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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名的翻译是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环节。此文结合翻译理论，探讨人名翻译的难点。文章的核心在于分析纳西族后洪荒始祖崇忍利恩（纳西拼音为Coqsseileel’ee，国际音标为）名字的不同翻译版本。中英两种语言的翻译传统皆有言及，译名的规范统一更是讨论的重要目标之一。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之名不仅是语音序列，更是满载待传的含蓄意义，只有在翻译时将这种意义尽量完整地传递入目的语，方能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关键词］纳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人名翻译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4-0026-08

收稿日期：2016-05-10

作者简介：邓彧（Duncan Poupard）(1983 - )，男，英国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李兰（1989-），女，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硕士，研究方向：宗教与语言。四川 成都610064

一、译名之难

如果把翻译比作一座矿山，那么人名的翻译如同矿山里一条资源丰富的矿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的翻译学者在这条矿脉上辛勤开采。然而当我们谈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人名的翻译就不再是一条简单的脉络。人名的翻译这一任务关系着一个群体的整体身份和文化认同。正如著名的英国翻译学家Newmark所言，谈及民间传说里的人名，“民族性是很重要的”[1]（P.214-215），因此翻译起来要格外留心。然而也有人认为人名不必翻译，澳大利亚翻译学家Pym就说过：“专有名词不可译，原因很简单：它们不需要翻译”[2]（P.92）。在翻译拼写近似的语言种类时，这种最极端的还原策略尚有些可取之处，当然恰不恰当就不一定了。但当我们面对拼写完全不同的语言，比如在纳西、英、中这三种文字间进行转换时，却无法回避人名翻译这一问题。

名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描述符号承载着丰富的语义信息，因此语义不容小觑。然而还有一种观点是在英语文化里，名字一向只是一种语音序列；名字作为一种标签，被任意与其所指相关联，因此语音才是主要角色。

在许多文化里，名字都满载着语义和符号两种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名字不仅拥有词汇意义，并且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标记。同所有的语言单位一样，名字也是一种索绪尔意谓的符号——它们联系着一个概念（所指）与一个音响形象（能指）。但是符号意义对于纳西人名来说尤其重要。在纳西，人名过去是一种部落和家庭关系的象征。人名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记号，因为人名不单指被命名的这个人，还承载着额外的语义和人类学意义。最早研究纳西的学者之一，美籍奥地利探险家Joseph Rock告诉我们：“所有真正的纳西人都叫和或者木”[3]（P.473-499）。和这个姓代表平民血统，而与之相对的木则是望族贵姓。

然而如上所述，语义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因素。如果名字是指向个人的词语，那么取名时一个名字的读音也是至关重要的。顺理成章地，译者在翻译人名时就绝不能忽略了语音这个重要部分。当年有人反对汉字拼音化的提议，赵元任驳斥对方时扼要地指出了声音和意义的复杂关系：

意义重于声音这一事实却有悖于另一事实，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声音才是意义的载体。[4]（P.7-8）

虽然声音承载意义的说法有更重声音的嫌疑，但赵元任指出了翻译人名时一个核心的悖论：我们如何将声音中所包含的意义翻译到另外一种语音完全不同的语言中去？

在翻译名字这样的专有名词时，我们面临着翻译学的传统分歧：我们可以让读者将就文本，通过读音注释或者拼写转换保留原文本的语音；我们也可以让文本将就读者，依据目的语语音规范改编原名或者再造新名。后者涉及到在目的语当中用最接近的读音创造一个新名，但这样就有可能失去意义能指，或者在目的语中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最老也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名不应改动：“通常，（翻译时）人的姓和名被照搬过去，以此来保留他们的民族性，而假定他们的名字在原文本中不具有隐含意义。”[1]正如Newmark所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转换而不是真正的翻译。在将纳西文学翻译成英文和中文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人名置之不理，因为三种语言的拼写都迥然不同；我们只得要么对人名进行标音（音译），要么将原文名字的字形转换成目的语的拼写（转写），或者想出一种半音半意的翻译。

本文主要讨论纳西人名Coqsseileelee（此为纳西拼音）的翻译，其国际音标为。此人乃纳西传说中洪荒之后的祖先。Coqsseileelee是纳西男子气概的典范，是纳西人的英雄先辈，是纳西始祖，是纳西人的亚当和诺亚合体，因此他也是纳西人身份认同的关键。Coqsseileelee在纳西东巴象形文中往往被标记为一个长着大象头颅的男人（如下图所示）。大象在发音上就跟他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相同。

二、Coqsseileelee取名有意

经罗常培考证，如同大多数的藏缅语族部落一样，纳西过去采用的是宗族父系命名系统[5]（P.349-363）。该系统的普遍特征是父亲和儿子的姓名重叠，具体来说就是父亲姓名的最后一个或者两个音节成为儿子姓名的第一个音节，世代相传，延绵不息。以明代丽江《木氏宦谱》为例，我们不难发现，纳西前12代传奇统治者的名字遵循了一个罗常培所发现的模式，即ABCD–CDEF–EFGH：Coqsseileelee之父（第六代统治者）名字音译为比羡草羡，Coqsseileelee本人名音译为草羡里为（取其父名最后两个音节）。Coqsseileelee之子名音译为里为精于（取其父名第三四音节）。这是他们名字中的第一层含义，即世袭意义，由此可以看出纳西人名清晰地展现了与宗族血统的深切联系。

纳西族学者和即仁为我们提供了当中四个音节的直译：人的良种（和皆为“人”，意为“类/种”，意为“善良/美德”，意即，“人的良种”或“人的好苗”。）和即仁讲述Coqsseileelee的传奇时引述了纳西文学中的一段著名的豪言壮语，是Coqsseileelee自夸其神勇的：“我是开天就九兄弟的种族；辟地七姐妹的种族。我呀！三只牛腿一口嚼，噎不着！三斗炒面一口吞，呛不着！大江冲嘴里，不觉胀！大山装怀里，不觉重！我是——所有的砍手来砍也砍不死的种族！我是所有的锤手来砸也砸不烂的种族！”[6]（P.509）由此可见，在纳西传说中，Coqsseileelee被当做人类才能的典范，真是名副其人也。

这个名字不论是从字面来讲，还是从其代表的血统宗族来讲都是整个纳西族的一个转喻词——因此在翻译时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关键因素。

三、Coqsseileelee的中文翻译

英文人名有标准的汉语翻译，在一些官方的参考指南例如《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便可以查到，然而纳西人名却没有这种标准的中文翻译。在这方面可供查阅的官方资料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人物词典》，《词典》就Coqsseileelee给出了两个词条：“崇忍利恩”是主要词条，“从忍利恩”是备选拼写。

不幸的是，一种备选拼写只是这个特殊名词的冰山一角，因为在汉文文献中的翻译可谓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上文提到过的“草羡里为”可能是该名字最早的汉文音译，存在于明代的《木氏宦谱》中。大多数的纳西经文都是五言，七言或者九言。为了读起来朗朗上口，东巴（纳西族的巫师）有时候在只有四个音节的后面再加上一个。“草羡里为为”最后一个重复音节“为”表示它是名字的翻译，这里重复的（纳西文意为“好”）强调了这位后洪荒始祖当之无愧的美好本性，相当于一个别名。

严复曾感叹道给一个人名找出合意的翻译需要一个月上下的思索——“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位译者翻译这个名字时给出的不同中文版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名字的翻译虽不至于经历了数年，至少也是经历了数月推敲的结果。

在现代中国史上，李霖燦是最早一批就纳西发表大量文章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么些经典译注》[7]，最初成书于1957年，是六册译文的合辑，随后于1977年重新出版为9册译文的增订版。在《译注》中，李霖燦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音译：在《占卜起源的故事》（第94页，译于1946年2月）一文的翻译当中，纳西后洪荒始祖的名字被音译为错若利恩。而在《洪水的故事》（第59页，译于1946年6月）中，该名字又音译为“搓熱利恩”。李霖燦给出的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在读音上很接近，第一个字从四声的错，即“错误”的“错”变成了一声的搓，“搓手”的“搓”，大概是因为前者带有贬义，然而这样就牺牲了纳西降调和中文低降调这种音调类同。另外第二个音节从“若”变成“热”，保留了开头的卷舌音声母，但韵母从变成了。

在此之前两年，也就是1944年，李霖燦出版了一本纳西“象形”文字字典[8]，其中包含了名字。1944年该字典的首印版只出了200本，但1953年又出了重印本（香港）。然此字典并没有给出该名字的中文翻译，只用国际音标注明了读音。字典只简单提到为纳西的后洪荒始祖名。饶有趣味的是，在该字典后来的版本当中，他又给出了跟之前两个版本不同的中文翻译：崇忍利恩，而这个音译过去几十年在中国文学里大获盛名（《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将其列为首选翻译便是证明）。在这个音译当中，最后两个音节没有变化，但是前两个音节却离原来的纳西发音越来越远。最值一提的是，拼音chong的卷舌音声母ch代替了cuo的平舌音声母c，而目前拼音chong已经成为该纳西人名第一个音节最流行的翻译之一了。虽然崇忍利恩这个翻译与原文本相比音、意都不甚对等，李霖燦却通过文学操纵给它附加了意义。崇忍利恩这四个字，各代表了一种可取的品质，逐字为“崇高”，“隐忍”，“利人”和“仁恩”，十分切合纳西传奇英雄的身份。李霖燦从最初尝试音位对等到最终修订版舍音取意，到最后在中文读者里给这位纳西英雄取了新名，与自己起初更加贴近原文读音的翻译渐行渐远。

值得一提的是，傅懋绩把该名字音译为“措哉勒额”，最早用于纳西创世神话1948年译本当中[9]。笔者认为在所有各式各样的汉语翻译当中，这应该是最接近纳西原文发音的。但不足为奇的是，因为缺乏语义内容，不符合传统中国人名的需要，这个版本在后来的翻译中并没有流行。

在之后的文献当中，我们接二连三地看到了更多不同的翻译，似乎每一位译者都视为该名字创造一个新的译名为己任；这几乎成为准纳西学者的入行仪式了。然而，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纳西文学国家级翻译项目，长达100册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该名字的翻译采用了李霖燦的最终版本“崇忍利恩”，无形中为该版本增添了分量。

假如将该名字的翻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轨迹画成一副共时图，笔者认为可以看到一种引人注意的趋势。不难发现，整个趋势是从Catford的语音翻译（“限制翻译的一种，在翻译文本时用目的语语音代替源语言语音”[10]（P.56））转向重新取名，创造出一种音意杂合的标示词，与原来的纳西名字不同却仍有关联。归根到底，汉语的译者们将该纳西名字的翻译塑造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异域”但语义内容丰富、符合汉族取名传统的名字。

实际上，汉语的译者们普遍认同的只有对该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的翻译——译为拼音“en”，而且这个拼音在发音上还不等同与纳西的。拼音“e”可能更为接近，正如傅懋绩和纳西族作家沙蠡所用的版本一样，但“恩”在汉语音译中却被多次采用，因为Coqsseileelee的最大特点便是他的恩德。

从学术著作和翻译文学中我们可以找到纳西名字不下17种不同的汉语翻译，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带有附加音节的变体。同一个名字出现这么多种不同的汉语翻译显然不是理想的局面。毕竟，纳西原文唯一的两种变化就是最后的两个附加音节（人）和（善良）。四个词素的基本发音顺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至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就是翻译的统一规范。单个文本保持自身一致固然不可忽视，但后殖民主义翻译学者在谈及将爱尔兰文本译入英语时，曾指出将下属语言文学译入主流语言时，翻译的统一规范尤其重要。“因为一个名字代表一个特殊的指称对象，名字不断变化，会让人觉得指称对象不确定，进而怀疑这个名字指的不是同一个对象[11]（P.228）”。译名不规范会导致读者无法正确理解在不同文本中提及的同一人物或事物，也正是这种名字翻译中出现的语音和拼写的不确定“降低了……该类文学之译文的可接受性。”

多种多样的翻译，中英译文中的新名（英文通过中文进行的间接翻译）都抹杀了纳西文学的互文性。Coqsseileelee是纳西神话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且出现在许多仪式文本当中。因为翻译不同，每一种翻译都自成孤岛，Coqsseileelee不再是纳西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喻词，更体现不了纳西文学文本互通有如织锦的特色。假如纳西文学想要融入世界文学的篇章，那么我们对于怎么称呼其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必须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沙蠡就曾对此感慨，译者应该有规范的翻译实践：“采用哪套标音方法，应该有所要求，不能你用一种，他用另一种”[12]（P.48）。用沙蠡的话来说，如果我们都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那么东巴文化最后的结局就是神兽四不像，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

四、Coqsseileelee的英文翻译

纳西学的英文翻译摆着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这个领域包含着中西两种不同的传统；每一个纳西人名的翻译实际上都是被两头拉着跑。

译入英语的译者可能不会读或者不会说纳西文，因此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借助于汉语的文本（特别是在翻译有关于纳西的中文文本时）。假如一位译者英译时遇到一个纳西人名，却对纳西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那么译文就成了对中文音译的拼音转写：笔者称之为“二级音译”，即经过了两种语言传递的音译。举例来说，西班牙作家Ceinos2012年的作品当中就有“congrenlien”[13]，这毫无疑问是中文从忍利恩的拼音。拼音“Chong-ren-li-en”也出现在《人民日报》的英文版本里，翻译这个的人大概也只看了中文原文。还有一个例子便是Dev Nathan等人的一篇文章里：

The 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se demons identifies them as having come into existence at the time of the flood (i.e. before the new moral order was established) and they hadtobe curbed by the founding ancestor of the Naxipeople, Chong Ren Li En.[14]（P.58-69）

注意结尾的这个中文拼音Chong Ren Li En，连拼音的拼写方法都不符合，每个音节都是分开拼写的。这不仅仅造成了第二层目的语言里（此处即为英语）截然不同的翻译（到底是Chong 还是 Cong？），而且崇仁利恩这个音译当中所包含的种种语义信息也都因转换为拼音而不复存在。正如我们上文所讨论过的，中国的译者一般都优先选择了语义丰富的翻译而摒弃了语音贴切的音译。毕竟，没有声调的拼音“chong”可以是崇拜的崇，但也可以是昆虫的虫，或者重复的重。这类的拼音唯一的作用就是侵蚀了原文的文化能指，以汉语音译掩盖了纳西文化的光彩。

在将中文的专有名词译为英文时，罗马拼音一直都是首选的策略，借此在英文世界里保留原名的发音顺序。虽然现在拼音普遍存在于中—英翻译中，但很早之前的一个罗马拼音化系统才是大量西方纳西学的基石。这是植物学家、民族语言学家Joseph Rock 所建立的一个系统， Rock 也是就纳西研究详尽著述的西方学者第一人。

在Rock 的《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中我们可以看到：

1Tso-2z-3llü-2ghügh。纳西洪水灾难前的祖先；纳加与他为同父异母。他戴着纳加的王冠，实际上是个大象头，此处作为表音符，在他名字中为第一个音节。”[15]

Rock的声调数字标记表明第一个音节是一个低平调，第二个是中平调，第三个是高平调，第四个也是中平调。然而这系统又引起了拼写的难题——在翻译里这“大概是最难克服的障碍”[16]（P.62）。如果要拿什么跟Rock自创的音译系统相比较，那么笔者认为最接近的就是20世纪上半叶最常用的威妥玛拼音系统了。

熟悉威妥玛拼音的人便知道它也由元变音符号，撇号和其他变音符号组成，这些符号用以标示在目的语当中缺乏对等语音的一些读音。用英国哲学家Alan Watts的话来说：

即使母语是英语，外行也不懂得读威妥玛拼音，我打趣时曾恶意地觉得，Wade教授和Giles教授发明这个系统就是为了在文盲俗人和真正的学者之间建立一道屏障。[17]（P.ii）

Rock显然读过当代译者Waley对中国诗歌和经典的翻译，因此也比较熟悉威妥玛拼音。

这个发音符号的复杂系统对于学者和出版商等都是一个雷区，更不要说普通读者了，可能连读到的名字到底怎么拼的都闹不清楚。人类学家Jackson，系为数不多的就纳西文化发表过文章的学者之一，他在《纳西宗教》一书当中[18]（P.226），音译纳西人名时如同许多别的纳西学者（Oppitz等）一样依赖于Rock的音译系统。举个例子，在Jackson此书的226页，“Tso-z-llü-ghügh”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有三种不同的发音符号编排（且都无声调标记）：Tso-z-llu-ghüg，Tso-z-llü-ghugh和Tso-z-llü-ghügh。第一个第三音节缺乏元变音符号，第二个第四音节缺乏元变音符号，最后却又三个元变音符号都有（如Rock的辞典所记）。

也许是怕排字工人急得满头大汗，Jackson把该名字简写成了Tso，失去了原本的语义。而且Jackson 之后文化人类学家Mckhann在使用该名字的纳西拼音Coqsseileelee时将其缩写成“Coq”，记述神话“Coqbbertv（人的迁移）”为“Coq的迁移”。此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该故事并不是讲Coqsseileelee一个人而是整个人类的迁移[19]（P.276）。简单地把这个名字缩写成“Tso”让纳西人也会迷惑不解，因为Tso这个音节既可以是“人/人类”的意思，又可以是“大象”的意思，且后者在纳西表音符中被记作该名字的发音。在英语里找个类比吧（也跟暗喻动物有关的），我们不能叫就如同我们不能将英文的姓Ramsbottom简写成“Ram”（起码正经的时候不能）。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国译者就把他称作“利恩”，即使只是为了叫起来顺口。

五、纳西拼音中的“Coqsseileelee”

如果说Rock的标音尽管盛名久负却晦涩难懂，那么还有一个纳西拼音化的系统存在：那就是官方的纳西拼音。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拼音，Naxi，是“纳西”的中文音译。其纳西拼音是Naqxi。这个音译的过程包含了纳西族身份的转换，因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运动时，“Naqxi”才变成了“Naxi”。实际上，在解放前的中国文学里，纳西族（包括永宁纳西和摩梭族）都全部叫做“摩梭”或者“么些”。如上文所述，Joseph Rock在20世纪20年代便音译了纳西人的自称“Na-khi”。他是否为第一个进行此音译的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唯一有关的事实就是法国探险家、民族志学者Jacques Bacot 1913年的书名《Les Mo-so》还使用的是“Mo-so”这个名字。直译过来，Naqxi是“黑色部落”的意思，但现今对于该名字是否特指“黑色”还尚有争议。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1949年至1954年间的少数民族辨别工作中，纳西是官方分类认可为少数民族的首批民族之一。为了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中国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工作组，开展为缺乏书面语言的少数民族编写书面语言的工作。

纳西学者和即仁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6年设立的纳西语言调查小组的组长。同年该小组起草了一个纳西书写方式的草案。该草案包含了23个与汉语普通话语音相同的拉丁字母和6个特殊字母：即三个国际音标（闭后非圆唇元音[]，半开中央非圆唇元音[]和

中央元音[]），两个斯拉夫字母（ge[Г]和be[Б]）以及一个新创字母（镜像的[Б]）。在推广这个新的书写系统时，和即仁发现这六个特殊字母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形式上格格不入，学起来难懂难记，刊印也绝非易事：“既不经济适用，也不简便美观”。字母形式不够协调，打字印刷也只得另搞一套新的印版，费时费力。于是到了1958年又出了修订案，完全舍弃特殊字母，只采用26个拉丁字母，且在发音和用法上都尽量接近汉语拼音。

这种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变音符号和特殊字符的方式与Rock的拼音化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Rock可是乐在其中的。在纳西拼音里，复杂的拼写为Coqsseileelee。纳西语的声调是由音节末尾的辅音字母表示的，第一个音节末尾的q表示降调，第三个音节末尾的l表示高平调，中平调无声调标记。这就有别于Rock拼音系统里的数字标记和其他威妥玛拼音里所使用的发音符号标记。但除了作为官方的拼音，很少有出版物使用了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这个拼音系统在西方还鲜为人知。

纳西拼音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主要因为两点：一来它有完整且官方认可的拼写体系，二来它输入便捷，没有和即仁所不喜的“怪异”字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含原因，那就是纳西拼音是纳西学者编写出来（虽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给纳西人自己使用的，因此这套拼音系统相对来说也算是纳西文化的一部分。相比之下， Rock的拼音系统是为实现个人的研究目的而编写的，更多为西方的学者采用——假如让纳西人来看Rock的拼音字母，那么没人能看懂。如果一种源语言文化想要通过翻译成为一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那么名字翻译的统一规范是必要的。纳西文学的中文翻译里出了这么多名字不同的英雄，我们该如何是好？甚至在同一句话里，因为翻译不规范既用纳西拼音又用汉语拼音的情况也有，人类学家Mathieu就是这样，在其著述中两个系统合起来用：“on top of Junashiluo…where the ancestors of the Naxi, the earth man Cosseileeee…”[20]（P.389）。此句中的Junashiluo就是汉语拼音居那仕罗，纳西的神山，在纳西拼音里记做Jjuqnalsheelloq。而Cosseileeee就是没有声调辅音字母标记的纳西拼音Coqsseileelee。用沙蠡的话来说，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出乱子，也给东巴文爱好者带来很大的不便[12]。

虽然纳西拼音可以贴近地转换纳西原文的语音（前提是读者懂得如何阅读纳西拼音，因此必须要进行解释注明），但名字的含义却依然无法保留。如果给出一个更详尽的解释——想想口传文学理论——提供一种语义释词，一种美国民俗学家Milman Parry发现的口头程式，是否能够找回名字里丢失的一部分语义冗余呢？

在讨论一首澳大利亚土著民歌的翻译时，Pym提到了专有名词等含蓄元素，而民族语言学家正是通过注释和元语言补充要把这类含蓄元素在译入语文化里变成明确元素。Pym还指出，即使是源语文化内的人，也不一定明白某些专有名词的含蓄意义[21]（P.123）。

就Coqsseileelee这个名字来说，其包含着隐晦的语义联想，即使纳西人也不一定都明白。把原文中隐晦的信息变成译文读者能够读懂的明确信息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希腊口传文学传统那种名字带着释义词的结构，比如“swift-footed Achilles”（快脚阿基里斯）。Heath曾如是说到：“这种名字加上释义词的整体结构，在某种情景中，不管适合与否，指的就不仅仅是当时那种情景下的那个人了，而是在整个文学传统中建立起来的那个人的形象。”[22]（P.93）

这个人整体神话般的存在就重现于释义词当中。因此，采用比如“Coqsseileelee, first and best among men”（崇忍利恩，人之良种）这种结构，我们就能够从文本传统上解释该人物在神话上的重要地位。

六、结语

纳西人名的翻译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当中的闲谈笑料。这类专有名词的翻译，轻则关系着纳西文学的意义，重则关系着纳西人的身份认同。也许从法国符号学家Roland Barthes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专有名词真正的价值和文学意义。“当同一个义素多次与某个专有名词搭配出现，并这种搭配固定下来”他曾说道，“那么一个人物形象就塑造起来了。”Barthes认为，专有名词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就像一个“磁场”一样，磁场周围的语言符号聚集在一起，便是一个“人物形象”。[23]（P.67）

按照Barthes的说法，在纳西译文文本语料库当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到不到Coqsseileelee这个“人物形象”，因为译文文本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专有名称来聚集其下属的语言符号（比如他的男子气概或者善良品性）。专有名称仿佛怀旧的一种语言形态，但如果一个人的名称变来变去，那么我们也无法怀念起他旧时到底是谁，代表着什么。至此我们又回到了制定翻译规范，统一使用同一个专有名称这一具有圣杯意义的问题上来。纳西拼音使用拉丁字母，在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英文译本中规范纳西人名的翻译绝非难事。但要把纳西翻译成中文，这种便利就不再唾手可得。与其无休无止地靠译者的想象力和翻译技巧为该纳西人编造新译名，更负责任也更具互文性的做法就是推崇现有的翻译文学里最普遍的，最频繁出现的翻译。这当然是本文力所不及的一步，但笔者由衷地希望，在该领域今后的大规模翻译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中，能够为我们揭示最常用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定下来一个名字，其实我们是定下来了一个人物形象，定下来了纳西族人神话和性情的整体——于此纳西口传传统的互文性得以保存，而朝向世界文学篇章的大门也从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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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