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
摘要：在中关拉三边关系中，美拉关系是传统联系，其对美国高层决策者有强大的刚性作用。中拉关系是新近联系，是目前中关拉三边互动凸显的动力。中关关系则是三边关系整体的核心，决定着三边互动的基本面，未来三边互动的基本态势是，中国和拉美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然而，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思维定势则会导致其对中拉互动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两者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中国无需因担心中关关系受影响而不发展中拉关系，同时也不能贸然采取行动引起美国的强烈不安并最终导致中关关系的严重受挫。此外，中关拉三边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极其必要。这种三边良性互动机制应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包含中关拉三边的高层战略对话。
关键词：中关拉三边 中拉关系 美拉关系 中关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5-0132-144
为什么要讨论中美拉三边关系？中拉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放在中美拉三边框架下理解。目前，中国与拉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双方的互动并不会在封闭下进行。从历史上看，拉美长期以来都被美国视为其后院。尽管目前拉美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倾向，然而，美国依然把它当作自己的“特殊领地”。所以中拉关系的发展需要考虑美国因素的作用以及美方的反应，否则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从三边关系的角度理解中拉关系的发展极其必要。本文首先把中美拉三边关系与其它几组三边关系加以简单的比较，之后对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构成以及三方互动的历史进行梳理，其后分析影响未来三边互动的主要因素，最后就如何推动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提出一些政策层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几组三边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边关系”（或称之“三角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较为频繁和广泛的一个概念。它的普遍使用与当时美苏争霸的宏观背景及中国介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换言之，中美苏三边关系是当时中国外交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当时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苏联解体后，中美苏三边关系被中美俄三边关系所取代。尽管俄罗斯在独立之初曾执行“向西转”的大战略，但是不久之后就调整为“双头鹰战略”。近年来，由于美俄关系的僵化及中俄在战略利益上的广泛协调，中美俄关系再次成为影响中国外交乃至世界格局的一组重要的三边关系。
另一组重要的三边关系是中美日关系。此乃20世纪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与日本结盟，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实行遏制。1972年后，中美关系逐渐缓和，中日关系也获得改善，但美日联盟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该联盟仍持续存在。尽管应该理性地看到，美日同盟中存在着美国制约日本的考虑，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双方结盟主要针对的依旧是中国。尤其是在当前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大背景下，这一战略指向更加明显。
除上述两组关系外，中美欧关系是与中国外交密切相关的又一组重要的三边关系。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加速，欧洲逐渐作为一个整体发出声音。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北约仍没有消失，表明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军事上的盟友关系依然存在。同时，欧洲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某些问题（如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与美国明显不同。然而，近年来的乌克兰危机似乎又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拉进。鉴于欧美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美欧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中国与法、德立场一致，且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强，但从整体来看，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更为紧密，特别是近年来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将很可能会进一步密切美欧之间的关系。
与上述各组三边关系相比，中美拉关系形成的时间不长。与之性质和内容较为接近的是中美非关系。这两组三边关系的共同点是，处于中美关系之外的一方都是发展中国家（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发展中国家的洲内组合）。如果将中国也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中美拉关系和中美非关系则表现为实力超强的北方国家（美国）和一组南方国家的关系；而如若将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这两组三边关系便表现为守成的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围绕一组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性竞争的关系。同时，这两组三边关系的区别在于，美国对拉美和非洲的认知和战略定位不同。美国长期将拉美看作其“后院”和“势力范围”，而非洲则因现代化水平过低和战略地位不明显而长期被美国所忽视。因此，当中国与非洲开展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时，美国并不会特别在意；但当中国与拉美开展深度合作之际，美国却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反应。
二、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构成及其互动历史
中美拉三边关系由美拉、中拉和中美这三组双边关系构成，其中美拉关系是传统联系，它对美国高层决策者的认知有强大的刚性限制作用；中拉关系是新近联系，它的这一新发展是中美拉三边关系凸显的动力；中美关系也是传统联系，同时亦乃中美拉三边关系整体的核心。中美关系的好坏与否将不言而喻地决定三边互动的基本面。
（一）关拉关系正在从“完全依附”向“相对自主”转变
美拉关系是传统联系，然而这一联系的基本特征是不对称的，即在双方的传统关系中，美国是主动方和施动者，拉美则是被动方和受动者。因此，美国的政策和态度往往决定美拉关系的基本趋势和动向。从门罗宣言到“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再到冷战时期的选择性干预，都不难看出美国对拉美的强势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控制拉美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拉美国家逐渐表现出自主倾向。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即试图构建一个由它主导的美洲经济集团，然而，这一计划受到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抵制。拉美左派在本世纪初的集体崛起则促使拉美国家的自主性不断增强。1998年，委内瑞拉左翼领导人查韦斯上台；之后，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的左翼政党也通过选举相继执掌政权。在2006年的拉美大选年中，尼加拉瓜等8个国家的左派赢得选举，此时左翼执政的国家占拉美总面积的80%，覆盖人口达70%以上。且自本世纪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在政策重心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更为看重国内政治中的毒品交易、非法移民和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政治中的贸易、民主和人权等议题，而拉美的首要关切是经济发展、外贸增长、外资流人和扩大就业等现实的经济问题。这种政策重心的分歧也令拉美国家坚定地认为，拉美的发展不能仰仗美国，只能依靠自己。
拉美国家的自主性倾向更为清晰地表现在各种具体的外交事件中，其主要有：(1) 2003年，墨西哥、智利等多数拉美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2)在2008年的南美外交危机、2009年的洪都拉斯军事政变、2012年的巴拉圭前总统卢戈被该国议会罢免等诸多事件中，拉美国家均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与美国立场针锋相对；(3) 2011年，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美国和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在某种程度上，拉共体的成立将削弱美洲国家组织的影响；(4)2013年，巴西总统罗塞夫取消访美，美巴关系再次遭遇波折。巴西与美国保持距离及与之同时的拉美其它国家对巴西外交的借重，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拉美对美国的依赖。
（二）中拉关系正在从相对疏离走向全面伙伴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拉美国家同台湾当局的“中华民国”保持着“外交关系”。这是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外交最显著的表现。1960年中国和古巴的建交也是当时冷战背景的一个缩影。及至20世纪70年代，这种意识形态外交的特征逐渐弱化，同时，中国也迎来了与拉美国家建交的高潮。1970年，智利同中国建交。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后，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纷纷与中国正式建交。
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战略性判断。有鉴于此，尽管当时尚处在冷战环境下，中国对其拉美政策依然进行了较大调整，强调双方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建立友好关系。到80年代中期，根据对外关系总方针和对第三世界的整体战略，中国制定了中国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对拉美的外交重点出现了一些变化，譬如将其从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转向政治立场温和的经济大国（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又如，在继续支持拉美各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同它们的经贸关系。中国拉美政策的转向促使中拉关系向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建交。中国同拉美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互访逐渐增加。
2004年可以被看作中拉关系全面发展的新起点，其原因在于：(1) 200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后不久即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进行国事访问；(2) 2004年，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克先后与台湾当局“断交”，这标志着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3) 2004年之后，美国开始对中拉关系的发展表示关切。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阐述。此后，中拉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其具体表现在高层互访更为频繁、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方面。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是中国对拉美地区发布的第一个政府文件，其中阐明了中国对拉美政策的目标及合作领域，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中拉合作的指导原则，为推动彼此关系持续、健康、全面、稳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中关拉三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关关系的性质
中美关系是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核心，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和态势。如果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对抗，拉美国家便将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并采取不同的结盟策略，由此将会形成相互排斥的两个阵营。倘若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合作，美拉之间和中拉之间则都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即同一个国家可能同时与中国和美国都开展密切的合作。如此，在拉美将不会出现两个对垒的阵营，也不会出现分裂的拉美。
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议题正在对中美拉三边关系产生影响。目前这对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双方之间不对称依赖的格局正在改变。以往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正在增加，双方间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对称的相互依赖结构。这种对称依赖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许多乐观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近十年内超过美国。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相伴相生的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下，中拉关系的发展难免会被美国的一些反华力量视为中国扩张的一个例证。
同时，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核心议题也会对中美拉三边关系造成重要影响。譬如，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中的司空见惯的矛盾之一，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给两国贸易的传统结构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种敏感性也会反映在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认知上。美国认为，中拉贸易的发展会使中国的工业品进一步挤占美国产品在拉美的市场，且中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将进一步削弱美国产品在拉美的综合影响力。再如，中国挤压台湾在拉美的“外交空间”的努力十分易于被美国的反华势力看作其破坏两岸平衡的进攻性行为。中国在中美洲国家中的外交突破也非常有可能被美国反华势力予以标签化，从而被作为“对台军售”提供合法性的说辞。此外，中拉贸易额的不断增长要求中国通过进一步发展海洋力量保障航道的通畅与安全，然而，美国很容易视中国的相关举措为对由它一手建立的海洋秩序的挑战。
（四）从“中关主导三边关系”到“中拉推动三边关系”
2004年之前的中美拉三边关系几乎始终由中美关系主导。新中国建立初期，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中拉关系全然受其所制约。这一时期中拉外交关系的突破也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即中国在古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与其建交。同时，拉美国家多和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而它们的这一行为显然受到美台关系的影响。与之呈鲜明对照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了中拉关系的发展。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及至1979年，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增加为12个。中美建交后，双方关系的平稳发展也有助于中拉关系步人稳步发展的时期。此间中美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中拉关系的发展，同时，中拉关系尚处于起始阶段，还不能对中美关系的进程产生有效影响，这一点可从1999年的巴拿马运河招标事件中得到佐证。
2004年后，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对中美间的互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一时期，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学界的极大关切。2005年4月6日，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格·诺列加(Roger F Noriega)在美国国会西半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虽然还未将中国在拉美的存在看作一种威胁，但无疑提高了对中拉关系发展关注的程度。在美国国会调查局(CRS)于2005年4月20日向国会提交的一份以“中国在拉美日益增长的兴趣”为题的报告中，其作者完整地描述了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理解和心态。报告一方面指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兴趣是通过贸易和投资获得所需资源（如石油、铜矿和铁矿等），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在未来会对美国的影响构成威胁。此报告将众多观点囊括其中，也反映了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复杂态度。
此时美国对中拉关系的一些基本看法还可从下列文章中管窥一二。华盛顿公共政策组织“美洲国家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负责人彼得·哈金(PeterHakim)在《外交政策》2006年第1期上发表“华盛顿在失去拉丁美洲吗？”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离威胁美国或与美国竞争各自在拉美的影响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鉴于其与古巴的密切关系，其在委内瑞拉日益增长的利益以及在巴拿马的存在，中国已经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近年来，伴随着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美拉三边关系由中拉关系推动的这一态势也越来越明显。下文将对影响上述三边关系的主要因素做一综合分析。
三、影响中美拉三边互动的主要因素
早期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不对称性平衡。首先，这一三边关系从态势上来看达到了一种平衡。其次，这种平衡又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实力的不对称，即美国的实力明显强于中国和拉美；二是行为的不对称，即美国的行为主导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也主导整个三边关系？目前这一三边关系在朝着对称性平衡的方向发展。对称性平衡是一种新的平衡，也是更加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平衡。同样，这里的对称性一方面体现为实力的对称，即中国和拉美的整体实力在接近美国或者说与美国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行为的对称，即在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中，中国和拉美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增强，并且中拉关系在三边互动中的作用正显著上升。
中国和拉美的经济发展是对称性平衡的动力。对称性平衡的核心含义是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对称性平衡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边互动的基本态势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势，然而，目前影响三边互动的主要消极因素是美国的霸权思维定势。美国认为拉美须成为美国的附庸，不能独立地与其它国家发生联系。同时，美国也认定中国的影响范围当局限于东亚，中国也不应与世界其它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不能与美国的附属国家发生密切联系）。美国没有看到的是，目前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发展的主要是经济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的整体发展。总而言之，影响中美拉三边互动的主要是三个因素：中国的发展需求、拉美的发展需求以及美国的霸权思维定势。前两个是积极因素，后一个则是消极因素，这三个因素的复合构成了中美拉三边互动中的矛盾关系。
（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加强与拉美的联系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急速的现代化（特别是重工业的繁荣和基础设施建设）亟需大量资源，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拉美丰富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的对华出口可以大为缓解中国的相关压力。同时，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所生产的大量制成品亟需销售市场。尽管中国对拉美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5%，但其增速近年来不断加快。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的持续低迷及相形之下拉美市场相对快速的恢复，增加了其作为发展中市场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拉美也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地。双方贸易已从2000年的126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2616亿美元，增幅超过20倍。
（二）拉关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为拉美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有关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创造了条件。巴西等国是大豆等初级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此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长期被压制和低估，中国的大量需求使之回归正常。美国学者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和罗伯特·波塞坎斯基(Roberto Porzecanski)在他们的《室中龙》(The Dragon in the Room) 一书中估计，近年来，拉美经济增长中的四分之三来自大宗商品出口的贡献。与中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约达5%。1990年，中国在拉美出口目的地中仅排名第17位；至2011年，中国已成为巴西、智利、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阿根廷、古巴、乌拉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拉贸易也有助于推动拉美国家的产业升级。如在习近平2014年访问拉美所达成的协议中，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向中国出售60架E-190和E-190E2飞机，这一类型的贸易无疑会促进巴西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拉美现代化过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正在为拉美国家投资兴建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如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华为集团等参与了拉美国家诸多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如在习近平2014年访问拉美达成的协议中，中核集团投资44亿美元，帮助建设阿根廷重水堆核电站，中国投资21亿美元，改造阿根廷货运铁路运输系统，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将改善长期以来制约拉美发展的硬件基础，从而为拉美的新一轮现代化提供强大助力。
（三）美国对拉美的思维定势会增加对中拉互动的不信任感
在未来的中美拉三边互动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认知和判断。对于中拉关系的前景，美国的忧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美国担心中国对拉美的经济介入会导致美国在拉美的贸易地位受损。美国担心中拉贸易会对拉美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如担心中国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等的出口对拉美国家的市场形成冲击；对中国从拉美进口更多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可能影响美国的能源进口和安全忧心忡忡。这种观点体现的是零和思维。美国应看到中拉经济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经济的正向效应。事实上，拉美国家长期面临贫困和基础设施薄弱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发展与它们的经济关系显然有助于拉美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从而为美国在拉美的贸易奠定更好的基础。美国应当更多地从正和博弈的角度看待经济关系。
2．美国担心中国会支持对美国不友好的拉美国家，从而导致拉美政治的左翼化。中国与拉美发展关系主要基于经济考量，而其政治考量（挤压台湾在拉美的“外交空间”）主要出于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而非意欲在拉美建立霸权。因此，中国不会由于某一国家反对美国而给予其特别支持。中国一贯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因而也很少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国家间关系。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主张结盟，所以，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皆乃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个中所含要素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简言之，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也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政治性的。
3．美国担心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对这一点异常敏感。如果美国果真认为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密切的军事合作，便极有可能对其拉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从而对中拉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反对西半球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是美国拉美政策的底线。如果中国突破这一底线，美国将会采取强烈的反制措施，并可能会引发中美拉三边关系的重要变化；如果中国不触及该底线，中美拉关系便会在良性的互动中发展。这其中还包含着一个威胁感知问题，即中国认为与拉美国家建立了一种正常的军事合作关系，而美国却可能将之看作是威胁性的。这既涉及到施动方的小心谨慎，也与感知方的正确判断和开放理解相关。
四、推动中美拉良性互动的战略视角和策略应对
如前所述，对于中拉关系的发展，美国存在一种霸权的思维定势，这对中美拉三边互动具有消极的影响。尽管存在这种消极的思维定势，但中国并不能因担心中美关系受到影响而不发展中拉关系，同时，中国也不能以贸然的举动引起美国的强烈不安并最终导致与之关系的严重受挫。中国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要在战术上消解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疑虑。具体而言，在推动中美拉三边良性互动方面，中国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要重视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能由于担心美国的不当反应而因噎废食。
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南南合作的有益探索，也是对整个世界的积极贡献。拉美国家对中国是十分欢迎的。中国市场对拉美初级产品的强大需求、中国对拉美高技术产品的合作性采购以及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参与都将有力地带动拉美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需要在拉美获得足够的初级产品和矿产资源，且拉美在南方国家中相对较高的经济水平也是中国产品销售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人们的一种直观认识是，南方国家只有与北方国家密切合作，其经济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而中拉合作恰恰在探寻一条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之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可以打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结构，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困境提供有益的经验。中拉合作是一种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可以推动双方经济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无疑是对整个世界的有益贡献。
（二）中国在一些与军事合作可能相关的行为上应尽量小心，以避免美国对之做出的政治解读。
美国对别国在拉美的一切与军事合作可能相关的行为都较为敏感。这一点中国需尽量避免美国的误解和误读。如若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发展进行过度的政治性解读，中美拉三边互动将非常有可能向着恶性的歧途前行。如美国采取措施阻挠中拉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则将受到中拉关系的牵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则是正在急速发展并具有较大发展潜能的经济体。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很容易会被套上“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关系模式。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都惯于用历史上的“英德关系”和“美苏关系”来类比当下的中美关系。一些政论家在不同场合也提出了不同版本的中美冲突预言。它们在某些条件下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当处于相似的情境下时，人们会习惯性地以固化的模式思考问题，这些预言随即便会发挥自我实现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古巴导弹危机”相类似的事件会在此种情境中产生异常糟糕的功效。当中国与拉美国家（特别是有反美倾向的国家）进行一些合作和交往时，应尽可能避免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尽量不要给西方的政论家进行恶意解读的机会。
（三）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消除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不当认识。
可以在中美拉三方建立一些民间的经济或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它们进一步推动美国从正和博弈的角度理解中拉关系。美国需要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有清楚的认识。目前的基本情况是，中拉关系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与之前的彼此疏离相比，目前中拉关系确实进展巨大。但是，相对于美拉关系或欧拉关系而言，中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弱势或程度较低的发展状态。对此，一些欧美学者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詹金斯认为，尽管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取得很大发展，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与美国及欧洲关系的重要性仍然远远大于与中国的关系。再如，约恩·多施(Jorn Dosch)和大卫·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认为，在中美拉三边互动方面，中国正在成为拉丁美洲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只是因素之一。拉美各国试图以此制衡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而不是用中国替代美国。美国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需多听取相关学者的意见和观点，避免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政治解读。美国应该认识到，与中国相比，自己在拉美具有历史传统、地理邻近、现实影响等多重且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美国在处理中拉关系时要有信心，避免用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看待中拉关系。中美拉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助于三边积极互动文化的形成，它会以公共领域的形式对美国的政治决策产生一些良性作用。
（四）构建一个中关拉三边的高层战略对话平台。
除民间的三边交流之外，政府之间也应形成高层战略对话平台。2006年后，中美关于拉美事务的磋商逐渐制度化。2006年4月，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香农(Thomas A．Shannon)访华。中美双方就拉美事务建立了对口磋商机制。之后，中美就拉美事务的磋商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3年在中美交替举行。作为中美间就拉美事务定期沟通的方式，这一磋商机制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然而，该机制也存在其不足。目前上述磋商被置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进行，且磋商对象的级别尚有可提高的空间。此外，这一磋商框架在中美间进行，还缺乏拉美国家的主体性参与。因而需要构建一个中美拉高层（部长级以上）的定期战略对话机制。可以说，中美拉目前还缺乏一个将三方均囊括在内的合作机制，三边关系更多地在双边范围内展开。三边高层对话机制的形成会更加有助于消除中美之间的误解。
余论
美拉关系、中拉关系与中美关系是构成中美拉三边关系的三组双边关系，它们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相对而言，中美关系最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三边关系的基本走向。美拉关系是传统联系。尽管拉丁美洲越来越表现出其自主性，但美国在拉美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拉关系是新近联系，但是发展的速度很快，且发展势头也十分迅猛。在三边互动关系的中前期，中美关系具有主导性的，其走向决定着中拉关系的发展程度。在三边互动的后期，中美关系的主导性并未完全改变，但中拉关系开始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发生作用。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拉美问题会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
在未来，与拉美的关系对于中美双方都是一个重要命题。对中国而言，由于国内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国内工业制成品的剩余效应，加之与台湾当局争夺“外交空间”的政治需要，中拉关系的发展势在必行。对美国而言，拉美是它的传统领地和后院，所以任何国家与拉美关系的拓展都会被保守力量视作对其传统利益的侵犯。因此，中拉关系的势在必行与美国有关拉美的思维定势之间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对之处理不当则会对中美关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化解该矛盾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正确认知和判断。美国应该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持开放态度，看到这一关系的发展为美国带来的潜在利益，如中国在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地提高拉美的经济现代化水平，而这会反过来推动美拉贸易的发展。又如，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促使了拉美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拉美经济的稳定对美国经济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建立中美拉三边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极其必要。这一互动机制中既应有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须包括中美拉三边的高层战略对话。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在拉美问题上消除误解和达成共识，拉美便可以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取得长足发展，进而中美也可以在拉美的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上海，201620）
收稿日期：2015年5月
（责任编辑：胡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