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生计变迁研究——以攀枝花仁和区彝族村寨迤计厂为例

作者:刘忠良,李仲先,周萍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5-28 阅读量:0

[摘要]迤计厂是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平地(村)社区的一个自然村落。20世纪50年代至今60余年间,该村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探讨其变迁的动力原因,考察其变迁的特点,并对这一变迁进行反思,可以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迤计厂;生计方式;变迁;动力;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59-07

基金项目:攀枝花学院社科联2013年度项目基金“彝族生计变迁60年——攀枝花仁和区迤计厂的再研究” (项目编号:SKL2013A05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民族杂居环境下彝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基于对攀枝花迤计厂的跟踪调查”(项目编号:YZWH1019)

作者简介:刘忠良(1968-),

男,湖南桃江人,攀枝花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文化研究;李仲先(1964-),女,山西忻州人,攀枝花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研究方向:社会学;周萍(1975-),女,四川南充人,攀枝花学院思政部助教,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四川 攀枝花617000

迤计厂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平地(村)社区。20世纪50年代由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曾进驻该村进行调查研究,对解放前迤计厂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经济状况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此次调查结果形成了《永仁县迤计厂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被收集到《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近年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开始了对中国人类学早期著名田野调查地的大规模回访研究。在此背景下,我们对迤计厂60年来的生计生活方式的变迁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重点是研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民族杂居环境下少数民族村落和农户家庭的生计生活方式的变迁情况。我们认为,在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变革之后,从微观角度考察迤计厂这一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村落和农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可以看出整个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生计生活的状况,从而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村落概况

迤计厂所在的平地(村)社区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大门”,东接迤沙拉社区、金沙江,西临辣子哨社区,南与波西社区、云南省永定镇太平地村毗邻,北与白拉古村接壤,108国道、214省道穿村而过。大部份地区属二半山区,幅员面积37.5平方公里,气候属南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以种植葡萄、特色小水果、玉米、水稻、烤烟、蔬菜为主。平地(村)社区现有19个村民组,按经济产业及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四个片区。迤计厂为其中的第二个片区,包括迤计厂五村民组、迤计厂中村村民组、迤计厂上村一村民组、迤计厂上村二村民组。目前迤计厂片区主要以葡萄种植和烤烟生产为主打产业。

迤计厂是一个彝族村寨,是彝族支系俚濮人的聚集地。俚濮又称“里泼”,是彝族支系之一,使用彝语中部方言。据《攀枝花市少数民族志》,“里泼”先民原住云南楚雄、武定、大姚、元谋等地。后有部分里泼先民从楚雄、武定、元谋等地迁入苴却十码定居。苴却即今云南永仁县城。据当地传说,明洪武时,张、起二姓搬到迤计厂,逐步开垦这里的土地。经三、四代人后,土地逐渐开垦出来了。以后张、起二姓内部开始分化,并与迆沙拉的纳姓通婚,繁衍发展至今。据此可知,彝族“里泼”支系实际上乃是屯田的明朝军卒即汉族的军户、民户,到苴却十码定居后,长期与当地的彝族、白族杂居,经历了数百年的互相影响、相互融合而形成。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深受汉文化影响,迤计厂在清代前期已步入封建社会,其农业生产水平与当地汉族相当,风俗习惯亦与汉民族接近。

二、解放前生计生活基本情况

根据《永仁县迤计厂彝族社会调查》一文,解放前迤计厂的生计生活基本情况如下:

1925年前,永仁属于大姚县,是大姚县的一个分司,当时,这一分司设有16个里,每一里下管有若干个村。迆计厂原属永仁分司之幕义里。

迤计厂解放前共46户246人(1949年统计数字),其中全劳力和半劳力共126人。农业劳动力常有流动,一般按季节去四川境内帮工。妇女劳作较重,田间劳作和家务劳作都要做,大多数妇女夜间还得织麻。迤计厂属半山区,少平地,山沟很多,耕作区就分布在山沟两旁。全村耕种总面积为561.895亩,土地利用率高,耕作种类多,主要农作物为稻谷、包谷、蚕豆、兰花,小麦、大麦、豌豆次之。生产工具多种多样,主要有犁、耙、秧斧、条锄、板锄、镰刀、砍刀、三齿耙、背篮、轧刀等,其中铁质工具要向城里的汉族购买,木质和竹制工具则为本村本族所制造。牲畜主要有水牛、黄牛、羊、马、骡、猪,家禽有鸡。

农业生产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但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节令安排农业生产和副业,农业产品较丰富。根据调查和计算,一个全劳力一年生产的结果,除去农具折旧、耕牛损耗、种子等费用,以及生活费用外,一个全劳力所创造的剩余产品,至少还可以维持2到3人的最低生活。

就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说,全村耕地总面积约519亩,平均每户约11亩,每人约2亩。其中,富农6户,约占总人口数的16%,占有土地200.61亩,占全村总面积的38.64%。上中农7户,占总人口的17%,占有土地114.3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2.01%。而贫农雇农22户,占总人口的36.6%,却只占有土地45.16亩,只占总耕地面积的8.7%。从牲畜农具来看,也是富农和上中农占有比重较大。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也就决定了各阶层在生产中地位的不同,同时也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就商业和手工业情况而言,解放前该村已出现手工业及工匠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的情况。主要有铁工、木工、泥瓦工。织麻为主要的家庭副业,另外还有养蜂、挖药材等。木工、泥瓦工有出外做活三年五年不归的,也出现了年产2000-3000页麻布的手工业者。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解放前夕,该村经商的共有13家,做牛、马、羊、毛皮等生意的有8家,其余的多半做花生、黄豆、橘子等农产品生意。

迆计厂的“里泼”人主要住在二半山区,房屋为土墙盖瓦或草屋,有单列一排正房和一正两厢组成小院两种。小院一般由正房、右厢、左厨及正前畜圈组成,单列房多为硬山式屋顶加厦檐,一明两暗,有楼,正中明间开门为堂屋,门前厦檐下留宽阶,为妇女手工劳动和家中接待宾客之处。堂屋两侧暗间,为祖父母和父母居室;暗间前檐下用土坯垒砌成屋,作儿女寝处。解放前,平时“里泼”服饰已改汉装。只有在特别节日才着民族服装。改装前,男女都是右偏襟窄袖上衣,穿旗裤,袖口、领口、襟上均镶花边。女孩头戴变形鸡头帽,黑底绣花,悬有流苏,腰扎浅蓝花腰带。男女服饰色彩艳素随年龄婚否而变化。该村“里泼”人以大米、包谷、大麦、荞子为主食,有各种蔬菜佐餐。肉食范围较广,喜吃糯食、喝酒、吸烟和饮茶。

三、解放后至市场经济改革前生计生活发展情况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8年期间,迤计厂隶属于云南省永仁县。1958年永仁县并入大姚县,迤计厂属于永仁区平地公社。1961年,恢复永仁县,迤计厂属于永仁县平地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74年,永仁县所属平地公社和大龙潭公社划归攀枝花市,迤计厂隶属于仁和区平地镇。

民主改革前,彝族各家支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形态上的差异很大。里泼支系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较深,在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即进入封建社会初期。封建租佃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其主体经济。其农业生产水平与当地汉族已无多大差别。土地、资源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广大彝农无土地或只有一小块土地。从调查情况来看,迆计厂贫下中农受富农剥削还是比较重。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民族地区适当进行减租退押,同时向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众发放布、被、粮、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民主改革后,彝族地区废除了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彝族社会经济开始向前发展。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政府除发放粮款外,还在民族地区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指导栽种经济林木,帮助提高耕作畜牧技术和防止病虫害,使农牧业有了发展。

但由于生产落后,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人才缺乏,自然条件差,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发展一直相当缓慢。1959年,攀枝花市彝区人均口粮在175公斤左右,到1963年,人均口粮只升到180公斤。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少数民族的经济停滞下降,包括迤计厂在内的大多数民族乡群众吃饭靠统销、穿衣靠救济、用钱靠贷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民族工作得到恢复,彝族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推广先进技术,以及扶贫帮乡等民族地区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彝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彝族地区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喜人的变化,粮食产量大增,亩产量由原来的一二百斤增加到七八百斤。到1988年,攀枝花市整个彝族地区实现了“双二百”的最低温饱线,即人均粮食200多公斤,人均收入200多元。多数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到1990年,包括迤计厂在内的平地乡(镇)人均粮食363公斤。1980年后平地乡(镇)开始逐步发展乡镇企业,先后兴办了水泥厂、葡萄酒厂、锡矿、煤矿等企业,其中,葡萄酒厂的建成对迆计厂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平地彝族乡(镇)已被仁和区列为经济开发区,在优质烟叶和葡萄酒系列产品及农业开发、兴办企业等领域有广阔的前景,这必将带动迆计厂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市场经济改革后生计生活方式变迁情况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国家政策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也开始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当然,事实上在此之前,不少农村地区就已经自发地产生了市场经济因素。以迤计厂来说,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从山东引进了葡萄种植。1983年,迤计厂中村起龙培家就种了3亩葡萄,到1985年一年就获利7500元,曾引起轰动。1985年,仁和区民委、科委通过国家星火计划和企业贷款共投资200万元建成葡萄酒厂,1993年葡萄酒厂被恩威集团兼并,现改为攀枝花市阳光河谷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所产攀西阳光葡萄酒已经在攀枝花市乃至四川省都小有名气。

迆计厂基本上属二半山区,市场经济改革前,农产品以水稻、玉米、小麦、豆类、蔬菜为主,一年两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迤计厂开始大量引进葡萄种植。据介绍,之所以引进葡萄种植,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迤计厂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开垦,树木植被逐渐减少,干旱严重,无法再种植水稻;二是有关专家来迤计厂考察,发现该地区非常适合种植葡萄。这样在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的驱动下,迤计厂地区村民90%以上都是种植葡萄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此过程中,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促进下,攀枝花市阳光河谷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和迤计厂农户签订了葡萄收购协议,推行订单农业模式。协议规定了农户每年向公司交售的酿酒葡萄的数量、质量,而公司则保证葡萄收购的最低保护价格,并规定,如果市场价高于最低保护价,则应参照市场价格进行相应幅度上调收购价格。这样既保证了广大葡萄种植户的利益,也促进了平地镇酿酒葡萄产业的健康发展,农户和商家获得了双赢。

根据平地镇平地社区村民委员会提交给攀枝花市统计局的农林牧渔业综合统计报表2013年年报,整个迆计厂片区四个村民小组,共计403户,1523人(男性749人,女性774人),其中少数民族户数为388户,人口数为1382人。劳动力资源数972人(男:594人;女:378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735人,转移出省外劳动力148人,转移出市外劳动力81人、县外劳动力81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整个迤计厂粮食作物及其产量在整个村庄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占主要地位的是葡萄、烤烟、石榴等经济作物。

畜牧业生产情况大致为:2013年当年肉类总产量为155.2吨。牛、马、驴等大牲畜期末存栏数为263头,当年出栏数为85头。牲猪期末存栏数为1502头,当年出栏数为1047头。羊(主要为山羊)期末存栏数为1456只,当年出栏数为1943只。家禽期末存栏数为24776只,当年出栏数为15923只。

农业主要能源及物耗情况为: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为35.1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为1.6吨,地膜覆盖面积为47公顷,农用柴油使用量为35吨,农药使用量为1.6吨。

至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方面的情况,由于迆计厂不是一个行政村,而只是一个自然村,所以迆计厂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方面的设施建设是与整个平地(村)社区融合在一起的,统计年报所显示的数据也是整个平地(村)社区的数据。我们通过分析和走访,大致了解到了迆计厂该方面的情况:平地(村)社区有文化阅览室一个,幼儿园一所,卫生所(医务室)2个,医务人员2名,没有广播站。平地镇有农技站一个,工作人员2人。迤计厂片区有小学一所,有一个老师,一般只有10多个学生,小学三年级以上就要到位于平地镇的村小去就读。近几年来村里每年都有数名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考上中专的则更多。独生子女户数 100余 户。五保户人数 6 人。

为了了解迆计厂片区村民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们对该村村民进行了随机的入户走访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13份。

统计数据显示,迆计厂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葡萄种植收入、打工收入,其次为烤烟、石榴、板栗收入以及畜牧业收入。支出方面,除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支出外,最大的支出主要是人情支出和教育支出。而人情支出是每个家庭一个很大的负担,一年内人情支出在3000-5000元之间的家庭占相当一部分。但在涉及到村民家庭具体经济收入数据时,我们遇到了困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根据我们对村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对在填报收入数据方面,进行了隐瞒。二是部分村民家庭可能没有严格的家庭经济收入支出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所以在填报家庭年经济收入支出数据时,村民填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模糊的。这导致我们无法做一个科学严格的家庭收入支出的数据分析。据村主任2013年工作汇报,2012年整个平地村人均纯收入为6654元。据迤计厂中村组起龙陪社长介绍,迤计厂中村组2012年人均纯收入为7600元。

在现代化农业生产条件、生产工具和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大致情况是:整个迆计厂片区通电户数为396户,沼气池数为115个。公路硬化道路里程为6.1公里。农用拖拉机和微耕机比较普遍,也有少量碾米机和脱粒机。

村民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在我们调查的113户村民里,住房、生活燃料用水及家用电器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等占有和使用情况如下表。

饮食结构方面,能经常吃到蔬菜水果和肉类禽蛋的分别有103户和82户,但是鱼类水产和牛奶豆浆绝大部分村民都只是偶尔吃。

在医疗教育文化生活方面,有110户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只有3户村民没有参加。我们所调查的113户村民共496人,其中文盲41人,小学和初中分别是152人和190人,高中、中专及大专以上共58人,其余为还未达入学年龄。有86户村民表示供子女上学有困难,表示没有困难的只有11户。业余文化生活方面,村民农闲时的活动主要是看电视、听音乐,串门聊天和打牌下棋,分别占调查户数的89户、53户、26户。也有部分村民表示喜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加农业副业技术培训和文化体育活动。宗教信仰方面,该村村民绝大部分都不信宗教,不信仰宗教的有95户,只有极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佛教。村民们认为村里不好的风气主要是喜事大操大办、赌博、封建迷信。

五、迆计厂生计生活方式变迁的动力、特点分析及反思

生计是指人类为获取生活资料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同的族群在其生存和发展的历程中,其生计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和族群文化相适应,并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迁之中。下面对迤计厂生计生活方式变迁的动力原因、特点做一简单分析。

(一)变迁的动力原因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即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很显然,一个社会的变迁的动力原因不是单一的。本文把迤计厂变迁的动力原因归结为由从上到下、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次构成的一个动力系统。

1.宏观层次的动力: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及变迁和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机制的确立。

一方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和村落统一地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控制范围之内。这样,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就成为了包括迤计厂在内的少数民族所有村落及其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宏观环境背景。

具体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初始动力源于农村和农民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很快上升为国家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对我国农村30多年来的变迁产生了根本性的指导、推动和激励作用。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前20年来确立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强制关系,释放出农村社会和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传统优势,解放了农民的劳动自主性,使得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家利益,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进而改变了包括生产生活、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农村各个方面的面貌。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则为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提供了广阔的外部市场,同时,这一政策安排还引发了广大农村地区亿万农民的追求财富和美好生活的内在需要和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后的2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和生活方式剧烈变迁的时期,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拉动和农民的获利需要的结合则是导致迤计厂变迁的现实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原则和效益原则拉动着迆计厂地区少数民族农村的经济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粮食生产的效益产出低于经济作物的效益,农业生产劳动力效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效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会自动调整少数民族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迆计厂来说,就是葡萄、烤烟的大量种植和生产代替了原来的水稻、小麦种植,成为迆计厂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是市场不断制造出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拉动少数民族农村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资源由非经济性资源向经济性资源转化,从而拓宽和增加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来源和经济收入。就迆计厂来说,主要表现在市场的需求拉动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剩余劳动力向省外、市外、县外转移,带回来的是大量的打工收入,成为迆计厂村民家庭收入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三是市场的效率原则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家庭的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其消费能力并形成消费渠道的多样化;同时市场提供的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促进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演变。从迆计厂来看,大量工业品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制品,电视机、VCD或DVD大量进入农村家庭,改变了迆计厂村民传统的休闲方式;洗衣机、电冰箱、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和手机、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的大量使用,大大地提高了迆计厂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2.中观层次的动力:外植式的工业大基地建设,加速了迤计厂的社会转型。

在20世纪“三线”建设之前,迤计厂由于地处偏远,生产方式及其落后,交通闭塞,还实行的是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有些人甚至连人民币都未见过,更未见到过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三线”开发建成了贯穿西部南北的成昆铁路,公路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三十万建设者从全国各地云集渡口市(现更名为攀枝花市)。在建设初期,工业基地指挥部遵照中央决策提出“工农结合、工农共建”的建设宗旨,在1966年初开始实施“厂社挂钩,以厂带社”的厂社结合形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以厂带社的基本做法是实行“三带”,即带政治、带生产、带文化。各带社单位经常出动大批人力帮助农村社队兴建水利、造田改土、农忙抢收抢种、积肥等等。同时,还帮助农村修建小学,兴办农民夜校,开办文化班,建设图书馆,修建俱乐部、捐赠各类图书,放坝坝电影等,同时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和各种“支农轻骑队”下乡为村民服务,这些措施改善了迤计厂的农业条件,加强了迤计厂的文化建设。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厂带社”的厂社结合方式含有短期行为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家工矿企业急需的一些原材料和解决城市职工蔬菜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传统结构形式,但是工业基地建设及其相应的城乡联合措施大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可以说,1965年开始的攀枝花“三线”建设,对迤计厂社会转型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3.微观层次的动力:迤计厂较为便利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为迤计厂的生计变迁提供了外部市场基础和物质经济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1949年以来,迤计厂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直在持续地发生,但变迁一直很缓慢。只有在市场经济改革后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一质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迤计厂开始融入市场经济。但是一个村庄要真正要融入市场经济,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便利的地理位置,村民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时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成本较低,这样,村民进入市场的程度会比较高。迤计厂靠近平地镇,各村民小组距离平地镇集市最近为1.8公里,最远为5公里。离县城(仁和区政府所在地)也只有47公里。108国道、214省道穿平地村而过。可以说,地理位置相当优越,这就为迤计厂村民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外部市场。二是要有能满足外部市场需要的特色产品。很显然,传统粮食作物的生产,无法支撑起迤计厂社会变迁的经济基础。迤计厂的地理气候条件恰好适合葡萄这一经济作物的种植。而葡萄及其深加工产品葡萄酒又恰好能满足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于是,迤计厂的生计变迁就有了一个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二)变迁的特点

迤计厂的变迁既具有一般社会变迁的共性特征,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

就共性特征来说,人类学变迁理论认为,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迁会促成另一部分的相应变迁,甚至一个单独的技术创新也可能引起反应,结果形成一系列连续的变迁。迤计厂生计方式的变迁引发生活方式的变迁印证了这一理论。

迤计厂原来主要种植水稻,传统的稻作农耕是村民世代沿袭的主要生计模式,稻作生产不仅是粮食的重要保证,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20世纪90年代,葡萄种植大量引入,这一单独的技术创新,改变了迤计厂传统种植业的结构,成为村民致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服务业等各行业也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打破了单纯依赖传统农业种植业的格局,村民的经济收入渐渐增多乃至大大提高,从而为其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村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就渐渐凸显。

一般而言,生计方式的变迁是基础,而生计方式的变迁必然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并进而影响村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迤计厂来看,首先是生计方式的变迁,即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从而为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基础和支撑。由此,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呈现出多业并举、节奏加快,日常生活商品化,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明显提高的大致趋向,进而影响和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貌,传统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等日常物质文化生活以及休闲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等都随之发生了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是整个村庄社会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迁,既包括生计、生活等外显方式的变迁,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内隐特性的变迁。可以说,迤计厂的变迁是系列的、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的、某一领域的现象。

就个性特点来讲, 一般来说,作为少数民族村庄,伴随着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调整,市场化影响日益加剧,农村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社区组织、社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也日益加剧。特别是物质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相比较而言,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的变迁较为缓慢。但是,通过在迤计厂的调查走访,我们发现,迤计厂的变迁较为彻底。作为一个彝族村落,除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外,迤计厂村民的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其民族特色已不明显,甚至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彝族的土主崇拜在迤计厂几乎不见踪影,整个迤计厂乃至平地村也没有自己的毕摩,春节等各种节日庆祝已与汉族无异。这既有历史上迤计厂彝族长期与汉族融合交往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攀枝花市强势工业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还是市场经济改革后彝族融入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一特点值得另文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三)反思

迤计厂彝族社区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整体看,迤计厂村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政治民主水平不断提升,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变迁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环境保护,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科学合理保护,村民淳朴风尚的改变等等,特别是上文所说的迤计厂彝族文化特色逐渐消失问题,都需要在各级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在相关的政策机制引导下,更好地完成,以期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攀枝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攀枝花市少数民族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3]李仲先,邬明辉.少数民族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以四川省攀枝花市少数民族社会转型为例成[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收稿日期:2015-12-09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