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龙范 王海凡
摘要：通过两国间的积极接触，日朝关系近期出现了松动。朝鲜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以重启对“绑架问题”的全面调查。与此同时，日本以部分解除对朝鲜制裁的方式予以回应。然而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也不会改变日朝关系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一揽子计划”，还是被置于独立的优先地位，“绑架问题”及其解决都已经成为日本推进其战后国家战略的手段。安倍第二任期对朝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在内政压力与外交困境下的选择，并没有摆脱冷战后日朝关系的内在逻辑。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和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当前日朝关系的松动是脆弱的，其再进一步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有限。
关键词：日朝关系 “绑架问题” 安倍第二任期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1-0075-86
2014年5月以来，日朝关系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2014年5月26日至28日，日朝两国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就“绑架问题”和解除部分对朝鲜制裁达成了协议。依据该协议，2014年7月4日，朝鲜正式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重启对“绑架问题”的全面调查。作为回应，日本政府解除了部分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包括解除对两国人员往来、汇款以及对可随身携带现金数额等方面的限制。安倍内阁对朝鲜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改变了日本自参加“六方会谈”以来一直坚持的在朝鲜核问题、导弹问题、绑架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等两国关系诸问题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也改变了日本一直以来在对朝鲜进行制裁方面所持的强硬态度，还对正在不断强化中的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产生了消极影响，并受到了美韩两国的质疑。 本文将通过对安倍再任首相后就“绑架问题”与朝鲜接触过程的梳理，结合日朝关系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对近期日朝关系的新变化进行分析，探讨安倍第二任期对朝政策调整的实质。
一、安倍再任首相后在“绑架问题”上与朝鲜的接触
再任伊始，安倍首相即面对朝鲜第二次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而引发的紧张局面，随后不久又开始应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带来的冲击。对于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核试验的行为，安倍内阁予以了强烈谴责，并积极支持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与制裁。在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保持强硬，两国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但出入意料的是，安倍首相却改变了日本政府一直坚持的对朝政策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绑架问题”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突破。
然而，日朝两国在“绑架问题”上实现突破并非突然，这既是安倍内阁近两年来积极与朝鲜接触的成果，也是朝鲜积极推进与日本关系缓和的必然。事实上，“绑架问题”是安倍首相最为熟悉的议题，在该问题上实现突破将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其再熟悉不过。由此，为了解决“绑架问题”，安倍首相早就做出了诸多努力。2013年1月25日，安倍首相成立了由其亲自担任本部长、包括全体内阁成员在内的新的“绑架问题对策本部”，并重新启用其第一任期内确定的关于“绑架问题”的基本方针，即“所有绑架受害者回国、查明下落不明者的真相以及引渡绑架犯”等。①为了推动该基本方针的实施，日本还提出了朝日双方开始协商、收集与分析相关情报、加强分析与管理、延续国际合作与协作搜查、启迪国内外舆论、持续支援被绑架人员家属等八项政策。1月29日，安倍首相还于其官邸召开了“政府、执政党及在野党绑架问题对策机构联络协议会”，以此来凝聚朝野在“绑架问题”上的共识。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绑架救援议员联盟”会长平沼赳夫以及自民、民主、公明、众人之党等各党议员。会议伊始，安倍首相即强调：“解决绑架问题离不开跨越党派界限的整个日本的努力，这将成为向朝鲜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出的强有力信息。”民主党前绑架问题担当相松原仁对这一会议给予了肯定，表示：“向国内外表明了朝野不论党派，均对绑架问题持有共识并要加以解决，极其有意义。”①这些其再任后便积极推行的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安倍首相对于“绑架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此，2013年5月14日至17日，安倍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饭岛勋赴朝鲜平壤进行访问，其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劳动党书记金永日分别与其进行了会谈，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大使宋日昊也与其交换了意见。此次访问期间，朝日双方主要就“绑架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沟通。2013年10月，饭岛勋又赴中国大连与朝鲜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接触。
随着日本与中韩两国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日本同朝鲜之间的接触也变得更为频繁。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纯一先后在中国沈阳与越南河内同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2014年2月下旬，日朝双方在中国香港进行接触，就举行日朝红十字会会谈、促成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父母与横田惠女儿会面、重启两国政府间局长级磋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14年3月3日，日朝两国在中国沈阳举行了红十字会磋商，就日本人遗骸归还问题进行了讨论。2014年3月10日至14日，遭绑架日本人横田惠的父母横田滋和横田早纪江夫妇在蒙古乌兰巴托同朝鲜籍外孙女金慧敬进行了会面，这标志着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东北亚课长小野启一与日本红十字会国际部长田坂治前往中国沈阳，同朝鲜再次进行红十字会会谈，并就重启局长级正式磋商达成协议。⑦3月30日至3 1日，朝日外务省局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今后继续围绕“绑架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一致。这是自2012年11月以来，时隔1年零4个月后，朝日两国首次举行正式的政府间磋商。
2014年5月26日至28日，日朝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始新一轮的政府间会谈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双方商定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朝鲜开始有关调查之时，则日本需同时解除部分对朝鲜制裁。会谈结束后的5月2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谈话，表明了安倍首相有在其任期内彻底解决绑架问题的决心，为此日本将继续强烈敦促朝鲜采取具体行动。2014年7月1日，日朝两国再次在北京进行外务省局长级政府间磋商。朝鲜向日本通报了关于组建日本人被绑架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包括该调查委员会的权限、组织构成及负责人情况等内容。随后的7月3日，作为对朝鲜重启“绑架问题”调查的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决定，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包括：解除禁止朝鲜国籍持有者进入日本和要求自行避免由日本人进入朝鲜等的限制；解除向朝鲜携带10万日元以上现金需申报和汇款300万日元以上必须报告的限制；解除禁止朝鲜籍船舶进入港口的限制，但该解除将仅限于人道目的。⑤日本宣布解除对朝单边制裁后，朝鲜于2014年7月4日正式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并将择时正式向日本反馈调查结果。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国防委员会赋予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机构、根据需要可动员该机构和有关人员参与调查的特别权限。而从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看，该委员会委员长由朝鲜国防委员会负责安全事务的参赞兼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徐大河担任，副委员长由国家安全保卫部参赞金明哲和人民保安部局长朴永植担任。@由强力部门的要员亲自担任该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充分显示出朝鲜对解决“绑架问题”的诚意。
在“绑架问题”上的进展，推动了日本对朝政策的松动，其国内甚至传出安倍首相欲访问朝鲜的信息。2014年7月11日，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古屋圭司披露：安倍首相亲口表示，只要解决“绑架问题”需要，他已经准备好访问朝鲜。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指出，作为解决“绑架问题”的潜在选项，安倍有可能访问朝鲜。尽管安倍首相一再强调“当前还没有访问朝鲜计划”、“现阶段就此作出决定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朝鲜如约公布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能够使日本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那么安倍首相的确有可能会效仿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来对朝鲜进行“闪电式”访问。届时，日朝关系即使在更多方面实现突破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二、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内在逻辑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地位，全力推进其以复归大国地位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战略，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大国化”。与此同时，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呈现出周边大国围绕朝鲜半岛事务进行博弈的显著特征，朝鲜半岛无可避免地成为东北亚地区内诸大国纵横捭阖的舞台。作为地区内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内诸大国的关系和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自然成为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由此，日本外交形成了“大国外交”和“小国外交”的特性。而唯有全面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借以同周边大国周旋，日本才能确立和体现其大国地位及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日朝关系这一极具特殊性的双边关系，从而为冷战后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大国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手段，日本的对朝政策也随之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
1． 日朝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关键
国家身份由战败国、侵略国向正常国家的彻底转变，是战后日本寻求国家复兴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对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其在对外关系上的标志是日本与战胜国以及曾经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实现和解。同战胜国、被加害国的和解，是日本最终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基本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日本与曾经遭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实现全面和解。
冷战时期，通过《旧金山和约》，日本与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曾经受到其侵略的国家实现了和解。1956年，日本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由于北方领土问题的存在，两国没有进一步签订和平条约，未能实现彻底的和解。这一问题至今仍对日俄关系的发展构成影响。随后，在美国的推动下，韩国与日本于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中日两国也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最终于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作为近代以来受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中韩两国与日本的和解，本应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彻底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冷战条件下，这一作用却被完全抵消。冷战结束以后，日朝邦交正常化以及日俄签订和平条约，对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但是日俄签订和平条约，就其本质却是战败国与战胜国的和解，这并不是日本改变国家身份所迫切需要的。实际上，日本迫切需要的是加害国与被加害国之间的和解，只有这种和解才会对日本彻底改变国家身份与形象有利。目前，只有朝鲜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作为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朝鲜是唯一仍旧未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国家。在国际法上，日本正常的普通国家身份的彻底恢复，首先还是要通过日朝邦交正常化来实现。为此，自1991年1月正式启动至2006年2月中断为止，日本与朝鲜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共进行了13轮谈判。此后，受朝鲜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绑架问题”的影响，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自中断后再未能重启。其中，“绑架问题”被日本认为是事关其主权以及国民生命与安全的重大问题，是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关键“悬案”。
2．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是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的借口
朝鲜对于核武器的谋求及其试射导弹、发射卫星的一系列活动，在客观上的确能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和忧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对周边国家必然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尽管在形式上与朝鲜仍旧是敌对国家的关系，但是日本领导人内心十分清楚：朝鲜对日本并不构成威胁，以朝鲜现有的实力，不可能对日本发动直接进攻。事实上，朝鲜宣称的所谓战备状态都是“讹诈式”的，要么是对外宣示以引起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关注，要么是通过某种“紧张状态”来加强对国家内部的管控。朝鲜有关做法的实质是欲通过营造紧张的外部环境来利于内部问题的解决。对此，日本领导人是清楚的，但其仍旧予以纠缠并借题发挥，则表明了日本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或者说，同朝鲜一样，日本也需要外部紧张的国际环境，以突破“和平宪法”来实现军队合法化，最终确立军事上的大国地位。
正是通过对“朝鲜威胁论”的渲染与鼓噪，日本大力推进迈向军事大国化的步伐。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光明星1号卫星。借此机会，日本小渊内阁大肆渲染朝鲜的导弹威胁，向国会提交了酝酿已久的《周边事态法》，得以顺利通过。随后，还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为由，日本政府开始扩充军备、加大对侦察卫星的研发并加入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中。①自1999年以来，日本在与美国共同研究、开发和配备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次爆发。小泉内阁抓住这次机会，先后推动“有事三法案”在参众两院以高票通过。“有事三法案”不但加大了首相在军事方面的权限，同时还给予了日本政府“先发制人”的权利。在2004年底出台的《防卫大纲》及以后历年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更是极力渲染来自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甚至有政客借所谓的“朝鲜核威胁”来鼓吹“日本核武装论”。依据《周边事态法》、“有事三法案”以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有关内容，日本已经摆脱了“和平宪法”的限制，“合法”获得了对他国使用武力的主动权。实际上，日本在实现军队合法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决定性步伐，正在向“军事大国化”顺利挺进。
3．参加“六方会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创造了条件
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以及能否对其施加重要的影响，是评价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地位的基本标准。日本欲确立在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到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之中。
冷战以来，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而战后日本对于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主要是间接地通过“美日同盟”与“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来实现。尽管日本通过邦交正常化谈判与朝鲜直接交涉，但也仅限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至于涉及到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磋商，则从未能直接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地区局势因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及两次朝鲜试射导弹而陷入到紧张之中。作为欲成为区域内主导国家的日本，却无法参与到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的解决进程中。1998年10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同韩国金大中总统的会谈中提议建立包括日俄参加的东北亚安全问题六国“磋商机制”，以共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令日本尴尬的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任何响应。1997年12月至1999年8月举行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日本再次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尴尬局面对一直抱有政治大国梦想的日本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以至于日本的智囊们大肆叫嚷要排除中国启动“新四方会谈”，其理由便是为了谋求并保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被排除在地区事务之外的状况，随着小泉首相的访朝和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的爆发而发生改变。2003年8月27日，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日本终于在二战结束以后再次介入到朝鲜半岛事务中。参加“六方会谈”并将“绑架问题”纳入到其议题之中，的确是冷战后日本的一项重要外交成就。日本将“绑架问题”、“邦交正常化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及导弹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做法，对内是政府对国民负责的表现，对外则是日本参与地区事务并施加影响力的体现。能够将日朝双边关系问题提升到多边框架中加以讨论和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这种影响力的实际运用。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不但可以为自身安全提供重要保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日本在世界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发言力度，这对提高日本的国际形象、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核问题已经成为日本介入国际事务，实现其“政治大国”抱负的切人点。
4．日朝关系缓和有利于日本外交压力的缓解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对外关系实践表明：当其与周边大国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日本政府都将会通过日朝关系的改善来缓解外交压力。东北亚地区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心。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中日关系的波动性最大。在钓鱼岛争端、参拜靖国神社、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历史认知、东亚地区主导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都存在尖锐的冲突。两国关系经常由于这些矛盾的激化而陷入动荡之中。相比较而言，日俄关系和日韩关系则显得比较稳定。在北方领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日俄两国关系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而日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制于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美国的协调与管控下，也难有较大幅度的起落。由于国家身份与形象的制约，日本“大国外交”的开展更是无法实现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外交”的价值便得以凸显。当日本外交陷入困境之时，日朝关系的现实价值便不言自明。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由于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中日关系与日韩关系均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当时，正是通过日朝关系的突破，帮助日本缓和了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困境。2002年9月与2004年5月的两次日朝首脑会晤，极大地减轻了当时小泉内阁的外交压力。
自小泉纯一郎卸任首相以后长达五年多的时间，日朝关系出现了“真空”的局面。这一时期，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与导弹发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对此，日本或追随美国的对朝政策，或单独制裁朝鲜，致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但在金正日去世之后，日朝关系迎来了转机，日本国内出现重新评估日朝《平壤宣言》的动向。日本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和田春树在《世界》杂志发表文章，强调日朝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性。”《月刊日本》杂志社出版了“现在正是推进日朝邦交化的最佳时机”的特刊，主张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必要性。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金正日去世表示了悼念，并呼吁民主党政府不要仅靠对抗来解决问题。2{石坂浩一、清水澄子等社会精英还以“日朝邦交正常化联络会”为窗口，向日本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积极的影响。为了迎合日本国内改善对朝关系的良好愿望，野田内阁采取了“与国际社会共享信息、追求共同利益、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外交政策，积极地同朝鲜政府接触，并重新启动了有关“绑架问题”的谈判，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野田内阁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困境与压力。
三、安倍第二任期对朝政策调整的实质
在安倍晋三继任首相以来的两年时间内，朝鲜恶化地区局势的举动一直没有中断。在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不久，朝鲜便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而在2014年朝鲜进行的导弹试射就达18次之多，从而导致朝鲜的导弹试射成为“常态”，似乎已经难以再引发日本以及周边其他国家的过多关注。与此同时，朝鲜的核武器研发计划也仍在全力推进，谁也无法判断朝鲜将于何时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日朝两国之间围绕“绑架问题”的互动却出乎世人预料的紧锣密鼓地展开。从日本政府在近两年多时间内的积极动向来看，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以后将“绑架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与其前任相比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以期实现突破。安倍晋三也曾明确表示：“不到所有的绑架受害者家属都能亲手拥抱亲人的那一天，我们的使命就不会终结”。可以说，力图在第二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是安倍首相的夙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绑架问题”上实现突破，并不意味着日朝两国关系将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此次安倍首相积极推进“绑架问题”的解决，不能不说其在政治上的投机目的十分明显。作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得力助手及其访问朝鲜时的主要陪同人员，“绑架问题”对于安倍晋三而言着实是其可以利用和发挥的难得的政治资本。据此也更容易理解为何再次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会一改日本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一贯以来坚持的“一揽子”解决计划，将“绑架问题”独立置于优先地位并力促其实现突破。在“绑架问题”上，安倍首相更进一步的期许恐怕是借“绑架问题”的突破来实现其对朝鲜的访问，以此获得与小泉前首相同样的赞誉来彪炳功绩，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此外，由于强力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首相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日本时事通讯社于2014年7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较上月下降了6.4个百分点，再创其继任以来的新低，而不支持率则增长了8.1个百分点。①如何挽救个人声望、恢复内阁支持率，正在逐步成为安倍首相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无法有效抵消因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带来的冲击，从而“绑架问题”便再次成为安倍首相为获取政治资本而凭借的关键手段。
其次，就“绑架问题”本身而言，与以往不同的是，朝鲜方面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设立了具有极高实质性权力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从而改变了此前持有的一贯立场，在事实上承认了“绑架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朝鲜方面采取这一措施的初衷，是换取日本解除其单方面制裁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并非是为了彻底解决“绑架问题”。在目的上日朝两国存在根本差异。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彻底解决所谓“绑架问题”需要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所有的绑架受害者必须回国、朝鲜必须公开绑架真相以及朝鲜必须向日本引渡绑架犯人。②对于这三个条件，朝鲜能否全部实现或能够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尚无法确知。而且，相信朝鲜方面不会放弃这一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谋求实利的机会。回顾两国围绕“绑架问题”而进行的外交互动，既发生过朝鲜方面矢口否认与中途改口的情况，又有过日本方面突然增加失踪人员名单的经历。进而观之，解决“绑架问题”需面对的首要难题实际上是日朝两国之间如何建立对彼此的相互信任，这也是两国能否持续推进“绑架问题”解决进程的基本前提。由此来看，“绑架问题”的未来发展仍然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安倍首相欲在其第二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的良好期望恐怕难以顺利实现。
再次，从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来看，日本的这次对朝政策调整，实有违与美韩两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已经达成的协调。对于2013年5月间的饭岛勋访问朝鲜一事，日本政府没有预先同美韩两国进行应有的沟通，而是在其访问已被朝鲜媒体曝光之后才向美韩等有关国家进行通报。④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安倍内阁在“绑架问题”上能有所突破，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外部局势。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不顺畅、中朝关系的持续冷淡以及朝鲜方面欲借与日本关系松动来缓解国内经济困境等这些外部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朝关系的松动。对此，日本的朝鲜政治问题专家矶崎敦仁也不得不承认：“中朝、朝韩关系越恶化，情况对日朝关系就越有利。现在，日韩关系也已恶化，无需事前与韩国沟通，日本可以自行其是。这对日本外交来说机不可失”。②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随着美韩两国不满的加重，尤其是美国压力的持续增加，日本最终将返回到三方协调机制中来。对于安倍首相可能的访朝意图，美国方面已经多次予以警告和劝止。受三方协调机制的限制，日本政府在对朝鲜外交上能够继续推动的只有维持和巩固现有的成果，日朝两国关系难有更为深入的缓和。更何况安倍内阁此次对朝缓和是建立在对华强硬的基础之上，符合美国重返亚太以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解除的也只是其独自在联合国框架之外采取的对朝单边制裁措施。
最后，从前述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内在逻辑来看，在“绑架问题”上的缓和与突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朝关系在战后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绑架问题”是直接牵涉到日本和朝鲜的双边问题，它能否顺利解决的根本还在于两国政府的诚意。对日本而言，“绑架问题”被复杂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国内民众的强烈诉求，还在于其国内政治家的利用与投机。此外，更可以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策略进行解读：无论是“一揽子计划”还是被置于独立的地位，其都是日本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将“绑架问题”置于“一揽子计划”之中，有利于日本全面介入以朝鲜核问题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事务，进而不至于在“六方会谈”以及地区国际关系中被边缘化。而将“绑架问题”抽出来置于独立地位以加速推进，则有利于通过日朝关系的松动来缓解时任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困境。为实现其成为军事大国的目标，日本仍旧需要借助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来渲染外部威胁，从而其并不希望这两个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目前，日本政府将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并大肆加以渲染和鼓噪，但是其最终也无法避免在地区内与中国实现和平共处。只要还未确立军事大国地位，当中日关系缓和之时，关于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的鼓噪在日本国内必然又甚嚣尘上。在没有彻底实现对“和平宪法”的全面修正以前，日本政府实际上也并不急于缓和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态度以推进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据此，在日朝关系的诸“悬案”之中，也只有“绑架问题”能够作为一个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来保持日本与朝鲜在不同层面的接触与沟通。
结语
当前，尽管日本部分解除了其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但两国关系仍旧处于低谷之中。2014年9月29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伊原纯一与朝鲜日朝关系谈判代表宋日昊在中国沈阳进行了两国间局长级磋商。在这次会谈中，朝鲜未能按期交付关于“绑架问题”的调查报告并表现出有意继续拖延的迹象。对此，日方向朝鲜重申其视绑架问题为最重要课题，要求朝方迅速展开调查并尽快提交报告。①朝鲜的诚意及其高调启动的所谓高规格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实际作用也再次受到质疑。由此观之，尽管双方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与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是其在短期内实现真正好转的可能性仍较为渺茫。
因此，日朝关系近期出现的松动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出现根本性转变，也没有改变冷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内在逻辑。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和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即便安倍晋三首相实现了对朝鲜的访问，日朝关系再进一步实现突破的可能性仍有限。在与中、韩等周边国家关系最终实现缓和之际，日本将会再次转向渲染和鼓噪所谓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以便继续推进其“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大国化”目标的顺利实现。由此来看，当前日朝关系的松动实际上是极为脆弱的，两国关系在短期内还有大幅波动甚至是再度恶化的可能。
（作者简介：姜龙范，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天津，300204；王海凡，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吉，133002）
收稿日期：2014年11月
（责任编辑：左品）