言”这一观点难免引起问题。笔者已看到发生了些问题的情况。黄成龙 [32]讨论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存在类动词的结构类型，其中藏语的例子仅取拉萨话的。那么，我们看的图12的情况怎么说明？藏语土话本来就具有许多存在类动词的结构类型，而且其类型差别较大，笔者一直感觉不提这些差异极为不公平。不过，黄成龙[32]对藏缅语族语言的对待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从每个语言取一个土话的例子。如果在类型学上一个语言取一个土话作为原则，语言规模就越小越好。为了确保类型学上的更好的讨论，“藏语不是一个语言”这一观点是很需要的，而且估计其利大于弊。
在国际上已成立的语言类型学讨论里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对待差别极大。研究某一个土话时，只要分明语言-方言群-土话群的结构里面的位置，而且起个正确的土话名字，再也不会发生对土话的歧视。土话名称不能随便起，在此推荐必须使用行政地名（最好是自然村名）为土话名。不然会发生方言学上的混乱。比如，共确加措[47]中的“色绕龙哇”这一地名在藏、汉文文献中未见，地图上也找不到，居然是当地（迭部县的下迭）才能通用的名称，而且不是指固定地域的。另外，Chirkova [48]称木里县的康巴藏语所有土话为“Kami（嘎米）”，此名称不但不能指某一个土话（仅仅有“康巴话”的意思），而且当地社会才能理解的名称。方言学不属于某一个地方的惯例，尽量回避使用偏于一个地方的用语。
在方言学研究的初期，肯定需要语言-方言群-土话群的结构上的假说，但不断地推进方言研究又可以证明假说的正确性或错误。不管对语言的观点是什么，语言地图不会发生对土话的疏忽、歧视等措施。若有小语言的明确定义，对方言学、类型学及其相关研究都有好处。
四、结语
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研究并不同，累积个别方言的研究当然会对方言学研究有好处，但不可能得到任何具有突破性的结果。方言学需要按其独特的理论进行研究，不能忽视各个土话的地理分布和人文环境。
藏语已发展成多姿多彩的土话，学术研究上坚持“藏语为一个语言”的观点没有任何意义，反而，类型研究上已出现忽视藏语土话中已产生的多样性的现象。作为方言学研究，任何一种土话都要获得公平的对待。藏语的每一种土话都值得研究，并不需要区分其“代表性”与否。每个土话都有同等价值，因为所有的土话都有母语人，他们的语言就是他们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文化的宝藏。
注释：
①一方面，《西番（馆）译语》等直接记录明清时期的藏语土话之类的资料极为重要。参考松川节[Matsukawa，Takashi]、三宅伸一郎[Miyake，Shin’ichiro] （2015） “华夷译语（西番译语４种猡猡译语１种）：影印と研究”京都：松香堂；聂鸿音、孙伯君 （2009）《〈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田龙雄[Nishida，Tatsuo] （1963）「十六世纪における西康省チベット语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汉语·チベット语単语集いわゆる丙种本“西番馆译语”の研究」，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85-174；铃木博之[Suzuki，Hiroyuki] （2007）《清代木坪土司所管地区的藏语方言》，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1-5；铃木博之[Suzuki，Hiroyuki] （2013）《〈天全译语〉及〈打箭炉译语〉与当代木雅热岗藏语之关系》，“华夷译语”和西夏字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②“中路”的名称由格桑居冕（1985）而定，见格桑居冕 （1985）《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载《民族语文》第2期16-27。
③包含藏文基字k，kh，g加下加字y的所有组合，如khyod“你”、 rgya“汉族”等。
④包含藏文基字p，ph，b加下加字y的所有组合，如phye“打开”、bya“鸡”等。
⑤包含藏文基字k，kh，g加下加字r的所有组合，如khrag“血”、gri“刀子”等。
⑥松潘县至少有四种藏话，必须要说清楚。参见华侃、尕藏他 （1997）《藏语松潘话的音系和语音的历史发展》，载《中国藏学》第2期131-150；Sun，Jackson T.-S. （2003）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Zhongu: A new Tibetan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769-836；Suzuki，Hiroyuki （2009） Tibetan dialects spoken in Shar khog and Khod po khog. EAST and WEST 59（1-4），273-283. [汉译《夏尔沟及阔波沟的藏语方言》（供邱泽仁 译），收录于：铃木博之《东方藏区诸语言研究》201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
⑦这里的“方言群”等于独立语言之地位。
⑧包含藏文基字p，ph，b加下加字r的所有组合，如phra“细”、brag“岩石/悬崖”等。
⑨仁增旺姆（2012）还提甘青交界处的华锐地区、拉萨市所属的墨竹工卡县、林周县一带及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的部分区域也使用snang对应形式作为存在动词。
⑩此地图仅依据笔者个人的调查结果绘制。不含仁增旺姆（2012）中揭示的地点。
今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包含藏文基字c，ch，j的所有组合，如chu“水”、ja“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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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25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