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丹
摘要：西方学界进行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依托于对大量相关文献和多种途径信息来源的解读和利用，对这些信息源展开实证统计和研究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体系SSCI为论文样本来源，选取英美学者在2008至2013年间发表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300多篇论文为样本，从整体上统计了被引频次最高的各类信息源，重点分析了学术期刊、新闻媒体、学术著作等的被引状况，同时对信息源的中西方作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行了统计比较。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了我国加强对外关系领域信息源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英美学界 中国研究 中国对外关系 信息源 SSCI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4-0087-100
本文系2014年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社科项目“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英美学者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信息源分析”及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英美学者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信息源分析”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不断加深，尤其是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影响等更是国外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不仅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急剧攀升，而且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定位的各类学术文献也大量出现。
除了各种学术专著以外，国际学术界发表的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主题领域丰富、观点见解多样、学术影响较高。尤其是那些学术影响力较高的论文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探讨中国的国际身份、分析中国的外交走向、影响世界和地区秩序等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以美国和英国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来对当前中国的各种国际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形成了诸多对中国的认知与看法。这些认知的形成和看法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这些英美学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对大量相关文献和多种途径的信息来源的解读和利用。通过考察这些论文或专著所引用的大量参考文献或信息来源注释可以明显获知，这些信息源对于西方学者认知和研究中国问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利用文献计量学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考察对于英美学者认知和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学术论著、媒体新闻、政府文件、智库报告等各类信息源，以及这些信息源的最主要的生产者——中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实际被引状况，从而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各类信息源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实际影响力。
一、论文样本的选取和信息源的统计
（一）基于SSCI的期刊的论文样本选取
对于论文样本选取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论文样本的权威性、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时效性、典型性，以及论文本身和信息源的可获取性等等。为此，本项研究以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引文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作为论文样本的获取来源，选取一定时间段内英美学者发表在SSCI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上的中国问题研究论文为样本进行考察和分析。
在时间范围的设置上，一方面考虑到所选取的论文应具有时效性，反映最新的英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关注和研究又呈现出新一轮的热潮，这期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论文也急剧增长，因而选取了2008至2013年这一时间段。在论文样本检索和主题限定上，主要利用SSCI数据库的学科领域分类功能将论文定位至“国际关系”领域，同时利用其作者通讯地址筛选功能将作者来源限定为美国和英国，进而通过检索词“中国”将论文范围选定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英美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
通过上述基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样本选取，我们最终获得了332篇来自于权威的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上的英美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本文就针对这些论文的参考文献和注释展开具体的信息源统计分析和学者影响力的实证研究，并对我国加强相关信息源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信息源的提取整理和统计分析
对论文样本的信息源展开研究，主要就是依据其文中的脚注信息或文末的参考文献信息进行分析。选取的332篇论文样本经SSCI数据库参考文献导出和整理，总共得到有效的引用信息源16656条，其中列出参考文献最少的只有3条，而列出最多信息源的则达到了255条。平均而言，每篇论文的参考信息来源基本上在50条左右，这一体量的参考文献或注释信息对于开展信息源研究和分析较为有利，既具有数量上的可信度，也具备实际统计的可操作性，可以较为科学准确地掌握英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所主要参考和依据的信息源。
经过对所有信息源的汇总整理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信息源主要来自于文献型的资源，也有部分来自人际交流。文献型的信息源主要包括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媒体新闻、政府文件、智库报告等类型。除了来自于这些文献型的信息源之外，英美学者与中西方学者、政府官员的交流访谈以及相关学者的会议演讲报告等成为人际交流途径的信息源，统计显示共有134条信息源属于此种类型，尽管比重较低，但人际交流互动也是获取信息源的重要途径和来源之一。
二、主要类型的信息源统计与分析
本项研究重点对被引频次前100位的文献型信息源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在各种文献类型中，学术期刊占据了最主要的比重，期刊论文是英美学者参考和引证最多的信息源类型。其次，报纸和新闻社等媒体也是一种主要的信息来源类型，共有7种报纸和3家新闻社名列其中，尤其是中国的新华社和《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成为主要信息源。学术专著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前100位的信息源中共有10部学术专著列入其中，均是由知名的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所撰写的经典论著。此外，一些政府文件和智库报告也是被引频次很高的信息源，如《中国国防》白皮书、“北京共识”等，均受到了英美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利用。以下分别对这几种主要类型的信息源展开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一）国际权威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是英美学者研究中国的最主要的学术文献信息源
统计发现，国际上权威的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成为了英美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最关注的信息源，这些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他们引证的参考文献的最主要来源。笔者认为，学术期刊成为最重要信息源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往往能反映出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和前沿热点问题，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其关注的热点也不断变化，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时效性因素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信息源获取的途径来看，学术期刊除了纸本以外，均已收录在各大数据库中，学者们可以通过其所在机构便捷地从数据库中查找和获取所需电子期刊论文，并且可以复制其所需文字信息。这在信息源传播、获取和利用上都极大地提升了易获取度和可利用度，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术期刊这一类型信息源的引用率。
表1显示了英美学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所引用的信息源中最有影响力的前10种学术期刊及其被引排名状况。
研究发现，《国际安全》、《外交事务》、《国际组织》、《中国季刊》和《华盛顿季刊》是排名前5位的英美学者引用论文文献的信息来源期刊。其中尤以《国际安全》期刊被引论文频次最高，超过了300次，几乎达到了平均每篇论文样本引用该期刊一次的程度，是英美学者最为关注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信息源。在排名前10位的刊物中，除了《中国季刊》由英国主办、《世界经济与政治》由中国主办外，其余几份均为美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期刊，可见美国学术界对于英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
就中国主办的信息源而言，《世界经济与政治》跻身英美学者引用最多的学术期刊前10之列，也在实证的层面上反映了其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对于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西方主流报纸和新闻社是英美学者认知中国的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信息源
新闻媒体往往是报道和发布最新国际资讯的渠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英美等国均有大量的媒体每日对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状况进行报道，并且随着新闻网站的普及，这些信息源非常便于查询和获取。因而，来自于各大媒体的新闻资讯也成为英美学者认知和研究中国当前国际关系，尤其是外交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经统计，在所抽取论文样本的参考文献中，英美学者引证和利用最多的主流新闻媒体（包括主流报纸和新闻社）信息源前10位主要为表2所示的来源。
研究发现，英美学者通过新闻媒体获取的信息源数量也相当可观，位居各种类型信息源的第二位，这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具有实时关注时政热点和动态变化的国际局势的研究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中西方的主流报纸和新闻社所发布的权威新闻报道和资讯就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信息源。在这些主流的新闻媒体来源中，西方的报纸主要包括《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等，英美两国的主流大报占据了绝对优势，尤其是美国的《纽约时报》更是以240多次的被引率独占鳌头。
在来自中国的信息源中，中国的报纸主要包括《中国日报》( China Daily)和英文版的《人民日报》这两份官方报纸。通过进一步深入考察，还可发现英美学者对这些报纸的获取大多是通过其在线的英文版网站来实现的，因而这些新闻媒体的网站是英美学者获取信息源的重要平台。除报纸外，来自各大新闻社的新闻资讯也是主要信息源，其中以中国的新华社被引信息源最多，主要获取途径基本也是来源于新华网的资讯。可见，就新闻媒体这种类型的信息源而言，在线网站成为最重要的信息获取途径，且英文版网页的资源更是英美学者利用的重点。
（三）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学者的学术专著也是重要的学术文献信息源
对于学术论文参考的文献而言，除了最主要的学术期刊，学术专著也是十分重要的引用对象。在所选学术论文样本的信息源统计中，学术著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学术专著不像学术期刊来源那样可以聚类统计，因而其在信息源中的分布相对分散，但即便如此，也有部分专著的被引频次相对较高。表3统计了本研究论文样本的信息源中被引频次前10位的学术著作。
在这10部被引频次最高的学术著作中，既有经典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著作，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以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也有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崛起认知的研究论著，如康灿雄的《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约书亚·科兰兹克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陆伯彬、朱峰的《中国的崛起：权力、安全和国际政治的未来》，江忆恩的《社会国家：中国与国际体系1980-2000》，以及金骏远的《应对挑战：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等。
由此可见，英美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时，重点还是参考和引证了英美国家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和观点。这些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英美学者视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经典的理论著作，另一类是对中国当前国际地位或身份认知的研究论著。这些著作均是出自英美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手，因而从其学术观点和研究立场而言均是倾向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对美国或英国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威胁论的色彩。虽然这些著作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认知和了解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力，但就信息源本身的客观性而言仍有待商榷，因为其毕竟是站在西方学者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国际问题的。
（四）政府文件和智库报告等类型的资源也是英美学者研究和认知中国的重要信息源
除了学术期刊、专著和报纸媒体等几种主要的信息源类型外，由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以及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等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本项研究的信息源被引频次统计中，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和由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北京共识》被引频次分别达到了25次和18次，在同类信息源中属于高被引文献，因而值得重点关注。
此外，针对网络来源的信息源统计和分析也发现，英美学者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源大多来自非政府的组织机构，特别是一些权威的智库，如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等。这些来自智库网站的信息资源相对比较分散，包含由这些智库出版的图书、报告、论文等各种类型，尤其是智库报告成为英美学者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中国的智库在这些信息源中相对薄弱，只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几所智库出现在了本研究的信息源中，且均只有被引用1次，其受关注度和影响力远远不足。
三、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源作者统计与分析
信息源的作者是这些信息源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他们的被引状况可以客观地反映出这些学者或专家在该领域的话语权。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当前在英美学者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国内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有哪些。这些学者或专家在西方学界研究和认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引领了英美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并且生产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信息源，成为该领域信息源的最重要的制造者。对于英美学者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来说，他们具有比其他一般学者更强的话语权，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由此也显得格外重要，需要引起我国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
（一）中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对信息源作者被引频次的排名统计，表4显示了信息源被引20次以上的作者排名状况。来自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沈大伟、江忆恩和柯庆生位列前三；中国学者中，阎学通、秦亚青和赵汀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赵穗生由于属于美籍华裔学者而未算在内）。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中国学者被引量与他们存在明显差距，影响力相对不足。
无独有偶，外交学院也进行了一项关于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的项目，并于2015年初发布了其初步的评估报告及专家排名情况。报告以研究当前中美关系与中国政治、经济、安全政策的美国学者为分析对象，选取了当前对中美关系最具突出重要性的战略问题、中国军力问题、台湾问题、中美经贸问题、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网络安全等13个问题进行评估，并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分，以此对所选定的专家在过去十年内的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估。项目组选取的专家涵盖了美国政府、军方、智库与高校等多个领域，总人数达158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根据对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大指标测算，大卫·兰普顿、沈大伟、金骏远、李成、李侃如等人位列报告中评估的美国“知华派”学者前20名。这一排名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项研究的发现。
（二）中国学者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因素分析
研究统计显示，在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学者中，阎学通显然是在英美学者进行中国研究时受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学者，其论文和著作被较多地参考和引用。笔者分析认为，阎学通之所以能在西方学术界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其自身丰富的研究成果外，还在于他主编了多份权威的学术刊物，尤其是学术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该刊物是目前我国进入SSCI国际关系领域的唯一一份期刊，在信息源传播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中国学者的高水准论文得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关注。阎学通自身也有多篇发表在该刊物的论文被英美学者作为信息源引用。
另一方面，阎学通比较注重对研究成果的英文翻译和国际传播。如他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经翻译整理后形成的英文学术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是在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类信息源中受关注度最高的，一些英美学者对该书进行了研究和评论，这也有助于其总体被引量升高。总之，将学术研究成果以英文形式在国际上发表是增强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我国加强对外关系领域信息源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从英美学者进行对中国对外关系研究过程中所获取和利用的信息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学术期刊论文是他们参考和依据的最主要信息源，其中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具备一定的影响力。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重点参考和引证的对象，但中国学者的学术专著尚未引起西方学者的足够关注。智库网站和媒体网站是英美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网络信息源，但中国的智库远未达到国际水平，也未被英美学者所重视。中国的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站在对外传播和宣传上也没有形成较大影响力。因而，中国在这些类型的信息源上应不断加强有关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和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并努力以准确的英语版本形式对外传播，不断扩大信息源的覆盖面，提升信息源的可获取性和可接受度，更好地向英美学者传递中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定位等方面的政策与立场。
以下分别从我国在国际关系学术领域如何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学术专著出版，以及推动智库建设和媒体传播等方面提出一些我国在对外传播和信息源建设等方面的建议，以期为构建更为完善的面向英美等西方学者的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信息源体系提供具体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强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更多发表英文论文
从研究发现来看，主要的学术期刊信息源均为SSCI来源的国外刊物，而当前由中国学者主办的SSCI期刊仅有阎学通主编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一份刊物。在对英美学者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300多篇论文所发表期刊的统计中，发表在Chinese Journal oflnternational Politics上的论文数位列第5；而在信息源统计中，来自于该期刊的论文被引频次也达到了39篇，位列所有学术期刊来源信息源的第21位。可见，这份刊物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英美学者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这主要是取决于该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及其学术权威性。因此，中国应努力打造国际关系的国际权威期刊，跻身SSCI来源，使得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易于在国际上发表和传播。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学者应多以英文发表论文，以增加西方学者获取信息源和了解中国观点的机会。有学者在对2011年西方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全景扫描和概括性总结后指出，华人学者，包括大陆学者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已经逐渐有了更多的投入，他们在英文的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更多地用英文撰写中国研究著作，或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促进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他同时进一步指出，近十年来，华人学者在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角色越来越彰显。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华人学者数量增多和研究质量提高的情况也很显著。在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和《近代中国》等主要学术期刊上，常常出现华人学者的论文占多数的情况。大陆学者也积极在西文的《外交事务》等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发展的看法等等。
这些都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所作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成绩，这从本项研究所得的信息源统计结果中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证实。对于今后进一步的信息源建设而言，笔者认为一方面华人学者应尽力以英文形式撰写和发表自身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可以选取代表性的中文论文进行英译，以此将更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到西方学术界，增加西方学者获取信息源和了解中国观点的机会。
（二）国内国际关系学者的专著可以考虑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以英文在国际上出版
通过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对于中国学者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信息源传播至关重要。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要通过研究和凝炼，构建能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同时，渠道建设也不可或缺。现在大多数高校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仍局限于小渠道、小范围的探索。要突破这一局面，无外乎是两大路径：一是和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合作；二是构建自己的渠道。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在西方主流的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其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如201 1年就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通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他的专著《2020年的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China in 2020：A New Type of Superpower)。新书首发式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行，胡鞍钢教授在首发式上发表了专题演讲，并在演讲后与参会人士进行了交流和互动。②这些做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信息源，优化了其传播途径和受关注度。
同年，阎学通的专著《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一书也由国际知名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被引频次很高。可见，通过西方知名的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非常有利于其观点的国际传播，使之更易于引起英美等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进而成为他们研究的重要信息源，影响他们对当代中国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的形成。
（三）加强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智库建设
在所有的信息源种类中，中国的智库来源非常薄弱。与英美等国类型丰富且实力强大的智库相比，中国的智库建设目前还很不成熟，远未达到提供权威的中国研究信息资源的程度，在信息源统计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它们并未引起英美学者的足够关注和参考，仅有部分社科院及研究所的信息偶尔被引用。因而加强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智库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智库主要是通过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功能。要提高智库的影响力，一是要提高产品质量，二是要改进推广方式，三是要建立国际话语。这三点也正是推进和改善我国各类信息源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加强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智库建设和提升其影响力上，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重点推进。首先，加强社科院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升中国对外关系的智库水平，使这些专业的研究机构能进一步发挥智库作用，并在英美学者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其次，中国高校等学术机构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应进一步在国际上传递自己的声音，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和增强国际影响力。高校智库应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在推动高校智库建设上，应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此外，高校智库要深化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高校要通过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搭建中外智库联合研究的高端平台，推动交流互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思考中国，在深度参与国际对话中提升话语权，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四）进一步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及在线网站的对外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是报道和传播最新全球动态及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的最迅速的途径，也是西方学者获取有关中国信息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从本项研究所选样本的信息源统计分析来看，中国的新华社新闻，尤其是新华网是英美学者重点关注和获取新闻资讯的媒体平台之一，另外《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的英文版在线网站也是主要的媒体信息源。可见，随着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西方学者主要通过新闻媒体在线网站来获取中国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媒体资讯，且由于语言能力等问题，往往只关注英文版网页的信息资源。因此，我国在加强新闻媒体的对外传播时，就应当重点关注这些主流媒体的英文网站建设及其新闻报道的内容选择和翻译质量。
从研究统计来看，英美学者所利用的中国媒体信息源约有80%以上来自于相关网站的英文版资讯。鉴于英美学者的语言能力问题，我国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的英文版网站信息建设仍应是重中之重。需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及政府网站的国际化程度，加大对英文版网站的建设力度，准确翻译和传递相关的国际关系信息和中国声音。对于英美学者而言，中国政府和官方新闻媒体网站的英文信息就是他们最直接地获取中国问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应当确保这些信息源对于我国相关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主流观点的准确、统一的翻译，提供给英美学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官方信息源。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英美学者在进行中国对外关系的学术研究时所重点关注和参考引证的信息来源，分别统计了学术期刊、新闻媒体、学术专著、政府文件、智库报告等各种类型的信息源被引状况，从文献计量的实证角度获得了各类信息源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源列表以及最具话语权的中西方学者排名状况，从而发现和掌握他们在认知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对信息源的选取和利用偏好，以及这些信息源对于他们形成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知和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英美学者进行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信息源利用具有如下一些特点：首先，英美学者倾向于选择和利用西方的文献，而对中国来源的资料使用相对较少；其次，在信息源的选取上，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观点的文献信息资源占据主流；第三，来自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欠缺，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足；第四，英美学者对信息源的利用受到本身语言能力、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这些研究发现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学者和专家全面了解和掌握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重点关注和最常利用的文献信息源，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国的信息源建设提升其在英美学者中的影响力提供启示和建议，以期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身份形象更好地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所认知。为此，中国的相关机构及学者应积极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关系信息源建设，在国际学术论文发表、学术专著出版、国际会议交流，以及推动智库建设和媒体建设等方面加强我国的对外传播和信息源建设，从各个方面来营造多种便于传播和易被获得的信息源，使中国学者的观点和声音得以更广泛和顺畅地在国际平台上传播和交流，进而影响英美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5年4月
（责任编辑：鲁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