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外交哲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主要研究相关的“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探索重大和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外交哲学源于并服务于国家和国际发展需要，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需要在物质财富持续翻番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思想文化、理论和哲学建设，发挥外交哲学对中国外交的统领作用，增加外交的实践自觉性和理论自信性，建构中国外交哲学体系，加强其学术和应用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和互动，从而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外交哲学 中国外交外交立场外交方法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6-0001-12
当前，“中国外交”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和政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关研究领域正从外交的政策、动向、机制向外交的观念、理论、思想拓展和深化，但作为研究外交基本信仰和根本性问题的“外交哲学”研究尚未成为讨论的重点。为此，本文拟从基本定义、内外条件、国家国际需要、立场方法和继承发展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哲学及其意义和影响，并就建设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一、外交哲学的基本定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和政界对外交哲学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外交往和学术交流中往往出现语汇相同而意义相异的现象，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有效交流。
（一）外交哲学的基本定义。改革开放以来，在强烈的西学东进和信息爆炸式发展中，许多中西外交语汇和概念相互交叉，用词泛化和使用随意性比较普遍。因此，对外交哲学进行定义，不仅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和促进交流，而且有利于厚植中外关系基础和增进未来发展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讨论外交哲学问题。张志洲是国内较早提倡研究“外交哲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外交哲学是一个国家对于外交思想的一种基本信仰和系统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外交哲学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等特点。”赵可金认为：“外交哲学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最高政治意志而形成的指导外交实践的价值信念和根本行动方针。它具有全局性、主导性、相对稳定性和内在统一性，是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统揽外交全局的指导性纲领。”王公龙认为：“中国国际战略哲学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斗争为基础的哲学不再是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依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手段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意义，但中国对外战略中‘和解哲学’、‘合作哲学’、‘共赢哲学’已经占据了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哲学的主导位置。”
总的来说，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上述定义包含了外交哲学的基本内涵，但学术性较强，难以为政界所理解和运用。考虑到外交哲学的应用型特点和学界、政界交流的需要，作者认为，可以基本定义为：外交哲学是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追求其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中国外交哲学源远流长，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指导当代的中国外交，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1．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中国既是具有5000年文明传统的新兴大国，又是在近现代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压迫的国家，更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三重背景形成了当代中国对外事务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重要区别。“独立自主”、“全球和地区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中国梦”以及对非洲的“真实亲诚”和对周边的“亲诚惠容”等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原则的坚持。而“正确的义利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又体现了中国历来所坚持的价值观。在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上述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正在超越国家疆域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同舟共济”思想等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外交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2．存在、意识和知行规律。不言而喻，外交哲学既要研究客观的外交（存在），又要研究外交的理念和理论（意识），还要研究外交存在和意识的互动（知行）规律。中国外交哲学包含中国元素，但又必须同世界汇成一体。中国外交哲学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哲学通过践行应能更好地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哲学也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相一致。中国外交哲学重在研究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努力在世界事务、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中总结规律，并以此来把握大势和顺应时代潮流，提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就知行关系而言，外交哲学是抽象的，但外交工作是具体的，在实践中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实现了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因为在具体外交操作中，中国必须与现实世界妥协，也必须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更新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在中外哲学互动中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3．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外交哲学源于实践但又超越具体的外交事务，集中分析、研究和解决根本性和趋势性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交哲学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主要任务。中国认为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社会化，这无疑是把握了问题的本质，但这“四化”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势因时而不同，需要研究共性，更需要研究个性，在区别中把握特定时期的主要任务。第二，时代潮流的促进和维护。中国哲学思想强调把握天下大势和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外交哲学重视总结时代潮流的原则。但是，中国的时代潮流说比较宏观，有时不免泛泛而谈，很少言及中观和微观层面。第三，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需要走出一条“前无古人但启来者”的历史正道。中国既要以历史经验教训为鉴，深刻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又要与时俱进，进行外交哲学建构和外交实践创新，在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
二、内外条件变化和国家国际需要
外交哲学的基本属性是物质的，源于并服务于国家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时代还需要全球观。当前，中国外交哲学内外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如下的重大变化。
（一）外交哲学的内部条件变化。中国外交哲学的国内条件主要发生了三大变化。
1．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中国外交的重心从国家和政权安全转向国家发展条件的营造和经略。
2．外交参与和外交决策变化。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正在变化，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等新机制。中国涉外智库的影响正在增加，社会媒体成为新的平台，民众和利益集团成为影响外交的新因素，国家外交参与和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3．外交思维多样化。当代中国除官方和主流外交思维外，还存在许多非主流外交思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加强了外交思维和理念建设，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外交主旋律和主渠道。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形成了主流和非主流相互竞争和影响的新态势。
（二）外交哲学的外部条件变化。中国外交哲学的国外条件发生了三大变化。
1．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导致中国定位的变化。中国是发展态势强劲的新兴大国，在经济上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水平过渡，在政治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上正在适应时代变化而创新发展。过渡期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变化多和变化大，而且定位调整将在外交的原则和价值观、互动规则规范以及处理重大问题等方面产生联动效应。因此，中国能否从发展中国家群体“毕业”成为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2．中国持续增长的综合国力引起西方的战略警惕，它们在国际关系的原则、理念等方面不断对华施压，在安全问题上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在经济问题上以规则、规范相制约，在社会和生态等发展问题的责任和义务上加码。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国家还将加大施压的力度。
3．中国外交哲学的国际环境变化。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哲学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不多，以批评当时的国际主流外交哲学为主。当中国进人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需要在哲学思想、理论理念、战略政策以及应对世界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做出更多正面回应，提出本国自己的主张。鉴于当前国际硬实力和软实力对比的现实，中国在外交哲学上兼具同行者和创新者的双重身份，需要承担多种责任和义务，应对各种复杂的挑战。
（三）内外条件交叉叠加的新需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哲学不仅要在内外条件变化中与时俱进，还要面对内外条件日益合为一体而形成的新挑战。
1．外交哲学的超国家性。哲学研究的范畴远远超出一国边界，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哲学需要走向世界并为世界所认识。包括外交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自成体系并具有强烈的自身特色，但在内外互动中要妥善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中国学界需要加大对中国哲学的再认识和再总结，中国政界也要加大与外国同行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交流，目前学界和政界的国际哲学交流还缺乏广度和深度。在国际上，西方还把持着国际哲学的主导权，拒不接纳中国哲学进入国际哲学主流。即使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哲学体系和理念主要还是认可和认同西方的。中国哲学和国际哲学的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2．内外融为一体的变量特点。外交哲学代表国家或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可分为传统存量和当代变量。传统哲学是存量，具有超稳定性。当前和未来哲学发展是变量，是活跃因素。一般来说，存量存异和变量求同，是中外哲学求同存异和化同为异的有效途径。为此，中国学界和政界都要研究中国外交哲学变量的特点和趋势，如基本理念从物质推向非物质拓展，从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利益，从线性思维变为多向思维等。只有深刻认识到变量的特点，才能把握变量趋势，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和建构共处共生的新条件。如果实现了这点，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存量的调整和发展。
3．释放外交哲学的能量。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哲学需要走出“经院”和结合实践。第一，借助“互联网+”条件开拓视野。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外交哲学不应被动无为，而要主动塑造，使科技为我所用，增加思想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第二，紧密结合中外实践和进行哲学创新。当代外交实践丰富多彩但又纷繁复杂，学界和政界都需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思考，在外交上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哲学创新精神。而且，如果改革开放前30多年以财富、物质为主，今后数十年则更应该是理论和哲学的大发展时期。古代先贤的哲学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今人的实践和条件远远超过他们的时代，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新实践中有新的理论和哲学收获。第三，重视外交哲学对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再好的外交哲学，如果不去指导外交实践，那么最多只有学术意义。当前，中国外交的参与者成倍增长，但思想理论教育并没有相应跟上，哲学尚未成为亿万民众参与外交的武器，理论也没有成为普遍的指导。
因而需要全国上下加强学习，善于总结，深化认识，在思想认识上形成新的飞跃，不断丰富与当前和未来外交实践相适应的外交哲学，并以此指导实践，实现中国外交实践和哲学的现代化。
三、基本立场和方法
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取舍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在坚持和发扬基本立场和方法时，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更加艰苦的探索，在把握时代大势和辩证应对挑战的基础上，赢得更大的历史主动和思想提高。
（一）把握时代大趋势。中国外交强调历史、系统和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在把握时代大趋势中总结和运用规律。
1．总结历史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尊重历史和遵循历史轨迹，同时也根据形势发展而重新认识和诠释历史。中国在分析当前形势和规划未来方向时，十分强调认识历史的本质和超越历史的局限。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超越西方“国强必霸”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树立“前无古人但启来者”的新思想。中国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时，将其重新诠释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中国在纪念亚非万隆会议60周年时又提出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新论述体现了中国的历史观和现实观的有机结合，表明了中国既尊重历史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根据时代变化而提升原有的认识。
2．把握时代脉搏和顺应时代潮流。党的十八大把世界趋势总结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信息社会化”。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他还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分析形势走势和顺应时代潮流是中国外交哲学和外交实践的交接点。在外交哲学上，中国强调顺势而为的重要性，主张分步渐进和水到渠成。在外交实践方面，中国突出发展中的经济建设，视其为“重中之重”。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还以此促进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建设问题上具有“战略定力”，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和夸大安全危险。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在发展三大任务中突出经济重点等辩证思维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制定过程中不断得到认同，体现在其主要议程之中。
3．强调乘势而上和主动造势。中国在准确判断世界发展大势的同时，重视发挥优势，主动造势，避免或弥补劣势。中国的“乘势”和“造势”是基于对形势客观分析之上的主动，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做出的战略部署，更是体现了中国外交哲学中的整体和联动思维。中国根据国际力量对比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新形势，加强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力度，特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的建章立制和机制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中国又根据美国在东亚和相关地区强化“再平衡”的战略态势变化，沉着应对但不迎头相撞，通过高峰会晤、机制对话、合作竞争、斗争妥协等途径，稳定了两国关系。而且中国还跳出去“外线”作战，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积极开展外交。此外，中国通过中国一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丁美洲）合作论坛等实现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地区合作的全覆盖，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二）辩证应对挑战。辩证法是中国外交哲学精髓之一。中国外交强调化挑战为机遇，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突出抓主要矛盾。
1．积极推进挑战和机遇的正向转化。中国外交哲学向来重视抓住和善用机遇。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是为党的后来历届代表大会所肯定的“战略机遇期”。在21世纪头十年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抓住和善用了战略机遇。随着近些年来形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中的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化挑战为机遇。在应对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西亚北非动乱、东海和南海领土（海）争端、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严峻等重大挑战时，中国处变不惊，审时度势，在思想理念、战略思维、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上加强挑战向机遇的转化。
2．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中国外交哲学历来强调以大统小和小中见大，平衡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国家和世界等关系。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政府和民众更加关注不断涌现的突发事件。在许多情势下，人民所关注的未必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发挥其体制和机制优势，在解决当前和长远问题、局部和全局问题、重点和非重点问题上具有平衡能力和哲学智慧，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近年来，中国外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务实推进国际金融机制改革、强调世界经济增长，管控领土（海）纠纷，建构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由此，中国外交在辩证法指引下，提高了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3．新条件下的“重点论”。中国外交哲学不仅重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点论”，而且还强调“重点论”，即抓住主要矛盾和／或主要矛盾方面。在国内矛盾进入叠加期和国际挑战面上升的特定环境下，中国需要对内更加强调中央权威和对外更加决断。“重点论”回应了中国外交的新要求，体现了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新特点。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在重要外交问题上态度更加鲜明，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也更加清晰。例如，中国强调中外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如，中国在国家总体安全问题上更加强调国内维稳和国际维权；再如，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时更加强调实际反击等。总而言之，在信息高度、甚至过度发达的内外条件下，中国的“重点论”显得尤为必要。
四、发扬优秀中外哲学和文化传统
中国外交哲学首先和主要来自本国的优秀传统，但也得益于世界各国的精华，后者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中国在吸取中外优秀哲学和文化思想过程中，实现了外交哲学的传承和发展，并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外交和传统哲学思想。就外交方面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宇宙观或世界观、战争与和平、哲学智慧等三个方面。
1．整体性、有机性和连续性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中国哲学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整体性的世界观主张“天人合一”，以世间万物有机一体和互联互动对世界加以分析，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定位和再定位，在外交实践中运用和深化中国外交哲学。因此，中国哲学中所蕴含的广博精深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使中国在外交思维上比许多受选举驱动和党争制约的国家更具全局和长远视野，在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上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上更加和平与彻底。
2．和平与战争的对立统一思想。和平与战争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有和合思想，也有攻防学说。当政者需要儒家的哲学思想和目标追求，提倡“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近悦远来”等思想理念；同时也信奉韩非子的实力政策，“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两者并举的重要性。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处于转型期，中国又处于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中国在外交上既不应仿效西方的丛林原则，也不可书生气十足，需要在充分认识战争危险性的基础上，加强和平建设。事实也正如此，中国全面地发扬和光大了其优秀的哲学传统思想，既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和重大利益。
3．哲学智慧的运用和发展。根据词义学，哲学源于“智慧”。中国哲学在数千年漫长历程中积聚和结晶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当前中国外交哲学在继承中又有新的发展。第一，在发展中创造条件。中国外交哲学不呈一时之能或争一利之得，而强调等待时机和创造条件。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习近平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彰显了中国的长远目标，而中国外交战略也是强调内外统筹、远近结合、分步实施和压茬前行。第二，在包容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哲学强调“有容乃大”、“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在当代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内外环境下，中国又提出“包容发展”、“合作共赢”和“共商共建共赢”的外交新理念，使自己盈而不满，给他人留有空间。第三，在运动中扬长避短。中国外交哲学讲究避实就虚，提倡不对抗和不冲突；在运筹中固本祛邪，以扩大建设性和缩小消极面，以柔性应对化解硬性冲撞，有时还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以空间换时间等。
（二）中国外交和国际哲学交流。从深层次意义上讲，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外交也是外交哲学的交流互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先驱们信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胡锦涛外交思想。中国外交厚植哲学和思想文化基础，提升和扩大人文外交，同世界和亚洲主要大国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深层次上加固了中外合作交流的基础。中国政界在外交哲学方面重视美国的忧患意识、欧洲的规范思想、俄罗斯的大国气派、印度和巴西的平衡战略等，并以此为借鉴和将之融化于自己的外交哲学理念中。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同世界主要哲学流派互动密切。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向国人广泛介绍了从康德和霍布斯到美国的实用主义等各种哲学思想。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更加重视中外哲学的双向互动，开始向国外传播中国哲学思想和讨论外交哲学问题。中国的外交以经济为基础，但在经济基础强固后，正在向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发展，而这些发展都需要中国外交哲学的提炼和升华，需要中国和世界各国在理念、理论、战略和思想上的互动，并将之上升到哲学层面。中国外交哲学在世界上的互动虽然仅刚刚起步，但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它的深邃和务实。
五、外交哲学的建设任务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传统和强调长远的历史观，中国在物质财富翻番增长后，更加重视把外交实践、举措和政策提升到战略和理论层面，加强外交哲学建设和创新，在更加深刻理解和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升华思想认识。
（一）重视外交实践的总结提炼。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加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在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总结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历史使命。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中国总结外交实践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途径，要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高度认识和总结实践。因此，中国外交要在复杂纷繁的外交工作中把握本质和规律，增强学习意识，不断进行理论思维和理论总结。在大众参与外交时代，善于总结和提炼大众的思想火花和智慧。中国要把各项具体工作视为构成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加外交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赋予具体工作以更加深远的作用和意义。中国还要客观评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国外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客观评估中国外交的得失时，国家要有虚怀若谷的胸怀，政府要放得下架子，学界要无愧于担当，媒体要有深度，百姓要有大国国民的风范。最后，中国外交还要在辩证法指导下，从未来大国外交的需要出发，更好地处理内政和外交的相互关系．特别要为更加重要的外交使命预留战略和政策空间。
（二）加强外交哲学体系建设。增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是当前举国上下面临的共同任务，加强外交哲学体系建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一，夯实中国外交哲学的学理基础。中国学界和政界要加强相互交集和融合，共同确定阶段性课题研究的重点，在涉外方面坚持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外交流方面加强思想和理论交流。为此，中国需要在哲学研究和教学方面加强基础建设，在外交工作中超越狭义的利益观，增强在涉外工作及教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总结外交哲学的典型案例，出版外交哲学的专著和普及读本等。第二，加强中国外交哲学的体系建设。作为起步，需要确定外交哲学体系框架，梳理主要哲学渊源理念和思想，分析外交哲学主要元素的相互关系，以主要议题和主要任务为主干，建立起既具中国特色又与国际衔接的外交哲学体系，并以此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体系之中。最后，中国外交哲学体系建设需要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运作机制系指建设中国外交哲学体系的学习、研究、评估、推进和宣传机制，保障机制系指有关人才、经费、评估、管理等机制，进而从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高度推进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三）学界和政界的分工合作。首先，需要改变学界和政界分工的不当之处。当前中国的外交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政界的理念也走在了学界的前面。如果将其视为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那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一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说明存在结构性问题，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和加以改变，我们对此要有时代紧迫感。其次，需要改变学界和政界理念交流的失衡。从理论上讲，政界和学界在理念、概念和语汇上应当双向互动，但在事实上，往往是中国政界倡导新理念，学界随之诠释和推广。而且，中外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交流中，也是西方流人中国大大超过相反方向的流动。单向交流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学理支撑的政治语汇缺乏深度，依附于政界或西方的学术语汇也必将行之不远。最后，要加强学界和政界的分工协调。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使政界有人俯视学界，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也使学界俯视政界。其实，学界和政界应该相互平视，互相欣赏，互相学习，通过项目、会议、内参和二轨外交等加强分工协调，并争取在外交哲学层次上携手共进。
（四）深入推动国际交流。外交本来就是跨越国界的国际互动，外交哲学需要在国际交流、交锋和交融中发展壮大。为此，一要夯实中国外交哲学基础。国际交流必须立足自身，中国外交哲学源远流长，但需要不断更新和创新，在发展中完善自己。中国外交哲学不能满足于自成体系，需要与国际兼容，在两者的相互促进中发展完善。二要重视思想和哲理问题。外交工作面广量大，很容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中国学界和政界在国际交流时固然要讲各自的利益和双方的实务问题，但还要讨论世界的根本问题，让哲学的智慧之光点亮前进的方向。三要博采众长。外交哲学内涵丰富，学派众多。“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我们在开展外交哲学国际交流时，重点要放在介绍和借鉴上，通过学习他人达到完善自身的目的。四要扎实推进国际交流。推进外交哲学交流既是软任务也是长任务，往往不易受到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重视，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学术成果。有鉴于此，我们更要强调其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方案，比如将其列入国家社科项目和涉外部门的长期攻关项目，又如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在各级党校中也要加强相关研究和讨论。
结语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已进入新一轮的发展。正如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理论、道路和模式一样，在外交上，也要超越具体事务，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加大外交现代化的力度，高度重视外交哲学建设。首先，加强基于大众参与和学习基础上的外交哲学建设。中国对外关系已经深入到各地区、各部门和各阶层，需要提高整个国家对外交的认识和重视，以期达到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目的。为此，增加外交哲学共识和进一步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其次，中国涉外学界和政界要勇于担当。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以及教学和研究部门，应当齐心协力地确定外交哲学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机制。有关各方要勇于担当和主动补缺，提出战略设计，分步推进外交哲学的研究和落实。第三，问题导向是当前重点。外交哲学建设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毋庸讳言，哲学不能庸俗化，更不能忽视其长期性和理论性等基本属性，但是，中国外交哲学要落在实处，要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进。最后，中国外交哲学是中国和世界哲学的组成部份。与物质建设相比，哲学建设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和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时，批判性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外交哲学时，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善于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出代表历史进步和时代潮流的哲学和理论成果。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15年9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