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言蹊
摘要：从国际角色理论出发可以认识到，角色定位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国际角色应随着世界秩序的变迁而做出调整。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结构性变化引起了当今世界的关注，并产生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多重复杂预期，甚至引发了中国国际角色的身份困境。对此，我们首先需要冷静分析，从基本理论出发，厘清国际角色定位的主客观因素，辨析当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与此同时，应当寻求发展目标与国际角色的合理对接，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关键词：国际角色 角色定位 角色预期世界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5-0082-92
中国的“大国”身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然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国际角色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是外国媒体议论中国时的常用词，就连中国人自己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也常常表现出困惑。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针对“大国”一词指称中国和美国时的不同含义曾指出，“大国”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是“greatpowers”，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则是“major countries”，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为本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可见，面对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的角色预期的复杂性，需要客观、具体地加以分析。
一、国际角色的定位与调整
（一）从“社会角色”到“国际角色”
“角色”概念源自戏剧艺术，系指演员在剧中扮演的人物。社会学借用“角色”概念研究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衍生出了“社会角色”概念，即：“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由此可作如下解析：第一，从社会地位出发，“角色”是一个与系统相关的概念；第二，“社会期望”是社会对角色的预期(expectation)，即环境（系统）要求行为主体担任的角色或其他行为主体对该行为主体的主观期望；第三，“自己的主观能力”乃行为主体自身的角色认知(conception)，强调行为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第四，将“角色”界定为“行为模式”，表明行为主体的角色扮演(display)应该具有规范性，可预测和可期待；第五，角色本质上是社会规范、社会期望与个体意愿、个体能力的统一。
建构主义学者将社会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国际角色”的概念。“国际角色”与“社会角色”有所不同，这主要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所处的系统相异，行为主体的互动机制、行为规范、结构效应也有着一定区别。社会学理论中的人类社会体系更强调社会规范及其对人的引导、约束和塑造作用，侧重“社会期望”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个体认知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力，所以建构主义借助“观念一认同—行为”这一范式，更强调国家对体系和角色的主动“认同”，即角色认知。这种角色认知也整合了行为体对外部世界，包括角色预期的客观认识，并将它通过角色定位反映在国家的外交行为上。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国际角色”的定义上。凯尔·霍尔斯蒂对“国际角色”的定义为：“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的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认定，同时还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对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认定”。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具体体现国家角色的主要是“外交决策者”、“决策拟定人”等。戴维·莱克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角色的外在形式可以被简化为两个部分，即“国家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 ofthe state)和“负责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the foreign policyexecutive)。
（二）国际角色定位及其意义
国际角色的内涵决定了角色定位的重要性。郭树勇就从角色定位出发，对国际角色加以诠释，认为它是“决策拟定人对于行为体在社会、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履行的义务以及应按何种准则从事日常活动做出的明确区别和定位，从大的方面来说，同样适用于在国际环境中处于何种地位以及扮演何种角色的国家体系”。对于国家而言，国际角色定位主要是各国决策层对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地位的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角色定位是一个动态概念，各国决策层会根据本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明确自我认知，适时进行调整。
国际角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本国和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为做出合理预期。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在国际体系中有个明确的身份定位，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时便能有一种认知上的主导意识，行为一般不会偏离轨道。同时，其他国家也能增加对其行为的预见性。恐惧来源于不确定，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界定十分模糊或变幻莫测，其自身和其他行为体往往会陷入一种不可捉摸的焦虑状态，出现无所适从的猜忌和怀疑，甚至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一个国家明确的国际角色定位不仅与本国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有利于世界总体的和平与稳定。第二，角色定位是国家发展的行动指南。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离不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重新定位”；3它为一国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相应的发展道路。如果把国际社会描述为一种体系，角色定位过程便可归纳为：对该体系中的独立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预期——此行为体对自身地位的确定——此行为体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以此为基础，在某些领域做出的战略选择，等等。这种以角色定位为本质的战略选择过程，必将影响国家制定并执行战略的国际行为，即国家战略实践。
（三）世界秩序变迁与国际角色定位再调整
一个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不仅与其自身的角色认知有关，也同外在的世界秩序变迁相关。如果世界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的角色定位也会相应地予以修正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世界秩序(world order)或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世界有无秩序；二是如若有世界秩序，如何界定和理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观点是，由于不存在一个高居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世界便不存在类似于主权国家内部所具有的社会秩序，因此，世界是无序的。例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主义。但事实上，构建秩序是人类的天性，“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因此，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就表现为各国之间在互动中形成的规则和机制。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国际体系内的成员为了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与正常运转，协调、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而确立的准则、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保障机制、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或者认定“国际秩序体现为国际社会通过主要国家的斗争和协调而形成的规范重大国际行为的原则、机制的总和。”
世界秩序具有变迁性，这种变迁会影响国家的角色。世界秩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它毕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国家行为体在与系统互动的实践中，自身实力的变化和外部环境、世界秩序的变化都会导致或迫使国家对自己产生新的角色认知，修正或调整自己的角色身份，同时更新自身的国际战略目标与行为选择。
同时，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在不断变化。国家行为体每天都在刷新自己的信誉纪录和国际形象，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国际体系对它的评价和期望。这种角色期待体现为希望这个国家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允许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角色扮演的实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到国际机制对自己的角色预期，也就能够预知国际环境对自己行为的态度，从而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路线，规避风险，用尽量低的成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由于角色预期、角色定位的主观性以及信息不充分等原因，角色预期与角色认知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完整对接的，国际上期待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范围与这个国家所愿意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范围往往是不相一致的。
二、世界对中国的角色预期
当前，对于中国的角色预期的研究应该更加系统和深入。对中国的角色预期，是指整个世界体系、体系中的国际机制或主权国家对中国的主观预期，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定位现代中国的角色，主要是对当代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作用等要素做出系统的确认，尤其要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与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战略调整结合起来。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角色预期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它们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在经济以及其他事务中，必须把自身与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较早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在很多领域寻求他国的协助，因而更加重视同高速发展的中国合作。布热津斯基等学者提出，要寻找一种增强国际体系凝聚力的最为稳妥的方式，以求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全球国家联合体中。只要将中国纳入国际机制，便等于世界上20%的人口受到了相应约束，必然为机制的合法性、效力和收益提供强大的支持。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最低预期就是让它在国际机制中出演参与者的角色，同时分担该机制中各大国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成本。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让各国均看到并且认可其经济实力和能力。据此，西方某些国家甚至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应该做出与它们同样的贡献。这是发达国家对中国角色的最高预期。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角色预期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曾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而迫切希望得到国际援助。这是发展中国家渴求参与国际机制的普遍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银行等大型金融机制中持有较大份额，因而便承载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它们中有许多期待中国能够作为倡导者去参与机制建设，使国际机制的理念、规则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期待中国倡导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更合理的方式分配世界发展的福利。
（二）国际机制对中国角色的预期
全球性国际机制期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全球性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它以“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为目标，主张“运用国际机构的权利，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机制的诞生，源自世界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增强，其合理预期是尽量联合参与者，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来解决国际秩序问题。相对于地区性的国际机制，全球性国际机制对于参与者的态度更加宽容和开放，因而也期待中国继续发展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国际民航组织(ICAO)依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出，在全球性排碳方案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减少碳排放的大部分责任，但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贡献，特别是希望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付出努力。相对而言，经济性国际机制对中国的角色态度较为复杂。有些组织以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为依据，期待中国积极承担身为一个大国的角色，并为世界做出更多的实质性贡献；同时，也有一些机制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很不平衡，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因而不能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任务，也没有能力参与规则的设计。这些不同的预期往往取决于组织类型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际机制中，不同的参与者也会对中国扮演的角色及承担的责任、做出的贡献等抱有不同的期望，当这种期望相互矛盾时，中国难免会面临角色不协调的问题。如果不能对这些预期分门别类地做出不同的判断，给予恰当的回应，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行动便很容易四处碰壁。
当今的国际机制几乎覆盖了全球，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囊括了所有全球性问题。作为一个积极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多边机制和2000个以上非政府间专门机制，其数目之巨、范围之广，导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重叠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意味着国家将面临不同的行动预期。自然，对于中国而言，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不同国际机制对中国的角色预期，在短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最终影响中国战略选择的并非这些外部世界的主观期待，而是中国自身做出的认知和预期。倘若有关各方的信息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将会导致预期和认知的不协调；而国家所感知到的角色不协调，也很可能是由于自身对外在预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在做出角色定位之前，有必要剔除假性角色冲突，方能真正看清问题，从而就角色预期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三、寻求发展目标与国际角色的合理对接
（一）找准角色定位：实现目标与预期认知的对接
认知与预期的相互对接是角色定位的基本逻辑。一方面，须明确自身的战略目标以及能够支撑该目标的最优角色范围，而后对本国实力所能承担的角色进行系统规划；另一方面，针对国际机制对本国的角色预期，须通过找准双方期望的结合点，合理定位本国在机制中的最佳角色。在这个位置上制定国家战略，才能以最小的阻力成本获取最大的期望效益。
首先，应当对复杂的角色认知加以明确。任何国家参与某一国际机制的目的，均为获得利益、实现目标，然而，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属性，对其的维护必须坚持不同的立场和策略。对根本利益，如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文化的存续等国家安全及政治利益的捍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定不移，不容妥协；可变利益的维护则根据国家战略选择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就一般而言，国际机制是围绕某具体领域构建并产生作用的，在该领域中，中国期待获得的核心收益应当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其他辅助利益。
其次，要梳理多样化的角色预期。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倾向于按照自身利益选择适当的预期，以此为角色定位打好基础。此种自然选择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不存在角色认知与预期的冲突，行为体双方能在机制中愉快地合作；另一方面，由于此种选择方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真正的矛盾容易被表面假象所掩盖，成为角色定位后战略执行的潜在隐患。因此，在一个机制中选择与之对接的预期，不一定必须是来自机制内的主导力量。一旦忽视了机制的真正核心预期，忽视了机制权力结构的主观预期判断，就会造成国家的边缘化，国家利益也将失去必要的保证。
第三，需合理地进行角色对接。合理的角色定位是将国家自身的角色认知与机制对本国的角色预期予以对接，并在审视中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为形象地描述整个过程，可将之抽象并简化为一个模型（见上图）：如果将中国可选择的角色简化为一条线段，其左端为最不活跃的参与者，右端为最积极的倡导者，从而在两个端点之间界定建设者的位置。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一个国家在机制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意味着其承担的责任越多。伴随着国家自愿增大对机制的贡献，以及它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朝建设者方向的演进，在角色分布线段上标注出国家的位置。国家对利益、目标的认知与态度决定了其希望在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如图中圆1所示；国家对自我实力的认知代表着其有能力扮演的角色，如图中圆2所示。由此形成的二圆重合的阴影部分，便体现着国家有能力支撑的战略愿望，即国家在此机制中的自我角色认知。机制对国家的角色预期可以图中的方块示意，其与前述所得的阴影部分相互重叠生成的反斜线阴影部分，乃为所形成的角色预期与角色认知成功对接的统一的角色定位。如以该位置为基点展开战略实践，将使国家收益和成本的相对比例达到最大，亦即以尽量小的投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诚、惠、容”这“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一个精辟概括，也反映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归根结底，此乃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这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一个重要基础。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二）化解角色冲突：避免目标与预期的错位
中国面临角色冲突在所难免。在面对国际机制进行角色定位时，中国的国家实力作为参照的基础具有多层次性，而外界对中国的角色预期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导致中国在角色认知和预期的过程中，还会面对一定程度的角色冲突。此类冲突有时源于其中一方有意识的错误，如西方国家在判断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能否且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时，往往以其是否会按照西方的利益、规则和价值观行事为标准。而最明显的冲突在于双方的政治哲学思想相去甚远，例如，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理解“德性”的政治生活和“善”的理念上存在极大的不同：中国更倾向于塑造和发展强大的政府、统一的民族，传承古老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向国内外展示友好和负责任的形象；西方国家则侧重于政府的民选和诚信、多元、人道与法治社会、拥有自由与人权的民众及关注少数族群人权状况等。这些指导观念的天壤之别使中国与全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产生矛盾，其主要在于双方就发展、合作的领域、程序、方法等问题的认知与预期各异。
角色冲突必将对中国与国际机制合作造成影响。角色冲突导致角色定位的不稳定，使国家在国际机制中受到多方阻力，减弱预期中所获收益。此种窘迫的处境如得不到合理抑制，便可能令行为体之间，或者行为体和机制之间的现实冲突积累并爆发。当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必然要求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尽量避免国际冲突。因此，中国对于角色的定位，要在制定战略过程中尽量避开角色冲突的锋芒，同时避免过度归顺预期的问题。一旦认知和预期出现矛盾，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审视并调整自身的认知。在实力相对稳定的情形下，见效最显著的途径乃为调整战略目标，但这种调整不等于放弃自身利益去顺应他人的期望。
（三）形成多层角色定位：坚持目标与预期共同作用
多层次角色定位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证明，独立的外交角色损失的潜在收益远远超过了参与机制所付出的成本。假如中国必须同国际社会合作，参与国际机制，就必须对国际机制区别对待，确立起多层次的角色定位，以角色认知为切入点，尽可能减少冲突的发生，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应积极运筹与俄、美、欧等主要大国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大邻国和世界大国，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均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务实合作亦取得重大进展，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中美关系的走向为世人瞩目，中美两国合作如取得成功，便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且中美可以也应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欧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彼此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提升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对非政策的全面阐述中，提出对非合作要讲“真、实、亲、诚”，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方将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不断提升整体合作水平；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双方将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即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应正确寻求多层次角色定位。首先，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总量、科学技术实力还是世界影响力，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具有一定的领先性；同时，中国还是负责任的国家，既积极发展本国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也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合理义务，在逐步提升国家实力的基础上，高水平地担负起某些领域的国际责任，努力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四、新时期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
依据对中国国际定位现状的评估，结合世界体系转型相关理论和学术界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定位问题的讨论，我们在此尝试对中国未来新的国际定位作如下分析：
首先，中国应当成为新世界体系的塑造者。根据当前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现状，虽然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其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力的强大都对发达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赋予了自身较多的话语权。中国目前完全有能力参与世界新体系的建立，应当积极投入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以和平崛起的姿态，以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为基础，以本国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观念影响对世界体系的塑造。
其次，中国应当积极展示和平崛起中的大国形象，成为国际新体系下国际力量的平衡者。面对当前新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国如果不能对自身的国际地位进行准确的定位，后果便不仅仅是机遇的错失，更多的不良影响也将会得以显现。只有展现出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力量的平衡者。平衡此处系指中国以其大国的形象和实力，努力平衡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推动世界体系公平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世界体系仍然由西方国家主导，它们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中国的角色定位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受到发达国家的排挤。中国在有机会参与新世界体系建设的情境下，应当首先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为它们争取更多权利，从而为本国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中国应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姿态，进入到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大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利，平衡国际力量。
第三，中国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推动者。我们对世界体系转型的基本判断是，未来世界将走向多极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亚太地区大国，有机会参与世界体系的建设，应当联合发展中国家并以亚太地区大国的身份积极推动多极化的发展，弱化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强势地位。目前中国面临着推进多极化的绝佳契机。一是本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尤其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二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开始下降，美国的金融危机及欧洲的欧债危机，都造成了发达经济体实力的下滑；三是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兴起，缩小了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霸权力量的存在。
第四，中国是新世界体系文化理念的弘扬者。中国不仅应在世界体系的制度建设和力量平衡中发挥其重要作用，还当注重本国软实力的塑造和提升，以中国自身的特质和价值追求参与并推动未来世界文明的建设。中国古代文明曾闻名于世，一度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之一；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文明，既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文明，又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我们应该把中国文明融人世界文明进程之中，以中国文明对之加以丰富并推动其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确立国际地位奠定长远的基础。
（作者简介：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