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 次仁白珍
摘要：中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美国智库就本国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战略主张、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对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存在着偏差，而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认识不同；两国对“大国”概念理解不一；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分歧的解决需要中关两国共同扩大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推动中关人文交流，促进民间交往。
关键词：美国智库 新型大国关系中关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5-0043-55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提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晤时，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一时成为中美两国智库研究的热点。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美国智库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解读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不同理解，以更好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美国智库及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式
“智库”(Think-Tank)又称“思想库”，是指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政策、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根据201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4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美国的智库数量居世界首位。由于美国智库被认为是“运行在政府与学术的十字路口”，有的研究甚至认为，其已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美国第四种权力。
智库对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出版著作、期刊或研究报告，利用大众媒体引导公众来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是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外交政策顶层设计的最基本渠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曾指出：“智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智库同时还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咨询论证的环节，这为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智库在为政府决策做咨询论证时融入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向政府表明本机构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直接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讨论立法问题时，美国国会会涉及国内外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议员无法通晓关于所有问题的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借助各类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智库，通过出席国会听证会提供咨询与参考意见。此外，智库还可发挥“旋转门”的作用，其学者通过进入美国政府决策体系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二、美国智库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解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美国智库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之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提出了众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关于是否接受中关新型大国关系
关于是否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主要持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赞成。相关学者肯定了中国意欲避免同美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初衷，认为如果两国在实际层面的合作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大于该概念给美国带来的义务，美国便应该接受中国的这一提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曾不止一次称，“美国方面似乎确实应该对中国主动倡导就新型大国关系与美国展开对话的举措表示欢迎。”现任清华一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曾供职于小布什政府及奥巴马政府，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经战略评估后认为，中美通过增进在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来建立更具建设性、更为积极的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就应该在坚持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考虑接受中国有关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布鲁金斯学会约翰一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这一概念实际上帮助我们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后冷战思维以及现实主义的思维定式。与其过多担心这一概念的细节问题，不如思考更为宏观的前景：只要这一概念能够有效地指导并鼓励一种非对抗性的对华政策，这一概念就具有建设性。”
第二种是质疑这一概念，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抱以积极态度。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论坛上从三个层面解读了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一是为避免中美走向零和的竞争关系；二是中国希望将自身提升至与美国同等的地位；第三，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中国政权内部面临诸多挑战，无暇就中美关系的长期战略作出规划，中国只是提出了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构想。克罗宁在分析了这三个原因后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太过宽泛，从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到贸易、投资，再到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的任一问题发生危机都有可能破坏中美关系。”克罗宁最后表示，“虽然这一概念有可能无法真正实现，但中美两个大国可能会更加接近于一种合作大于冲突的双边关系。”
第三种主张——不建议美国接受。持这一提法的学者主要来自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虽然以“中立”自诩，但仍被视为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其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DanielBlumenthal)是美国中国问题资深专家，他在《外交政策》撰文，强烈反对美国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声称“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从中国自身来看无可厚非，但如美国接受这一概念便是奥巴马政府的愚蠢之举。”美国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在崛起过程中始终秉承和平的理念，这一概念“只是中国安抚美国的举措”。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中美关系是旧式的大国关系，两国关系不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框架。”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伊始，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就表达了对它的消极看法，甚至对中美对话的效果和必要性提出质疑。奥斯林认为，美国掉入了与中国“喋喋不休”的陷阱中：“美国已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如果不与中国进行持续的接触，中美关系就会受到威胁。但事实却是，即便当前中美有十多个对话机制和渠道，中美两国仍然无法保证会建立稳定的关系。”他强调中美对话是低效率且无针对性的，提出中国将对话作为目的而非希望实质性地增进互相理解的手段：“中国让美国只关注下一轮会谈，而非真正破解问题的实质。” 针对2014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之行中提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斯林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外交失败，“美国急需和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赖斯的中国之行表现得过于软弱。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也不看好这一概念。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过去几百年历史中，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通常会发生碰撞，最终结果是战争。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英国和美国。它们没有发生战争的很大原因是，英国决定将西半球让给美国。今天，如果美国把亚太让给中国，那么也许这两个国家就好相处了。但是美国是不会离开亚太地区的。”
综上所述，美国智库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泾渭分明，各方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相对而言，反对者的声音位居主流。
（二）关于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1．加强中美双边合作
美国智库的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能否真正落实这一概念取决于中国，中美双方应正视并更好地管控相互间的分歧，在实际层面上展开合作。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正视和解决美中两国的分歧。韩磊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出发点，两国仍需从实际层面进行沟通与合作，“如果中美在管控并减少分歧的同时未能找到具体的合作方式，中国这一提议会如何发展将不得而知。我坚信，美国政府不会对仅仅提出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口号感兴趣，合作的实际领域和具体的成果而非简单的定义才应当是这一新型国家关系框架最为重要的特征。”他还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方面也在逐步改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美国应看到中方为使美方更好地接受这一概念而做出的努力。他认为，习近平将三项基本原则扩展为六项的举措是中国旨在令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为美国所能够接受而做出的积极调整，“美国一直敦促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中国进一步扩展基本原则有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一点”，同时，中方将“不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这一点列为第四项反映出“中国已了解到美国的关切并体现出中国愿意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调整的意愿。”
几乎所有支持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国智库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两国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经贸等具体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建立不以冲突为前提的双边关系。布鲁金斯学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两国领导人都想同对方发展强大而且积极的关系，但双方并未赋予这种关系以实质性的内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而减少两国间的互不信任。”而韩磊认为，中国指出了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的具体领域，如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反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疫情管理等，“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提高中美合作的质量，并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加以落实，尤其是在中美合作可以取得进展并惠及全球的领域。”在经济合作方面，不少美国智库学者认为，尽管中美在新型经贸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存在着摩擦，但其不会影响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合作。裴敏欣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夸大了，它们之间的经贸摩擦并不会降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还有学者为双方将新型大国关系付诸现实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兰普顿特别强调了两国企业的地区合作，“两国应深化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深化美国的州与中国的省中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间的合作。”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小组也指出，中美两国应达成更多的地区间合作协议。“两国的地方领导人应致力于发展省州及城市间的合作，使中美此类形式的地方交往常态化。”
2．加强两国高层间的沟通与交往
多数智库学者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加强双方高层的沟通和交往，保持经常性对话，以增进战略互信。这部分学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最为活跃的“中国通”葛来仪（Bonnie Glaser）。她十分看好习近平与奥巴马两位元首之间的互动，认为2014年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协议，如延长赴美签证等协议的签署都是加强中美关系的有效成果。因此，加强两国高层领导间的联系不仅可缓解中美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能高效率地促进双方的合作，从而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韩磊也表示，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彼此间可以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谈论两国合作的领域，谈论彼此的分歧与紧张关系。”
3．加强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建立军事互信
许多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美除在经济、气候等领域开展合作外，建立良好的军事互信也是构建双方间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在《中国的两洋战略》中指出：“中美两国海军可以在海盗问题、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问题上进行合作。”兰普顿指出，“加强军事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追求更有效的危机管理以及两国外交政策与安全的协调机制”可以使两国更好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小组在分析美国可能会与中国产生矛盾的原因时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决策缺少透明度；二是“中国对大国地位的渴望也会令两国关系趋于紧张。虽然中国并未直接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头羊’地位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其近几年在维护本国利益时要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并表现出更加自信果断的姿态。美国方面，虽然美国人并不会被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这一想法所困扰，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令美国担心。”因此他们建议，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两国不应强行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尽可能使彼此的战略意图及军事能力透明化。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理凯(EricHeginbotham)认为，两国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发展双方间的军事关系至关重要，并就其如何加强提出“除了联手打击海盗外，两军还应不断拓展包括医疗、维和、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等领域的更大合作”等具体建议。
4．增进多边合作，希望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目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许多美国智库都承认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依然为美国所必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Blackwill)提出：“中美两个国家尽管自身十分强大并具有影响力，但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密切配合，从长远来看，是无法真正解决诸如国际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因此，美国需要继续在亚洲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和经济组织，以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不能忽视同中国的关系。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尼拉夫·帕特尔(Nirav Patel)建议美国政府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帮助它和平地融入当今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中。许多美国智库学者皆建议美国在保持与其亚洲盟友的良好关系前提下与中国展开合作，并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现存国际秩序，督促其担当更多的责任。李成建议，如果中国希望得到美国支持，就要在行动上表现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诚意。“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并不能提升中国形象，反之，更加关注小国诉求、推进地区发展才是中国负责任的表现。”而事实上，在解决伊核问题、加强国际维和合作、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相向而行，共同参与地区治理，这些合作已经成为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支撑。
（三）关于中关新型大国关系前景
美国智库部分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关系很难实现。现任哈迪森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MichaelPillsbury)在对其进行解读时，更侧重于从军事层面出发，认为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时问题重重，特别是在建立军事互信这一问题上。2014年11月，白邦瑞在他发表于《外交政策》上的《中美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一文中指出，中国军事的不透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把军备控制谈判放到了一边，而要求美国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让步……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军事信息的不对称，中国没有理由放弃这一优势。”他因此认为，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军事互信始终会阻碍这一战略构想的落实。
美国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阐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时，更多地在暗示美国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分析员迈克尔·蔡斯(Michael S．Chas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大国之间冲突对立的历史经验使中国担心自身国力的崛起可能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中国提出希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而保护其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最成问题的一点是，这一概念的实现似乎更多地是在要求美国按中国的意愿进行调整以包容中国的利益，相反，中国却并不用做出相应的调整。”他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真正付诸实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本身能够为美国发生多少改变。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中国的策略是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通过美国向日本和菲律宾等国施压，令它们后退。”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中国希望以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促使美国将中美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手段，但美国方面并未如中国所期待的接受这一概念框架，两国关系中依然存在分歧与矛盾。他建议：“美国政府应提出本国版的中美关系框架，因为如一味重复中国的说法却又给予另一种解释只会引起持续的混乱，美国应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应，以减少自己的亚洲盟友及伙伴的担忧。”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K．Johnson)表示，美方应避免让中方单方面对中美关系进行定义。
三、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产生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通过深入剖析美国智库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解读，可以看出，众多美国学者对这一战略构想的理解与中方错位。一些学者对之表示质疑甚至反对，对它的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1．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美间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会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美国所担忧的问题之一。皮尤公司2013年和2014年的调查显示，自2008年以来，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将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人数比例呈上升趋势（见表1）。许多美国智库的学者也持同一观点。李侃如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提到，从短期来看，中美双方会寻求合作，但就长期而言，“中方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论述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将会寻求减缓或阻挠中国的崛起，因为如果中国想要实现富强并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它必将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地位。”他认为中国官方和学者经常言及的“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以及“双赢”这种对双方未来关系的形容只是一种“官方的漂亮说法”而已。他在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合编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一书中指出：“美国高层既担心中国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又担心中国从根本上把中美关系看成一种零和博弈。”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明显的，即保持自己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一般认为，作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中的唯一霸权国，美国不会轻易地认可其被中国赶超或是与中国分享权力。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弱到强，从享受国际援助到亟待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过程最终将导致国际体系变换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并不确定中国领导层做出的决策是否有延续性，无法判定中国在今后的国际体系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由于无法确认中国是否会打破历史常规，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因而在中国屡屡向美国提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美方不肯轻易接受中方对中美关系这一概念的框架定义。
2．中关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存在分歧，美国认为接受这一概念会有损美国在亚太盟国的利益
许多美国智库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中若一定要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则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现阶段依然无法以此相称。李成提出，美国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主要出于三点顾虑：一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希望和一个新的地缘大国分权；二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决策者的意图有所怀疑，认为中国希望借此概念让美国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即那些有争议领土的归属；三是“大国”框架忽视了盟友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意义。在日本看来，中美关系的加强将威胁日美同盟，将加剧日本对被美国抛弃的担忧；其他诸如菲律宾和越南等小国也担心中国会借此进行扩张。这些考量让美国不愿打破亚太地区的安全平衡，因此无法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李成认为最大的阻碍是第二点顾虑，即担心中国会利用美国的认同，借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在东海和南海领土“攫取”权益，进而令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李侃如也提到，“在习近平的倡议中，华盛顿认为有一个地方是不可接受的，那就是中国人一直在说的大国关系需要尊重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我们无法确知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小组也不认同被中国捆绑在新型大国关系内涵中的核心利益，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确实需要认识并尊重彼此关键的国家利益，但那些在中国看来与核心利益有关的事项同时也有可能涉及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因此，如果美国认同、遵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和准则，它便无法向自己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东海、南海周边的盟友交代。中国一旦与美国的盟友在这一富有争议的地区产生严重分歧，美国就将面临两难的境地。
3．对“大国”的理解不同
除担心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会恶化自己与其亚洲盟友的关系外，美国智库未对中国所提出的两国间新型大国关系明确表示认可还因为它并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译成英文用的是“major”或“great”，而美国认为中国现阶段还没有资格与之平起平坐，因为大国不仅意味着合乎国土面积大、经济总量大等传统意义上“大”的标准，同时还包括维持现有世界体系与秩序、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等责任层面的含义。“崛起中的中国应承担更多责任，增进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只有在实质性行动的支持下才会得到认可。”中国在亚太地区提供的经济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很显然，中国尚不能延伸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应仍旧是美国的垄断性权力。”美国智库因此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它在责任方面确实远远不如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大国形象的美国。一个更加富裕并且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是美国所欢迎的，而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应当为地区和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全面体现“大国”的内涵。
4．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
皮尤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只有约26%的普通民众认为可以信任中国；在美国的专家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也不高（见表2）。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对中国存在不信任感。李侃如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中提到，“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大大加深了两国与生俱来的对对方国家意图的不信任。多数美国人出于冷战思维，无法轻易相信中国；而在建立政治互信的过程中，困难的并非只有意识形态，还有双方间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例如，俄罗斯自苏联解体时起就已倒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就目前来看，美国与它依然无法成为“亲密伙伴”。又如，在东欧或中东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中，有一些也依旧无法同美国建立政治互信，美国在与其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甚至比在同中国的往来中更大。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偏见的产生，而现实中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由来已久，从而限制了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范围。
结论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虽然其中行政及立法部门的权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忽视智库对它们做出决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当前，美国许多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大相径庭，有些学者对这一战略构想表示质疑，甚至持反对态度。若要缩小分歧，交流和沟通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加大双方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共识，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避免战略误判，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民间往来等应是两国相向而行的举措。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以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主张，双方要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持续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在落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中国也有必要掌握美国智库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并相应地做出适当调整，如此方能真正推动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设和对它的具体设计。
（作者简介：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089;次仁白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5年4月
（责任编辑：胡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