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上传承着古老的萨满教传统，它的“家庭萨满教”与“典型萨满教”很突出，并与楚克奇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前苏联时期，楚克奇人经历了来自上层的反萨满教运动、集体化运动、重新安置住所、“科学”养殖驯鹿等外来“进步”和“文明”的冲击，楚克奇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萨满教实践和传承也失去了社会支撑。苏联解体后，楚克奇人萨满信仰开始复兴，这些与楚克奇社会的重组关系密切。楚克奇人萨满教及其变迁的案例，对于我们思考当今的萨满文化遗产，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萨满教；西伯利亚；楚克奇人；宗教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3-0073-07
收稿日期：2016-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萨满教的研究历史与发展现状”(项目编号：10BZJ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冬敏(1989-)，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北京102488
一、传统楚克奇人
在东北西伯利亚地区，楚克奇人是古亚细亚语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其他还包括科里亚克人、尤卡吉尔人、伊捷尔缅人。大部分楚克奇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马加丹州楚克奇自治区境内，还有其他楚克奇人分布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下克雷姆斯克地区，以及勘察加边疆区域科里亚克民族自治区中。据1879年统计，楚克奇人总数为11751人，楚克奇人口一直变化不大，1926-1927年为12364人，1979年统计约为14000人[1](P270)。
东北西伯利亚的自然环境相比其他西伯利亚地区更为恶劣，它是西伯利亚最为原始的地区，当地人还不知道金属的使用，所以当俄罗斯人带着先进的装备和武器来到此地时，发现他们处在一个石器时代的发展环境中[2](P69-70)。在俄罗斯人进驻之前，楚克奇人内部就冲突不断，据称，他们性情残暴，每杀死一个敌人，他们就在自己的胳膊上纹上一个点[3](P177)。1644年，在科雷马河岸俄罗斯人首次遭遇楚克奇人，不屈不挠的楚克奇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经过长达120年的流血战争俄罗斯人也未征服他们。直至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宣布结束东北西伯利亚地区无意义的战争，当地的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由此才得以延续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生活，直至20世纪初。
楚克奇人，根据生活方式的不同，分为沿海楚克奇人和养鹿楚克奇人。沿海楚克奇人或多或少地过着定居生活，猎捕海兽在他们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海兽肉是人的主要食物，兽皮和海象牙制作成各种工具，鲸鱼骨是建房子的主要材料。沿海楚克奇人群体围绕兽皮船组成，包括族人和非族人，这些群体成员都住在同一个村庄，共同狩猎，并按一定的规则分配猎物[1](P282)。养鹿楚克奇人则主要过着游牧的生活，养鹿楚克奇人吃的主要是驯鹿肉，穿的是鹿皮缝制的衣服，住的是鹿皮做成的帐篷。养鹿楚克奇人是驻扎营地的联合体，由住几个帐篷的共同放牧鹿群的4-5个家庭组成，也包括非族人[1](P282)。
楚克奇人不实行同族禁婚制度，没有氏族名称和氏族管理机构，进行社会管理的是“家庭群体会议”。楚克奇人的婚姻制度和毗邻部落不同，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群婚，主要指的是不属于同一个营地的两到三个表兄弟，有权利和彼此之间的妻子发生性关系[2](P73)。一个男人可能有多个妻子，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帐篷和鹿群，用于供养自己所生育的孩子。楚克奇人的性关系曾经受到外来的欧洲基督教的误解和利用。实际上这不是男女的乱交，是有限度的，是受到风俗习惯允许的，它增加了社会凝聚力，并为和平或战争环境下群体之间的彼此援助提供支持。
二、楚克奇人的萨满教
(一)神灵观
1精灵世界
在楚克奇人看来，形形色色的精灵遍布天地，它们看不见、摸不着，能大能小，经常变化，过着和人相仿的生活，也养鹿、狩猎、结婚和生儿育女。楚克奇萨满曾这样告诉博戈拉兹：
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有生命。灯会四处走动，房间的墙会发出声音，甚至夜壶也有独立的场地和房间，装在袋子里的兽皮会在晚上交谈，躺在坟墓里的鹿角会在夜里走出来，排着队绕坟堆行走，死者此时也起来拜访生者[4](P59)。
对人类有害的是恶神，恶神千方百计地捕食人的灵魂和躯体，人的疫病、灾祸均源于此。博戈拉兹还从楚克奇萨满那里了解到，“人们简直是四面受敌，时时刻刻都有精灵在暗中张开血盆大口，游荡寻食。前后左右，人们都得祭拜、供献：向这些精灵祈求庇护，向那些精灵恳请宽恕。[5](P148)”
对于由恶神引起的疾病和死亡，需要萨满来进行周旋、战斗，以祛病禳厄；也需要他们许愿、献祭，取悦恶神。和其他北方西伯利亚民族相似，萨满会在简单制做的木制或石制神偶的嘴巴上，抹上献祭动物的血和肥油，所用的动物主要是驯鹿和狗。此外，楚克奇人认为护身符、咒语和各种仪式可防止疾病，保证狩猎丰收和鹿群平安。护身符有特殊威力，能抵御恶神，所以楚克奇人的衣服上缀着护身符、住房和生产工具上挂着护身符，兽皮船和生活工具上也都画着护身符[1](P284)。
2主要神灵
除了形形色色的精灵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有能力的神，山有山神，林有林神，水有水神，它们不仅要对居住在它们那里的小神负责，还要对所有活着的动物和植物负责。居住在那里或邻近地方的人，要利用那里的生活资源，所以就有必要和使用的东西相沟通，还有必要和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操纵各层宇宙的存在者相交涉，它们都拥有神灵的身份[4](P60)。对沿海楚克奇人来说，海象神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神，是萨满可以召唤的神，这点在楚克奇神话中也有所体现。在楚克奇人那里流行的埃万萨满故事中，埃万萨满被别的海岸的人们抓住，为了逃跑，他在晚上朝向大海呼唤海象神，立刻不计其数的海象涌向海边，给他铺起一条海象之路，踩着海象头，他逃跑了。在邻近埃万部落时，两只海象把他载过去，最聪明的海象首领负责护送[6](P9-11)。
(二)萨满教特点
1家庭萨满教
根据博戈拉兹的看法，楚克奇萨满教是“家庭萨满教”，“仍然处于萨满教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也提供了萨满教“最典型的、质朴的、原始的”形式[7](P73)。直至20世纪初期，这种古老的萨满教仪式在楚克奇人和科里亚克人那里仍十分流行。每个楚克奇家庭都有一把鼓，户主会在多种仪式中使用这把鼓。楚克奇人有一种习俗，每逢举行家庭仪式，为了与神灵建立联系，一家人要依次敲鼓，这样做是他们的义务。古老的“家庭萨满教”形式中，男女享有同样的宗教和仪式“权利”，甚至女性比男性更受青睐。
2萨满行当中的个人
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全部西伯利亚部落来说，男性在个人萨满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十分常见。当时的民族志和游记，主要记载的萨满降神会都是由男性来主持而非女性。原因之一有可能在于“个人”萨满教更容易见到，而“家庭萨满教”则更为隐蔽。尽管男性在个人萨满教中占主导地位，那些进入到萨满行当中不多的女性，通常被视为“萨满行当中的主导人物”。一位楚克奇人曾这样告诉博戈拉兹，“女萨满并不需要经过训练，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位萨满。[7](P283)”楚克奇人中经过挑选的萨满还会给亲属或其他人提供神药(sacred medicine)。
3异态萨满
在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那里，还有异态萨满，通常表现为男萨满“变身”女性。他们通常在幻象中接收到“神灵的意志”，要求他们更换性别。萨满们的异态表现程度不同，从简单穿女性的衣服，到“完全的性别颠倒和半阴阳。”有些异装癖的萨满会和同性别的人结婚，通常建立真正的同性性关系[7](P76)。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举止上改变，仍会继续和妻子生活，同时还找一位同性神灵做自己的“配偶”。这样的“变性人”被视为最有能力的萨满[7](P283)。这些异态萨满，意在通过“女性力量”的“喂养”，来升级和加强他们的“巫术力量”，一般说来，他们都拥有更为突出的萨满法术。
(三)萨满入门和技能
1楚克奇萨满的入门
楚克奇萨满，一般是在他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时，经历萨满的召唤，大多数时候召唤是来自萨满内在的声音，他们由此得到命令去与神灵建立联系。如果这个被选中的人拖延的话，萨满的召唤可能显现为一块路边的形状奇怪的石头，或者一片飘过的彩色羽毛[7](P73)。此外，召唤萨满的神灵也可能亲自显身。萨满的召唤来得突然而含混，使得不懂行的新手不那么确信，他会感到“害臊”和害怕，失去对日常生活的全部兴趣，不愿意工作，不愿与人交往，没有胃口，嗜睡。要么待在帐篷内从不外出，要么会在狩猎远征时或放牧鹿群时逃离。一般来说，年轻人极其不愿意领受神灵的召唤。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人，“神灵”的召唤则主要在他遭受各种不幸、危险和旷日持久的疾病中显现，比如突然失去家人和财产等。那么，别无他法，他只得求助“神灵”。通常认为，只有在神灵的帮助下，情形才会有所改观[8](P56)。
2楚克奇萨满的技能
不管是新萨满还是有经验的老萨满，他们与“神灵”交往的方式都是敲鼓和唱歌。敲鼓，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新手在能敲好之前，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这尤其需要表演者的忍耐力，唱歌也是如此。在仪式现场，通常仪式会举行几个小时，期间萨满举动异常狂野，中间少有停歇。这些在仪式中的表现需要极强的忍耐力，以及从极端兴奋的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经过长期训练得来的。其他训练萨满灵感的方法，还包括禁食油腻丰盛的事物，控制食量，在仪式期间，更要完全禁食。
腹语口技被视为楚克奇萨满专门的“巫术技能”，他们对此操作十分娴熟。在仪式现场，观众可听到源于高空某处的声音，它逐渐接近，然后犹如风暴一般穿透墙，进入地下，并消失在地的深处。其中，这里面包括各种动物、鸟和昆虫的声音。在肚子上捅刀子是另一项萨满惯用的巫术技巧。一位女萨满在她12岁儿子身上就使用过这一技巧。她用刀子在他肚子上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血从口子涌出，流了一地。女萨满弯下腰开始舔舐伤口，几分钟内男孩的肚子再次变得平滑和干净。这种技巧在“萨满教手术”中占据重要角色。萨满他们以巫术的“刀子”切开病人的肚子，然后“取出”病痛，或放进去一个丢失的灵魂，最终念咒语来治好伤口[7](P76)。
三、苏联时期楚克奇萨满教的变迁
(一)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萨满教衰退与断裂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俄官方在民族区建立了多所学校，学校的建立，为抵制萨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萨满，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受到苏俄的强烈谴责，苏俄指责他们，阻止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参加合作组织，并不许孩子上学。有一位1932年被派到楚克奇地区的新学校校长，说当地萨满告诉他，学校以及俄国人的气味，把狩猎的海兽都吓跑了[4](P25)。在这场抵制萨满的活动中，学校鼓励那些参加俄国学校的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报告当地萨满的活动，并写文章和戏剧表演来嘲讽他们[2](P338)。
苏联时期的学者，也不把萨满教与传统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生活和节日习俗关联起来进行整体考虑，而是开始以“意识形态”“阶级”的论调解构萨满教。当时很多苏联的学者认为，萨满对新政权的抵制表现，一方面在于维护楚克奇社会中的“富人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唯恐失去他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地位。因为楚克奇萨满除了常规的治病活动外，还通过一些“人为的表演”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初级的欺骗”意在用他们的萨满能力使部落内的成员感到敬畏。另外一个用来建立他们声誉的工具是当地民俗，这些民俗中的大部分代表了萨满的利益，是一种对当地人实行的“意识形态上的操控”[7](P273)。
在楚克奇人的萨满教那里，被动地发生了速度和力度太过强劲的文化巨变，于是文化断裂状况出现了。同时，萨满文化也表现出某种抵触、抵抗和迂回生存的状态。
(二)萨满教的碎片化
1集体化运动的逐步开展
集体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遭到了楚克奇人的强烈抵制，不管是内地的游牧养驯鹿的楚克奇人，还是沿海定居猎海兽的楚克奇人。因此初期的集体化运动只能在那些俄国人集中的地方开展。至1939年，沿海楚克奇人有95%的人口在集体化组织中登记注册，而驯鹿楚克奇人的比例仅达到11%[2](P339)。所以，直至40年代初，绝大多数养鹿楚克奇人仍在坚持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游离在集体化系统之外。还有一些沿海楚克奇人，为了逃避集体化运动，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而加入到内陆牧养驯鹿的行列之中。
二战结束后，苏联就竭力推进楚克奇冻原地带的集体化进程，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几乎全部牧养的驯鹿都属国有。在北极圈和白令海峡沿岸，苏联合并了牧养驯鹿的集体单位和沿海捕猎海兽的集体单位，而成立了混合“农场”。所以很多沿岸楚克奇人的住所被取消，他们被重新安置到其他住处。在被安置的那些大的地点，并不需要他们的传统技能，所以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2](P366)。1953至1967年，楚克奇“民族区”样貌改变极大，尤其是东北海角处，那里主要的职业是捕猎海兽。这里的楚克奇人由原来的50多个住所——小的集体化单位，合并为12个大的集体化单位，后来由此成立6个“农场”，其中5个为国营[2](P367)。
2外来人口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随着楚克奇民族区集体化和国有化进程的推进，外来力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在东北西伯利亚那里，建立了约250个军事设施点，雷达站的建设以及军事力量的配置，对当地人的自然环境和土著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破坏。1945年后，为了满足此地金矿和锡矿开采所带来的电力需求，建立了核电站。在这片楚克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因这些发展而发生了巨大改变。航空业的发展使此地与外界的交通更为便利，至1979年，从西部来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外来者，总计达126374人，占楚克奇民族区人口的90%，其他约10%的土著民，包括11292楚克奇人，1278爱斯基摩人和1000埃文人[2](P367)。
3年轻楚克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东北西伯利亚民族区的族群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多数年轻的楚克奇人，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来自沿海狩猎群体还是内陆养鹿群体，而这两种区分是楚克奇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分别。总的说来，集体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养鹿楚克奇文化比猎海兽楚克奇文化更占上风。楚克奇人对他们地名的称谓Chawchu(“拥有驯鹿”) 除了那些在半岛尽头的楚克奇人之外，几乎被全部楚克奇人所接受。另一方面集体化的发展使很多土著民转向城市生活。1970年，在阿纳德尔和普罗维杰尼亚这些东北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中，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约占10%。他们所占的比例仍在增长，因为年轻人越来越拒绝那些传统职业，更愿意参加“现代”的工作，他们也越来越认同苏联的社会文化规范[2](P368)。
4转入地下的萨满教活动
楚克奇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在苏联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萨满教的社会支撑被打破，但它仍以私密的、见不得天日的地下状态存在。民族学家季莫申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遇到过一位楚克奇老萨满瓦尔吉珍。他们首次相会时，季莫申科极为质疑老萨满的活动，但不久他就转变了看法，他“真正看到了老萨满的能力。”有一位萨满的女儿，她晚婚，怀孕艰难，连医生都放弃了，告诉她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孩子。这个女儿受过“现代教育”，以她自己的说法，她“并不相信任何萨满教的技巧”，但走投无路最终还是去求助父亲。老萨满为他女儿举办了一场仪式，他首先升到“日出之处”，接着去“至高支配神”那里，让它赐予女儿一个孩童的灵魂。季莫申科从老萨满那里了解了仪式的相关情况，在上层世界那里，萨满看到一个大房子，“支配神”就住在那里。在房子附近有很多小孩的灵魂站成排。这些都是已死的人的灵魂，它们在死者的领地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接受来自“支配神”的管理。仪式举办后不久，他的女儿就怀孕了。
楚克奇老萨满的活动，引起了苏联官方的注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官方没收了他的萨满器具。没有炉灶用来烘干鼓，于是萨满就用小铁炉子。他新做的鼓是木框架、骨把手以及用海象皮扯紧蒙在鼓架上。鼓槌则用的是一长截鲸鱼骨。仪式刚开始，这位老人通常闭着嘴巴发出“哞哞”的声音，接下来会吸进很多空气。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浑身出汗，脸膛很红。他的最有能力的助手神是一只蚊子，它通常会把病人的疾病“吸出来”[7](P330-332)。
四、苏联解体后萨满文化复兴的尝试
(一)社会萧条与虚弱的土著民
阿纳德尔和普罗维杰尼亚是楚克奇自治区的两大城市，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经济萧条和人口锐减，城市生活黯淡。距离普罗维杰尼亚十英里远的新查普利诺是一个混合了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在这里的新村庄，村领导人、医生、警察和学校领导都是俄国人，新住所并不适合土著民，这里离渔场和鲸鱼迁徙路径都很远，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狩猎，而只得在工厂和商店里面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苏联解体后，大批俄国人“逃跑了”，他们“杀掉驯鹿，带走能带走的所有东西”，年轻的土著民也离开这里去外面找工作。安娜在新查普利诺拜访了当地的土著民，他们告诉她，如今买不到汽油，当地人又重新开始学习如何驯服狗拉雪橇。他们用木板拼凑成的雪橇既小又摇摇晃晃，全然不似博物馆展出的那般长而精致[3](P194)。
在冻原地带的养鹿楚克奇人那里，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不再提供对养鹿业的支持，在私有化进程中，楚克奇的驯鹿头数锐减，从1980年的54万头，减至2000年的不足10万头；驯鹿放牧所雇佣的职工也从1976年的2272人，减到2001年的837人；村庄人口也大量外流，在2001至2002年，38个村庄中有27个村庄有人口外流，有些村庄流失了80%的人口(平均流失19%)[P9]。
2000年初，在阿纳德尔，英国学者安娜找到当地的导游，提出要拜访养鹿楚克奇人，被导游拒绝了，导游提到那地方太潮湿了，去那儿的汽油也太贵了，那些放牧人都是未开化的人。“太难闻了！那些人太脏了！他们每天都在寻思怎么搞到酒喝，而不是你想知道的萨满玩意！”“他们的文化？在博物馆那里有个帐篷！你可以去那里，还能睡在里面！[3](P189)”
(二)社会整合的尝试
苏联解体后，为了重建本土经济，各自治区开始尝试建立“游牧氏族公社(obshchina)”，这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和“其他从事传统经济产业的人员”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公共机构，它是以氏族为基础的社区。这些公共机构或氏族公社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维系和复兴“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像其他企业一样，将其产品用于贸易活动。如此，经济的复兴与本土族性的认同与文化诉求就连接在一起了[10](P85)。伴随着改革，这里出现了争取民族权利的运动，并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一时之间，“公社”(obshchina)这个称呼使很多激情分子为之热情高涨，认为它是解决“少数民族”存在问题的灵丹妙药，它除了经济功能外，最重要的是，还被视为是一个自治的、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公共机构，代表了保护与原住民特殊经济方式相关联的精神世界的手段。
2000年俄联邦政府颁布有关“公社”(obshchina)的法令，目的是为了“守卫原著民对当地的居住权”，楚克奇村民由此掀起了一股建立“公社”(obshchina)的狂热，尝试通过公社的建立，从而重新组织起分散的养鹿楚克奇人。但实际情形要困难得多，楚克奇自治区冻原地带的驯鹿放牧业，也在尝试“公社”的建立，从而重新组织起分散的养鹿楚克奇人，但由于“公社”(obshchina)法律地位的含混性、自治区政府的不支持，以及费用、市场的风险，人们不知道它如何发挥作用，这种新兴机构的建立困难重重。
(三)断裂萨满文化的接续
现在仍旧活跃的传统萨满已不多见。苏联解体后，当人们重新思考萨满教和民族发展问题时，尴尬地提到，戈尔巴乔夫允许我们进行萨满活动，但是如今谁还愿意做呢？还剩下谁能做呢？苏联时期几十年的反萨满教宣传，使很多西伯利亚当地人质疑萨满的治疗；受神灵召唤的萨满，因为害怕苏联官方的强迫“治疗”，而一直不接应萨满神的召唤，于是备受神灵的折磨。人们一方面不再对萨满治疗抱有信心，同时由于当地医疗水平和医疗供应有限，对现代医疗的信心也未建立起来。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当地人不无惋惜地念叨过去大萨满的名字。
在当下，当本地人试着理解他们身边的世界，寻找族群认同时，再次需要传统的世界观和精神支撑。在萨满教传统断裂的地区，则只能依靠阅读早期欧洲旅行者所记载的有关萨满教的内容，与老人交谈来获得萨满教信息，并定期举行宗教和文化展演的方式，来接续上断裂的本地信仰和文化。
一般而言，现今的萨满文化，与特殊空间紧密联系的情况在退化，与社群关系的密切度在退化，它很难代表社会整体的意识力量，合法地控制或救援他的人民，为他们提供繁荣、丰产和军事成功的保障。换言之，它赖以生存的传统结构，无论是其内部的文化意义结构还是它与社会环境的镶嵌方式，都发生了脱节、散落的情况，碎片化的萨满遗产是萨满教自身发展到碎片化阶段的写照。
五、结语
传统楚克奇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生活和节日习俗，彼此关联镶嵌在一起，这样一个整体，共同创造了楚克奇人的社会秩序，构成了楚克奇人的文化和凝聚力。楚克奇人的萨满教，就嵌合在民族历史和社会语境当中。每个楚克奇人都可以参与到宗教生活中，这种“家庭萨满教”和“萨满教特点”，使楚克奇人的萨满教形态有别于其他西伯利亚部落当中的萨满教。楚克奇人对于到达他们那里的基督教会反应很不积极，几乎全部的楚克奇人直至20世纪初期，还在坚持他们自身的萨满教实践。
苏联时期，东北西伯利亚经历了反宗教运动、集体化运动、强制的住所再安置、“科学”养驯鹿等外来“进步”和“文明”的冲洗，这些“进步”和“文明”不熟悉也不同情当地土著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楚克奇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散，楚克奇人及其文化被整体“改造”。楚克奇人萨满教遗存与实践，也不得不转入地下，退出主流的社会生活，变成隐秘的看病方式。
苏联解体以后，大批俄国人“逃跑了”，年轻的楚克奇人也离开这里。经济萧条、人口锐减、社会侵蚀，都给楚克奇人社会的“重建”带来巨大的挑战。“公社”(obshchina)做为一种粘结当地楚克奇人的尝试，提供了重组楚克奇社会组织的一种可能。如今，楚克奇人的萨满教信仰，和社会组织一样，只是一种碎片化、剧场化的状态，未来楚克奇萨满教的复兴，也不会是单方面的，而是要根植于其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复兴之上。
注释：
①弗·格·博戈拉兹，19世纪末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流亡者，1900年，参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起的杰赛普北太平洋远征，研究楚克奇人的宗教与文化。1901年，博戈拉兹逃离俄国来到纽约，撰写《楚克奇人》。这本书由于它详尽而清晰的讲述，而成为一本民族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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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