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明
摘要：2014年北京APEC峰会召开之前，国内外媒体就已关注到了加拿大总理哈珀与印度总理莫迪将缺席此次会议。由此引发了笔者对外交领域里的缺席事件的思考，并发现近几年此类事件出现的频率并不算少，其中大国在外交领域里的系列“缺席”事件尤为醒目。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此类事件归结为“缺席外交”，认为“缺席外交”就是缺席者的一种外交姿态的宣示，通过缺席者不经意或者略显牵强、也可能义正言辞的理由缺席某种外交活动，表达诸如轻视、嫉妒、抵制、报复、施压、回避等一定的外交情绪，以便让主办者、参与者、甚至其他非参与者所感知，以期达到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些国际关系行为体未来行为动向的目的。因此，“缺席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种风向标。当然，“缺席外交”即便使用得再巧妙，它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下， “缺席外交”虽不可避免，但还是慎用为上。
关键词：缺席外交 中国周边安全态势 外交“风向标”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4-0130-141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周边形势变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项目编号：13JDSZK0030）的资助。
2014年11月9至1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之前，国内外媒体就已关注到了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缺席此次会议。虽然各自的理由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仔细分析之后，似乎又没有那么简单。最终，哈珀还是迫于舆论压力最终选择了出席该次会议。由此引发了笔者对外交领域里的“缺席”事件的思考，并发现近几年此类事件出现的频率并不算少，其中大国在外交领域里的系列“缺席”事件尤为醒目。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Barack Obama)缺席此前两次APEC峰会；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缺席2013年6月习奥会，同时也缺席此次APEC峰会；美日高官缺席紧随此次APEC峰会之后、首次升级为一轨半的“高端亚洲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香山论坛等。当然，中国也有针对他国的“缺席”外交。比如自从日本2012年9月上演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之后，中国就对日本展开了系列的“缺席”外交：中国金融界缺席2012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年会，中国白2013年起连续两年缺席日本“3·11”大地震纪念仪式，中国空军2014年10月缺席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等。这些缺席事件都引发了各种揣测。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此类事件统称为“缺席外交”，并对其进行概念界定。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加拿大总理和印度总理分别两次针对中国的“缺席外交”进行考察和分析，来检验“缺席外交”内涵界定的确切性，以期引发学者们更深入的思考。
一、“缺席外交”的概念界定
“缺席”一词在王同亿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有两个意思：“1．未出席( miss)；2．该到未到(absent)。”在邓治凡主编的词典以及董大年主编的词典中，“缺席”是指“应该参加的（某种）活动而没有参加。《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对“缺席”的解释也是类似的。它给“absence（不在，缺席）”下的定义为：“when you are not in the place where people expect you to be，or the time that you are away”，意即“当你没有出现在别人期待你出现的地方时，或者是当你离开的时候”；对“absent（缺席的，不在的）”的定义为：“not at work，school,a meeting，etc，because you are sick or decide not to go”，意即“因生病或有意不去而未上班、上学、参会等”。
“缺席外交”，作为对缺席各类外交活动的诸多事件的总称，既超越了事件本身的类聚，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总体趋势发展强劲的情况下，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各类行为体都有一种通过各类适当的外交活动来彰显自我、提升影响、寻求合作的热切愿望，一般不会轻易选择放弃此类机会。因而，缺席通常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缺席者思前想后、权衡利弊、理性盘算之后的结果。因此，“缺席外交”是缺席者的一种外交姿态的宣示，通过缺席者不经意或者略显牵强、也可能义正言辞的理由缺席某种外交活动，表达诸如轻视、嫉妒、抵制、报复、施压、回避等一定的外交情绪，以便让主办者、参与者、甚至其他非参与者所感知，以期达到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些国际关系行为体未来行为动向的目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缺席者也有藉此塑造国内公众舆论导向的动机。
“缺席外交”可以说是一种新颖独特的外交方式。它是在一种预设的国际场合里，可能展现“首脑外交( summit diplomacy)”、“双边外交(bilateral diplomacy)”或“多边外交( multilateral diplomacy)”的时候，发生的缺席事件。它有点类似旨在他国培植积极舆论影响的“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的反面，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负面居多的舆论影响。如今，在新媒体爆炸的时代，“缺席外交”事件中的缺席者通过在国际场合制造缺席事件，吸引国内外多方新闻媒体的迅速关注和广泛传播，从而影响或强化国内外公众的舆论导向，进而“达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
下面本文就通过对加拿大总理哈珀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意欲缺席2014年北京APEC峰会，以及印度总理辛格缺席201 1年博鳌亚洲论坛、莫迪缺席2014年北京APEC峰会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和对比分析，来检验“缺席外交”内涵界定的确切性。
二、加拿大总理哈珀针对中国的两次缺席外交
1．哈珀的“前科之嫌”：缺席北京奥运会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可谓是“地球峰会”，显然也成为了大国外交角力的大剧场，全球8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其中，八国集团(G8)中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5国领导人都悉数到场，然而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3国领导人却执意没有参加。这3位缺席者代表着当时国际上出现的一股阻挠、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反华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北京取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之后，就开始利用各种政治议题，通过各种方式抹黑中国政府。它们将体育事业泛政治化，丑化北京奥运会，企图达到阻止奥运会顺利进行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严重侵犯了作为国际人权的体育权”，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哈珀在人权问题上一贯很活跃，曾经多次批评中国。他在2006年出任加拿大总理之后就说，他不会为了与中国的贸易而“出卖加拿大重要的价值观”。但随即他的这一政策遭到了与对华贸易紧密的地方省份不满，哈珀不得不逐渐软化自己的立场。2008年的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以后，他又跟风加入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可是随着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参加北京奥运会，哈珀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撰文称，“加拿大总理，别独自抵制中国奥运了”，对哈珀的政策提出猛烈抨击。文章认为，“哈珀出席或者缺席北京奥运都不会对北京的恢宏展示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的缺席只会伤害加拿大与这个世界新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企图孤立中国的前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哈珀面临的危险是孤立加拿大自己。”而加拿大为数众多的华人也由此加深了对政府的不满。2008年6月25日，哈珀在内外压力下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任命号称“中国通”的原国际贸易部长埃默森( David Emerson)为加拿大外交部长。埃默森出身温哥华华人社区，妻子是一名华裔，他本人与加拿大的华裔关系密切，是加拿大最致力于推动对华关系的政治家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埃默森出任外长可能会使加中关系出现转机，有望减轻加拿大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分歧，可以以经贸交流为主轴，对中国进行政治破冰的外交。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哈珀在最后时刻宣布派一个由外长埃默森领衔的高级代表团出席北京奥运会。
与哈珀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最终缺席北京奥运会的理由显得很苍白，理由是“德国政府总理从来不参加在外国举行的奥运会的活动”，而其实质却是以会见达赖喇嘛、支持达赖的分裂活动来抵制北京奥运会。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在德国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开创了德国总理在总理府会见达赖的恶劣先例。这随即遭到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严厉谴责，甚至遭到德国国内前总理施罗德( Gerhard Schroder)等人士的坚决反对，也使中德关系跌入自1996年以来的低谷。然而对比鲜明的是，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Bush)则打破了美国总统不参加在外国举行的奥运会活动的惯例，力排众议，始终坚持要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布什并不是顺便来访，而是特地抽出时间携全家大部分成员赶往北京，这无疑给复杂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而更让反华势力气急败坏的是，2008年7月9日，西方领导人中“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人物——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表示，将以法国总统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的身份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而使得中法关系走出因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受阻而一度陷入的低谷。此外，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缺席北京奥运的理由“北京天气太热”显得很特别。对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Stephen Hadley) 一语中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政治投机”。
2．哈珀的“故伎重演”：意欲缺席北京APEC
作为APEC创始国成员，加拿大在正常情况下理应出席北京APEC会议。但是，从2014年9月份开始，哈珀就一再威胁不出席此次会议。这可能是对2014年8月4日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间谍而又拒绝遣返的报复。事实上，中加在间谍问题上交恶从2013年就开始了，加拿大方面连续抓捕了两名所谓的中国“问谍”。据加拿大媒体称，2013年的那名中国“间谍”正试图盗取加拿大的北极战略、加拿大和美国舰船间武器和通信系统的技术标准。而2014年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的中国“间谍”是名中国商人，他被指控窃取F22、F35战斗机和C17运输机的资料，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中国“轻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跟上美国技术水平。”中加关系的紧张与不信任感还不止于此，2014年双方之间的诸多不信任事件尤为突出。5月初，中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罗照辉在北京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时，毫不掩饰对加拿大的不满，认为加拿大限制外国国有企业投资的新政策妨碍了中国企业对阿尔伯塔(Alberta)石油公司的收购，责怪加拿大把2012年签署的“加中外国投资保护协议”丢在一边，“希望加拿大政府尽一切可能批准该协议”。7月底，加拿大首次公开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了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8月下旬，哈珀第9次巡视北极时公开拒绝中国记者随行，等等。
中加关系可谓是“屋漏又逢连阴雨”。哈珀以实际行动支持美国为首的空袭打击“伊斯兰国”( ISIS)极端组织的行动，招致了该组织的报复。该组织此前曾公布一个报复西方国家的名单，将加拿大列为攻击目标之一，并号召信徒对西方国家及其平民发动“独狼式”的随机袭击。在2014年10月20日至22日的三天时间内，发生2起军人遭袭击事件。前起事件中一名军人在魁北克被人开车蓄意撞死，后起事件中一名在战争纪念碑前执勤的加拿大军人被人开枪打死。虽然后起事件中的枪手最终在议会大楼内被保安人员击毙，却使得事发时正在大楼里开会的国会议员们高度恐慌，总理哈珀则被紧急护送离开。以上事件发生后，哈珀不出席APEC会议的理由就显得更加充分了。哈珀在参加完葬礼后随即宣布缩短亚洲之行，取消原计划出席北京APEC的安排。10月27日，总理发言人麦克唐纳(Jason MacDonald)称，这是因为在接连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哈珀无法缺席11月11日的国殇日纪念活动。但有学者指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实质上是：加拿大作为美国的“仆从国”，再次扮演了“西方和中国关系温度计的角色”以及“弱化APEC、强化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急先锋角色”。
对于波折中发展的中加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文斯( Paul Evans)在其最近出版的新著《接触中国》（Engaging China）中指出，相对于其他国家，加拿大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各方面都在减弱。加拿大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三线国家，原因是哈珀的保守党政府只重视两国的经济关系，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安全、环境和文化关系。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Burney)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汉普森(Fen Hampson)是《勇敢的新加拿大：迎接不断变化的世界挑战》（Brave new Canada：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合著者，他们曾撰文指出“尽管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注定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拿大“应该在习哈会到来之际确立一个更大胆更连贯的中国战略”。哈珀打中国牌，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华贸易和投资策略，与中国建立更有成效的双边关系，而非零和游戏”。终于，哈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权衡利弊后于10月底宣布，将于11月初正式访华并出席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三、印度总理针对中国的两次缺席外交
1．辛格的“华丽转身”：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1年4月，金砖国家( BRICS)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和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同时在海南举行。前者于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后者于15日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开幕。两场重要国际盛会齐聚中国，既反映了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提升，也见证了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合作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召开了第一次峰会。2010年底，在吸纳南非( South Africa)加入之后，“金砖四国”蜕变为“金砖国家”。经过10年发展，“金砖国家”已经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之间深化合作、加强协调的重要平台。同样是在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成立。该论坛缘起于1997年夏天，中国企业家蒋晓松邀请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 Morihiro Hosokawa)夫妇以及曾经是APEC发起人之一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Bob Hawke)夫妇到博鳌度假。当时金融风暴正在肆虐亚洲，他们意识到，亚洲地区缺少一个由亚洲人主导、从亚洲的利益和观点出发的论坛组织。”次年，博鳌亚洲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 Fidel Ramos)以及霍克和细川护熙倡议，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作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立足亚洲，面向世界，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通过论坛与政界、商界及学术界建立的工作网络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问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提供服务。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虽然博鳌亚洲论坛是非官方的，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希望进一步提升它的国际影响力。2011年恰逢中国举办金砖国家峰会，于是博鳌亚洲论坛有意紧随其后被安排在次日举行，而出席前场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就很自然地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这样一来，宾主双方都会心照不宣，乐观其成；既节约了外交成本，又不失外交礼仪，也使得各方外交利益最大化。在博鳌亚洲论坛的28个会员国中，南亚主导国印度的参与一直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也许由于中印历史遗留问题与战略竞争的原因，印度一直没有派出很高规格的代表参加博鳌会议。此次中方刻意将两场会议安排在一起也有改善和提升中印关系的意义之所在。然而，头一天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第二天却以外交行程安排不便，离开了海南，前往哈萨克斯坦访问。
2．莫迪的“先仰后抑”：缺席北京APEC
印度虽然在南亚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其所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与代表全球经济领导力量的二十国集团( G20)和拥有广泛区域影响力的APEC相比，只能算是一个“穷国俱乐部”，用彭博社的话说：“拥有世界人口的1/4，但只占全球贸易的5%。”因此，印度几十年来一直都致力于加入APEC。可是，APEC的几次扩员都拒绝了印度，理由是印度不是环太平洋国家。2014年7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在巴西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前举行首次会面时，先于美国邀请莫迪参加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在中印领导人的首次会见中，习近平表示，中印用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莫迪也表示，如果中印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将为全世界树立良好的榜样。印度《第一邮报》( First Post) 16日的评论颇为乐观地认为，这一切如同“印中亲如兄弟”的蜜月重现。文章还认为，“印度历史上首次被邀请参加APEC峰会，这就是莫迪效应，他肯定会欣然接受并访问中国。”《印度时报》(The Times oflndia) 16日的评论却并不乐观。文章称，习近平的邀请事实上并不意味着邀请印度加入APEC组织，因为这需要得到全体会员国的一致同意。印度谨慎地接受了中方参加APEC的邀请，已经意识到这一邀请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怀疑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政治地雷”。该文更是浮想联翩地认为，“除了APEC会议，中国领导人还邀请印度参加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抑或这只是中国为了平息印度对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的反对声音。”
2014年9月16日，莫迪在接受驻印中国记者联合采访时说：“对于明天与中国国家主席的双边会晤，我想用一个新提法来称呼它，叫做‘积跬步至千里’( Inch towards Miles)”。其中Inch代表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Miles意指“特殊协作的千年( Millennium of Exceptional Synergy)”。他还在个人推特(Twitter)中写道， “印中之间独特的化学反应可以谱写历史，并为全人类创造更好明天”。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 Gujarat)进行访问。对印度而言，这是第一次有外国领导人从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以外的地方开始对印度访问，并且被邀参加印度总理的64岁生日家宴，体现了此访的规格之高，也显示了印度方面赋予访问以特殊意义。其间，“赴家宴”、“庆祝生日”、“喝茶聊天”、“散步”、“会谈”，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如此温馨和谐的“友情外交”是两国关系融洽的生动体现，这样不拘形式的非正式会晤，不仅拉近了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还深化了两国的友谊，成为两国公共外交的有力补充。18日，习近平在新德里同莫迪举行会谈时，对莫迪把中印两国比喻为“两个身体、一种精神”的说法作出回应，称古吉拉特邦就是例证。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国，在其家乡陕西西安传经。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邀请莫迪总理下次访问中国时到西安去看看，看看当年玄奘藏经译经的地方。同时，他希望藉此“要把两国友谊与合作的纽带传承好、发扬好，把中印关系发展好。”当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中又重申了“中印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携手合作，全世界都会关注”的坚定信念。他没有回避中印之间的“心结”，指出两国之间的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如同“邻居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之事，需要正视面对。两国应“通过和平友好协商，争取早日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分歧上而忽略了友谊和合作，更不能让两国发展进程和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
此次习莫会，双方签署了12项协议，内容涉及“未来5年中国将向印度投资300亿美元，和平利用外太空、民用核技术、文化教育等诸多合作领域。”对此，印度新德里中国研究所副主任郑嘉宾(Jabin Jacob)认为，中印还有更多机会创造历史。他指出，古老的丝绸之路是中印所共享的，中国当前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工程”（即“一带一路”构想）的陆海两个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印度。比如说，路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中亚国家和阿富汗都对印度比较友善，因此，印度参与是绝对有益的。同样，海上丝绸之路广泛涉及印度港口，并依赖于印度维持印度洋上交通线安全的能力。新丝绸之路也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鉴于巴基斯坦目前的经济情况，如果能同印度这个更大、更成熟的市场联在一起，中巴经济走廊成功的机会将更高。这对中国在新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印巴边疆邦发展计划也有利。对于印度的北方邦( 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Bihar)来说，经过西藏进入尼泊尔的丝绸之路也可以使其受益。
可是，中印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十分短暂，10月底便从印度驻华大使馆传来莫迪将缺席北京APEC峰会的“令人吃惊”的消息。大使馆方面并无具体说明莫迪缺席的原因，仅表示“印度并非APEC成员”。这种近乎“纯粹理性”的表述，让世人也就有了无尽的揣测。
一是妒忌说，“APEC这次是中国做庄，看到中国风头正劲，印度有点不愿意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部主任王友明笑称。”而著名评论员张殿成则认为，由于历史恩怨及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的大国梦始终对中国笼罩着一种浓重的“瑜亮情结”。二是失望说，印度媒体曾对习近平9月访印抱有很高期望，因为这之前的9月初莫迪到访日本，得到了350亿美元投资的承诺，他们相信中国出手会更阔绰。而事实上，虽然“中国最终向印度打开了钱袋子”，但中国代表团仅承诺投资300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的资金将用于印度的高铁和公路项目，68亿美元将被用于印度西部两个邦的工业园区。这与之前乐观估计的“1000亿美元以上”相去甚远。三是纠结说，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网站报道称，由于“外交访问太多”，莫迪百般纠结之后，已决定不出席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按照计划，莫迪11月将先后访问缅甸（出席东亚峰会）、访问澳大利亚（出席G20峰会）、访问斐济（实现30年来印度总理首访）和访问尼泊尔（出席南盟峰会），这就将耗费14天，假如莫迪再出席APEC峰会，那么他11月出访的时间将长达16天。此外，中印也正在商议莫迪2015年访问中国，而如果莫迪两年两次访问中国，意味着两国之间关系的回暖程度“超过了现实”。“莫迪政府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更多投资，希望平息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但是北京并非印度最亲密的盟友。”四是两面手法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蓝建学认为，印度当前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有美国、日本、越南等对其打气，被用来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机会增加了。中国为了周边稳定而有求于印度，印度可以趁机提高要价。因此，印度目前显然处于一种虚幻的光环中，对自己的内外环境发生容易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印度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危害其当前相对有利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也会打乱莫迪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五是务实灵活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姚远梅博士认为，莫迪如果选择出席北京APEC，他不得不面临尴尬境地。一则因为印度若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会，有失印度世界大国身份。况且印度能否加入APEC，不是中国能决定的，而是由APEC全体成员国决定。二则因为APEC内部已诞生TPP且由美日主导，而这两个国家现在都积极拉拢印度，以遏制中国。倘若莫迪来参加APEC，那将是给中国增彩，给美日脸上抹灰。因此，一向奉行务实外交的印度人很清楚这个道理：与其出力而不讨好地参会，不如借故而远避之。可谓一举两得。
结语
加拿大和印度两国针对中国主场所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等活动不止一次地缺席，说明“缺席外交”不是偶然事件的诸多叠加。本文针对印加“缺席外交”事件的考察和分析，发现相关的各种揣测并不都是空穴来风。虽说两国对待缺席的态度略显不同，但至少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他们有意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辨识度。可见，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与“中国梦”相通的“亚太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对“缺席外交”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对当前中国周边形势的把握。
本文限于篇幅，还有很多缺席外交事件没能展开深入研究。当然，缺席外交不能用来斗气，即便使用得再巧妙，它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在当今国际关系复杂化日益加深的趋势下，缺席外交固然不可避免，但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还是慎用为上。
（作者简介：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副教授，博士，信阳，464000）
收稿日期：2015年1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