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就指出“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二战之后，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技术的应用快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人口增长、核战争、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科学技术的统一价值出现严重分离，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新世纪以来，科技已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沟通和信息获取的方式；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突破，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和伦理反思；人工智能、新能源、气候变化等公共科学议题的出现，使当代公民具备处理日常事务和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成为一种必需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促使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成为共识。而公民的科技态度则是反映人、科技和社会三者关系的纽带，是公众科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科学文化是科学共同体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是科学技术的精神土壤，是科学技术与创新发展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因素。
而科学文化之于大众，应体现为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培养求真务实、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对科学积极、理性的态度。科学文化建立在公众对科学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观等融合，形成了一套反映科技、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体系。公众的科技态度，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直观反馈，是科技、社会、人与自然这个有机整体的重要表征指标。充分了解公众对科技的态度，对今后一个时期积极推动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营造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软环境和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提供了可量化的评价体系。
2018年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对科技的发展一直持乐观态度且保持高位稳定状态。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一说法表示赞成的公民比例从2007年至2018年一直处于80%至85%的高位区间。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参与科学决策的意愿持续显著提升。对于“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这一说法表示赞成的公民比例从2007年的74.2%提升至2018年的81.6%，对于“政府应该通过举办听证会等多种途径，让公众更有效地参与科技决策”这一说法表示赞成的公民比例从2007年的68.2%提升至2018年的77.1%。
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度明显提升。对“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支持，是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这一说法表示赞成的公民比例从2007年的64.1%提升至2018年的77.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了更加广泛的民众基础。
对科技的态度更加理性。我国公民对“持续不断的技术应用，最终会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示赞成的比例从2007年的16.3%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34.5%，赞成的比例在12年间上升了15.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公民在充分肯定科技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技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社会风险。
我国公民对科技发展的高认同度、对科学更深入的理解和更理性的态度，为今后走向公众参与科学的新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我国公民对科技发展和基础研究的普遍支持，对科技创新战略和重大科技成果的高度认同，对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坚定信心，是形成良好科学文化氛围的重要基础。
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上述结果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作为科学文化的重要表征指标，我国公民对科学更加积极、理性的态度和对科技创新的强烈认同和支持，为实现我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奠定了新时代科学文化的公民基础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