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的神话》一书是卡西尔晚年的作品，他在书中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神话色彩，考察了极权主义的生成方式。在卡西尔看来，早期的神话和语言反映了人类最早的直观性认知方式，世界笼罩在人神共居的神话秩序中。哲学兴起后，人成为第一原理，柏拉图创建了理念王国，中世纪的上帝代替理性，世俗国家依旧处在上帝的神圣秩序之下。随着马基雅维利的改革，国家获得独立性，历史取代理性成为第一原则。直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把历史与理性高度结合后，现实的国家不仅成为绝对精神的承担者，更是历史的最终形式，国家如同神灵在世，它毫无约束，最终被极权野心所利用。卡西尔在书中揭示了文化要素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作用，他不认为权力能为自己立法，只有在文化、理性和历史所建构的秩序之下，国家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国家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4-0034-05
收稿日期：2016-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与蒙藏佛教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5BSH0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国曦今（1990-），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社会理论、历史人类学。北京100871
卡西尔（Ernst Cassirer）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思想家。1943-1945年间，卡西尔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的主题演讲。此时他放弃了早年的哲学研究，专心致力于象征符号和文化研究。1945年4月13日，古稀之年的卡西尔逝世于美国纽约，此时，离德国宣布投降仅剩一个月。[1](P1)《国家的神话》这本关于国家理论之考察的经典著作，是卡西尔晚年的作品和最后的专著。写作此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正浓，而曾身为纳粹德国的公民，卡西尔见证了战争背后现代政治的神话底色，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文化和政治命运的担忧远远胜于对祖国胜利的渴望。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卡西尔反思了现代政治的无根性，并从思想史上讨论了限制国家的因素，巧妙地避开了权力的羁绊。在他看来，支撑纳粹德国的国家理论并不能从经典的英法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建构出来，因此在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然法理论奠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套危险的国家理论，它会在转瞬间变成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暴力机器，其始作俑者是一种神话思维。卡西尔认为，神话指示了直观性的思维方式，经过哲学和历史的慢慢淘炼，直观性被不断限制。然而，当国家成为绝对精神的载体时，国家权力如同神灵降临，最终演变成神话政治的悲剧。可以说，《国家的神话》不仅是卡西尔作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德国的反思认知之著，更是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对国家政治的警醒认识之作。
一、秩序的构筑：从神话的直观到知性的逻辑
在卡西尔的学术研究体系中，神话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在其另一本代表作《语言与神话》中，他深入地探讨了神话与语言的关系，揭示了一种与逻辑演绎方式不同的神话思维。卡西尔指出，神话与语言的起源一样，是人在面对事物的刺激时，做出的情感反映，它是一种“生成”的模式，而非两个事物相类比的推演过程。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认识论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语言，人才能从混沌中分离出来，形成心智。他还区分了语言和语词，指出语言的产生不是从给事物或者动作之命名开始的，即不是从名词或者动词而来，相反，其真正的起源在于语言导致了一种思维上的变化。语言创造了在连续的时间链条上言说的短暂性停滞，这些变化使得人们能够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对立，从而获得最初的认知。[2](P42)同样地，在神话和宗教中也是如此。神话起源于玛纳（mana），它是神圣或神性，用来表达对超乎寻常的事物的敬意，是人心感受到的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或奇迹。它作为圣俗的中介，在语言上表达为感叹语，在名称上是匿名。也正是玛纳观念出现之后，才有了“瞬间神—专职神—单一神”的发展序列。[2](P46-48)
卡西尔指出，不仅是语言，神话也借助了隐喻。[2](P102)然而，隐喻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隐喻揭示了逻辑思维，它指示出两个事物之间的类比关系，是先确定了物体的名称之后，由名称与名称之间的转换得来的。广义的隐喻则发生在狭义的隐喻之前，它在语言上表现为对事物的情感认知经验转化为声音的变形过程。因此，前者揭示了“存在”，后者表达的是“生成”。显然，卡西尔认为真正的神话思维是“生成”的逻辑，他反对麦克斯·缪勒（M·Muller）把以语素为根基的自然神论当作宗教的起源，相反他认为语言和神话最重要的是在心智建构关于事物的实践过程中执行着做出规定和做出区别的功能。
由于存在一种直观性，神话在构筑世界时才拥有完整的体系，这是卡西尔所特别强调的。在神话中，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神在时间意义上是起源，但它同时又可能是身边的人或者物。卡西尔以希腊神话的演变为例说明神话把个体、社会、乃至自然统统纳入其中，并命之为宇宙秩序。从荷马到狄奥尼索斯再到俄狄浦斯，神话把世界由秩序（存在）引向新生（更新）、使个体由凡人变为神圣。而这一过程同样直观地展现在个人的行为上，语言是其外在表现，人们打破消极沉闷的语言状态，创造积极有力的想象，更具凝聚力。而在社会层面，神话借助仪式活动组织生活世界，仪式又以神话与语言的凝聚力量得以延续。正是在此基础上，卡西尔于《国家的神话》一书中从宇宙观的层面来思考国家，进而指出国家理论不是建构的，它与思想史的发展息息相关。
《国家的神话》强调，国家理论最初奠基于哲学战胜了神话思维的希腊时期。由于神、人、自然不加区分的神话直观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它虽放飞了自由，却无法确定自由究竟属于谁。整个希腊时期的思想家都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修昔底德是第一个向神话的历史概念进军的人，消灭神话是他所关注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1](P61)随后，哲学家们规定了第一原理，即人的存在，正如普罗提诺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由于人决心脱离神人混杂的世界，他就要为世界建立秩序。随着神的至上性遭到质疑，人渐渐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思考自身，宇宙秩序缩减成人的理性和道德。由此，自然取代了神，伦理取代了神话。根基于此，苏格拉底在其中看到的是自我的存在，柏拉图看到的是国家的理性生活。
对于国家理论的诞生之考察，卡西尔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评价颇高。在他看来，《理想国》是能够与神话秩序相对抗的第一部国家学著作。很显然，在统一的神话不能主宰人类社会之后，人们必然要寻找一个原则，并在此之上建立秩序。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学说，他认为人是“大写的”政治生活的存在，国家就是理性和道德的统一。《理想国》不是希腊城邦事实的历史写照，相反，它是建立在精神洞察的基础上的。所以，对卡西尔来说，柏拉图的绝对律令和他的国家几何学影响更为深远。正如其所坦言的：“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指出，逻各斯、法理、秩序（logos,nomos,taxis）与理性、法规、次序（reason,lawfulness,order）是三位一体。它们不仅是物理世界的第一原则，也是伦理世界的第一原则。正是这种三位一体构成了真善美。”[1]（P76）也就是说，正是这三位一体的原则解放了人的思维，代替了神话中的宇宙秩序。因此，理性、法规和次序是理想中的国家原则。这种几何等式是三种成分按照和谐的比例组织起来的，国家是理想的构成模式，也是普遍秩序的唯一象征。
卡西尔认为，柏拉图为没有边界的神话建立了边界，在理想国中神话被彻底排除出去，神已经被善的理念和国家的正义所代替。然而，卡西尔也看到，柏拉图确立的理念和秩序是不完整的，在受到斯多葛学派的攻击之后，其与亚里士多德保留奴隶制的想法直接动摇了三位一体的根基。斯多葛主义的冲击是巨大的，在神退出神话世界后，理性和道德的平等性愈加凸显，面对人的普遍自由，柏拉图的次序显然不能再被认可。
二、政治的生成：从宗教的律法到历史的命运
进入中世纪，宗教成为主题。卡西尔在研究神话对于认知的作用时，曾把宗教与神话置于同等地位，但在现实中他却认为，中世纪的等级制给了神话致命一击。柏拉图虽然重新建构了秩序，但它既没有现实的根基，也不是连续的整体，他的“三位一体”需要和谐的比例才能支撑稳固。到了中世纪，三位一体变成了上帝的多种存在方式，在它之下建立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整个社会被纳入进同一等级体系之中，几何图形变成了容纳一切的线性结构。这个线性结构就是上帝的原则。奥古斯丁曾说：“因为你创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于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一个人精通一切人间事物而不认识您，这是一种不幸。相反，不了解那一切，而仅仅认识您，却是一种幸福。”[3]这表明，上帝成为中世纪的合理基础，政治和社会来源于上帝之国。
在卡西尔看来，整个中世纪还是延续着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想象，但它已有现实基础。柏拉图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正义，中世纪的国家更重视法律。在基督教的观点看来，人是堕落的，国家则是限制个体之恶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服从君主，因为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但君主之上还有法律，这样一来中世纪改变了罗马法赋予君主制衡一切的权利，人们会强调：“如果没有法律许可，国王一无所能。”法律贯穿神圣与世俗，使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卡西尔对中世纪是有所怀念的，那或许在于他发现了足以对抗神话的整体秩序，这一秩序不但为社会确定了等级，还有贯穿上帝直至人间的神圣律法。律法显然带有理性追求。上帝（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但他更偏重于柏拉图心中的理性和道德的至善，而非是神话中变幻无方的神。虽然它明显带有宗教性，但这种宗教不是直观，而是等级。卡西尔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说是好的。因为正是由于上帝的普遍存在，人间的整体秩序才能确立，国家就有了依傍，人和上帝也有明确地区分，整个宇宙观包含着神圣与世俗两个系统，它们处在等级中的不同位置。如此一来，世界就由神话的混乱秩序变成以理性和伦理为原则的等级秩序。不过，卡西尔对此没有抱持太大的热情，他也确实看到，在中世纪的整体建构中，异己力量被排除在外，理性法则是要变化的，它并不坚固。
需要注意的是，卡西尔对中世纪末期新柏拉图主义和阿奎那的影响论述不多，然而正是这些思想启迪了现代政治的独立性，实际上是把等级制打散了。新柏拉图主义强调理性之光，阿奎那借助上帝的“遍在”把被动变为主动。既然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那完全可以从经验中确认上帝和理性，人应该主动建立权力和正义的秩序。卡西尔认为，阿奎那的思想使原本统一的世界崩塌了。从前，上帝与世界是一个整体，但现在，既然上帝是普遍存在的，那把世界切割成不同部分，上帝也一定在每一部分中都有显现。理性是上帝的指引，人藉着理性的力量，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建立国家的秩序。[1](P137)由此，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应运而生。
由于世界已分散成不同部分，这样将宗教分离出去，国家便是人类社会。卡西尔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贡献在于他使柏拉图关于善的至上理念没有用武之地。中世纪并不承认国家有独立的法则，虽然阿奎那使各部分分离，但上帝仍然作用于每一事物中。伽利略和马基雅维利的改革，确立了独立的世俗原则，自然有自然的法则，国家也是。国家不需要宗教，宗教反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同样，国家也没有道德责任，国家的善只是政治技巧。卡西尔当然明白马基雅维利政治无根性的弊端，因为国家从神圣性中解脱出来，它能依靠的仅剩命运。而命运如同掷骰子，残暴的武力逼迫掷骰人压上赌注，又以狡黠的权谋赢得了比赛。由此历史成为预测命运的水晶球，它是政治的线索，“谁要是知道了一个时代，那他就知道了一切时代。”[1](P191)当然，对于马基雅维利的那个时代来说，过分强调历史对理性的替代是没有依据的。在卡西尔看来，15到18世纪都希望把宗教排除在世俗生活之外，使理性和道德回归。这一时期的国家理论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其仍旧延续着柏拉图的方法，发展理性而非历史，并不过多地讨论国家的起源，而是从法理上论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范畴“社会”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正是历史把社会推到台前，法国受社会理论影响较深，法国革命的失败使人们普遍怀疑康德的理性力量。
如果说，18世纪时人们还认为历史对理性是种亵渎，那么到了19世纪，历史则变成一种理想。尤其在德国，历史权力学派更是主张权力的来源和起因俱是历史。这里的权力不仅指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受社会理论的影响，它还体现为民族和文化。虽然自从柏拉图开始，大写的人便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仿佛一切人都是政治人，但在德国浪漫主义看来，艺术、诗才能净化世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宣称，“使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宗教、历史，甚至自然科学，都充满诗的精神，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最高目的。”[1]（P217）他们提出的“极权主义”是文化上的诗化，试图用文化来忘却政治的烦恼，强调民族主义是爱的产物，甚至连国家也是艺术的表达。不过，浪漫主义终究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的。特别当遭遇拿破仑时，浪漫的爱变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和不能平息的忿恨。自此之后，现实取代历史，整个政治世界笼罩了一层直观性的薄雾。
三、国家的面向：从神话的回归到极权的生成
20世纪的政治生活，在卡西尔看来已经明显带有神话的色彩。如卡莱尔的道德英雄崇拜以英雄典范的道德至上性代替理性，试图回答马基雅维利的命运问题[4]；又如戈比尼的种族主义强调历史等级，人的本体论高于他的道德。[1](P265)当然，将国家的神话色彩发展到极致的还是黑格尔。
对待黑格尔的思想，卡西尔一方面是十分钦佩的，但另一方面却认为黑格尔实为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和辩证法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现实和历史。黑格尔非常巧妙地运用耶稣诞生的事实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理念必然在历史中显现，历史是理性的外显形式，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同的。而且，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充满着理性的选择。可见在讨论国家时，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更加明显，国家在他这里再次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国家是历史生活的本质和核心，人们在国家中看到最高的、最完善的存在。伦理道德发生在国家层面，由于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承担者，个人只是代理人，该崇尚的是权力的真。毋庸置疑，这里的国家不再是柏拉图的理念，也不是阿奎那的上帝，它仅仅是现实中的国家。而作为历史的最终形式，国家的意志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卡西尔看来，黑格尔思想的底色是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技巧，由于引入了客观精神，他为无根的政治套上了理性的外衣，由于权力即是道德，它可以为自己立法。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世俗国家是把理性和道德排除出去，只留下国家的权力，那在黑格尔这里，他却把这一单独的部分作为整个理性和道德的本体。这样一来，现实的政治便可以轻松穿透理性和历史的层层帷幕，直接反映客观精神，简直与“神灵降临”的直观逻辑如出一辙。卡西尔指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神话思维，走向了与卢梭、洛克等人倡导的民主政治完全不同的方向。由于极权主义随意忽略了自然法的基础，使得权力政治成为最高目标。尽管如此，卡西尔也看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启发，在国家之上设定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艺术和科学即存在于此。这样一来，国家的强权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强大，更应引导精神朝向高度的和谐之境。
然而，黑格尔之后，极权主义国家理论变得势不可挡，现代政治回归于神话，并完全变成了一种权力技巧。实际上，自理性之后，自由成为一种负担，人们抛弃了自由，却又陷入到神话的无根状态中。因此，神话政治是人们共同愿望的人格化，它是有计划地编造的，它用幻想来许诺，用语言代替道德价值。这一发展在卡西尔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治已经没有根基，它既没有神话宇宙秩序的支撑，也不接受理性的辩驳，尤其当现实成为绝对的，权力变成人们争相追逐的目的之时则尤为恐怖。
在《国家的神话》一书的最后，卡西尔讲述了马杜克杀死恶龙创造世界的神话，即最高神马杜克战胜恶魔泰阿玛特和其他黑暗之龙，他用泰阿玛特的肢体创造了世界，并给予世界以秩序。在卡西尔的政治思想中，神话就是泰阿玛特，它从未消失，秩序不过是重组了它，一旦最高神不再，神话必然会回归，世界又将重陷混乱。卡西尔认为，现代神话早已不能创造生命的活力，神话的宇宙秩序被工业革命所彻底摧毁，人们面对自然时不再有任何的惊诧和感动，世界忘却了更新的力量，自然变成生产制造，从前赋予想象力的自由国度只剩下毫无所指的暴力语言和不加节制的群情激奋。失掉了理性和历史的约束，国家立即笼罩上神话的魅影，而更可悲哀的是，神话失掉了提供秩序和法则的背景，被政治的野心和权术所滥用。面对这样的困境，卡西尔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并申明文化研究的意义。卡西尔认为，文化研究不应局限于社会的边缘心态，相反，它承载着历史的重任。因为怀抱宇宙图景，文化研究能从大处着眼，为世界提供自由和生命的活力。然而，如同神话一样，文化也有它的基础和边界，忽视它就容易被野心所败坏。因此，在卡西尔看来，只有文化、理性和历史才能够为世界建立合理的秩序。理性确认法则，历史提供依据，文化实现自由，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则必须于这三者建构的秩序中寻找它的位置。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卡西尔的思想包容万千，他在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由于深厚的积淀和广阔的视野，他能够敏锐地把握住历史的转折性变化，穿过史料和逻辑的纠缠，直抵时代的本质要害。极权并不等同于秩序，对于现代社会理论而言，要构建起一种有别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神话》一书的探索极富启发性。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家的神话[M].范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3]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五卷)[M].第4节.第7段.
[4]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M].何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