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被中国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颇为积极的反响。同时，作为一个宏大的战略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多方面的国际国内挑战。包括，如何从启动阶段更快更平稳地过渡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等引起的中途发生局部逆转的风险；战略回报与战略投入不匹配，或者在一定时期内战略回报不是十分明显的可能性；建设过程中资源的碎片化、零散化使用，不能发挥系统性效果的问题；“一带一路”国内支持动力的可持续性问题，等等。本文对于上述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战略风险 国别研究 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4-0061-7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中国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理论分析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4ZDA086）的成果之一。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倡议亚欧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2015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一带一路”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从整体上进人与沿线各国共同建设的务实合作、操作实施阶段。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提出后，在一年多时间内，有50多个国家以不同形式表示支持态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提出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最终确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有57个之多，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加拿大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亚投行本身虽然与“一带一路”没有直接联系，但它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为“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开展将起到重要支持作用。与此同时，很多具有互利共赢性质的具体项目，如中俄能源、高铁合作，中巴能源、通道项目等等，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和推进。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取得了十分良好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超乎预期的开局。这一良好开局，一方面是中国外交做出的很多重要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即不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有多强的基础性号召力，而是这一战略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国际社会中，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藏的巨大的共同发展的强烈需求。而中国在呼应和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具有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经验等方面颇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及很高的迄今在其他大国身上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与相关国家共同发展的决心和诚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很多沿线国家是一个难得的、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的发展机遇。这一客观事实，是推动很多国家对它采取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大多数沿线国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多领域交流的强大意愿，加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具有的全方位技术条件的支撑，它的前景将十分光明。
另一方面，就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而言，“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质，它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实践。“一带一路”是一个涵盖地理范围非常广泛、涉及领域和内容极其丰富、对国际社会影响将十分深远的战略倡议，但它并不是在一种十分理想的国际环境下展开，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和克服。对风险和问题进行充分的、开放式的分析和讨论，代表的是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一带一路”的一种积极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我们越重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和障碍，对它们的研究越透彻，越有利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越有利于防患于未然，越有利于在这个过程中及早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以符合国际国内实情的方式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就越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会产生更好的国际国内效果。
以下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风险进行初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提供一个看待“一带一路”风险的初步框架。这里的分析内容，很多是对风险可能性进行的探讨，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风险和挑战也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风险
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更多地聚焦于国内整合与协同发展相比，“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及沿线60多个乃至更多国家，由此，国际社会中本身存在的、不少是难以根除的风险和问题，也会以不同方式被带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国际风险：
1．启动阶段的风险。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启动阶段的响应，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良性可持续轨道的速度和过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启动阶段国际体系中响应者少，难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声势；二是国际社会口头响应者多，但积极采取实际行动，特别是拿出自身资源投入来呼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较少，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中国独立推进的态势。
从目前情况看，“一带一路”开局良好，这一局面可以说超过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预期。但启动阶段的良好局面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持，并平稳过渡到可持续的阶段，其中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并没有多少国家真正拿出自身的资源投入来积极主动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共建过程，不少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等、靠、要”的思想，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从他国获取资源，搭其他国家的便车上，这种状况的存在，使“一带一路”在实现真正意义的共建方面，短期内还难以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2．顺利启动但中途出现局部逆转的风险。当前的国际社会总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思维和行为占据主流的社会。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实用主义往往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出发点，机会主义、策略行为还较为普遍，通过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做法并非罕见。今后一个时期，这一情况很难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在客观上构成“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环境的重要和真实的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不少现实的障碍和问题，包括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安全因素对经济、社会、人文合作的干扰；沿线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难以加以有效的整合；某些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议，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安全方面的矛盾；一些国家未来面临深刻的政治调整、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方面存在不少中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有某些沿线和域外大国对“一带一路”存在的一些较为复杂的战略考虑，等等。
具体来说，这一环节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1)“一带一路”建设的某些早期项目存在瑕疵，这些瑕疵被国际舆论宣传和放大，从而对“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与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动态演化的长期过程，对这样一个进程来说，开局和起步十分重要。早期项目的进程和效果是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观察“一带一路”性质、推进与运作方式、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窗口和信息来源。早期项目的推进过程，对“一带一路”建设会产生路径性质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需要通过早期示范项目的建设，让国际社会更快地看到成果，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式，了解中国的诚意、能力与决心。另一方面，对早期项目需要高度慎重，早期项目比其他项目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以更加扎实，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式加以推进。早期项目的意义除了作为项目本身以外，还在于树立形象、建立模式、取信于人，因此不宜大干快上，不能在论证不充分、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在其推进过程中，也不能为了尽快见效而超越合理程序，绕开必要手续和环节，放松细节要求，更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产生不好的影响。对于早期项目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以开放和坦诚的态度加以妥善的解决，避免其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2)早期项目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未能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快地进入自我循环、自我持续的良性发展状态，而需持续不断地提供不同形式的早期收获或中期收获和国家资源投入。这涉及的是早期项目与其他项目之间的衔接问题。
在可持续发展期，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相关国家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等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博弈均衡。这一均衡，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符合各方利益这一客观存在的宏观利益结构，同时也基于相关国家之间逐渐形成的对于建设“一带一路”更深入、更广泛、更积极的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各国之间更加汇聚的预期。早期项目及此后不同阶段的不同项目，一方面要不断夯实“一带一路”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起到提升和维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信任与观念基础的重要作用。
(3)沿线国家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取的收益，与它们对“一带一路”的预期不匹配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仅一年多时间，就有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可以说，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国际社会发挥了超强的动员能力，成功地调动了大多数沿线国家的预期。但在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初步预期形成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进展是否能够达到这些国家的这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事情。如果一些，甚至很多国家的预期未能有效实现，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落情绪，要再次调动其积极性，难度会明显增大，且其积极性会有更大的保留。
当前很多国家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并不是真正被历史上的丝路精神所感染，而是基于颇为现实的利益考虑，有些国家抱着颇为明显的利用这一契机获取利益的想法。正如在英国宣布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国，以及之后西方国家纷纷申请加入的过程所显示的，这些国家更多的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主要不是出于帮助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目的。未来，相关国家的很多十分现实的利益考虑，会在“一带一路”涉及的许多具体项目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现实上说，不排除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三五年还看不到这一战略倡议所显示的重要利益，其态度会发生变化的可能。
(4)因某些国家的干扰，而使部分沿线国家的态度受到影响的问题。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大国对中小国家态度的影响上。“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在某些地区触发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可能性。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沿线中小国家更多地是基于现实利益，特别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一些沿线或非沿线大国，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很多是超越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同时，大国往往对部分中小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美国对很多沿线国家、俄罗斯对其周边国家、印度对南亚国家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发生动态变化，需要对此加以较为有效的管理。为此，要避免“一带一路”建设被有关国家打上明显的政治标签，避免“一带一路”建设过程过于政治化的现象出现。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与中国崛起进程在时间上具有一定重叠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制度与规范的调整，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变。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的转型也会对“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带来体系层面的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3．能有效启动、正常推进，中途也能克服各种风险和障碍，但战略回报未能与战略投入相匹配，或者战略回报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是十分明显的风险。这里的投入，包括经济投入和非经济投入，回报也包括经济回报和非经济回报。其中，非经济回报不仅包括一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强化与中国在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的合作，也包括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地区环境的总体改善。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所谓的过度扩展问题。保罗·肯尼迪指出，历史上很多强国由于过度的海外利益追求与有限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矛盾，而导致国家走向衰退之路。“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甚至更多国家，40多亿人口，它涉及的地理范围大，国家数量多，合作领域广，基于的现实情况十分复杂。要对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进行有效整合，让各国从中各取所需，都获得令其较为满意的收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无疑是一件超过中国单一国家能力范围的事情，而必须立足于共商、共建和共享。但与这么多国家进行开放式的共商和共建，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吸引方方面面的支持，实现建设过程中力量的正向聚集，避免已经聚集的身边力量流失，实现战略投人与战略回馈的大致平衡。只有这样，“一带一路”建设才能维持更坚实的国内支持基础，才具有更高的可持续性。
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资金、技术、人员走出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对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护、外交保障的能力未能及时跟上，利益走出去的速度明显超出利益保护能力提高的速度，由此带来一定风险，导致一些项目的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利比亚、乌克兰、伊拉克、也门等国近几年的政治变化，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安全风险，都具有明显的警示作用。
对以上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和防范：
1．在国际动员方面，一方面要全方位、多渠道加强动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头几年内，保持国际动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的状态。通过相关国家及早的实质性参与，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快地进入自我持续自我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在调动沿线国家预期方面，解释和说明要切合实际，预期与实际收益要尽量匹配。相关国家的预期不能太低，以免影响积极性，但也不能太高，以免无法实现，特别是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及早消除有些国家“等、靠、要”思想的消极影响。
2．建立与“一带一路”重要性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宣传和解释“一带一路”的建设原则、框架思路、对沿线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消除某些国家的担心和疑虑，抵消国际上一些负面宣传的消极影响。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话语权，不能只靠中国自身的努力，而要联合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利益的相关国家去共同争取，对“一带一路”进行多主体、多维度的表述和阐释，避免“一带一路”在国际上被以过于政治化的方式加以解读。
3．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众多，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为此，需要进行大量深入和有很强针对性的国别研究。它所要求的国别研究，与过去很多书斋式的以发表论文或进行一般性资料整理和收集为目标的国别研究性质不同，它要求对现实需求有很高的针对性，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有很强的时效性，对风险有切合实际的预警性，并能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与过去不同的国别分析方法，以及需要大量能深入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同时具有战略分析能力的国别研究人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国通”。高水平和高度务实的国别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沿线国家认为中国真正了解它，真正重视它，从而更愿意与中国进行有效的沟通，这对于顺利开展合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以便在资源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分清主次，明确重点，提高配置效率。通过强化国别研究和风险评估，减少“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的坏账，降低半途而废工程出现的可能性，提升在政治动荡时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4．重视国际资源的动员和使用，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资源的动员和使用，要依托于沿线国家，但不局限于沿线国家。这方面一个明显的成功例子，是亚投行成员涉及很多非亚洲国家，这有助于扩大资金来源和分散风险。在调动国际资源的过程中，努力推动和强化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相互配合，使“一带一路”项目更好地嵌入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规划与发展方案，形成相关的国内和区域、次区域制度安排。同时，需调动沿线国家社会层面的积极性，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激励深入到各国内部，而不只是建立在政府层面。理想状态下，形成一种真正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当“一带一路”的某个方面出现问题时，某些沿线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自动站出来共同解决相关问题，这有助于使“一带一路”的生命力更加持久和顽强。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但在其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早期和中早期，中国无疑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动力。中国的策略选择和资源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速度和成效。从国内层面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风险可能性。
1．战略定位与努力方向方面的问题和风险。试图用什么样的资源投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对于任何重大战略设计来说，始终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例外。大战略的执行，需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路径不是十分清晰，特别是如果“一带一路”的诸多参与方对其定位和战略路径不能形成较高程度的共识，就容易导致战略方向的迷失，出现因对过程的专注而忽视根本目标，或者问题被分解为各个具体而微小的因子，而不能充分发挥整体性效果，以技术性问题决定战略走向，由手段来引导目标的情况。其结果可能是，“一带一路”的很多具体项目虽然获得成功，但“一带一路”本身的面目却显得模糊，其战略效果未能充分实现和突显。
2．资源的碎片化、零散化使用，不能发挥系统性的效果。在各项目与各方努力之间不能形成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层层推进、以点带面、连线成片的有效运作。当前，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客观上，中国能够投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带一路”建设将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在资源投入相对于资源需求存在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从宏观层面不断统筹资源投入，强化资源投入的针对性和侧重点，发挥早期资源投入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更充分地发挥每一个项目对其他项目的正的外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带一路”更多地进入操作实施阶段后，基于就事论事的考虑而导致资源的碎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为此需要经常性地从宏观层面对资源投入的整体布局加以再审视，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战略要求进行动态调整。
3．“一带一路”建设动力的可持续性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热衷于做表面工作，把“一带一路”建设理解为新一轮的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和分配利益蛋糕，把重点放在如何提升本地的地位，获取更多的资源倾斜，而不是从如何更好地发挥本地区、本部门的优势，把“一带一路”工作落到实处的角度考虑问题，重表面而轻实际，重眼前而非长远，重宣传而非深耕。国内一些省份，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丝绸之路”热，涌现出很多会议、课题、研究机构、研究项目，但也存在有些工作在表面上、形式上快速推进，实际做的事情却只是在原地踏步的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是把原有的已经在进行的工作放进“一带一路”的篮子里，再配以一定形式的博览会、展览会、研讨会等活动，认为这就是“一带一路”。这种情况的出现，从短期来说可以理解，但如果经过一个时期后依然如此，对“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未能及时和充分地调动地方社会和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为其提供有效的参与渠道，从而未能有效地深化和扩大“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一带一路”是一个涉及几十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动态演化的建设过程。在其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第一推动作用，但从长期来说，“一带一路”的真正活力，来自于民间力量积极的和自发的参与。理想状态下，不需要政府部门的特别驱动，就能够由民间力量维持其持续的运转。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长期基础才更加稳固，通过它取得的成果才不会轻易被某些国家的消极政策和反制措施所逆转。
三是思想准备。“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意义十分深远，与之相应，在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也不容小觑。这些障碍既包括来自各种项目的政治、经济风险，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认知和沟通障碍。此外，还可能出现来自国际社会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的集体性反弹，包括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较为集中的负面宣传，以及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变迁与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碰撞，等等。未来在特定的情况下，难保不会出现阶段性的不顺利、战略推进相对缓慢、项目的挫折包括个别项目的失败，由于某些国家内部政治变化而导致合作项目的前功尽弃，甚至某些国家较为公开的无理取闹等等情况。对于这些情况，如果不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因一时的被动而使不少人出现心理上的动摇，甚至导致战略上的摇摆。
4．人才不足问题。这是当前一种颇为现实的情况，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的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而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十分迅速，这一速度远远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多方面人才的供应速度，从而在短期内形成较明显的人才缺口，特别是高素质国别分析人才的缺口。这一缺口从短期来说可以理解，但如果在中长期，人才培养的速度持续未能跟上，就会制约“一带一路”的推进速度，同时也会影响“一带一路”的具体效果。
5．由于专注于具体项目，而未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对于推进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全球治理的完善与创新，以及对于推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作用。当前社会较普遍地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把“一带一路”仅仅理解为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为了向外转移产能，或者是为了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如果对“一带一路”仅仅作这样一种较为狭隘的纯经济学的理解，容易引起国际社会一些国家的反感，同时也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战略方向上的一种偏移。
对以上风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和防范：
1．明确“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与辅助内容，分清本末与主次，明确资源投入上的取舍，有所为的同时有所不为。确定阶段性目标，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层层推进，实现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的有机衔接和相互促进。当前，“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设计已经较为完善，但在客观上，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还是有些五花八门。为此需要在宏观层面对各种努力进行更为有效的引导和整合，特别是保持“一带一路”微观基础与宏观方向两者间的有效贯通。
2．强化国内的思想准备。在对“一带一路”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需进行必要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风险警示，以提升社会和公众对“一带一路”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避免低估“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从而让人们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会一路顺风顺水的主观先人印象。“一带一路”无疑是一项伟大的战略倡议，但对其简单地唱赞歌并不是一种可取的、有利于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的正确态度。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能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态度。隐瞒问题的做法会导致问题的累积，同时无助于更好地总结经验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与办法。另外，在出现问题时，不能把具体项目和具体国家关系中的问题，轻易上升为“一带一路”总体战略的问题，而应就事情本身寻找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处于投入期，而且这个投入期的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很清楚地看到“一带一路”的许多战略回报。但没有深度耕耘就很难有大的收获，在这个阶段，更要放平心态，保持基本的战略耐心，避免以短期视野看待“一带一路”。以过于短期的视野看待问题，在很多时候容易导致战略评估上的失当以及战略方向上的摇摆。
3．在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提升学习能力，不断针对现实情况进行战略反思与策略调整。“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涌现出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经常性地寻找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是中央政府做出了顶层设计，进行了宏观规划，然后仅仅按部就班地执行就能万事大吉。在推进过程中，需要不时对“一带一路”的战略举措和项目实施进行效果评估，采取有针对性的努力，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基础、人才基础、资金基础、社会思想基础、科技创新基础，使“一带一路”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4．让民间企业、资本、人员有切实的参与渠道。“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框架，它的发展与繁荣需要大量民间力量的自发参与。让民间力量根据市场需求、自身兴趣自主运作，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一带一路”的长期发展，既需要有自上而下的合理规划与设计，更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有效参与。如果自下而上的参与没有有效地匹配自上而下的设计，将对其长期发展形成制约。在早期阶段为民间资本、技术、人员开辟切实的参与渠道，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吸引社会层面的支持和兴趣，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丰富“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缓解和减轻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误解和疑虑。
（作者简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广州，510420）
收稿日期：2015年4月
（责任编辑：鲁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