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的“三化政策”之三个目标和六个执行，尽管其出发点和实施策略及手段并非以尊重民族意愿为前提，但认同“彝人也可怀德”、“同化彝人也可为我助援”等理念，实属当时历史条件下宁属地区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至少它在宁属地区酝酿和实践过程中，曾引领政府在动用武力剿杀彝人的程度上有所减轻。单就进剿西康彝人的四次军事行动而言，已经出现与以往进村杀光、烧光和抢光有所区别——采用释放、赎银和坐质读书等缓兵之计，允许保住彝人性命的事件发生；陆续将“质彝所”转制为酷似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即在四周建高墙和设卫兵的校园内，迫使坐质的黑彝上层子弟和部分西昌、冕宁自愿入学的白彝子弟共同学习汉族礼仪和文化。在推进彝人被动开化的同时，逐渐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使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彝族社会的文化精英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关键词］民国时期;三化政策;影响探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44-0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科研基金资助“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百年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BSH048）阶段性成果，“四川2011协同创新中心-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2016XWD-S03040”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林英（1959-），
女，彝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学硕士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四川 成都610041
1932年8月，刘文辉与刘湘发生“二刘大战”后，于1933年10月24日败退四川雅安。他在东进无望的情况下，只好栖身康、宁两属①，苦心经营。1935年，他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后，随即制订经营西康大计，尤其针对宁属边地情形提出的“三化政策”充分体现了他“以文治宁”的政治理想和实际策略。然而，关于“三化政策”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三化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情况等，除民国时期刘文辉的“彝务”干将彝族土司岭光电和白彝李仕安二人，分别于1942-1944年间在宁属屯垦委员会主办的《新康报》上发表《三化政策阐述》②、《三化政策漫谈》③、《再谈三化政策》④和《教育与三化政策》⑤外，迄今为止，尚无学者涉猎。本文在已有文献梳理基础上，结合对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访谈信息，呈现“三化政策”产生背景、具体内容及对凉山教育影响的目的，旨在由此认识和理解民国早期，政府对凉山彝人一直推行军事围剿，基本无民族政策可言的实际，从而返观民国晚期，刘文辉治理宁属时对凉山彝人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有些培养民族人才和民族干部方面的经验，依然存有今日民族工作吸收的养分。
一、“三化政策”产生背景梳理
“三化政策”提出前，刘文辉“治理彝务”的理念依旧遵循1937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宁属整个治彝方案及实施步骤》之“铲除彝人永绝祸患，同化彝人为我助援”，“然其实行步骤，必先威服而后德化”行事。始终认为“彝人畏威不怀德”，“治理彝务”的手段沿袭传统“武力围剿之征服”⑥，且多次调动军事武装进剿彝族村民。然而，当他经历两次顺利进剿四川彝人和四次进剿西康彝人受挫后，逐渐反思其间得失，认为对待彝人“威已不能用，而必行德”，将“彝务”工作转“剿”为“抚”，并受广西李宗仁“三自政策”⑦影响⑧，于1941年提出“三化政策”构想，并逐渐加以实践和完善。以下系当年刘文辉两次顺利和四次进剿彝人受挫的具体经过。
（一）两次顺利进剿四川彝人
金沙江和岷江汇流的宜宾是长江起点上的重镇。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是云贵入川物资的集散中心，且雷马屏峨⑨的行政区划民国时期属四川省下南道叙州府雷波厅，归属宜宾管辖，当时正属刘文辉军事势力范围。大概1926年，刘尚在宜宾担任四川陆军第九师师长期间，时逢今凉山雷波县小沟地区⑩彝人造反，致使雷波县城社会治安动荡不已。这些造反的小沟彝人均系黑彝男性与下等级彝女或外族女奴所生子女，属凉山彝族中的特殊群体，被彝人称为“倮别”（伪劣黑彝），被汉人称为“黄骨头”（既不黑也不白的彝人）。民国时期，“倮别”的居住人口大致200户左右。
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社会惯制要求：黑彝男性跨等级所生子女一般虽不被剥夺生命权，但往往须被开除家支或被驱除出属地；黑彝女性跨等级所生子女则通常与其生母一同被剥夺生命权，因此不会产生后代。在雷波境内，不同时期各黑彝家支内部发生的男性成员与下等级女性所生子女，被开除家支后逐渐迁移至黄茅埂以东龙头山下的西苏角河与金沙江交汇上方西侧附近一个叫小沟的无人区聚居，至民国时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村落。这些“黄骨头”的“倮别”彝人既被黑彝鄙视，不把他们认同为家支成员，又被汉人歧视，欺负他们势单力薄。所以，长期生活在夹缝中不受人尊重的他们，经常骚扰黑彝和汉族地区，使其生活不得安宁。刘尚为了稳定雷波社会治安，派出支队长冷寅东带领一个营前去剿办。当时，彝族土司杨先烈（彝名：阿卓格足阿哈，杨代蒂之父）尚健在。因小沟黄彝经常造反，土司对其无力惩治。所以，时逢官府需要派人进剿，杨土司也自然协助剿办，并主要负责官军与黄彝之间的战事调解。杨土司派出一个排的彝兵随行担任彝汉双语翻译。抵达目的地后，彝兵翻译对黄彝们说：“你们看，官府一下派来几百士兵围剿你们，若不放弃对抗，你们定会战败，最好选择拿出银子赔偿投诚，恐怕损失相对减轻！”民国时期，官府通常要求被剿彝人拿出银子和鸦片等，赔偿官府发兵的交通、食宿等一切费用开支外，还要求战败彝人上缴银两或鸦片等财物投献诚心，以示归附和归顺。于是，小沟黄彝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上缴了近4000两银子（户均20两）投诚。冷支队长在杨土司的协助调停下，不费一兵一卒收获银子“和平”而归。雷波由此治安稳定。此次剿办事件，史称“剿小沟”，也属刘尚首次进剿彝人获得好处。
刘文辉在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期间，曾对开发雷马屏峨很感兴趣。1928年他成立“雷马屏峨屯殖司令部”机构，由其侄子刘元璋担任司令官驻雷波，具体负责修建从犍为县清溪到沐川再翻越五指山的马路，以及从雷波县开始设立电杆。但是，这样的举动引起许多彝人的不满。彝人认为这是官府（汉人）在侵袭自己的土地和木材。特别以雷波拉咪地区吴奇夫一惹为首的黑彝更是极力捣乱和破坏。他们不仅时常集结团伙损毁已安装完好的电杆，还于1930年闯入雷波县城附近四处抢掠贩卖汉人，以此作为对官府（汉人）的报复。得奏消息后，刘派驻扎在乐山犍为的王麟生团长发兵进剿拉咪。拉咪彝人战败后，与小沟战后只收取投诚彝人的银子了事不同，王团长不仅收取赔偿和投诚的银子，还对彝人村寨实行与汉区一样的行政治理办法，将村民进行保甲制新章法管理，并以户为单位悬挂门牌号。因当年雷波一带，尤其是沿途的黄琅等地社会治安动荡不安，所以当王麟生部队胜利凯旋离开雷波时，彝人李仕安也正好被郭淡如老师带上，随撤离的军队离开雷波抵达犍为安全地带，再前往成都求学。十年后的1940年7月，李仕安与毛筠如、张云波等组成“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从成都到雷波拉咪考察时，李还亲眼见到当地许多彝人的家门上依然悬挂着当年王麟生团长所颁排的门牌号码。这次剿办拉咪彝人，平息了雷波“彝匪”，稳定了社会治安，史称“剿拉咪”，成为刘进剿彝人获得好处的第二次经历。
（二）四次进剿西康彝人受挫
1933年刘文辉退守雅安经营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西康地区，尤其治理宁属地区的彝务已不如之前那么顺利。因此，为了笼络和利用地方势力邓秀廷，他不得已将邓部纳入24军编制，并设靖边司令部，委邓为中将司令官。1938年9月15日，还在富林召开的执政会议上宣布：“此后夷患，全权责成邓司令剿办，不使稍感掣肘。”邓得刘任命和鼓励后，对进剿彝人更加丧心病狂和义无反顾。
但随着蒋介石势力南下入川，刘文辉与蒋介石均视西昌为军事要地。1939年初，蒋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简称“行辕”），任命张笃伦为主任。是年5月，刘也不甘示弱，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他针锋相对地到西昌设立“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简称“屯委会”），并自任主任职务。刘、蒋二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明争暗斗拉开序幕后，导致宁属地区彝汉关系紧张程度更加升级。当时，西昌、冕宁、越西、雷波等彝汉杂居县城的周边交通要道常有少数彝汉歹徒结伙抢劫对方民族村寨，以泄民族仇恨。1940年春，刘下令邓秀廷攻打会理西会道上素行抢劫的“蔡三老虎”（彝名：阿俄长发），声称这是解决抗战后方社会治安问题。然而，行辕主任张笃伦则要求邓秀廷应该事先完成修建乐（山）西（昌）公路，说这是抗战大事。最终，邓秀廷执行了张笃伦的命令而使刘大为不满。事后，刘以军长和省主席名义下令要求靖边部为主力，向会理岔河蔡家住地发动军事进攻。经靖边部与蔡部彝兵双方交战后，战果并未随刘所愿——尚未致使彝人损兵折将、寨毁人亡地上缴赔偿和投诚的白银。刘首次尝到了西康宁属彝人并不象四川雷波彝人那般“畏威”好剿办。
1943年冬，西昌近郊的邛海附近之缸窑、马道一带接连发生“彝匪”抢劫事件，甚至连位于新村的蒋介石“特宅”也闹起了“匪患”。经靖边部和行辕“调查”，这些案件均系布拖、普格的菜子山（彝名：阿额子憨）和耻不勒巫一带彝人所为。因这些地方当时属于尚未建立民国行政机构的“野彝”区，所以彝人前往西昌骚扰黄连关一带的情况由来已久。1944年11月20日，刘在冕宁泸沽镇主持召开“宁属政务工作检讨会”，以“不服政令，普种鸦片，素行抢劫，扰乱后防”的罪名强加到布拖和普雄彝族人头上，通过进剿布拖和普雄计划，由西康省政府和西昌行辕联合行文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西康省宁属剿彝总指挥部”。此时，尽管邓秀廷已经病故，但刘依然决定对菜子山用兵。1944年12月9日，他与属下李万华、刘元瑄和孙子汶等会商后，采取以改编和点验靖边部为名，调该部进剿主力的彝汉部队到西昌集中，听他讲话后向菜子山进发。战后，虽官兵为胜，并要求早已归顺了屯垦委员会的吉拉家支等彝人再次表示“投诚”。彝人见大兵压境不得不服从，接受“负担军粮兵役、修筑道路、维护交通、编联保甲、上粮纳税、修建区署办事处、开办学校、解决积年纠纷、头人到西昌晋见当局”等十项投诚条件。但因菜子山一带彝族极度贫穷，300户人家的村子里只有3-5座土墙房，其他均为竹笆房，对答应了的“投诚”条件，一时难以兑现。于是，上万的“彝务”部队，从一开始杀牛、羊只吃肉，到后来时间一长连扔了已发臭的牛、羊内脏也拾来食用。于是，东西既已掳光，人又投了诚，部队只好散伙，留下靖边部4个正规连驻守大兴场，4个连进驻拖木沟催收“尾欠”，其余部队班师回西昌开个“庆功会”，就此结束所谓“剿办布拖”的战役。刘二次尝到了在西康宁属彝人身上捞不到上缴赔偿和投诚白银的滋味。[1]（P.164-174）
民国时期，官府怂恿汉人扰乱普雄彝人后，普雄彝人发起不间断复仇，不断在交通大道上抢劫行旅，四处打家劫舍。他们掘汉人祖墓取其枯骨后叫汉人赎取；白天与汉人讲亲家，夜晚则抢掠汉人为奴。1945年2月初，官府在“西康省宁属剿彝总指挥部”部署下，准备剿平布拖，并一鼓作气荡平普雄，使宁属地区南北两个彝人中心地带因民族关系紧张而引发的社会治安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想使全部彝人“畏威怀德”，并将其纳入民国政府管辖范围。当时普雄地区居住着果基、阿侯、勿雷三支黑彝势力，经三支头人商定准备不抵抗官军。官兵抵达时，村民已被有序安排另寻藏身之地而跑得精光。进剿部队犹如入无人之境，虽大摇大摆占领了上、中、下普雄的主要村落，但实力雄厚的“彝匪”却最终保全了战斗力，没有遭到丝毫摧毁。三个黑彝家支一方面派代表前来与官军接洽投诚，表示愿意接受政令，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将妇孺和牲畜等完全疏散。依照5月4日双方军事谈判结果，彝人接受了赔军费、交烟款、设区署、办学校等投诚条件。可当他们上交了投诚费和烟款，并供应了军粮后，并未免于被烧掳时，各支彝人对官军发起猛烈反攻。5月6日，进剿部队被全部驱逐出普雄。[1]（P.175-191）
1946年春，官府再度进剿普雄，并增派3架飞机助剿。普雄彝人深知去年应对围剿被迫反攻惹下的大祸，以及去年“军费”尾数尚未交清，加上今年再次投诚需要赔偿的数额一定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因此，三家黑彝头人再次商定：首先把牛羊和妇孺先行疏散，然后推举阿侯鲁木子、果基摩达、果基木古三人担任“剿汉”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参谋长，同时率领各支彝人在普雄外围阻截官军。12月16日，官军在飞机投弹掩护下疯狂进攻普雄各个空无人烟的村落。最后，家支头人们为了保存实力并让已经转移的亲人和财产得到安全保障，答应出面与官军谈和。未曾料，官军竟然采取了以彝欺彝的不义手段，利用已在官府供事的孙子汶、罗大英、潘学源和李仕安等诱骗阿侯鲁木子、果基摩达、果基木古、阿侯哈根等头人前来总指挥部“谈和”时将其扣押，并令各支头人选派各自的儿子到西昌“坐质读书”，以换取“坐质关押”。至此，闹了几年对普雄彝族“剿匪”的军事行动，并未捞到什么预期财物，终以卑鄙骗局草草结束。[1]（P.192-204）刘再次尝到了在西康宁属彝人身上捞不到好处的滋味。[1]（P.164-174）
二、“三化政策”制定的具体内容
“三化政策”在宁属彝族地区的实践运用，具体包含“三化”目标及“六不”执行。
首先，“三化”，指“德化、同化、进化”。其中，“德化”指转变长久以来“彝人畏威不怀德”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当时的彝人之所以时常对汉人采取杀人越货，均缘自历代治彝者以杀戮对待彝人，未见其他治彝方略，因而致使彝人也都以杀戮对待汉人。而开启以礼让为俗的美德来感召彝人，可使其认识到杀人越货不是一种美德，寻仇报复是一种违法，引导他们立悔前非和诉诸法庭，由此改善彝汉民族关系，解决宁属“彝务”问题，以求一劳永逸。“同化”指在“德化”的基础上，以汉人为标准改变彝人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既无所谓彝汉之分，则再有纠纷亦易于解决。“进化”指彝汉既然已经一切相同，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一员，为避免彝族社会发展拖延整个中华民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需要政府出面为其制定系列适应社会变迁发展的进步方针，使彝族人民的发展与汉族人民的发展同步。
其次，“六不”，指“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不轻用武器，不准打冤家，彝汉平等，黑白平等”。其中，“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和不轻用武器”主要针对历代统治者对彝人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至少在“三化政策”提出前，官府一直以武力征剿，使其就范，迫其坐质换班。哪怕彝人已经同意投诚改为汉人和归顺民国政府，也必须向前来村落宣抚的官员和官军缴纳规定数额的投诚费和见面礼，才能获得投诚证和被清理户数家庭人口及填制门牌悬挂门首，以便政府稽查。因此，“三化政策”特别强调在治理“彝务”的工作中，要履行对黑彝推崇“德化”“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和不轻用武器”三项规定，以此改善政府以及汉人与彝人的关系。“不准打冤家”指彝人社会内部各家支之间不再允许因各种理由进行武装械斗，倡导改善彝族社会横向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彝汉平等”是针对历代治彝者执行“先威服而后德化”的方法，通常选择黑彝中凶残者、势强者和素行抗命者，采取宽猛相济和略法言情等以彝治彝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黑白平等”是针对彝族社会内部存在的人群血缘等级分层，即人们分属于统治阶层的土司、黑彝和被统治阶层的白彝、嘎加、呷西，倡导彝族社会消除内部基于血缘的纵向等级分化。
在刘文辉看来，“三化政策”并不仅仅适用于宁属地区的彝人而已。为此，他专门强调该政策“为经边之百年大计。行之甲地亦通，行之乙地亦通” [1]（P.294）。所以，在他执政时期的雅、康、宁三属地区多少都有“三化政策”实践，关于教育方面的示范更是可见一斑。
三、“三化政策”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分析
事实上，刘文辉1939年出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并酝酿“三化政策”期间，始以“德化”办学方式，实践边民军政治理策略。例如，1940年后，他对辖区行政人员的县长、乡长和保长均分别举办“县长训练班”、“乡长训练班”、“保长训练班”，对军队人员的校官、尉官，开设“校官训练班”和“尉官训练班”，以期推进国家政府理念。当时，在汉源县开办的“保长训练班”中，彝族土司岭光电和白彝王济民等彝族精英人物就曾接受训练。刘也由此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到彝族情况，并在西昌屯垦委员会设立“边民训练所”，任命彝族心腹岭光电土司担任教育长。1941年起，再任另一白彝心腹李仕安接任教育长职务。
刘文辉对宁属的治理，主要确定以现代教育推进彝族事务，具体采用德化、同化、进化的“三化政策”为教育理念。1944年底，他亲从雅安偕胡恭先、李静轩、侯希吾、刘元瑄、伍柳村等省府军政要员南下西昌，并于次年在宁属屯垦委员会之下建立边民教育委员会。虽当时该委员会15位成员中没有彝人参与，但其中大多数人均来自熟悉彝情的汉族人士，且委员会成立之初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充分征求岭光电、李仕安、王济民等彝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后，再参照中央制定的法令规章，酌情制定适宜彝族地区教育法规27种，其中一级法规10种，社会教育法规6种，边民小学法规11种，涵盖彝族社会、风俗、文化、工矿、农牧等各种事项。之后，1945年在宁属境内相继开办边民实验学校、边民小学和省立第二边疆师范校等教育机构，加速彝人的国家认同步伐；开设边民生活指导处、边民实习农场和边民实习工厂，推进彝人技能提升的社会教育进程。
1945年是刘文辉在宁属通过教育途径实践“三化政策”突飞猛进的一年，三所现代教育学校和三个社会教育场所陆续开始示范。首先，边民实验学校在西昌城区创办，刘文辉亲任校长（后由其侄子刘元瑄担任）。因办学目的在于化彝，除招收个别藏族学生外，全招附近各黑彝和独立白彝的子弟为学生。学校实行全公费、全封闭式教学，对学生年龄和汉语程度要求不高。紧接着，又在边民实验学校的校舍和教员基础上增开省立第二边疆师范校，刘元瑄亲任校长。该校次年9月招生，10月行课。教学课程设置除普通一般师范课程外，有适宜彝区实际需要的彝语文、边地知识、简易医药知识和作物学、畜牧学、造林学、园艺学、工艺制造、窑业概况、编织概要、土木概要、农产制造、农产营销等内容。当年在这两所学校的彝族学生中，除1947年秋国民党24军出师二次围剿普雄后送来的32名“人质”特殊学生就读边民实验学校外，曾就读于两所学校的伍精华、王正才、冯元蔚、罗开文、沙茹芳、李明经、李明琪、罗家修、朱德修、骆元勋、赵宇光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成为融入主流社会的首批彝族国家高级行政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其次，宁属彝区还相继开办边民小学30所，其中省立边民小学9所，屯垦委员会直辖边民小学10所，边疆服务部主办边民小学2所，孙子汶和岭光电等彝人开设私立边民小学8所，北山边民小学1所。这些学校在各彝族地区培养无数会汉语、识汉字的山里娃，他们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在彝区开展民族工作的助手和骨干。再有，撤销的西昌边民训练所被改组成立为边民生活指导处，该处虽继续保留作为来西昌办事而路途遥远无法当天返回家中的彝人临时居住的招待所业务功能外，已转化为教化彝人，特别是教化黑彝头人接受政府理念为主的政府机构。其工作方针强调：宣导政府德意，改善边民生活，加强国族团结，提高彝区文化。以培养推行“三化政策”的彝族干部成为“彝务”工作骨干为重任，缓解宁属地区民族矛盾和社会秩序的压力。据1947年屯垦委员会统计，两年间该处接待宣导彝人共计4500余人。还有，在西昌城内创办边民实习农场和边民实习工厂，以利边民实验学校的学生实习外，也为周边乡村边民提供见习场所。农场和工厂主要面向彝族学生和彝族民众推广农业新法和工业技能，包括选种、犁地、下种等耕种技术，施肥、除草、中耕、除虫、轮作、闲作等田间管理和收获后的储藏、加工等等，以及玉米白酒和黄豆酱油酿制、皮革制作、棉麻织染、窑业加工和金工制造等等。
四、结语
民国时期，刘文辉的“三化政策”实践运作出发点和实施策略及手段虽并非以尊重民族意愿为前提，但至少开始认同“彝人也可怀德”、“同化彝人也可为我助援”等理念，且酝酿和实践过程中也曾引领政府在动用武力剿杀彝人时的程度上有所减轻，例如：进剿西康彝人的四次军事行动已较之以往进村杀光、烧光和抢光不同，他们采用释放、赎银和坐质读书等缓兵之计，允许保住彝人性命的事件发生；陆续将“质彝所”转制为酷似现代教育的模式，即在四周建高墙和设卫兵的校园内，迫使坐质的黑彝上层子弟和部分西昌、冕宁自愿入学的白彝子弟共同学习汉族礼仪和文化。
注释：
①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辖雅、宁、康三属。其中，宁属所辖西昌、冕宁、越西、盐源、盐边、会理、宁南、昭觉八县，后又新增德昌、宁东、普格三个设治局，统称为宁属。
②《新康报》，1942年10月1日、10月19日《边风》第4-5期。
③《新康报》，1943年12月7-8日。
④《新康报》，1943年12月28-29日。
⑤《新康报》，1944年12月15日四版。
⑥四川省第十八行政区专员公署编印《宁属整个治彝方案及实施步骤》（内部资料），P1-3，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再版。
⑦“三自政策”指李宗仁在1932年4月担任广西绥靖主任期间推行的“自治、自卫、自给”政策。
⑧据2014年11月6日彝族老人李仕安回忆，1942年他在雅安首次觐见刘文辉时，刘曾与之聊及广西李宗仁“三自政策”如何启发自己构思“三化政策”的话题长达一个多小时。
⑨民国时期，简称现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和峨边四县为“雷马屏峨”。当时，这里不属西康省而属四川省所辖。
⑩雷波县小沟乡位于今四川凉山雷波县城西南部，黄茅埂的东麓，距县府58公里。现辖莫以、脚马山、单场3个村委会和23个村民小组。民国时期，这里不属西康省而属四川省所辖。
目前所及文献资料唯民国三十年（1941）由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所印刷的民政丛刊《雷马屏峨夷务鸟瞰》第4页载有关于“倮别”的来龙去脉等信息。
冷寅东（1894-1982年），四川大邑县人，原名廷桂，字薰南。民国七年参加护法战争。民国八年任川军第二混成旅参谋，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十六年收归刘文辉部。民国十七年任川康边防副总指挥兼川康边防司令，后又兼任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
雷波县拉咪乡位于四川凉山雷波县境西南部黄茅埂东麓的西苏角河上游，距县府55公里，全乡面积216平方公里，现辖思嘎普、那木里口、嘎千、阿合哈洛、模尔5个村委会和14个村民小组。
建国前，彝族村落必有黑彝出面担保不受其他黑彝和汉族袭扰。例如雷波的黄琅地区由恩扎黑彝担保，故吴奇黑彝不得前往黄琅骚扰。雷波县米角槽和甘洛县田坝等土司地区也不例外。民国时期，雷波县靖远乡一带彝区曾由吴奇夫一惹担保，所以其他诸如金曲、不色等黑彝家支不敢前往骚扰。因此，吴奇夫一惹不仅担保彝区稳定有功，而且抢掠汉人有谋，一度成为雷波彝族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抗战胜利后，他因抢掠雷波县溪洛渡下一个叫渡口村的汉人而被当地汉人打死。
王麟生（1900-1986年），乐山峨边县大堡人。1930年任24军第25团团长，驻防乐山、犍为、雷波、马边、峨边、沐川，兼雷马屏峨剿抚司令和公路局局长及乐山城防司令。
蒋介石委员长当时在西昌邛海西岸附近的官邸。
民国时期，汉人社会把尚未投诚归顺政府的腹心地带彝人称为“野彝”。
“质彝所”系民国前，设在西昌、越西、雷波、冕宁等彝汉杂居县城，专门关押坐质换班彝人的一种监狱。
参考文献：
[1]马林英.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2016-02-26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