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为致员工的一封信引起了广泛关注。信的内容概言之，即一个企业的核心技术过于依赖外部环境是十分危险的。对企业而言，无论是未雨绸缪提前增加库存，以应对断供的短期冲击，还是坚持谋求技术自立的长期战略，都是极为重要的生存之道。信件的表达方式十分感人，有人为之点赞，但更多的人则是秉笔沉思。显然，这封信所发出的“科技自立”的呐喊振聋发聩。
我国加入WTO后，工业部门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用零部件的进出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生产规模超速扩大。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弱点，就是各个国家的产业出现了局部生产环节的端点集中，对其他环节的技术依赖性越来越强。风平浪静时，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容易躺在生产规模扩大的温床中，滋生出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而忽略外部环境突变带来的危险和尴尬。
以我国电子通讯产业为例，其对于核心技术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更加重视芯片技术的研发，在应用层面大量引进了当时在世界上都属高端的可编程设计晶片设备、多层布线印刷电路板制作设备、芯片封装和检测设备等。鉴于当时我国尚处于核心技术国际封锁年代，谋求自立是不二的选择。彼时，我国在微电子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尤为引人注目。无论是大学的专业学生，还是工程领域的工作人员，与其他行业相比较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这也奠定了我国该领域几大企业的基础。
然而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产业链和生产链融入全球价值链，一些高端零部件可以通过进口的方式替代自我研发和生产。这使得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倾向于选择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应用类研究和产品开发，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以软件应用类为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科研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出现了成果主义的倾向，对需要踏踏实实艰苦付出的基础研究失去了敬畏之心，甚至出现了一种认为短短几年内就可以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的浮夸之风。
基础研究渐受冷遇，在大学的专业设置和选择中，表现出“互联网大数据通讯”热、“数理化”冷的现象；在人才引进政策中，表现在资源集中在按成果数量评价的少数人之手，大量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不仅缺少研究资源，也失去了评职称和获奖励的机会。负面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基础研究失去了对科研人员尤其是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生产规模成了优选的目标，长期采用目标型产业政策，倾向于对个别企业的支援，导致尽管可以培养规模较大的企业，但因资源的扭曲和挤占，同行业的众多企业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机会。少数企业一枝独秀，大多数企业的供应链则出现断层，不得不进一步依赖于国外的零部件。
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电子通讯技术包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但软件开发工具、核心硬件依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运用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公平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国际认同。如果国际环境恶化，核心技术外部依赖就变得十分危险。
科技自立是一个国家中长远发展的基础，实现科技自立，任重道远。就当下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核心技术这道坎。首先，从微观层面看，华为给其他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警示样本，那就是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国际风云突变，可通过增加库存以缓解断货危机。而从中长期来看，开发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依然是企业和企业家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其次，从宏观层面看，短期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与更多的国家一道维护安定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持国际经济秩序，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大量外需型企业的生存问题。而从中长期来看，形成良好的科技发展制度环境仍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应用研究是树木，那么基础研究则是土壤，如果说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是异材，那么研究基础技术的人才则是千林。人才似如云修竹，异材方能秀出千林表。
科研制度追求的重点目标应该是人才而非异材，因此必须摒弃成果主义的倾向和拔苗助长的方式，敬畏基础科学，不奢望短平快，要形成长期的科学立国的制度环境。此外，在产业政策方面，也要认识到，独木不成林，一片森林方可抵御尘暴。应该主动摒弃目标型产业政策，从直接支持个别企业的发展，逐渐向提高行业的市场竞争公平性、提高资源效率的普惠型和功能型转变，这不仅符合国际规范，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健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