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相继发生变化。新疆虽然僻处西部内陆，但仍然受到影响，特别是以迪化为主的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城市变化较为突出。迪化等城市是多民族居住地，不同民族因生活习俗等多种原因，其变化有所不同，但从较长时段来看，各民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汉族的变化最为突出。总体说来，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城市居民生活在民国时期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新旧杂陈的特点。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城市多民族居民生活的变化是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变化的一部，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对20世纪下半叶新疆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天山北麓；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变化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3-0041-13
收稿日期：2016-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研究”(项目编号：11AZS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一民(1953-)，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史。四川 成都610064
民国建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仅政治、经济变化剧烈，而且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出现巨大的变化。新疆虽然地处中国内陆西部边疆地区，但是从清代中期以后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就不断加强。新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空间，特别是地处亚洲的中心地区，其开放性更是突出。民国时期，中国内地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一直未曾中断，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虽然有时并不很强势，但是中央的政策也一直都对新疆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内地人口在民国时期持续不断地进入新疆，特别是大量知识分子和党、政、军人员入疆，来到天山北麓以迪化为主的城市，因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对新疆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非常突出。此外，新疆与苏俄毗邻，从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化和现代化比中国发展更早更快的俄国，就一直对新疆进行政治、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苏联建立后，对新疆城市的影响更是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盛世才治疆时期，苏联对新疆的影响空前加大，除了政治影响外，经济影响和文化影响尤其突出，大量苏联工业品和文化用品输入到新疆，从而对新疆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迪化作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大量的苏俄人长期在此居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因而对迪化城市居民的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远大于其他城市。目前有关民国时期新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而对城市生活的研究非常薄弱，仅有少数学者对此有过研究。比如，贾秀慧的《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生活变迁》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新疆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生活出现了明显的近代化趋势，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逐渐走向文明，新式文化教育开始出现，传统娱乐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话剧、电影等随之出现，一些西式娱乐活动和西方近代体育运动成为人们新的娱乐方式。”[1]盛岚《民国时期新疆城镇发展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民国时期新疆城镇发展与居民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从居民日常生活、教育医疗以及文化娱乐三个方面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2]这两篇文章简单陈述了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生活状况与变化。董霞《清代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社会生活》“以满族、汉族、维吾尔族及俄国商人的社会生活为例，展现清代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社会生活风貌。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乌鲁木齐社会生活的阐述来更好地理解新疆地区社会生活面貌，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生活，探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之间的关系。”[3]刘正江《清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也认为“民国后期，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的居住格局逐渐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并且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4]这两篇文章展现了民国时期，天山北麓东路地区主要城市乌鲁木齐社会生活风貌。张军华《清末民国时期奇台地区社会生活研究》认为：“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奇台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当地居民的民族成分、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逐渐形成了奇台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5]阎东凯《移民社会的物质交流与中心市场建立——以晚清民国时期奇台为中心》则陈述：“奇台商业贸易通过与外蒙以及新疆境内游牧地区的物质交流，将本地区农产品交换为便于向内地输出的畜产品、皮毛和新疆土特产品等，然后凭借地处新疆与内地交通要冲的优势，输往内地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这种多边贸易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物质交流体系，即以奇台为中心的市场体系。”[6]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天山北麓的重要城市奇台地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这些研究涉及新疆全部和天山北麓东路重要城市的社会生活概况，但是对整个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城市却没有专门研究。现代化的变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因而加强对民国时期新疆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是新疆社会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虽然此一时期新疆城市居民生活变化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相比，所受的西方文化冲击没有那么剧烈，社会生活变化也呈现出新疆多民族特点，但需要强调的是新疆城市生活的变化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变迁的重要部分，由此反映出中国城市现代化变迁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另外还需要看到，民国时期新疆城市生活的变迁对于20世纪下半叶新疆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加强民国时期迪化城等天山北麓东路城市多民族居住的居民生活研究十分必要。
一、物质生活的变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因而多民族的特点使新疆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呈现民族多样性。民国时期，新疆城市不同民族居民的物质生活在外来文化和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都相继发生改变，但不同民族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变化有所不同。
民国时期，迪化城等天山北麓东路城市的居民以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为主，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数量较少，另有部分回族人，有汉回和缠回之分。各民族人口分布特点是：“各民族大杂居、小集聚分布；汉族人口分布广泛，人口较多；跨界民族分布较多。”[7]汉族人约占有6～7成，汉族人多来自京津、湖南、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尤以“津平帮为最有精神，最有希望。其人善经营，喜清洁，故朝气。不染烟酒，有八大家之称，几握商界之牛耳焉。湘人在昔之时，从政为多，民国后，逐渐衰退，已远不如前，茶市尚为所握。晋帮以经商居多，势不敌津平，然亦占相当地位。陇帮在政治上，现占多数，大有取湘人之地位而代之势。年来甘省天灾人事，久无宁岁，致迁移新疆者日增。至三江帮(江、浙、皖、赣)，人数最鲜，以从事政界、交通工业最多，有江浙会馆，颇宏达。虽各帮派事业不同，然无论何人，以发财为目标则无稍异，故极好利。但顾私而忘公，公益事业宜遂不可问焉”。[8]抗战前后，内地来新疆的汉族人不断增多，特别是一批从东北流亡而来的军人，对于迪化汉族人口构成和社会风俗的改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统计“1944 年，天山北麓东路的总人口有301305 人，汉族154894 人，约占总人口的514%。”[7]有记者写道：“最近十年，来去这西北绝域的一大批东北人，总算给汉人争回了若干面子。这批西北道上的东北人，除少数自动投效者外，多半是东北沦陷后，经过苏联辗转来到新疆的。他们现在新疆虽多已安居乐业，但想当年，国破家亡，流徙异国，光着身体通过国境，回到祖国怀抱里来的一幕凄惨景象，他们的‘祖国爱’之热血，是没有一天不在沸腾着的。他们多的是军公人员，但每个都洁己奉公，少的是平民百姓，也都能安分守法。推行政令是他们，踊跃输将也是他们。某次献金运动，我亲见一个摆皮鞋摊的东北口音人，抛出了他一个暑天辛苦做下的六十双布鞋，义卖献金”。[8]由此可见，内地汉族人来到新疆后，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也带到新疆。抗战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直接管理新疆之后，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内地人口移居新疆的数量日益增多，因而新疆城市居民的生活变化更加突显。
维族人多是在清季同治之乱后迁至迪化等天山北麓各城市。在清代中前期，新疆在南疆地区实行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同时对不同民族实行隔离政策，严禁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到北疆居住，也限制汉族人到南疆发展。同光之乱结束后，清王朝在新疆废除军府制和伯克制，建立行省制，并在各地设置府州县，同时允许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到北疆发展。因而，从晚清至民国有越来越多的南疆维吾尔族人陆续来到天山北麓各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宗教文化事业以及地方事务管理等活动，民国以后随着新疆地方当局对民族政策逐渐放宽，有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人参与到新疆地方事务管理之中，抗战时期迪化的维族人约有12万余人，约有20%的人为公务人员，其中有不少维吾尔族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1944年，乌鲁木齐县(市)有维吾尔17799 人，占全县市总人口的176%。”[7]他们对于西方(包括苏联)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对内地文化表示出多方面的认同，他们在固守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多元文化的新元素。民国时期，新疆天山北麓东路城市的居民无论是汉族人还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在物质生活方面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物质生活包括的内容广泛，一般是指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是维持人们基本生活的条件，在物资匮乏的时代，物质生活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十分重要，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主体，因而物质生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变化。
(一)衣着服饰的变化
衣着服饰为人们身上的穿戴，除了遮身蔽体的功能外，还具有防寒避暑、装饰仪表、体现风采等多重功能。衣着服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其服装的式样和穿戴的方式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的文化特征与审美情趣。民国建立以前，迪化等城市的满汉男子头顶皆留长辫，身穿马褂、长袍，女子着襦裙、裋褐。不同的季节气候状态不同，因而衣着服饰的厚薄也有所不同，天山北路的冬季非常寒冷，因而普通平民在冬季也需要多穿戴下等毛皮以御寒，夏秋季则一多为布衫。中等以上社会的人士，其穿用多与内地中上层人士一样，冬季除上等皮毛以外，其他季节“举凡锦缎羽呢，在在皆有，群以江南时尚为样本，故中等以上之社会，均衣冠楚楚。货价比京沪约昂一半”。[8]民国建立以后，在新政权的强制性要求下，男性皆不留长辫，虽有个别人仍然保留，但逐渐减少，直至断绝。民国建立的很长一段时间，迪化城市居民的服饰变化不大，基本上与清代差不多。但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服装率先发生了变化，中式西服类型的制服取代了前清的官袍，军队官兵和警察的服装也一律更换成现代制服，因而仅从官场和军队的衣着服装来看，就明显表现出改朝换代的新气象。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疆与内地及苏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强，西式服装和改良的中西式服装开始在迪化等城市居民中普遍流行，并为部分上层人士和官商所广泛接受，一些男性公务员开始在上班或休闲时穿着西服、打领带，女子开始穿旗袍、高跟鞋、烫发，此一时期的旗袍与清代满族人的旗袍有了较大的差别，由原来宽大长变为窄曲短，突显女性的身体曲线美。原来满族女性的旗袍两边不开衩，长袖及手背，民国改良后的旗袍则为直领，紧腰身，长仅至膝下，两边开衩，衣袖收小，可长可长短，夏天以短袖为主，春秋季的旗袍长袖仅及手腕。这种现代旗袍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上层和社交界女性中首先流行，渐成时尚，传遍全国，迪化汉族女性也受到影响，部分官商家庭女性都在夏秋时节穿旗袍，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所普遍穿着旗袍。30-40年代，内地和苏联的电影、画报在迪化等城市的传播，对迪化城市居民的服饰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男女多为追求时髦而模仿；另外内地人和苏联人也直接将各式服饰文化带到迪化，所起的示范作用也十分突出。迪化汉族男性的外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无人再穿着长袍，除冬季外普遍流行短衫、短衣。据时人考察迪化城市的“市民男子多短发，披大衣，戴皮帽，穿长统靴鞋。女子仍穿旗袍，间或有披大衣的，但仅市上披全毛大衣的高贵女子却不见。小孩多穿短黑衣或皮衣，在街上作滑雪或抽陀螺之戏。迪化天气并不十分寒冷，户外披棉大衣已可御寒，所以一般人多穿棉袄裤，披棉大衣。至于衣料，街上以前有卖苏联布和呢，现在甚少”。“不过上等衣料如府绸等，虽出高价亦买不到。迪化衣价较重庆便宜，皮帽一顶三十元，呢中山装一套三百元，皮大衣一件二百二十元，现成西装一套二百元”。[9](P15-17)此一时期“衣着是无论哪族，男人一律短装，即商店掌柜，也绝无长袍和瓜皮小帽。同胞是绸带捆着长大衬衫，外面加件‘却本’(形似大衣而无纽扣)；汉人过去流行苏联装，现在流行中山装。鞋则无论男女，都是皮的，回胞妇女，自顶至踵，无一样不是现成品，很少自裁自制的衣着”。[10](P30-34)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当苏联影响很大时，人们流行苏联西装，但随着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在新疆逐渐加大时，中山装则成为新的流行款式。因而服装也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化。
民国以后，随着内地文化对新疆影响的加大，迪化等城市的婚俗文化也开始发生一些显著变化，中国本土化的西式婚礼开始在迪化等城市中流行起来，在中国本土化的西式婚礼上，新娘头戴花冠、身着白色婚纱，手捧鲜花，男子则西装革履，而在仪式上则取消了拜天地等环节。当然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汉族青年男女之中，少数民族结婚仍然是以穿着本民族的服装为主。
迪化等天山北麓东路城市的维吾尔族和回族数量也不少，他们多聚族而居，其生活习俗与汉族不同。“维族同胞，坚忍刻苦，好储蓄，男子喜戴镂绣的小帽，外缠布，衣长袍，左袵，无钮扣，以带束腰，体格极强壮，虽旷野中亦随地而眠。维语外衣裳曰‘袷袢’，女人多穿着颜色鲜艳的花袷袢，也有穿着旗袍的，至于头上罩着咖啡色的头巾，脖子上带着黄色的大圆珠，是比较讲究的装饰，一般说来，风味、格调颇别致美丽，富有丰姿”。[11](P89-90)迪化的回族，“有汉回、缠回二种。汉回来自陇东一带，服装、语言大致与汉人同。但深目隆准，信可兰经，以耕种畜牧、卖浆、操屠为业，性狠多狡。平均皆属小康，浑噩终身，颇觉自得其乐。缠回多来自本省喀什葛尔，为土耳其族，虬髯伟躯，男则西装革履，戴以皮帽，或缠以布，如印度人。女则垂辫成双，画眉为一，天足丰乳，喜衣红绿鲜艳颜色长袍。少女老妇，出外，均以花巾白布等蒙其面。人尚智巧，性亦温顺，以营商业农为多。其宗教之信仰，与文字之书写，均尚融合无歧视，故能始终安处无事”。[8]民国时期，与维吾尔族和回族相比汉族人在服饰方面变化较小，但是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上层人士和公务人员在平时上班时和很多公开场所都一律穿西服或中山服，特别是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如包尔汉等人除在民族节日或私人场所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充分体现了此一时期维族和其他民族的与时俱进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总体说来，民国时期迪化等城市的衣着服装的较清代有较大的变化，但这种种变化始终体现了多民族、多元化的特点，“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孔，说着不同的言语，穿着各式各样奇异的服装；男装既然长短不一，样式颜色当然也有着大的差别；女装更是名目繁多，有的穿着长旗袍，有的穿着花袷袢(维族大衣)，有的穿着漂亮的洋服，有的头上包着一块很好看的丝头巾，有的面部罩着白的头罩(仅露出一个面孔)，装饰、语言，象征了十四族不同的风俗、习惯。”[11](p91)
(二)饮食状况的变化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条件，但饮食的发展变化要受到时代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而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人群的饮食生活也有所不同。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省区，历史上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独具特点的饮食文化。民国时期，新疆的物产虽然丰富，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总体上仍然存于物资短缺时代，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极低，尤其是下层贫苦民众仅能果腹，维持基本的生存，饮食简单。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饮食习俗一旦形成之后，具有较长的稳固性，变化相对较小，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民国建立后，迪化城市普通居民的日常食品和清代相比变化不大，汉族和满族居民的日常食用品以大米、玉米、高粱、蔬菜、水果和肉类为主。据时人记载：迪化市场上“米、黍、蔬菜、水果、鸡肉均有，惟鱼鲜甚少。春夏时，城西河产之小鲫鱼，市上尚能得之，相传为左相平西时揣此。每年冬令，有额敏河运来之泳鱼，长约径尺，然则望梅难以止渴，仅能于罐头食品中求之矣”。[8]迪化居民大都以食麦面为主，汉族人和锡伯族等则多食米粮。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族等人“常以馕饼开水充饥，富有者食牛肉，甚少量食菜蔬。是以在生活富裕时，维、哈等族体格特强。市民营商业者多汉人，工业界则多维、回族，业农者甚夥，仅有若干菜农而已,所食用之菜蔬，多由吐鲁番运来，此外如哈、回人民，均以牧畜为业”。[12](P3)天山北麓东路的汉族居民基本上保持着与内地相同的饮食结构，未受到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饮食习惯的影响，除特别的情况外，一般不会吃抓饭等。抗战时期内地人来到迪化后，在饮食方面基本上没有感到不适应，“食的方面：与重庆相仿佛，内地新来的人，多能服水土。食有大米、有面、有牛羊肉，也有猪肉、鸡、鱼、青菜、韭菜、芹菜等。早上可饮牛奶，价格便宜，迪化一般人每日都是两餐，时间是上午八时与下午三时；因为早上七时才天明，五六时天已黑，夜长日短，与陕甘情形相同。在公务机关中，每人每月膳费约摊新币二十五元。新疆水果极多，如哈密瓜、苹果、犁，所在多有，哈密瓜有冬瓜大的，只卖新币四元五角一个。葡萄干每斤新币一元四角”。[9](P15-17)迪化是一个移民城市，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有大批内地商人也随军赶大营，战争结束后，不少商人在迪化等城市定居，逐渐形成了燕、晋、湘、秦、豫、川、鄂、陇等省的八大商帮，因而八省的饮食文化也随之而传入，各省风味的小吃店、饭馆等遍布迪化城内外大街小巷，虽然各省的饮食文化在民国时期变化不大，但各省籍居民的饮食习俗并不固守原来的习俗，而是具有融合、混搭的特点。
迪化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也是有着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在民国时期普遍变化不大。维族人既食米饭，也食面饼，品种繁多，丰富多彩，面食的种类特别多样。馕是维族人最具特色的面食之一，古称为“胡饼”、“炉饼”，用发酵的面烤制而成，馕的品种较多，大者直径可达40-50公分，称为“艾曼克”，小者直径仅几公分，称为“托喀西”，无论哪种馕其味甚香，可存放多日不坏，深受维族、回族等同胞的欢迎。另外抓饭也是特色主食，“先将油置于锅，然后将牛马鸡鸭之肉细切，复杂以葡萄干、胡萝干、杏干等，与米齐煮，熟后盛于大盘中，宾客围坐坑上，各以手抓而食之”。[13](P74)抓饭制作工艺复杂，味道香美，维族人过节或遇喜庆之事，则以抓饭待客以敬。此外，维族还喜食焖饼、烤包子、拉条子、油馓子等，这些都很有特色。“饮料则有共、酒及牛乳羊报乳等，肉类深忌猪肉，即牛羊鸡鸭，苟非同教所宰，亦不取食。”[13](P74)维族、回族等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因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民国时期变化不大。
民国时期，迪化的外国商人较多，尤其是以苏联人为多，因而苏式饮食文化也继清末俄国商人传入之后，在迪化有更大的发展。苏联人喜食面包、各色糕点、牛羊肉、蔬菜等，好喝牛奶，特爱饮酒，白酒、葡萄酒和啤酒都受欢迎；饮食时则用刀叉、盘子。在迪化开有苏联开办的西餐馆，部分汉族公务员或商人也经常到西餐馆进餐。迪化的部分中式餐馆也多吸取西餐的特点，增加了西餐的菜品，除葡萄酒、果汁等饮料外，咖啡也成为时髦象征。而部分苏联人长住迪化，也多受到汉族饮食文化、维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喜爱吃水饺、中国面食等。他们中也有部分人受维族、回族影响而不食猪肉等。
总体上考察，民国时期，迪化城市居民的饮食文化较清末更加开放、包容，相互影响，多元化饮食文化并存，多样性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三)居住状况及变化
住房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产物和重要标志，住房具有多种功能，不仅能够为供居住者提供睡眠、休息的空间，而且还具有进行会客、娱乐、休息、团聚、吃饭、洗浴、盥洗等多种功能。在农业时代，人类的居住建筑等受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制约，变化较慢，也较小，除皇室、达官贵族等外，一般城市居民的居住建筑多低矮狭小。新疆迪化等城市的居住建筑不仅受到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还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民国时期，迪化普通的民居和清代几乎无差别，以平房为主，多为砖木结构或土木结构，保持了传统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屋顶多平整，也有少数屋顶为斜面，由于新疆少雨，故而屋顶一般不用瓦。迪化“城内房屋，大半均属卑小之平房，或以泥筑成，或以砖泥合建。屋顶均系一面平，略斜，覆以土，不用瓦，可以扶梯上登远眺，如游上海先施，永安屋顶花园”。[8]
晚清民国时期，内地的四合院建筑样式也传入迪化，部分内地商人在迪化定居后，即按照老家的建筑样式修建住宅，这些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屋顶多为两面坡顶，门窗也为花木格子，室内多设有火坑，为冬天取暖之用。
1930年代～1940年代初，在盛世才执政新疆时期，迪化的建筑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新式建筑增多，“年来新建筑多层高楼大厦，或西式房屋”。[8]迪化主要街道两侧建筑变化较大，“店房多砖砌洋式，但不很高大”。据时人记载：“关于住，现在我们虽不是住着高楼大厦，但也能住着整洁的房间，我们寝室前栽着一排杨柳，从窗口望出去，一片柳绿，有点江南风景，不会使你感到住在沙漠地带的”。[14](P52-56)同时建筑内部的各项设施也较前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卫生间多按照苏联或欧洲国家安置有抽水马桶；一般新式建筑都修有火炉，每到冬天，“房内火炉特大，炉火熊熊，极为温暖，比在重庆过冬犹舒适。出门稍冷，但尚不及青海宁夏一带之冷。没有‘关于耳朵都冻落’的事”。[9](P15-17)“迪化的四条大街上的房屋，原来颇不整齐，有楼房也有平房”。后经过市政当局整改，大街“两边的楼房一般高，而差不多家家均有先施公司式的琉璃”。[15](P13-15)
民国时期，西方的现代建筑文化也从多渠道传入新疆，首先对公共建筑产生直接的影响，新疆省政府机关、在迪化的外国机构和部分中外工商企业等相继在迪化建筑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大都来自俄国或欧洲。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在新都市计划的推动下，也在一些主要街道和区域建造一些2～3层的楼房和西式住宅。此外，部分官员和中外商人等也修建了一些现代风格的住宅，这些与传统建筑风格不同的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出现，使迪化城市的风貌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富有一定的时代气息，并与传统平房建筑在形态上和色彩上形成了鲜明的新旧对比。
(四)交通工具的变化
在农业时代，城市规模不大，传统交通工具多以马、畜力车、轿等为主，一般普通居民在城市内则以步行为主。民国初期，迪化的有钱人或有权人出行多以骑马或乘车为代步工具，相比清代也有一些变化，即开始出现以单套或双套马、骡挽拉的铁轮车，分为政府机关公用和民间运营两类。由于新疆与俄国(苏联)相邻，较早就有俄国商人将汽车和自行车传入迪化。1919年，迪化本土商人开始拥有第一辆公用小客车。1920年新疆省政府修筑了从奇台到迪化的公路，这是新疆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通路，新疆当局购买了30辆客货汽车，开始经营汽车运输，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引入迪化。未几，从迪化到奇台的不定期客货班车正式开通营运，从而开始启了新疆的汽车时代。其后，汽车数量在迪化逐渐增多，尤其是政府机关的汽车数量增加较多，不仅中高级官员出行多为汽车，即使是一般公务人员出行也多用汽车，晚清时的轿子已经在迪化城区完全消失。20世纪20年代，迪化街头开始出现自行车，包括英国的“站人”、“三枪”等自行车以及来自苏联、日本和美国的各种品牌自行车都出现在迪化城中。[1]
20世纪40年代中期，迪化城市交通发生较大变化，“行的方面：街上有马车，随时可招客；没有人力车，各机关有汽车可代步。迪化城不及重庆大，所以出门并不感到交通困难”。[9](P15-17)从内地来的公务人员魏中天写道：“关于行，各机关均备有汽车马车，我来此已三月，除散步外，就很少走上二里路远的路，一出去，无论为公为私，都有车辆代步，不像重庆那样有钱也不易坐车的困难了”。[14](P52-56)“全城见不到一辆黄包车，只有汽车、马车、与‘六根棍’”。“‘六根棍’是一种用马拉的公共马车。两根棍子架马，四根棍子撑蓬。或用一马，或用两马，可坐六七人，跑起来很轻很快。随地可上，随地可下”。“市内交通，除各机关自备汽车、马车外，尚有六根棍公共马车，来往行驶街道，沿途可以上下，按站给价，极感便利”。[16](P14-15)迪化的城市交通与兰州、贵阳等省会城市相比更加进步，远超西藏拉萨等边疆城市。但迪化的现代交通工具虽然较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规则，管理无序，“车子与行人尚未分走左右”。直到国民政府直管新疆后，将内地城市和交通管理规则引入到新疆，在迪化经警察整顿，交通秩序发生很大变化。“马路上就顿然井井有条了。全体的警察，各个知道执行他们所奉的命令，不辞辛劳，不辞埋怨的劝告行人，指导行人。满街贴出来行路靠左的标语，并且又有描写出不靠左就有发生危险的多幅油画。他们执行新生活的规律如此严格，使得已经习惯于内地新生活的我或觉不便。左边的人行道，只许向前面走，右边的人行道，只许向反于前面的方向走。而我们在内地，人行道从未如此明白割分”。[15](P13-15)
迪化的新能源出现较晚，1920 年，迪化始设立电灯公司，不久因亏损停办。1927 年，有商人集民间资本创办永丰电灯公司，从国内进口发电设备，在迪化城附近建厂，1928 年电厂建成，向迪化城区送电，“虽发电不足，而有灯千盏”。[17](P2204)电力企业的建设虽然滞后，但却为迪化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不仅城区政府的各个机关开始使用电灯照明，而且商业店铺也因之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仅营业的时间从白昼向夜间延伸，而且店铺在夜间变得明亮更富有吸引力。新能源的出现不仅是迪化照明现代化的肇始，[17](P2204)也是迪化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战以后，迪化加强了对电力工业的发展，新建“电灯厂一家”，“火力发电，电力甚足，灯光明亮”，能够满足迪化城市居民的生活与生产的基本需要。[16](P14-15)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是迪化等天山北麓城市居民的一个相对美好的时期。其时，中国东中部地区遭到日本的大规模侵略，山河破碎，广大民众生活极其困苦。但新疆却远离战火，政治和社会相对安定，迪化等城市“居民熙熙攘攘，有如世外桃源”，各阶层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都较高。“十年来的政治安定，已使每个迪化人冲淡了‘围城’的恐怖记忆。他们知道现在不会再是‘盗匪的世界’了。他们的羊只在孽生不息，有羊便不愁生活。卖出了羊毛、羊皮、羊肉，甚至羊肠，可以买到花布、面粉、砖茶和糖。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奢望，两碗凉水几个馕。可以过一天，果林下倒头一睡，一天便心满意足了。除了‘真主’(穆罕默德)，尘世繁华，他们不看也根本不想”。[10](P30-34)“平时礼拜日，至各教堂，诵经祈祷，听阿洪(即牧师之类)请可兰经。终年除雨雪外，喜遨游山水名胜之区，徜徉树荫花棚之下，或品茗喧谈，或麻烟狂吸，或挟琴弦高张，佐以咿唔歌调，或婆娑酣舞，衣袂翩翩纷飞。又性好驰骋，控制如意”。[8]
二、社会习俗与文化生活的变化
民国时期，迪化等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基本保持着传统的习俗，但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渐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和新旧杂陈等特点。
天山北麓东路是多民族居住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民国时期各民族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和谐相处，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不断增强。
(一)汉族居民习俗的变与不变
汉族是一个泛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或崇信佛教，或崇信道教，或信仰各种神灵，也有少数人对各种宗教都不信奉，另外有不少人并不懂宗教的教义，却有着很深的鬼神迷信，但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人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文化，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可能不理解，但从不强迫穆斯林改教，因而迪化成为多宗教和谐并存的城市。
民国时期迪化的汉族人虽然长期与维吾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在一个城市，但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基本上不受这些民族的影响，几乎没有汉人信仰伊斯兰教，而每年的各种节庆习俗也基本沿袭清代的传统，与内地大体相同，以春节最为隆重，尤其是元宵节十分热闹。每年旧历正月大都停业，相互贺年。迪化的元宵节习俗从清乾隆年间传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逐渐呈现出兴旺的景象。民国时期，除极个别的战乱年代，每年元宵节，迪化城中大小街道都会张灯结彩，焕然一新。人们穿上节日的新装，闹花灯、猜灯谜，看社会表演，燃放烟花爆竹，热闹程度不亚于中原地区。一待雪融，春暖花开，人们就会到娘娘庙及水磨沟等处举办庙会，城内外男女婚姻大事集中于此，颇为热闹；每年中秋节则连续数天举行赛马会。当时最主要的庙会如旧历二月二日四川会馆庙会，三月十八娘娘庙盛会，四月八日红山嘴大佛寺庙会，五月五和六月六西公园龙王庙盛会，五月二十八定湘王庙会，六月十五水磨沟八蜡庙盛会，七月七日老红庙盛会，七月十五城隍出府，另外各行各业，如泥、木、铁匠和炭窑业，在老君庙过会。每个庙会一般都演戏三天，也有唱“愿戏”的，以王爷庙为最多，如某人因病或因事向定湘王许愿，届时前往焚香演戏。较大庙会，如红山嘴大佛寺和西公园龙王庙过会时，“各族各界都要去游览，公教人员也都自动下班，结伙前往。凡去者皆大吃大喝，大肆挥霍一番”。[18](P68)每年春末夏初之际，玉山箫曹庙过会，城区文教公职人员一律前往。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庙过会，武职人员也一律前往。迪化的文、武职人员过会，都要举行会餐，酬神演戏，大摆宴席，一切开支均由公家支付。[18](P68)迪化的汉族文化节庆活动不仅得到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广泛参与，而且也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就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团都希冀通过这些文化节庆活动促进汉文化认同，进而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这些活动开展的实践来看，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由于迪化和其他天山北麓东路城市的汉人多来自内地不同的省区，因而不同省区的人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故迪化之习惯，就汉人而言，亦颇庞杂，各以其乡历来情形为标准。惟吉凶庆吊，大体终属相差无几。一年中，旧历春节，停市休业，鼓乐喧天，妇孺老幼，衣红着绿，竞作拜年举。旧习难改，边氓尤甚。不能加以苛责也。上巳之后，气温雪止，于是有娘娘庙及水磨沟等之庙会。百货骈集，仕女云莅。竞妍斗艳，举城若狂，虽途遥数十里，风尘十万斗亦不惜。扶老携幼，命驾奔至，然究其实，并无何种新奇之事，仅优衣冠之点缀。盖边民娱乐无方，假酬神演戏之机会，藉以舒其生活之沉闷而已，中秋前数日，年行赛会行一次，盛设卤簿，广备古乐，长恒逾里，为时亘三日。全城空气，顿觉紧张，满街满屋，奔走坐列，煞是大观也。此外端阳、中秋、重九、冬至诸旧习俗，亦与内地无异”。[8]
清末民初，迪化的“烟、赌、娼”较为盛行，虽屡禁而不止，对于社会风俗产生了不良影响。直到盛世才治疆时期，在迪化等城市以非常手段严厉禁止“烟、赌、娼”，从而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据时人记载：“迪化没有公娼，私娼则非我知。赌是绝对严禁的，烟更不在话下。独有酒，倒比内地喝得自由。上至苏联香槟、白兰地，下至古城烧酒和土产‘啤瓦’(即啤酒)，你整天浸在酒瓮里，也没人来干涉你”。[10](P30-34)“环观全城市民，均属酷好鸦片，遂致鸠形鹄面。一望生厌。言语则常识不足，举止则暮气沉沉。独每逢庙会，反奔走若狂。其余博弈狭邪，尤为一般人民消遣之良法，事固可惩，情亦可惘，欲救斯弊，宜提倡平民教育，增设高尚娱乐场所，并严禁弱种贫民之烟毒始可”。[8]这种认识明显有所偏见，但是也可从中窥见当时迪化等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状况。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民国中后期迪化等城市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与内地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传统习俗，另一方面也逐渐接受一些新的外来文化。
(二)维族等民族的宗教文化生活及习俗的变与不变
维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受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宗教文化生活在民国时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传统。维吾尔族、回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其宗教文化生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每个星期五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要集合在清真寺颂经、祈祷，听讲《古兰经》。“肉孜节”盛行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回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中。“肉孜节”也称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9月进行，“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进行全月封斋，从每日拂晓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至伊斯兰教历10 月1日则为开斋节，庆祝为期一个月的斋供圆满完成。在节日到来之前，人们会将房子院落打扫修整一新，并赶制节日的盛装，妇女们则制作各种点心、干果、水果”。[19](P76)开斋节这天主要有七件事：拂晓即吃食物，以示开斋；刷牙；沐浴；点香；穿洁美服装；会礼前交菲土尔·赛德盖(开斋施舍)；低声诵念赞主词。开斋节要进行三天，要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进行礼拜。
维族、回族等民族热爱大自然，他们的生活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一到夏天，在迪化，避暑之风非常行盛。有钱有闲的，锁门闭店，尤其是归化的白俄人，合家上南山，哪儿有参天古木，碧绿清泉，住蒙古包，吃牛奶羊肉，重过一个短时间原始生活，夏末冬初，带着一张黑油油的健美脸，回到城市来。没钱没闲的，尤其是维吾尔同胞，中午以后，也少不得去西河坝洗个冷水浴，红男绿女，躺在树林深处，饮酒吃瓜，管弦杂陈，玩一个畅快”。[10](P30-34)另外春秋晴朗的天气日子，迪化等城市的维吾尔族人则多聚集到郊外，谈笑风生，集体跳舞游玩。
民国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意识的增强，各民族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虽然各自保持其自己的传统，但相互之间并不排斥，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相互渗透的情况，使城市多元文化变得十分活跃，不仅维吾尔族人的节日盛行，其活动也邀请汉人参与，而且汉族人的节日活动也逐渐为各民族所接受，特别是春节、元宵等节庆活动，有为数不少的维族人、回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族也参与其中。
(三)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抗战中后期，新疆各民族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盛世才执政时期，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政策下，省当局协助各礼拜寺，做了更多有意义的事。譬如各族文化促进会相继成立，其经费来源，不仅是教内的捐课收入，会立小学校，遍布全疆，数目超过公立小学五倍。各族文化会的文化活动，也各有特色”。“其他电影、晚会、壁报、歌咏等，各族文化会经常活跃，吸引着大量观众”。[10](P30-34)“十四宗族在迪化各设有文化会，附有俱乐部，礼堂宽大，每逢节日，或纪念日，星期五六及星期日，当举行歌舞游艺，表演话剧，放映电影，公开售票。初到新省之人，对于维吾尔族歌舞，特感兴趣，由此可以认识其文化。另有文光、西北二大戏院演唱京剧及葵腔，观众多为汉回二族。除归化族文化会外，共设戏院及音乐部内均为男女分座，对于携眷前往者颇感不便”。[16](P14-15)由于文化政策的开放，迪化城市文化呈现出多民族、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苏联对新疆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迪化等城市的居民生活习俗和社会意识方面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晚清时期，许多人视洋货为奇技淫巧，但民国以后人们逐渐接受外来的各种产品，甚至把使用洋货作为时髦的一种表现，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和思想文化也逐渐发生变化。新旧杂陈，各种习俗并存，成为民国时期迪化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当时就有人用“新旧南北极”来形容这种状态，他们甚至认为：“大体很难找出一个同样的地方，其风俗人情，新旧对比有如迪化一般强烈的。讲新，归化人是完全欧洲风味。最长而又数目最多的南梁大街，下半段是他们的居住地。每当清晨傍晚，一双双，一对对，全是他们。爸爸是汉人，母亲是归化人的所谓‘二转子’家里，年轻的汉人常被欢迎而流连忘返，学学俄文，开上留声机，过过跳舞瘾，是太平常了。尤其是夏季尽情找快乐的郊游，只要你不太令人讨厌，总是被欢迎参加的。她们，包括纯粹的归化人，爱社交，尤爱音乐跳舞，留声机和‘吉他’(一种七弦琴式的乐器)是每家必具的。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常举行音乐歌舞晚会。多数仍笃信旧希腊教，‘巴斯加’(复活节)去道贺，得与每个人打响吻，吃了茶点出来，口袋里还装一二个红蛋。讲旧，回胞妇女直到今天，出门还蒙着面纱，听说过去如抛头露面在街上走，阿洪(等于牧师)的皮鞭子便找抽不误”。[16](P14-15)这种新旧杂陈的现象在迪化城市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迪化的政界、军界和文化圈中，娱乐生活也较为时尚、开放，从西方传入的交际舞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场所。“迪化虽然没有商营舞场，可是有家庭舞会、新生活晚会的舞会、青年服务社每周的交际舞会、西北文化沙龙的周末舞会，以及省当局招待外宾或地方首长的舞会。舞会虽然不能与京沪媲美，不过多少也可点缀点缀迪化市是进步了，是欧化了！舞时有的以留声机供给舞的乐曲，有的以收音机作了步伐的节奏。再有比较阔绰的是以乐队伴舞。”[20](P7)
民国中后时期，新疆城市在文化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各民族在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特别是新文化都持开放的态度，因而城市文化变化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多彩，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使各民族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相对较强。①
(四)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与变化
在农业时代，传统城市缺乏公共文化空间，部分佛教寺庙、道教寺观和清真寺往往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近代以后，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公园作为一种新式的公共空间开始在一些重要城市中相继出现，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开埠通商城市就较早出现了公园。新疆城市公园的建设走在全国前例，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新疆省当局重建迪化城市时就开始规划建设公园，将迪化河西的潴水海子改建为公园，命名为“鉴湖”，对社会各界开放，以供官绅和各民族人民游览。清末新政时期，为了丰富迪化城市居民的生活，当局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整修扩建了迪化城郊水磨沟风景区，将其改建为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公园。1921年新疆省当局集资十余万元，在迪化城外西大桥侧修建一座新的公园，占地数十亩，公园建成后，命名为“同乐公园”，“其地茂林清泉，沉静雅丽，在池沼、亭榭、画艇、雕阁之属，中西参半，为新省首屈一指之名园。每届春秋佳日，仕女如云，熙熙攘攘，甚形热闹。抑首西视，则为红山嘴，山岩壁立，颇为奇兀”。[8]1935年，新疆地方当局又在迪化“修筑市立第一公园及附设物产博览会。公园位于城西南郊外，距城3里许。春闻市政府以省票五百万两修筑园内房舍，本届四一二纪念日，并于园内附设物产博览会。罗致丰富，开新疆博览之新纪元。此外市府最近拟将电灯公司收为官营(电灯公司为商人杨德元所创设，现有电灯五百盏，以磨电机马力过小，不能扩充)，并拟继续建筑市立第二公园及第一医院”。[21]1943年迪化市政府又分别在南门和督办公署门前建设广场，[22](P41)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公共活动空间。
民国后期，迪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拓展，1948年，迪化的公共文化场所主要有四处：一是中山公园(西公园)，“位于城西乌鲁木齐河之左畔，距城约一公里，步行约半小时左右可达，坐六根棍(马车)车资法币五万上下，诚为市民及穷小公务员消春圣地。园内树木从密，绿茵遍地，水渠纵横。有茶社可品茗，有动物园供观赏。每逢假日，游人如织，各族士女麕集。无城市之叫嚣与烦扰，小民有此幽雅园地，亦云幸矣”。[23](P10)“乌鲁木齐河畔之西公园，内有数目花草，珍禽奇兽，风景佳丽，市民前去游览者亦多”。[16](P14-15)二是红雁池，“位于迪市东南方约九公里，秃山谷中一大水湖。地方当局正努力建设水利工程，做为蓄水池，灌溉农田。湖内水深处约六十公尺，鱼类繁多，有渔公癖者，可垂钓岸边”。[23](P10)三是水磨沟，“位迪化东北方约六七公里，有名曰‘香泉’之温泉浴池。设备简陋，污秽不堪。山谷间小溪直泻，水磨转动，以此为原动力。溪旁古树林立，野鸟筑屋其间，莺声燕语，悦耳可听。山脚旁有泉水数处，或自半山腰中洩下，或自地面涌出，堪称美景”。[23](P10)三是乌拉拜及燕窝，“皆位于迪市南方约十至十五公里不等，乌鲁木齐河之右岸。树木从生，野草闲花，触目皆是，绿阴深处，可作舞蹈场所，花草从间，可作野餐席地。每值假日，上述各处，莫不车水马龙，往返穿梭。歌乐之声，不绝于耳；杯光盘影，酒香肉味阵阵吹来，真令人垂涎三尺”。[23](P10)其时尽管时局已经非常混乱，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但迪化的上层社会仍然“浸沉在纸醉金迷浪潮里，花灯出时，在城内到处是迷醉的歌声舞影。旭日东升后，有那么些郊游汽车，马车，自行车……，拖载着西装革履的老爷少爷，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去游春”。[23](P10)
(五)电影等新式文化娱乐生活的引进与发展
在迪化城市居民的新式文化娱乐生活中电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电影作为一种集表演、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从一引入新疆开始就受到迪化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对迪化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观念生产了重要的影响。早在清末，西方外交官就将电影带入新疆，但只有少量的上层中国人才可以看到以宣传西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电影。直到1932年才有中国人自办的新疆第一家电影院——德元电影院在迪化诞生，电影始公开面向社会大众。德元电影院建立之初设备十分简陋，但可容纳200多人，主要放映外国无声电影。[24](P60)1934年后，德元电影院新添设备，开始放映国内有声电影，包括《孟姜女》、《壮志凌云》等影片。[25](P206)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除从政治方面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外，并从文化等方面加强对新疆的影响。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摄制教育电影供新疆人民观览”。该决定指出：“新疆维自民国初年以来，因政治不安，交通阻塞，与内地颇为隔阂，现教育当局为促进团结，普及教育起见，特令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将中华民族之构成，中央政府之状况，关内之名胜、建置，一切攸关国防、经济、文化之建设，制为影片，以供新疆各民族之观览教育与文化。”[26](P22)
1944年迪化城市区共有三座电影院，分别为政府、民间商人和俄国人所开办。“新疆省政府社会处组织电影院，其机件可移动，以便于其他会场中放映。所映之影片，包括建设新疆及人民对于政府信仰等”。新疆电影院为俄国人所开办，设于迪化南关，“其放映之影片全属俄国电影，包括俄国之建设，及人民之生活习惯等情况”。天山电影院为中国商人开办，设于迪化北街，“其建筑情形较其余两家电影院壮丽，所放之电影片多注重于爱情等方面”。由于迪化与内地距离遥远，“故内地之电影片无法运输至迪化，因此所放映之电影重放次数甚多。惟新疆电影院则影片较多，故人民观者颇多。迪化之电影票价甚廉，每票新币一元(合法币五元)幼童可免而入”。[27](P6)1947年，迪化的电影放映“有国防部联勤放映第三队及第十九队，商办的有偶尔演出的西北影印公司、中国旅行典型社、西北文艺社等。过去，放映队影片缺乏，很少放映，最近，因为张文白先生返新时带来新放映机，天字第一号即‘莺飞人间’等许多新片，以致西大楼所主办的周末晚会，也就是生色多了，沪迪班机开航后，这儿的影片或会不虑匮乏。不过，好看片子是很难得的事，要大众化，就更难了。以致晚会所发的赠券，分配到每个机关里的，每次都有七八张，但这几张票永远是关于首脑们的，小职员，根本不必想”。[23](P10)电影对迪化等城市的居民思想观念产生了非常直观的视角冲击和思想影响，特别是对青年群体的思想行动产生重大的影响，一部新的电影有时会改变部分人的生活观或行为准则。
民国时期，迪化城市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虽然较前有较大的变化，但对于从内地来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仍然感到不满足。在他们看来，“戏剧不成话，电影难得赏，唯一报纸消息太少”。[28](P35-36)“平常生活，衣食住、工作在物质上，求其满足外，更需要一种精神之快乐，庶觉生活之有价值。迪化之衣食住，吾人尚能安之，至精神方面，终觉不适”。“惟偏僻鄙陋，耳目极苦，书报寄过递，已实不易，当局以复百端扣留，是智识方面之苦。举城无一娱乐机关，孤陋乏味，是精神方面之苦”。[8]“迪化虽无剧场之设，幸尚有京戏，时于庙会中观察之”。不过这些内地知识分子对迪化的艺人看不上眼，认为他们“艺多浅薄，优孟衣冠，粉墨登场，聊胜于无聊而已。除京戏外，尚有所谓梆子、迷胡子等，表情颇能入神，惜辞句欠工，有伤大雅。其音咿咿为秦腔之一种，恐由甘肃省所流入也”。[8]这些来自内地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以内地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新疆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因而有着居高临下、格格不入的感觉。不过对于迪化的城市居民而言，这些戏剧仍然具有较大吸引力，丰富着他们的生活。
三、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出现若干变化。由于中国幅员广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不同区域的变化也会有着相当的差异性。新疆是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也是多民族居住区，与外部的交通不便，因而新疆的变化程度在整体上相比东部沿海沿江地区要低，变化速度也相对较慢，但这种变化在数十年间积累起来，其实也十分明显。而在新疆，由于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而部分城市的变化慢，部分城市的变化也并不慢，以迪化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在民国时期的变化相比新疆其他地区就较快、较为明显，一方面迪化受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更多、更大，另一方面迪化受到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也较为直接，在两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迪化城市居民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和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与内地城市的变化具有趋同性，又具有新疆的区域特点，其民族性和多元性更加突出。另外，新疆相比同为中国西部边疆的西藏，城市的现代化变迁要剧烈得多，这与新疆的地理区位、自然气候条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疆虽然位于中国的西部边疆，但与内地和外部的交通联系远比西藏更加便捷，民国时期现代化的交通——铁路、公路和航空在新疆都有较好的发展，新疆与内地和苏联的经济、文化联系也相对较密切。另外，一个重要的自然条件也为新疆的开放创造了条件，即新疆大多数地区的海拔不高，平均海拔为1000米左右，不存在西藏高原那种空气稀薄，外地人到西藏之后会出现身体极不适应的高原反应现象，因而自然地理条件促进了新疆与内地及苏联等国的人口流动。此外，新疆在晚清建省后，从制度上保证了新疆的内向性和统一性，“新疆以其地位占中国之最西端，中央政府之政令果能普及与否？是一般人士之所疑。然据实见判断之，政令确能普及于之地。”[29]因而民国时期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放性远高于西藏，内地对新疆的影响也远超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山北麓东路地区城市居民的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并呈现出民族多样性、多元化、新旧杂陈等特点。
注释：
①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动乱时期和40年代“三区事变”后的数年间，新疆城市遭到巨大破坏，居民的正常生活被打乱，因而谈不上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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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