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能武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冷战时期，关苏的空间技术作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物，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均害怕对方在某些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也不希望空间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扩散。由此，在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初步发展。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由于美国的反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出，外层空间安全互动过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支配和制约的。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不仅预示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启迪着现实努力的理论逻辑。针对冷战后外层空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应大力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同时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外层空间的战略安全与外层空间包容、普惠、和谐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外层空间安全 安全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3-0001-16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平发展背景下维护外层空间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研究”（项目编号：12BGJ033）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研究——现实建构主义的视角”（项目编号：12FJS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即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指在外空国家安全互动中所形成的存量和增量的治理机制体系，以及运用这些机制维护和管理外空战略安全的能力，即机制的执行能力。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就是要适应空间安全形势的要求，既完善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安全机制，又不断建构新的安全机制，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对外层空间安全互动活动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实质上看，外层空间国际安全是一国与他国在安全互动关系中实践建构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在生产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界交往使得彼此孤立的地区连成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世界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观点。当不同国家进入外层空间展开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各自利用空间技术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服务，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特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当空间技术主要为美苏两国所拥有且相互抗衡时，在安全互动中形成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初步基础。当空间技术出现突破和扩散，国际格局恰巧发生严重失衡之际，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暂时受挫。这“一起一落”表明，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取决于对两个核心变量的考察，即空间技术发展程度与国际安全关系结构。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首先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在战略制衡过程中，如何携手合作，建构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的初步框架。冷战后由于苏联“一极”的突然消失，美国试图凭借空间绝对霸权获得绝对安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进反退。其次探讨各国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主体间在反反复复的互动实践活动中人为建构的产物，是空间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最后重点论述和平发展背景下我国参与推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步的战略着力点和策略选择。
一、国际体系衍变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暂时受挫外层空间无疆域性的特征和高、远位置的优势使得各国外层空间探索开发往往被首先运用于安全领域。冷战时期，空间技术是大国战略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核恐怖均衡的威慑对抗中，美苏为防止任何一方在空间能力上的单方面优势，初步建构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冷战后，空间技术又逐步成为大国的一个日渐独立的威慑体系。“如果说冷战时期并没有用于实战的太空资产增强了核威慑，那么后冷战时代已经用于战场的太空资产成为军队战斗力倍增器，太空威慑作为独立的威慑力量变为现实。”美国力图谋求“外层空间霸权”，多次阻挠包容、普惠、和谐的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性成长。
1、冷战时期外层空间安全互动中国际关系发展的进化取向。在美、苏两极争霸的大背景下，空间技术被两个超级大国看作现代战争的关键武器技术，因此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表现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但将冷战时期作为一个较长时段来看，美苏双方在空间实力上大体保持相互抗衡的状态。此外，从空间技术对于当时各自国家战略威慑体系的意义来看，军事航天远未达到独立威慑的功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监视、核查对方的核力量和核部署。在外层空间安全领域的利益博弈中，美苏双方都认识到，基于空间技术并不能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但双方都担心对方的技术突破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安全利益。严格地说，在外层空间攻防对抗准备方面，双方的技术都不成熟，比如作为防御技术手段的弹道导弹防御，当时主要设想是以核弹拦截核弹的方式，这显然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案。再如苏联的共轨式动能反卫或美国的机载式动能反卫技术，都会带来大量的空间碎片，不但效率低，而且可能造成自杀伤效应。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空间技术发展相对于当时的国际安全层面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基于此，冷战时期外层空间国际关系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进化取向，美苏双方刻意忽视和回避了诸如权力竞争和话语战争等问题。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美苏在外层空间安全互动实践中的被动合作意向使得进步演化思维在机制谈判中得以体现，并在国际社会层面扩散开来。譬如，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外层空间原则宣言》不仅确认了和平探索利用外层空间关系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原则，而且规定了各国在探索利用外层空间时应该遵守的九项原则。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批准《外层空间条约》，并于1967年10月生效。该条约确定的外层空间的自由进入、无主权以及和平利用等原则成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的原则，也是其他有关外层空间使用的规范、条约和行为的基础。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方面，该条约在基本原则层面，明确了行为标准、具有沟通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积极功效。该条约作为当前最为权威和原则性的国际条约，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自从《外层空间条约》确立外层空间非军事化原则以来，这项原则在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上得到多次重申，从未遇到过公开反对（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仅投过弃权票），因而这项原则已构成国际惯例，包括非缔约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一体遵守，任何国家不能以未加入或已推出某些条约为理由而不遵守这项原则。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嵌套在其他双边或多边军控条约中，甚至有形成相互牵制作用的网络结构之势。由此，关联政治作用使得机制体系内的空间行为体产生结构性规范功能，从而推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向合作状态进化。
2．冷战时期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的成功起步。美苏两国展开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利用的最初动机都是为获得霸权服务的。但由于外层空间的无疆域性，以及空间技术当时从属于核威慑战略的现实功效，美苏双方最好的选择是停止发展空间军备，实行军备控制，从而推动了一系列外层空间安全治理机制的实践建构。这主要包括《部分禁试条约》、《外层空间原则宣言》、《外层空间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月球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为军事目的或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卫星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原则》、《遥感原则》、《核动力源原则》、《合作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与国际决议，其中的有关条款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不同视角的直接或间接规制。但由于这个博弈的均衡是弱纳什均衡，如果任意一方对空间技术可行性的认识有所改变，其平衡就容易被破坏。
其中，《外层空间条约》作为外层空间国际立法的宪法性文件，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和设置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禁止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1976年生效的《登记公约》对空间物体实行强制性的登记制度，提高了各国空间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对于防止或抑制外层空间军事化具有积极作用。1979年《月球协定》规定了4项禁止令：(1)不得在月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从事任何其他敌对行为，或以敌对行为相威胁；(2)禁止利用月球对地球、月球、宇航器或人造空间物体上的人员使用武力，或任何武力威胁；(3)不得在绕月球的轨道上放置载有核武器或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或在月球及月球内放置或使用此类武器；(4)禁止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及防御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但遗憾的是，美国等空间大国并没有签署该协定，这就使该协定的影响大打折扣。
3．冷战后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的暂时受挫。外层空间安全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外层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威胁，空间环境污染（主要包括空间碎片和核动力污染的危险），空间特定资源紧张（如频轨资源）等。冷战后，针对这些安全威胁，各空间主体从不同的利益考虑出发，提出了完善、提高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主张、倡议。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外层空间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失衡，加之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取得某些突破，尤其表现在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方面，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的理想局面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急转直下。冷战后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演化面临着日益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由于冷战结束以后战略格局的改变，美俄双方“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紧迫性不再存在，这些条约的事实约束条件几乎已经很难被保障，美国无所顾忌地退出反导条约即是一例。冷战后美国按照其咄咄逼人的空间战略规划，积极发展空间武器，试图在国际条约签署之前掌握各项空间武器技术，特别是大力发展天基和地基反卫星武器和反导系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针对现行的国际法对于目前外层空间军事化日益加剧的发展趋势仍缺乏有力约束的情况，中国和俄罗斯在2002年向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关于未来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2008年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对外层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草案，PPWT主要强调不在外层空间和天体上部署武器，不对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协助、不鼓励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参与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PPWT草案因受到美国反对而没有被通过。同年12月，欧盟提出《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CoC)草案，CoC强调维护和执行现有外层空间国际条约、原则和协议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间事故、空间物体碰撞或以任何形式有害干扰他国和平开发、利用外层空间的政策和措施，遵守并执行国际电信联盟在分配无线电波段和轨道方面的所有建议和规定，控制和减少空间碎片，加强空间互动的相互通报和空间物体在联合国的登记等。2013年联合国外空委科学技术小组提出了确保外层空间安全与可持续和平利用的《外层空间长期可持续性倡议》(LTSSA)，2014年联合国外空委对该草案进行了评估，成立了4个专家组对其中特定主题进行研究讨论并提交了4个报告。总体来说，中国对以上外层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努力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同时强调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PPWT制定与其他努力可以并行不悖，且更为重要而紧迫。但由于作为世界头号空间大国的美国对PPWT的坚决反对，使得冷战后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暂时受挫。
二、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
当前，实践建构的暂时受挫也提醒世人，认清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综合集成的空间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影响，把握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践建构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尤为关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由“地域性的”存在逐步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历史逻辑，这种进化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要认识到作为人类征服外层空间的“生产力”——空间技术对各空间主体交往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从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洞悉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化中的客观规律，并切实理解空间冲突、空间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此，合作是外层空间安全的唯一坦途，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完善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重任。
1．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化中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进化理论，它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深刻制约的，相信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但这种演进不是自发完成的，……世界政治不过是历史规律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的表现而已，如同国内社会将通过革命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国际社会无疑最终也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届时，国家会消亡，战争会绝迹，所有跨越国界的限制都消失了，共产主义自然溢向全球。”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现实使得国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球两制”的阶段。外层空间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综合集成所作用的领域，空间技术被主要大国广泛用于国际安全互动领域，空间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外层空间安全互动的状态和方式。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盟主，凭借着包括空间技术在内的超强综合实力，试图以绝对的霸权来维护其绝对的安全，大力发展军备，甚至先发制人、穷兵黩武。美国空间技术从较成熟的信息支援阶段向外层空间攻防对抗准备发展，其空间安全政策和行动越来越咄咄逼人。与核武领域不同，俄罗斯无法单方面在此领域与之抗衡。美国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势头已经成为外层空间战略安全的头号威胁。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认清形势，积极联合起来，把握一切机遇，以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为重点，强调其他措施可以并行不悖，努力建构外层空间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安全”机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空间技术作为各国征服空间改造空间能力的标志，是外层空间探索利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制约着外层空间安全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外层空间安全互动中以空间技术为基础的空间能力的排列组合，构成外层空间安全的权力结构。当前，美国是外层空间安全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加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迥异，其在作为典型高阶政治的外层空间安全领域极力防范、限制，乃至施压于中国。如美国在其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主要空间国家纳入合作伙伴时，唯独排开中国任何形式的参与。中国与欧盟准备就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展开合作，也因美国干预而不了了之，中国只好发展完全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11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携带着中国科学家付出心血的阿尔法磁谱仪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之际，中国记者竞被所谓的“沃尔夫条款”而被拒之门外。2013年美国NASA禁止中国人参加讨论开普勒(Kepler)空间望远镜探索太阳系外星体的研究计划的天文会议。面对外层空间安全互动的现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多样化权力的建构作用，在实践中遏制空间霸权的野心，推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与完善。
2．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化中的全球化本质。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认知规律的共同性和科研成果的普适性，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本质。“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和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必将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化的世界史。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当代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最集中的表现，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具有共通性。“科学技术依据的是自然原理和规律，是全人类共通的，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全球化。科学技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③外层空间是人类探索利用活动所进入的一个全新领域，人类的这份幸运来自于科学技术方面突飞猛进的成就，特别是空间技术方面的进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客观性的自然现象，其所反映和利用的自然规律是全球一致的。对于有关外层空间探索利用的空间技术而言，广漠的空间及其内存的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物质，它的自然特征和变化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始终如一的。外层空间的自然特征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使得以其为研究对象的空间技术具有全球一致的特征。
外层空间科技所具有的鲜明的全人类共通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外层空间安全互动中以合作为主的政治逻辑。但这一切诚然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理性的人类在充分领悟科技的这一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政治智慧，包括均势政治导致秩序的原理来寻求外层空间开发利用中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如期实现。因此，要克服外层空间权力政治的马太效应，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全人类共通的社会本质，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奋起直追，主要空间大国应增强空间国际合作，当然其前提是相互间的空间实力势均力敌。在外层空间传统地理位置上的国界不复存在，有着理性智慧的人不得不面对外层空间全新环境，甚至外星智慧物种的挑战。来自地球上的人类利用空间技术想从相互冲突中获利，这极易导致同归于尽而急需协调。国际政治一体化既有明显的可能性，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性。事实上，世界各国只有真正认识到空间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并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的实践活动中把它付诸实施，才能从社会的层面实现人类共同利益。
3．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化中的价值追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了战争、冲突和人类解放的处方，只不过这种处方更为宏大、所需的历史时段更长而已。”外层空间安全利益博弈的实质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在外空的延伸，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长是安全互动实践中权力建构的结果，而空间权力主要来源于以空间技术为支撑的空间实力。具有全球化本质的空间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有利于人类在地球村中的和谐相处，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追求的是通过助推和谐世界的建构，促进国际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未来。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是在符合联合国“国际空间合作宣言”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为全人类造福为目的，以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等为内容，以政府及相关部门和非政府法人组织为主体的多类型、多层次安全合作。通过这种多主体参与和多层次建构，聚焦于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多点布局，多手段推进，力求在外层空间现有国际法框架的基础，筑牢、织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之网，强化安全治理之盾，在人类活动拓展最前沿的这一全球公域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根本途径。作为现代高科技集成前沿的“航天科技对当代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成千上亿的个人纳入地球村相互依存的生活中来，同时也改变和塑造着个人观察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空间安全问题的眼界和方式。目前我们已可利用近地空间从事通讯、导航、气象预报、精确计时、电视直播等活动，这些应用已经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技术及其应用扩展了个人学习能力，拓宽了个人感知世界的细节与概念，也使个人更加了解在未来政治体系中个人、组织和权威的互动情势，使个人知道在何时以及如何参与集体行动。“空间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以无与伦比的广度和深度将各国社会逐步地从微观、宏—微观和宏观等层面融为一个呈现出混沌状态的整体，并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团。”这种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的关系团表现为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个人对国家，公司对国家，国家对国家等高度交叉、串联、并联、平行等异常复杂的依存关系交织，然后发展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最终达到你我不分的共同体。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高速公路”若没有“外层空间段”的衔接，信息的流动将不可能畅通，也就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空间和数字化生活。外层空间作为新的战略空间，不专属于任何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由进入的权利。《共产党宣言》谈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著名的话语，既展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也同样适用于外层空间国际关系演化的趋向。随着外层空间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和外层空间探索领域的拓展，人类的航天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只有通过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维护外层空间战略安全和各国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外层空间国际关系向包容、普惠、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参与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推动治理能力进步的策略选择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同样的道理，作为人类征服、改造外层空间能力的空间技术从根本上决定着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反过来，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又影响着空间开发利用能力的发展。我国作为空间大国之一，应在注重军民融合、自主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空间实力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军备控制、空间行为准则谈判和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建构，维护我国外空战略安全与合法权益，并为空间时代的人类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1．以增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空间实力为战略着力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国际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际交往的扩大，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是生产力，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长同样依赖于社会物质基础，就像近代科技的发展曾决定了国际安全互动方式的演进一样。空间技术具有突出的“军民两用”性质，在实践中往往很难严格区分，既可用于建设各行各业的信息网络系统，又可用于建设空间武器装备系统。“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不仅可大量节约空间技术研发需要投入的军费开支，还可降低空间投资风险，提高空间探索利用效益。在未来空间事业的发展中，我国应当进一步坚持和注重这一做法，将军民两用技术提到战略高度，既要发展民用航天科技，又要利用空间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先进性，充分利用先进空间技术满足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需求，将强大的空间军事实力蕴藏于国家空间体系之中。应充分发挥空间技术“军民两用”的特性，加强双向互动，研发包括遥感、气象、导航定位、通信的两用卫星，推进军民结合空间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有效促进国家空间事业的优化升级，大幅度提高军民结合空间技术产业的安全和经济效益。
为此，我国应继续落实国家有关战略规划，重点抓好载人航天工程和月球探测工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和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以及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工程等航天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和体系完善。载人航天特别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站的建立，不但可为和平开发利用中的科学试验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而且可为应变不测提供必要的战略指挥所。因此，我国载人航天应在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并进行航天器交会对接试验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应用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长期在轨自主飞行的空间站的研制和部署。我国月球探测工程38万公里的精确遥控调度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慑能力。当前，我国应继续突破月球探测基本技术，继续研制和发射“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卫星，积极推进落月探测，适时开展载人登月工程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我国应加快天基红外系统的论证建设，初步建立空间监测预警体系。天基红外系统既是我国导弹预警能力的核心标志，又是空间态势感知能力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全盘考虑发展低轨卫星计划、高轨卫星计划、静止轨道卫星计划和中继地面站、联合地面站等地面各项配套设施，其中高轨道卫星应适量增加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同时有计划地部署大椭圆轨道卫星，尤其是63.4°倾角的顺行轨道卫星，形成一个有多个空间卫星系统和地面设施的综合系统。
2．以建构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为国际努力的聚焦点。作为高科技前沿综合集成的空间技术所具有的全球化本质，决定了外层空间战略安全与稳定依赖于国际安全合作。因此，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和持续进化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千方百计、戮力同心推动这一安全合作。外层空间作为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的战略制高点，在什么条件下，相关国家会倾向于选择国际安全合作呢？要解决外空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中国家安全利益与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矛盾，就必须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当前外层空间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看，美国极力推进的外层空间武器化不但引起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而且一旦真的导致空间战，必将明显增加空间碎片，引发卫星互撞的威胁，并由此形成“碎片屏障”，阻止任何飞行器再进入外层空间。
针对美国屡次否决外层空间军备控制倡议，并积极在外层空间进行全方位的备战，我国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这方面的努力，使国际社会清醒认识到外层空间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于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从而使其他空间国家更好地认清美国空间备战的意图和危害。中俄等国提议签署PPWT草案虽然一时困难重重，但仍然有利于占据国际道德的高地，提升其在外层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在现有解释的基础上，草案倡议国应继续以各种形式与相关国家磋商、讨论，汇集各种意见。对于空间武器的定义问题和对反卫武器研制、部署的约束问题，可以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对于执行过程中的核查问题，可在PPWT法律文书通过后，根据空间技术进步情况，以增加核查议定书的形式予以补充。我国不仅要呼吁美国放弃部署以反恐需要为借口的导弹防御系统，还要探索满足各国安全需要的替代性技术与机制，呼吁相关各方合作，完善空间物体发射登记制度，导弹和火箭发射预先通报制度，以及军事热线机制等，并通过发展高性能侦察监视卫星，确保其不受干扰地运行作为技术核查手段和建立信任的措施。目前，能与美国在外层空间一决高低的国家只有俄罗斯。为维护外层空间的战略力量平衡，“中俄联手提案，对于促进国际社会凝聚在外层空间问题上的共识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响应。”同时，国际社会应争取联合更多的国家就未来国际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向裁谈会提出具体建议，积极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共同研讨确保外层空间安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相关对策和措施。
3．以参与外层空间行为准则制订为国际努力的突破口。“国际局势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任何时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局势都不会是完全有利的、应愿的。所以，必须善于机动灵活地妥善应对，努力化解不利因素，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外层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得到约束的同时，从相对较易达成的外层空间行为准则制订人手，有利于归化他者，将相关国家纳入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来。“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国家利益是各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国际关系的“通用语言”。推进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既要使各空间国家认识到这种合作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又要循序渐进，相机而动。其中，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沟通，应力争使美国认识到，谋求外层空间权力固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外层空间安全问题则是更现实、更亟待维护的利益，防（核／导弹）扩散更是与外层空间安全紧密相连。
外层空间行为准则制订的共识源自空间轨道拥挤和空间碎片威胁等所构成的外部压力。随着卫星发射数量的不断增加，轨道空间特别是地球静止轨道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卫星相互碰撞的危险程度不断提高，对报废卫星及时回收和清理越来越成为维护外空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由于卫星相撞、解体等原因造成的空间碎片增加，对外层空间安全也构成严重的威胁，应当通过制定外空安全行为规则的途径，责成有关国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空间碎片减缓，预防和补救空间碎片造成的外空环境污染，并将此规定为一项国际法律义务。2009年2月10日，美国铱卫星公司的“铱33”卫星和俄罗斯的“宇宙2251”军用通信卫星在西伯利亚上空相撞，这是外层空间中首次发生的在轨卫星相撞事件。美俄卫星相撞事件则使得制定外空安全规则的合作安全需求得以凸显。在外层空间安全领域，大力宣扬新的合作安全观念愈发重要，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新的合作安全观念的倡导与弘扬，使各国认识到共处于外层空间的恶劣自然环境下，他者并不必然是自我生存意义上的敌人，反而成为可以合作共荣的伙伴。一个全世界认可的，对各缔约国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的国际外层空间行为准则强调通过友好协商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协调各国行动，反对霸权国家单方面主导规则的制订。
4．以完善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为国际努力的基础工程。在外层空间特定资源国际管理方面，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一系列多边条约，如《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外层空间条约》、《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协定》）等。它们确认外层空间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观念，各国都可以对其自由勘测、利用和开发；对于外层空间环境全人类都有保护其不受破坏的义务。这些外层空间条约和有关文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既是指导各国外层空间特定资源和平开发利用的依据，也是外层空间安全国际法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外层空间活动的深入开展，可利用的空间资源日益紧张，保护空间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实现外层空间和平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国正在积极推进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生成，并考虑到外层空间特殊的环境要求，即外层空间某些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过程中出现的排他性现象。如无线电频谱分配，地球静止轨道位置占有，月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规则，避开地球辐射带（即范·艾伦带）的航天轨道区的通过容量，以及拉格朗日平动点对航天器的容纳量等，均属于一定技术条件下外层空间稀缺有限的特定资源。它们的开发利用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也就是说，无法做到共享性利用。随着外空实践活动的进程而日益加强的这种外部环境压力，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推动着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走向完善。
在外层空间开发利用实践中，要逐步制订、完善保护外层空间资源与环境的国际条约，实行外层空间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具体的制度要以自然资源开发权为核心予以建立，并包括自然资源勘探权，矿藏的技术标准，开发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矿藏附属天体地表和地下的排他使用权以及可能产生的环境保护责任”。由于国际上对外层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动机、目的和技术水平、国内政策有极大差别，其中更含有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以此可以预见，需要国际社会在施动者一结构一进程互动磨合中形成共识，才能使国际合作机制发展完善。例如，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卫星应用的大量增加，卫星频率资源日益紧张。同时，卫星在运行过程中又必须使用外层空间的某个轨道位置，卫星运行的轨道位置有位于赤道上空，距地面高度为35786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也有距地面几百到1000公里左右的低轨道位置和距地面10000公里左右的中轨道位置。不管是地球静止轨道位置还是其他近地轨道位置，资源都是有限的。以地球静止轨道位置资源为例，受天线接收能力限制，同一频段、覆盖区域相同或部分重叠的对地静止卫星只有间隔一定的距离，地球站才能区分开不同卫星的信号实现正常的工作。因此，两颗卫星之间需要在经度上间隔不小于2度，在整个地球静止轨道上的同频段卫星通常不会超过150个，静止卫星轨道数量已远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的需求。从多路径实现国际安全合作的宏观层面来看，由于频率轨道资源是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且卫星轨道位于世界各国共处的宇宙空间，是全人类共有的国际资源，因此频率轨道资源的获取不能完全机械地执行“先到者先接受服务原则”，必须考虑随着空间技术发展而越来越多地逐步踏人外层空间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宏观结构的压力施动于国际电信联盟及其《无线电规则》，意味着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规则也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
结语
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和持续进化是在空间主体安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这一历史进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的支配和制约的。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空间技术竞赛一度使外空物质权力结构达到了某种“脆弱的平衡”。尽管以相互威慑为基础的安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妥协，但出于一方空间技术上暂时难以突破，又害怕对方突破的考量，美苏建立起了一系列旨在维持外空两极霸权格局的双边和多边机制。然而，这些机制安排缺乏切实有效的规范认同，随着技术的变革与扩散，这些机制逐渐难以为继。正如莫尔茨所说，“由于行为体数量日益增长，而近地空间资源有限性愈发凸显”，以外空军备竞赛为实质的“冷战式”国际安全机制的“运转越来越失灵”。
当前，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困境日益深化，构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努力举步维艰。从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到实践中找答案，首先是要抓住外层空间安全互动中的主要矛盾，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平衡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压力，团结一切国际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努力。其次，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并相机而动，为我所用。最后，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
(作者简介：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长沙，410073)
收稿日期：2015年3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