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四川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近况调查

作者:郭建勋 来源:民族学刊 发布时间:2016-05-28 阅读量:0

[摘要]针对10年前的田野调查,本次回访重点调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在日常生活、文化观念、说唱情况、当地格萨尔史诗的氛围和影响力等方面。调查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阿尼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外宣传和文化展演中。较之十年前,阿尼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格萨尔史诗的生存和传承空间也没有明显改善。调查发现,阿尼在当地传承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安排下,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进行的,同时他与人合作,将部分史诗内容刻版存放于德格印经院。基于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地方文化政策和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两种传承方式,既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中的重要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吟诵艺人的地位和作用。调查认为,格萨尔史诗说唱依然要面对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的老问题,同时还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谁的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格萨尔说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展演;学校传承;刻版;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66-08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康巴藏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13XMZ024)、西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4XWD-S03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建勋(1971-),

男,四川泸定人,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藏族社会与文化。四川 成都610041

2004年,当阿尼还是四川德格一位受到国家格萨尔办公室重点关注、当时在四川影响较大的、最年轻的一位格萨尔说唱艺人时,我对其生存状况、史诗的说唱、传承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①调查中提出了说唱艺人逐渐脱离说唱的文化环境、后继无人的问题,同时我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设立了由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确立有价值的项目为国家重点保护项目,提供给有贡献和有重要价值的民间艺人资金的建议。[1](P.88) 2005年,阿尼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166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之一。2006年格萨尔史诗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阿尼被任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格萨尔》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自2004年8月的田野调查后,我与阿尼一直保持联系,我也特别留意收集与他的所有信息。2006年6月,阿尼送孙女泽仁曲珍到杭州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习,途经成都时,我请他们在成都罗马假日广场聚会,当时他刚从尼泊尔回来,其间谈到一些他所看到的与莲花生大师有关的圣迹。同年7月,我作为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的“中国唐卡艺术集成——德格八邦卷”课题组成员之一,与课题组一道到德格进行田野调查,到阿尼家中拜望他。在当地政府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阿尼在德格雀儿山宾馆旁的演艺厅——格萨尔大舞台演唱了“赛马登位”片断,在一大群年龄比他小很多的俊男靓女表演的藏族流行音乐和舞蹈中,显得有些特别,也有些孤独。2007年,在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上,阿尼在成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园设立的四川甘孜馆进行现场表演时,我与他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我特别留意到,表演处放了一本印有我写的阿尼情况的《格萨尔故里》杂志。2011年,我到德格调研,阿尼外出而未见面,只见到其孙女泽仁曲珍。其间,阿尼多次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交流演出团队,到国内外参加文化交流和演出。因为是组织行为,加之他对成都也不熟悉,他经过成都时,我们也很难见面,只能打电话电话告之一下,我也借此了解他的诸多情况。

经过近10年的观察、交流和收集,我已积累了一定阿尼的资料。10年后,阿尼的日常生活状况、观念及史诗说唱情况,较10年前有何变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和措施对格萨尔史诗传承的作用有哪些,效果如何?

带着上述问题,我于2014年暑期对阿尼进行田野回访。7月初,我打电话向阿尼约定具体时间,他很高兴地说7月底8月初他会待在德格,因为他们全家都要回到老家——德格县格洛洞乡色巴沟,参加当地前后近十天的重大佛事活动。8月中旬,他应邀到云南香格里拉②进行格萨尔史诗传承教学活动。③2014年8月5日,我见到阿尼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访谈。本调查以此次访谈和观察为基础,综合历年访谈和收集的报刊、网络资料写成。

一、再寻阿尼

2014年7月26日,我们坐上了从四川康定到德格的公共汽车。因为国道317线正在进行改造,雀儿山也正在开挖隧道,从康定到德格的路况不好,公共汽车要开两天,且每天都是早上六点左右出发,晚上7、8点钟才到目的地。在汽车上,乘客们慢慢都会熟悉起来。与我邻座的是一位家住德格县城的老阿婆,在聊天中我提到了阿尼,她有些神秘地笑着说,他是“仲④巴”(sgrung-ba),她告诉我,阿尼搬家了,其他情况她也不了解。到达德格的晚上,我给当地朋友说起此行要调查阿尼时,他们似乎也并没有特别的反应和建议。

8月5日早上,我起得很早,到德格印经院(当地称巴宫),10年前我与阿尼相遇的地方,试图再次偶遇。但当我围绕巴宫转了几圈后,依然没有发现阿尼身影,看来他还没有从老家格洛洞返回县城,我担心他是否忘记了一个多月前的约定。我问了在德格印经院外卖首饰的藏族姑娘,这几天是否见到阿尼来转巴宫。她一脸茫然,摇了摇头说,她不知道我要找的阿尼具体是谁,无法告诉我更多关于阿尼的信息。我随后分别问了找了几位转经的当地中年妇女打听,她们仍不清楚我要找的阿尼具体指谁,我接着解释说,要找的是格萨尔说唱艺人、仲巴阿尼,她们还是不认识。最后是一位汉语比较流利的退休女干部,告诉我阿尼回老家色巴沟参加活动,好多天都没来转经了。他现住在德格藏医院附近,叫我现在去找下他的住址。我随后到了藏医院附近寻找阿尼的新住处,早上8点10分左右,街上行人稀少,无法打听到阿尼准确住处。近中午时,我终于打通了阿尼的电话,他说他正在回来的路上,一个小时后我们约定在饭店见面。中午11点左右,在德格的步行街附近,我一眼认出了远远走来的阿尼,等他走近时,我发现时光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身板依然硬朗,面色红润,声音宏亮。阿尼说:“别人看到我都说,那个说唱艺人一直都没有老啊!”阿尼还说自己的唱功也不减当年,现在的嗓音与自己二十多岁时的磁带录音作对比都没太大差别。阿尼相信一直是格萨尔在保佑他,保佑他的健康。他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一直尽全力把格萨尔的工作做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格萨尔。

二、再见阿尼

到了饭店,我们边吃边聊。他说,自从2007年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格萨尔》的代表性传承人后,自己更加忙碌。除了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说唱活动之外,也常常被省里和国家的相关部委邀请参加文化交流和宣传活动。2007年起,阿尼前往成都参加了三届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阿尼于2010年去台湾、2012去香港说唱《格萨尔》。还随中央统战部到英国进行了半个月的文化交流活动,英国的环境和社会风气,给阿尼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自己在德格的日常生活依旧,早晨四点半起床念经一个小时,洗涮后亲自供水,然后念经文,一天至少要念三个小时。另外,阿尼每天到德格印经院转经,每天转一百一十圈。阿尼这样解释他的这份坚持:“我十六岁就在梦里答应格萨尔做好三件事,一要保持身体、第二保护嗓子、第三把格萨尔传承下去。”阿尼转经的时候会经常碰到陌生人上前询问自己:“您就是说唱格萨尔故事的阿尼吧?”

现在阿尼在德格的主要工作是在德格中学给中学生们上课。从2013年3月起,德格中学开设《格萨尔》说唱的兴趣班,阿尼在每周的一、三、五,分别给四个班131名学生进行1到2课时的《格萨尔》史诗说唱技艺的传授,2013年阿尼共向学生们讲授了《格萨尔》的7种唱腔,计划教完36种唱腔及格萨尔史诗天界书等的内容。⑤2013年康巴文化研究院成立之际,阿尼带领自己的学生进行了《格萨尔》的百人说唱。⑥

吃过饭后,我们随阿尼回家,沿着格萨尔大街,往藏医院方向漫步,午后的德格县城,阳光有些火辣,阿尼的谈兴仍浓。没走多远,到德格县人民医院后,我们左拐,走进了司根龙巷口,阿尼的新家就在这里。相比而言,现在房屋的规模、面积较在印经院对面的房屋要小得多,视野也不如原来的房子。据阿尼说,现住的房子是两年(2012年)前买的,总共花费35万,儿子出了14.5万,单位出了1.6万,剩下的钱由自己变卖饰品和原来做生意时的积蓄等凑集的。

现住的这间房子,白铁制的楼梯从屋外直接通向二楼,楼梯又窄又陡。我们走进阿尼的新家,发现家庭成员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阿尼家中有5口人,分别是阿尼的妻子及两人养育的刚上初中的女儿,孙女泽仁曲珍及其女儿。37岁的妻子毕业于德格中学。⑦问及阿尼选择现在的妻子的原因,阿尼说,很重要的是因为她的文化好,是他记录整理格萨尔说唱时的好帮手。除了操持家务外,她在家的重要工作就是抄录格萨尔史诗。此外,阿尼现在年龄也大了,外出演出很累,需要随身携带的与格萨尔说唱相关的头盔、铠甲、鼓、海螺、马鞭、格萨尔文本越来越多,而且常常是刚到一个地方落脚,第二天又背起沉重的行囊到另一个地方,身体吃不消。这也需要妻子的照顾。

曾经跟阿尼学过格萨尔的孙女到外面求学的想法和经历,在2004年之前,就一直存在。[1](P.87) 2006年,15岁的她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附中(浙江艺术学校)上学,成为一名进修生。该学院的张老师曾到德格旅行,见到阿尼和泽仁曲珍。为了让曲珍到杭州学习音乐、继承格萨尔说唱艺术,同时希望她回到西藏传承格萨尔说唱艺术,加上张老师想去西藏,跟曲珍一起,进行格萨尔说唱艺术的研究,将《格萨尔王传》记下谱和词,译成中文、英语,编辑成书;开办格萨尔说唱艺术培训班,建立起一支格萨尔说唱艺术队伍。[2]关于这一点,在另一则同题的博客文章中,说到这个想法时,认为这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3]于是,张老师回到杭州后,发动他的挚友一起为曲珍设立教育基金,4个家庭共同承担起曲珍今后的学习、生活等费用。原计划让她在3至4年中完成乐理、视唱等音乐基础课程,学好钢琴和一门民族乐器,学好文化课,4年后,参加高考,并争取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专业。2009年,四川藏区实行9+3免费职业教育项目启动后,泽仁曲珍回到四川,在天全县高级职业中学上了三年学。关于这个选择,在那篇博客文章似乎也有答案。文章写道,人生是不能设计的,曲珍以后的路怎么走,还得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只要曲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音乐天赋没有被荒废,将来能用她金子般的嗓子唱歌给更多人听,这就足够了。[3]现实情况是,曲珍从天全高级职业中学毕业后,在德格县团委实习,一年前考上了德格县马尼干戈乡政府工作人员,现已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的母亲。10年前唱歌或当文艺兵的理想没有实现,继承格萨尔说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我们到阿尼家时,阿尼的妻子忙着照管重孙女,上初中的女儿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孙女曲珍跟我们打了招呼后忙着上班去了。我们坐在拥挤的客厅里喝清茶。而阿尼则在格萨尔说唱、相关物品展示的小屋子里忙碌起来,直到他叫我们进去,并郑重地给我们献上哈达,并给每人送上“格萨尔保佑你”的祝福。⑧在这里,他将自己获得的证书、奖状,外出演出、开会的照片,与他有关的报道,一一展示给我们看。此外,还有近100册与格萨尔史诗有关的汉藏文书籍。⑨另一书架上,则用白色、红色、蓝色、黄色等布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印刷好的藏文格萨尔史诗,以及妻子用工工整整的藏文书写的、厚厚的数十本格萨尔史诗。他还特意制作了共3页的汉文“阿尼基本情况简介”,里面介绍了阿尼的出生年月、出生地,以及格萨尔说唱艺人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后面依次介绍了从2003年至今,他在德格县领取的从300元到1500元的工资变化情况。接着记载了从1984年至今,阿尼所获得的各种奖励、参加的活动。在这些奖励中,除与格萨尔说唱有关的外,2006年,因捐资助学,获得德格县委和政府的表彰;2010年获得甘孜州委宣传部等部门颁发的“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1年,阿尼获得德格县委和政府联合表彰的德格首届“优秀人才”称号。

在聊天中,阿尼一再表示,自己一直把钱看得很淡。阿尼说:“人家把我唱的(格萨尔)光碟卖了,人家富了的多得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觉得)重要是一定要把这个故事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如果遇到想通过他的说唱表演来赚钱的活动主办方,阿尼就很不愿意去说唱。反之,受喇嘛寺的邀请去说唱时,阿尼一般不会收钱,阿尼觉得被他们邀请自己也很荣幸。

不过,据我们观察,对于四世同堂的阿尼来讲,现实生活一直面临不小的压力。阿尼从2003到2005年,德格县政府每月发给他300元,2005年聘用为德格县文化旅游局的临时工,每月500元,2008年至今,每个月为1500元。从2013年起,阿尼每周上课有300元的补助。作为《格萨尔》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每年一万元的补助,这些是阿尼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对于外出参加的说唱活动,也不是每次都有补助,阿尼说自己现在年龄大了,可生活上还没什么保障,希望能把自己纳入体制内,成为文化局一名编制内的正式员工。

三、再访阿尼

在阿尼家中,我们针对格萨尔史诗的说唱和传承情况访谈了阿尼。现在阿尼说唱和传承格萨尔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政府组织的外出文化活动,二是为来德格考察、旅游观光人士,政务接待时的演出表演。2008年7月,阿尼随“格萨尔千幅唐卡”展览组到北京,在奥运会期间进行了历时40天的格萨尔文化宣传活动。在展厅一角,阿尼每天为参观者进行了说唱表演。展厅另一角,两位唐卡画师用黄金和其他矿物颜料现场作画。2008年8月8日上午,热地观看格萨尔唐卡展,他亲手为阿尼戴上哈达,鼓励他将《格萨尔》说唱艺术发扬光大。参观结束前,热地等领导同志和观众一起欣赏了藏族歌舞和《格萨尔》说唱艺人表演。[4] 2012年7月,德格县举办庆“七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报道这样描述:“在二展台,更庆镇国家级传承人阿尼在说唱演艺中不仅以精湛的技艺和别致新颖的格调而独树一帜,而且其充满神秘的音律表现呈现着本土民间文化的精髓,让许多人驻足聆听”。[5]2013年8月,在德格成立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文化研究院仪式上,举行了包括百人格萨尔说唱在内的百幅精品唐卡、百人藏文书法及“非遗”传承表演、百人锅庄表演等活动。[6]在记者的报道中,有两篇是从格萨尔说唱切入的。在《在格萨尔故里听格萨尔说唱》的报道中描述了阿尼在德格的主要传承工作。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三、四年前,德格中学成立了格萨尔说唱班,131个孩子成了阿尼的口传弟子。在阿尼老师眼中,说唱班的孩子们都很有天分。“有些娃娃特别努力,特别有文化,声音又好。条件齐全的人能占到学生的70%应该没问题。”[7]相似的报道还有《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的选择:活一天就要唱一天》。[8]2014年7月13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社会实践团的学生也听了阿尼为他们演唱的格萨尔片断。从上述例子看出,有关格萨尔史诗的说唱表演,大多出于政府行为,而基于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几乎没有。

虽然在德格中学开设的兴趣班上不乏有说唱条件不错的学生,但阿尼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传承人。在一则关于阿尼的介绍中,详细叙述了传承人的变化情况,最后的结论是:虽然寻找传人的工作屡屡受挫,但是他(指阿尼)总会想尽办法,让身边的人一起来传唱格萨尔王的故事。对阿尼来说,活一天就要唱一天。[9]在这些报道中,充满了一个人在战斗的悲壮,阿尼说,正式的传承人要慢慢来选,除了要出色的嗓音外,关键的是一定得具备相当的毅力。拿他自己来讲,自16岁开始学习说唱《格萨尔》,到现在还没有读完《格萨尔》的书。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要求传承人做到这一点更是不易。所以阿尼说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先把工作做好,不管民族、宗教教派,只要前来讨论关于《格萨尔》的问题,他一定接待好,以感谢他们对格萨尔工作的支持。

十年来,阿尼在传承观念上的重要变化是,他认为《格萨尔》的保护传承工作不能光靠嘴唱了。从2009年开始,阿尼做了一件重要事情,他与别人合作将格萨尔史诗中的《天岭卜筮》、《英雄诞生》、《占领玛域》、《赛马七宝》、《大食财宝宗》五部雕刻成版,所需经费11760元,相关资料中特别注明“完全自费”。雕刻工作完成后,这些印版将全部存入德格印经院。杨恩洪的调查显示,对于藏民族来说,格萨尔不仅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保佑自己的神灵。在家里保存一部《格萨尔》的手抄本,已经成为藏族家庭的传统。牧民们希望通过格萨尔的无边威力,避邪降魔,给家人带来吉祥如意。在德格,由于印经院的存在,书写传统、文化保存意识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老百姓的口语与书面语相对统一,语言清晰,音、义与文法文字同步,易于接受文本知识,百姓有较高的藏文阅读能力。德格寺院林立,其中不少寺院中收藏有《格萨尔王传》的各种抄本、刻本。夏察寺文革前就曾藏有70多部抄本、刻本,而竹庆寺更是每年必跳一次《格萨尔》恰姆。届时事先焚香、煨桑,极为庄严肃穆。待鼓乐齐鸣,众僧入场之际,又是那么隆重而热烈。老百姓心中对格萨尔王的崇敬之情达到了与神佛同等的程度。部分原因是宁玛派将格萨尔视为该派的护法之一,而原德格土司境内有著名的宁玛派嘎拖、白玉、竹庆、协庆寺。由于抄本在民间和寺院广为流传,加之当地的文化人较多,在解放前当地就形成了“仲丹”的形式,即人们茶余饭后,或逢年过节之时聚在一起,由一个个懂藏文的人拿着《格萨尔王传》的本子唱上几段。人们已经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很少有人以此为生。由于德格人的文化水准普遍较高,他们均熟谙《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情节,虽反复听唱,却仍乐此不疲。[10](P.351)

四 、余论

十年后,阿尼因格萨尔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知名度,获得了更多的对外宣传、展演的机会,客观上讲,阿尼与其他艺人一道,扩大了格萨尔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在他成为国家级传承人后,他也获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好处,改善了他的生存环境,但是,较之十年前,阿尼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格萨尔史诗的生存和传承空间也没有明显改善。阿尼在当地传承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方式是在政府安排下,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进行的,同时他与人合作,将部分史诗内容刻版存放于德格印经院。基于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地方文化政策和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两种传承方式,既是格萨尔史诗传承中的重要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吟诵艺人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从格萨尔史诗在德格宁玛,到民间的影响,仲丹的广泛存在,可以看格萨尔拥有自精英到民间社会广泛群体,有着良好文化空间和氛围。其背后有着土司代表的政治力量和寺院代表的文化精英的维护,格萨尔史诗化为文本和仪式。在面临各种势力或文化衰弱之际,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保存文化。文字、经版、宗教仪式、仲丹等在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上的使用,促成了德格为格萨尔故里这种文化记忆的获得和形成。

在说唱史诗中,如何认识书写与口语的关系。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认为,书写到来让记忆长篇文本不再必要。口语文化可能不会在每次表演中都发生巨大变化,书写将文本固定化。然而这个文本还是要求记忆,并当作口语背诵出来。[11](P.152)在这一思路下,结合格萨尔史诗传唱情况看,德格格萨尔艺人的特点鲜明,阿尼与前妻卓玛拉措,均以照本说唱,而在学习中,主要传承的是曲调,提高的是技艺。[10](P.352)因此,文本的格萨尔对他们来至关重要,说唱的前提是要懂藏文和好的嗓音。而过去大多数说唱艺人是不认识藏文字的“文盲”,多产生于牧区,常年浪迹各地,社会地位不高。同时,说唱格萨尔,无论是从获得说唱技艺,还是在说唱的神圣化过程,乃至日常生活和游历过程,都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联。这一现象与春秋时的盲人瞽蒙有相似性,而瞽从巫、史、诗乐的角色,慢慢由娱乐的“优”取代,淡出宫廷,泯入民间,成为卖艺行乞的民间艺人。而阿尼之名,除了他讲的意为“乖巧”之意,我以为,也许仍有信仰的成份。关于这一点,诺布旺丹有过评论,其中谈到如何定位和评价被口头诗学理论贬低的吟诵艺人与口头诗人的问题[12](P.36-37)。

这里涉及到口头与书写,民间与精英文化等复杂的问题,但如何看待吟诵艺人及其格萨尔传承的走势,是有必要讨论的。杰克·古迪认为,帕里、洛德基于南斯拉夫餐馆歌曲,尤其是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将其视作口语传统的代表史诗。然而南斯拉夫文化绝对不是纯粹的口语文化,其口语形式深受共存的书写文化影响。[11](P.117)书写的发明把所有文化内部都分成两个群体,两种亚文化,一个主要由能阅读的人构成,另一个则是由不能阅读的人构成,而人们在与同伴交流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会话而不是书写实现的。[11](P.150)这一点,提醒我们要更关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中书写传统及社会等级间的对立与转换关系。书面诗人和传统学者,带上知识精英阶层的光环,而鲁巴、仲巴则带有歧视意义,旨在与文人或书面诗人相区别。[12](P.29)不可否认,在口头与书面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出现口头诗学理论,自然就对受到书面语言影响的吟诵艺人或口头诗人评价不高。人类学兴起后,书写权威受到挑战,口传文化的价值得以重新评估。文字兴起导致生命交流方式的终结;减弱记忆力;终止了人的诗意的生存。[13](P.398)《故事歌手》中的许多观点是在语言学和人类学转向背景下产生的。杰克·古迪提醒我们,史诗传承不仅是口传身授和民间传承的自足方式,在发展中会受到上层社会和文字的影响。他说,史诗是有文字社会的早期特征,过去它通常被看作口语文化的代表作品,由职业吟游诗人在宫廷或军营里演唱。而纯粹口语文化的史诗记录却很少。史诗容易出现在有重要战士阶层的早期国家,他们乐意聆听祖先们勇敢的劫掠故事。这些社会早已有文字书写能力。只是文本通常用于记诵,由演唱者口头叙述,而不是大声阅读出来,或者是在首领与战士聚会时由专业行吟诗人背诵出来。这些其实都是早已写下来的作品。其实也只有被写下来之后,才可能被我们了解,才能被人准确记忆。[11](P.43-44)这提醒我们在格萨尔史诗传承的思考中,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去讨论艺人的说唱方式和说唱类型的优劣,这样又会走到独尊口传和轻视文字、文本在说唱传承中的作用的一面。

此外,阿尼的调查中依然反映出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的老问题,以及非遗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谁的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从口传身授到学校培养,从日常生活方式到保护对象,格萨尔艺人纷纷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后,格萨尔史诗上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象征,在对外文化展演中,影响力得到扩大。遗憾的是,与外面的热闹相比,在格萨尔史诗传承的地方,文化氛围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谁的格萨尔史诗?谁来说唱?谁在聆听?当传唱、聆听、保存格萨尔曾经是德格乃至藏区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时,或者说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时,也无所谓保护的问题。而今,在多种原因影响下,史诗的文化空间持续缩小和说唱氛围不断减弱时,当格萨尔在当地日常生活和重要仪式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当听、唱格萨尔不再是当地生活中的必然内容时,国家也好、国际组织也罢,如何作为?在当地社会文化有无增加如格萨尔史诗等文化氛围的可能性,重塑文化持有人的文化空间?

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也要对其它类型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行比较和研究。

注释:

①田野调查报告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第4期上,并全文收录到当年刘守华教授编辑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

②云南迪庆日报报道,维西县文体广电局在2014年8月18日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格萨尔》说唱艺术培训班。报道称:因维西县掌握藏语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格萨尔》说唱艺术的传承受到了严重限制,《格萨尔》说唱面临失传,针对这一现状,该局将传承及保护《格萨尔》说唱艺术这项工作纳入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力求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维西县文化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作了切实可行的《格萨尔》说唱艺术传承保护方案,并联合塔城镇人民政府不远千里到格萨尔的故乡四川省德格县邀请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阿尼老师到维西授课。参见http://www.xgll.com.cn/xwzx/2014-08/25/content_147536.htmhttp://www.xgll.com.cn/xwzx/2014-08/25/content_147536.htm。

③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报道,培训分两年三期完成,每期时间为一个月。第一期2014年8月18日开始,9月16日结束,有20余名学员参加,由阿尼老师讲授《天界书》、《出生书》、《赛马得维》等三本书。初期,由于语言有些障碍,给培训带来了困难,但在阿尼老师、文化馆工作人员以及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寻求通俗易懂的学习方法,最终使培训顺利进行。本期培训达到600人次以上,共收集到DV视频资料3000余分钟、文本资料200余页、五洲传播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故事DVD带《赛马称王》8盘,取得阶段性成效。参见http://www.ynich.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51。

④“仲 ”是一个古藏文词汇,传统上用来指两类叙述形式。第一类涵盖了对古代历史事件的全部叙述,一些经典范本构成了《岭·格萨尔王》。见曲杰·南喀诺布著《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向红笳、才让太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⑤见阿尼基本情况简介打印件。

⑥2014年7月23-25日,在德格县麦宿举行的“耍坝子”中,当地年轻人表演时大多演唱的是流行歌曲,有一位在德格中学上学的女生演唱了“赛马登位”的片断。

⑦关于阿尼之前与卓玛拉措的婚姻,一位游客在博客中有详细的描述。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58d31010006ei.html。博客中还附上了一张阿尼年青时与女艺人等五人外出时的合影。

⑧2004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没有被邀请进他的这个小屋子,只能在门口观察。

⑨书架的上面一排最右边,放了一本《唐史通俗演义》,下面一本放的是《古希腊神话故事》。其他的都与格萨尔史诗有关,且多是藏文版。

近年来政府给予阿尼的表彰,在精神层面给予了体制内的待遇。

在大型纪录片《魅力四川》第四集解说词中,是这样描述的:甘孜州德格县,德格印经院正对面的雕版房内,《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正和制作雕版的师傅合作,要将《格萨尔》最经典的故事用传统的雕版技艺记录下来。这是德格印经院自1729年创建以来,首次将雕版印刷应用于《格萨尔》史诗的记载。如今,德格印经院里古老的印版,又将增添新的内容。《格萨尔》最经典的三个故事《天界篇》、《英雄诞生》和《赛马登位》将在德格印经院被记录下来,那些被传唱千年的古老故事将作为藏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以一种新的方式永久保存在德格印经院。而新华网的题为《德格印经院将收藏木雕版《格萨尔》报道则更加全面,也更感性。小刻刀在一块长33厘米宽6厘米的桦木板上轻盈跳动,木屑抖落处,黑色的藏文字母密密排列出来。当这样的木质雕版再组合起来,就是63岁的民间艺人阿尼所唱的:“在那黄金宝座上,坐着世界雄狮王,面如重枣牙如雪,格萨尔本领世无双……” 中国著名的藏文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本月启动项目,将把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的核心内容以这种传统的木板雕刻方式重新记录下来。据悉,这是印经院首次把传承数百年的雕版印刷用于《格萨尔》的记载。作为中国格萨尔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阿尼将与“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第一代传人彭措泽仁合作,把格萨尔王最经典的《天界篇》《英雄诞生》和《赛马登位》雕这两位生活在格萨尔王诞生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老艺人,希望通过努力,为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就算我不在了,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们依然能在印经院读到这些史诗,一想到这里,我就特别高兴,”阿尼说, 始建于1729年的德格印经院,是世界上保存藏文木刻印版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地方,目前共收藏30多万张印板,内容涉及藏区宗教经典论释、天文、地理、历史、历算、医药、文学等领域,部部经典。 2010年,阿尼的想法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与德格印经院签订了雕刻印版的协议。 在位于德格印经院正对面的雕版房内,格萨尔故事纸膜的书写工作已经完成。彭措泽仁已经为阿尼准备好了500多块书版,这些顺直无结的红叶桦木环板,经过烘干,推光、刨平,做成了印版。 彭措泽仁说,经书雕版印制,需要先由藏文书写员严格按照《藏文书法标准四十条》和印版的尺寸内容进行书写在纸膜上,雕版工人将写在藏纸上的内容,文字朝下覆盖在印版上,等候一段时间,将印版上的纸膜磨去,文字就印在雕版上了。专业的雕刻艺人用小刻刀将文字之外的空白全部镂去,剩下的就是凸凹有致的藏文内容。 尽管现代人以舞台剧、唐卡、小说,甚至漫画和网络游戏等多样的方式来演绎《格萨尔》,但这部史诗得以流传千年的最基本的方式仍是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和手抄本与木刻本的保存和传播。 中国研究格萨尔最权威的专家之一,61岁的研究员角巴东主说,目前,全国整理出版了98部格萨尔的木刻本、手抄本的原文和83部艺人说唱本。

据记载,格萨尔藏戏是由该寺开创并发展起来,尔后逐渐流行起来,如今已遍布五省藏区,藏传佛教许多寺院、民间文艺团体,甚至在国外也有格萨尔藏戏表演,见《德格县寺院志编纂委员会、政协德格县委员会编《德格县寺院志》,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在一篇介绍青海治多县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经历中,才仁索南最后被确认为仲巴,还是通过几位活佛开通脉络,并获得了取法阿尼玛卿样式的艺人帽,每次说唱前,要在融上师、本尊佛和护法神于一体的格萨尔颂文进行煨桑。将帽子在桑烟上顺时针绕晃三圈后,就可进入说唱状态。同时以后要经常在大山顶上放风巴挂经幡,敬祭本族的山神。后来,他又朝拜其他活佛。见文扎《从长江源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才仁索南先生说起》,甘孜州格萨尔办公室编《格萨尔故里》,2010年第1、2期合订本,内部印刷,第114-115页。

这与重文字和书写,轻口语和口传的传统有关。文盲一词是文明人自大幻觉的创造,有文则明,有文字的人看没有文字的人,好象处在黑暗中,或就是睁眼瞎。参见叶舒宪《人类学关键词》第31页。

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见《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在安多语中,阿尼意为先祖老翁,也含有美丽、幸福或博大无畏等意。在与德格相邻的甘孜县,民间宗教职业者的名称也叫阿尼。见《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第107页。

杰克·古迪的研究表明,史诗发展背后,始终是有国家文化或大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途径有许多,其中通过文字、仪式、聚会实现渗透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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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10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